五、“新”政治史的可能性

许多美国学者难以忘怀20世纪前期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时畅想和展望“政治史的复兴”。^[1]2003年，三位年轻的美国政治史学者合编了一本书，题为《民主的实验：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在欧美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2]他们颇为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国政治史走向兴盛的时刻。”全书涉及两个主题：美国特殊政治语境中公民和政府的关系；民主参与机制的持续演进。在作者们看来，这两个主题及其相关的方法和路径，体现了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3]一位研究非殖民化的美国学者最近也观察到，在经过若干年的“文化转向”之后，历史学者再度对“国家和治理”发生了兴趣，关注“政治转向”或“国家转向”。^[4]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实际，诚然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考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政治史是否“走向兴盛”，都不会重返一百年前的旧格局。“复兴的”政治史，只能是经过重新界定的“新”政治史。^[5]

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之所以再度受到重视，是因为政治向来无处不在，它与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深深嵌入了过去人们的经历之中。如果忽视或贬抑政治的重要性，既无法重建一个有意义的过去世界，也不能为当前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参照。虽然人在当今社会已不完全是“政治的动物”，非政治的事物和活动吸引了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东西，诸如体育比赛、车展、电影、电视、教育、医疗之类，无不牵涉到政治的维度，或者具有政治的内涵。因此，对于当今美国社会来说，政治的重要性并不是降低了，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或形态。当前美国人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举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都需要国家的运筹和安排，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权力关系的印迹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尽管许多美国人对政治表示冷漠，但人总是生活在政治当中的；贬低或忽视政治的重要性，只是一种鸵鸟式的姿态。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对过去的兴趣来自于当前的精神状况和现实生活的激发；马克·布洛赫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回溯式研究”，史家总是从当前的现实关怀出发来追溯过去的类似现象。^[6]一个社会对当前政治的认知和态度，势必影响甚至指引政治史的走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布林克利在谈到关于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时说，在过去一百年里，“公共事件”“国家行为和全国性经济制度”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处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即便是社会史也同样是政治史。^[7]换句话说，政治无从回避，政治史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美国政治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研究领域的生命力，在于不以固定的、僵化的和“标准化的”方式固守领域的边界，而是根据学科发展的要求，不断反思学科的局限性，吸纳新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以求重新界定领域，找到新的路径。美国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虽然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但它从来都没有止步不前。美国史家锐意革新和振兴政治史，其意义并不在于夺回被社会史和文化史抢走的地盘，而是使政治史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领域。在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政治史领域中，史家可以采用多种路径、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题材：可以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可以一心发掘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题材；可以采用政治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路径，也可以借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路径；可以研究精英人物，也可以关注普通民众。

再者，从美国政治史的现状和趋向看，政治史家的工具箱也变得越来越充实。其中有经典政治史的工具，如叙事方法、因果分析和制度分析等；也有从其他学科吸收或组合的工具，如计量方法、分析性叙事、“深描”、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图像学方法和符号学方法。研究者可从题材和问题的需要出发，选取有用而顺手的工具。另外，美国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出现的“记忆政治”^[8]“身体政治”^[9]“身份政治”^[10]“消费政治”^[11]“族裔政治”^[12]“性别政治”^[13]等概念，不仅可以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工具，而且能帮助政治史家发现处于政治史与其他领域接合交叉地带的题材。

在史学理念方面，当今美国政治史家大多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他们考虑到历史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再孤立地看待政治世界，而是重视各种因素之间的微妙的关联和互动。他们也放弃了单一的决定论，着眼于不同形态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依赖”或“相互阐释”。他们不再把政治变迁视为某种单一的理念或制度的一往无前的发展过程，即便是讨论美国民主的历史，也不再把它说成是一个注定成功的故事。

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史的题材早已高度多样化。政治史作为一个具有学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领域，必须有自己的经典题材，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运作。此外，也有许多题材是政治史与社会史分享的，例如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卧室政治、公共领域等；还有一些题材则需要政治史和文化史协作，如国家认同、权力想象和政治心态等。国家固然仍是政治史的中心课题，但须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解释框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并不是要把国家置于其他要素或维度之上。正如一些年轻的美国政治学家所言，在讨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时，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动，以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变化。^[14]具体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构建和权力关系，现代民主和共和制的形成、演变和扩展，公民身份的构建和公民权利的演变，各个历史时期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博弈，政府、公共决策与社会变迁，国家权力的辐射、制度性权力网络的运作机制的变化，国家视野中的基层社会的治理和自治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斗争、人际政治和政治变迁，这些都可以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题材。

政治总是一个竞争的领域，精英和民众的关系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许多美国学者不再把精英和民众隔离或对立起来，即便是研究精英，也力求把精英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他们与民众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着眼来看问题，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做出重新诠释和定位。用威伦茨的话说，在观察过去的政治时，不论是“从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方若离开了另一方，都会变得难以理解。^[15]在考虑政治史的题材时，有学者主张尽力顾及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平衡，不宜偏废一端。也就是说，政治史家正在探索如何把底层研究和精英研究结合和互补的路径。^[16]虽然精英研究和底层研究是两种分立的倾向，但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同一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是密不可分的，不管他们之间是合作还是冲突，往往处在同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因此，真正需要的是探索一个有效的框架，以把精英和民众整合在同一种政治史叙事之中。诸如历史中政治领袖形象的建构，领导权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的演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演变，普通人的政治经历以及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民众抗争与政治民主化，普通农民、市民和工人在重大政治事变中的经历和感受，战争时期普通士兵的政治意识，军队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等，都可以置于精英与民众的交互关系中考察。

对于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这种考虑出发，可以重点考察核心政治价值的形成和演变，关注政治变革中的思想动员，探讨公民意识、国家观念和身份认同的演变。此外，还可以借助修辞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话语和政治仪式。

社会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仍有一定的声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有些学者透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借助公共领域、象征、符号等概念，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关系、消费方式、新闻报道、时尚、服饰、文学、艺术、广告等现象中的政治内涵，研究教育、体育、旅游、娱乐中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的变化等课题。可见，政治史家只要放开心态，扩大眼界，把政治和社会结合起来，就能在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发现共同开发和合作的广阔空间。

然则，所有这些理念、题材和方法上的新动向，大多只是此前已有尝试的延续或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齐头并进，聚集汇流，并最终形成另一种“新”政治史，这种前景目前似乎还不是十分明朗。

2012—2013年写于北京

[1] 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学发展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86—96页。

[2] 2006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政治史学术会议，即以该书为参照来讨论欧洲政治史的状况及前景。见罗曼·赫里特、波琳·佩雷兹：《大西洋两岸政治史的现状》（Romain Huret and Pauline Peretz，“Political History Toda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政策史杂志》，第21卷第3期（2009年），第298页。

[3] 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1页。

[4] 托德·谢泼德：《“历史乃是过去的政治”？档案、“受污染的证据”和国家的回归》（Todd Shepard，“‘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rchives，‘Tainted Evidence，’ and the Return of the State”），《美国历史评论》，第115卷第2期（2010年4月），第476—477页。

[5] 2006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政治史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以下问题：能否把工人、少数群体和妇女整合进政治史的框架？当今国家和政治制度还具有与19世纪相同的意义、目标和力量吗？在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叙事中是否给外交政策留有余地？在一个认识模式发生危机的时代，能否在欧洲写出新的政治史以复兴这一领域而不重返过去的叙事形式？欧洲政治史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政治史的现状。赫里特、佩雷兹：《大西洋两岸政治史的现状》，第298页。

[6] 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第56、78页。

[7] 阿伦·布林克利：《书写当代美国的历史：困境与挑战》（Alan Brinkley，“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Dilemmas and Challenges”），《代达罗斯》，第113卷第3期（1984年夏季），第124—125页。

[8] 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究借助发明（invention）和欣赏（appreciation）的过程而进行的关于过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在关于记忆的研究文献中，“politics of memory”（有时是“politics of identity”）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简单地说就是：谁要求谁去记住什么，以及为什么。但这种路径有一个后果，就是将记忆这个在根本上是文化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容易忽略其社会性的含义。从政治层面研究记忆的学者，往往没有谈及记忆对于社会文化关系的组织、分级和安排有何作用。参见康菲诺：《集体记忆与文化史》，第1393页。

[9] 美国有学者运用“body politics”的概念分析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和黑人对于奴隶身体的争夺，前者力图控制奴隶的身体以榨取其劳动，而黑人则力图通过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如秘密聚会、跳舞）以抵制奴役。参见斯蒂法妮·坎普：《抵抗的快感：南部种植园受奴役的妇女和身体政治》（Stephanie M．H．Camp，“The Pleasures of Resistance：Enslaved Women and Body Politic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1830-1861”），《南部史杂志》，第68卷第3期（2002年8月），第533—572页。

[10] “identity politics”或“politics of identity”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策略，号召以“身份群体”（按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划分的群体）的名义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通常不涉及更为普遍的社会目标。但在政治史研究中，“身份政治”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美国学者中间存在争议。参见温德尔·普里切特：《过去与现在的身份政治》（Wendell E．Pritchett，“Identity Politics，Past and Present”），《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杂志》，第67期（2005年春季），第33—41页。

[11] 关于现代社会的消费问题，本是社会史（消费方式的演变）和文化史（消费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课题，但在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却也是一个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政治分析的方式对历史中的消费和消费者进行讨论，可以看出消费在国家构建和公民权利演变中的突出意义。这种“消费者政治”（consumerist politics）的研究取径，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参见谢里尔·克罗恩：《消费者的政治史》（Sheryl Kroe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onsumer”），《历史杂志》，第47卷第3期（2004年9月），第709—736页。

[12] “ethnic politics”包括两个方面：美国各个族裔为争取和维护本族裔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各个族裔作为政治力量在政治竞争和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族裔政治”不仅涉及少数族裔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权力分配，而且涉及不同族裔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的史家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地方政治变迁。参见詹姆斯·康诺利：《重构族裔政治》（James J．Connolly，“Reconstituting Ethnic Politics：Boston，1909-1925”），《社会科学史学》，第19卷第4期（1995年冬季），第479—509页。

[13] “gender politics”关注性别之间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区分和权力关系，强调历史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声张女性争取独立和平等的正当性。运用“性别政治”的概念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参见伊莱恩·克兰：《阿比盖尔·亚当斯、性别政治与〈埃米莉·蒙塔古传〉》（Elaine Forman Crane，“Abigail Adams，Gender Politics，and ‘The History of Emily Montague’：A Postscript”），《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64卷第4期（2007年10月），第839—844页。

[14] 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2页。

[15] 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第23页。

[16] 据一个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学者观察，最近几十年英国政治史的“理论和分析的趋向”，把研究“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的“右倾史家”和研究大众政治的“左倾史家”拉得越来越近。这种观察大体上也适合美国史学界的情况。佩德森：《政治史的现状》，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