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科自主性的重建

综观一百年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的起落沉浮，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政治史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萎缩，而在理念、题材、方法和解释能力等方面则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状态。不过，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史家长期为一个难题所困扰，即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合作中保持和维护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由于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纠结，以致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经常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网络中。美国史学界一度刻意排斥和贬低政治和政治史，由此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69年，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面对社会史的急速兴起，感到政治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史学中的那种特殊地位，禁不住提醒同行们，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就历史研究的内容而言，政治都是不可能忽视的，因为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1]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当时如日方升的社会史很不以为然，声称它处在“政治危机”中。他们认为，“割除了政治和困扰世界的斗争和紧张状况，社会史就容易变成人类学，或行为心理学，或功能社会学，因为这种政治和这些斗争与紧张状态处在社会的核心，必然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2]他们的说法暗含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仍然触及了社会史强行割裂政治与社会的流弊。有些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也感到，在劳工史研究中过度依赖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而文化分析又与政治和思想意识没有关联，因之损害了劳工史本来的意义。^[3]还有学者评论道，在美国史学界，经典政治史的题材早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政治边缘化，使政治与社会实际相剥离，这并不符合美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这样对待政治史也无助于理解美国历史。^[4]

其实，美国社会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意识。有的社会史倡导者承认，把政治从社会史中排除出去，只讲无名人物而忽略精英，不关注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过去。^[5]彼得·斯特恩斯在80年代初期看到，以往过分忽略政治，给社会史带来了问题，因而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努力把社会史和政治史联结起来。不过，他所说的这种政治史并不是传统史家笔下的那种“细致而自足的叙事”，而是作为过程和作为社会变迁一部分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史”。它不仅关注选举行为、激进运动和普通人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而且同样关注精英，关注政治事件的社会影响。^[6]然而，如何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长期是新社会史成长中的烦恼。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谈到，但凡论及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的人都同意，社会史之所以迷失了自己的路径，乃是割断自己与政治的联系的结果；可是，也有人担心“把社会史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又会导致传统观察方式的回潮。所以，“如何理解政治动员或行动与普通民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乃居于新社会史的中心”。^[7]由此看来，完全撇开政治的社会史是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对待政治。^[8]就连一心要远离政治的文化史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而且也塑造社会结构；如果说社会史将文化的变成了社会性的，而文化史则将文化的变成了政治性的。^[9]也就是说，以往社会史家把文化视作被动地附属于或受制于社会，而文化史家现在则发现文化对社会具有自主的影响，其中包含权力的意蕴，因而也就具备政治的属性。

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风所及，连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原本同政治史有着亲缘关系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一心关注种族、性别、宗教等范畴，避而不谈阶级和国际劳工运动对外交的影响。近期有学者指出，工人、劳动和战争等政治因素，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构成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10]

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剔除或贬抑政治，既不符合过去的实情，也背离了当前生活的需要，更无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有人厌恶政治史，是因为厌恶政治，觉得政治似乎总是与暴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克雷格所说，对政治史的题材的态度，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反对研究它的理由。^[11]有人抛弃政治史，是缘于对政治史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其实，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不满，也不能作为贬低甚至蔑视政治史的根据。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说：“对政治史的攻击是在政治考虑的名义下发起的。……归根结底，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黑格尔、德罗伊森——以及吕森——坚持说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政治史是对的。”他进而断言，史学不可能同政治脱钩；“史学要么直接间接地是政治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2]

当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政治史，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政治史，而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都带有政治的内涵或属性。年鉴学派当年所排斥和蔑视的政治史，其实只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史，或者说是经典政治史。在法国，政治史也一直在变化，变化了的政治史远比经典政治史丰富多彩。勒高夫在 1971年说，政治在当前以“权力现象”的面目现身，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史学中也应拥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已由解剖学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因而政治也从历史的“脊骨”变成了历史的“内核”（nucleus）。^[13]他的意思是说，目前史学已分裂成许多细小的领域，因而政治的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撑着整个史学的躯体，而是深入到史学的各个“细胞”中，成为其“核”，以新的方式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家向来推重年鉴学派，勒高夫的话与美国史学界的反思和探索，可谓桴鼓相应。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交织，美国政治史家也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困扰。一方面，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从不同的方向切割政治史的领地，政治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于是，社会和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而政治自身的特性反而被愈益淡化，不免使人产生政治史会变成社会史的担忧。另一方面，政治史还需要处理与外交史、法律史、军事史和宪政史的交叉与联结，需要面对妇女史、族裔史和底层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史的“身份”迷乱。

政治史家为了应对“身份危机”，反复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或附庸，力图摆脱政治史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依附，以此重建其学科自主性。

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就围绕“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据库赛尔当时的观察，美国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选举中体现的社会经济分歧，同样也重视选举和任命的官员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这表明他们力图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把政治置于政治史的中心地位。^[14]库赛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选举行为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政策及其后果同样是政治的内涵；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治精英的行动对于政策的制定同样起作用。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社会或经济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分离开来，政治史家要善于对政治做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就像对政治做政治分析一样。^[15]大致在二十年后，肖恩·威伦茨对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说提出批评，认为这类研究把政治的历史淹没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把政治和民主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而没有充分展现政治自身的重要性。他特意挑明，他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以“从杰斐逊到林肯”为副标题，就是意在重新肯定政治事件、政治观念和政治领袖在民主兴起中的作用。^[16]另一些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也强调，国家构建的参与者有着自主的方案和利益，绝非仅仅是一些对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做出反应的个人。也就是说，政治角色有着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而并不总是被社会经济力量推着走。于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经过八九十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政治变化的动力通常被视为来自政治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17]显然，这些学者反对片面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解释政治，强调政治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变迁的意义。这种从政治来讨论政治史问题的路径，旨在重新确立政治史的学科自主性。^[18]

当然，美国政治史家强调政治史的自主性，所针对的只是那种把政治单纯视为社会和经济的“反映”或“附属”的观点，并不是要把政治从复杂的人类生活网络中剥离出来，也不是要切断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用美国一位劳工史专家的话说，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力量”作用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19]这种“社会实际”决定了政治史不可能脱离其他领域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政治史确实需要维持自身的特性和身份，但是依靠狭隘地定义政治来维护政治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政治世界一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关于政治的知识也今非昔比，政治史家不再可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再可能把政治视为完全自足的过程，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学科的自主性，继续和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保持沟通，相互合作和取法。

实际上，多数美国政治史家仍在努力开放政治史的门户，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吸取养分，壮大自身，也力图为其他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不像法国的弗朗索瓦·孚雷那样，轻率地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20]，而是极力淡化政治史与社会史等领域的分歧。如肖恩·威伦茨所说，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对立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简单而截然地把两者分开，只会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21]从近期的美国政治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痕迹，但这并无损于政治史自身的特性。美国政治史家尤其重视继续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习。以往，政治史家虽然关注民众，但他们看到的却不是普通民众，而只是民众领袖；真正把无名无姓者置于历史中心位置的是社会史，是社会史启发和引导着政治史家去关注普通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与他们生活的联系。照这样说来，政治史家没有理由抱怨社会史家抢夺了自己的地盘，而应对他们提供的激励和启发心怀谢忱。^[22]

另外，族裔史、妇女史和底层研究在美国史学界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何把这些方面的研究整合到政治史之中，并非没有理念和方法上的困难。以妇女史为例，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政治史？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既以妇女和性别为中心，又把妇女和性别置于美国政治史的核心叙事中，这是一种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式；政治史家和妇女史家要相互沟通，不仅要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还要把各自的问题置于对方的学术史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23]劳工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戴维·蒙哥马利在在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史的研究状况时说，北美劳工史家关注两方面的问题：“意义的结构和权力的结构”；前者涉及工人对其工作和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这在19世纪的劳工史中占突出地位），后者则涵盖对工作场所和社区生活的控制问题（这是20世纪劳工史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两者之间的关联也值得深入探讨。^[24]这就牵涉到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问题。可以说，在处理妇女史、劳工史和少数族裔史的题材时，任何单一的视角或取向都不可能有效地解释其意义，而必须视需要综合采用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通过多学科合作、多角度探讨来推进研究工作。

在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身份的问题上，E.P.汤普森树立的榜样仍然是富于教益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处理的是劳工史这种经典的政治史题材，集中讨论了工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考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但他在多处采用社会史的视野，讨论工人的构成、工作、工资和生活状况；又借助文化史的方法，聚焦于思想意识、心理习惯、宗教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意义；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叙述手法，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许许多多激进人物和工人团体的故事。他虽然自称“社会史家”，但并未以领域自限，以身份自缚，以门派自居，而是开放胸襟，博采旁收，具有真正的大家气象。于是，他的这本书既是政治史的经典，也是社会史的范本，现在又成了新文化史的先声。^[25]

[1] 比尔、本森等：《历史学的新趋向》，第897页。

[2] 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尤金·吉诺维斯：《社会史的政治危机》，第217页。

[3] 埃利、尼尔德：《社会史何以忽视政治》，第268页。

[4] 丽贝卡·爱德华兹：《作为社会史的政治：镀金时代的政治漫画》（Rebecca Edwards，“Politics as Social History：Political Cartoons in the Gilded Age”），《OAH历史杂志》，第13卷第4期（1999年夏季），第11页。

[5] 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第587—588页。

[6] 斯特恩斯：《社会和政治史》，第3—5页。

[7] 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第249页。

[8] 中国社会史初步发达的时期，政治的缺失以及社会史如何处理同政治史的关系等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6—68页。

[9] 阿隆·康菲诺：《集体记忆与文化史：方法问题》（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Problems of Method”），《美国历史评论》，第102卷第5期（1997年12月），第1395页。

[10] 伊丽莎白·麦基伦：《工人、劳动与战争：引言》（Elizabeth McKillen，“Introduction：Workers，Labor，and War：New Dir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史》，第34卷第4期（2010年9月），第641—642页。

[11] 克雷格：《政治史》，第325页。

[12] 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7页。

[13] 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第13页。

[14] 库赛尔：《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第569—595页；保罗·伯克、唐纳德·德巴茨：《把政治还给政治史》（Paul F．Bourke and Donald A．DeBats，“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5卷第3期（1985年冬季），第459—466页。

[15] J.摩根·库赛尔：《政治行动是非自然的吗？》（J．Morgan Kousser，“Are Political Acts Unnatural？”），《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5第3期（1985年冬季），第468、479页。

[16] 肖恩·威伦茨：《美国民主的崛起：从杰斐逊到林肯》（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Jefferson to Lincoln），纽约2005年版，第xx页。

[17] 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6、8页。

[18] 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虽然复兴的政治史“在视野和方法上已打上了年鉴学派的深刻烙印”，但它并不仅只是对年鉴学派的借鉴与模仿，而是极力强调和坚持政治的自主性。例如，勒内·雷蒙就强烈反对年鉴学派的唯物史观，反对把社会经济史凌驾于政治史之上。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6页。

[19] 参见布鲁斯·莱文：《政治的历史和历史的政治》（Bruce Levine，“The History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杂志》，第46期（1994年秋季），第60页。

[20] 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7页。

[21] 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第23页。

[22] 有的中国学者主张回到汉语“政治”的本义来思考政治史，关注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政”）与执行（“治”），反对通过社会史的介入和改造来振兴政治史（见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0页）。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中国政治史的状况与美国大不一样，美国政治史家呼吁“把国家找回来”，恢复政治史的自主性，是因为美国政治史经过社会史、文化史的反复冲击而呈七零八落的局面，国家几乎从政治史中消失；而中国政治史虽然也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但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元素仍然十分稀少，许多新的学术主张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没有转化为治史的实践；而且国家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国家和精英仍然是政治史的主角，这时提出“把国家找回来”，排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介入，似乎缺乏必要的针对性。

[23] 凯瑟琳·斯克拉：《新政治史与妇女史》（Kathryn Kish Sklar，“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Comments on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历史教师》，第39卷第4期（2006年8月），第509—514页。

[24] 戴维·蒙哥马利：《工人阶级史的趋势》（David Montgomery，“Trend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劳工》，第19卷（1987年春季），第13—14页。

[25]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