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召集军机全堂，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此则被史家断为“百日维新”起点的“上谕”，除了号召“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更落实为一象征性举措：兴办京师大学堂。如此关系国运民生的政治决策，竟以学术风气的转移（博采西学）和教育制度的革新（兴办学堂）为主导，不愧“礼仪之邦”。改革之成败，系于人才；人才之关键，在于学堂——维新志士的这一共识，使得“新教育”肩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之重任[1]。因而，大学堂的筹办，才有可能跻身“明定国是诏”。
不只光绪皇帝之“改革宣言”着重谈教育，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总共上了37封奏折，其中三分之一涉及废八股、兴学校、派留学、选人才。称戊戌变法乃是以兴办新教育为突破口，当不为过。这是因为，晚清士人普遍相信，教育落后，乃中国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用康有为的话来说，便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2]故晚清的政治变革，阻力最小的，当属此“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3]。即便百日维新失败，京师大学堂照样开办；而且，废八股、兴学堂的步伐，并未因康、梁去势而停止。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晚清的教育改革，进展颇为神速——到了1905年，清政府甚至下令取消实行千年的科举取士，全面接纳西方教育体制。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20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其实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
兴办西式学堂的直接目标，即通过传授“政学”（“西学”）与“艺学”（“西艺”），培养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4]。这里所说的“政学”，涵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社会管理，但并不包括文学艺术。机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教育不如人，难道连原先自诩“天下第一”的“道德文章”也都不如人？时人对连“文学”都必须“进口”，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以介绍西方文化为己任的梁启超，1903年畅游美国，谆谆告诫留学生们：“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骛哲学文学政治。”[5]一直到30年代初，老诗人陈衍仍对钱钟书到国外学文学大惑不解：“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我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6]
更重要的是，时贤之批评中国旧学以及教育体制，针对的正是其“重虚文”而“轻实学”。因此，谈论西学时，有意无意地抹杀其玄虚的不具实用价值的“辞赋之学”。郑观应撰《盛世危言》，其学科划分及课程设计，基本上照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西国学校》。同样谈及大学的“智学”，郑只有“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语言之类”寥寥数语[7]；而《西国学校》则分智学为八课，其中“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的第七课更有具体的分疏：
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植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8]
郑氏关注技艺院、通商院、武学院而相对忽略“词赋之美”，并非限于学识或一时疏漏，而是整个时代的趣味使然。可与此相媲美的是，胡聘之提倡西学，着眼于天算格致，批判原有书院“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建议大量裁汰；即便保留，“每月诗文等课”，亦应“酌量并减”[9]。
梁启超则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国读书人过分沉湎在无关大局的辞章之学提出批评：
同一旧学也，其偏重于考据、词章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易。[10]
照此推理，六经诸子以及掌故之学，尚可与西学、西政并存；至于“无用”的词章，大概只能退出着意培养能“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的新式学堂。
清末的封疆大吏中，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最为热心。将两湖、经心书院改为西式学堂，课程设计“一洗帖括词章之习”。前者分习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后者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11]就在上此奏折的同年，张氏另一重要著述《劝学篇》刊行。其《设学》章谈“学堂之法”，要求课程设计“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罗列了众多学科，唯独“遗漏”了“无用”的哲学与文学，难怪其日后主持制订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受到王国维的严厉批评[12]。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传统士大夫的文学趣味只好暂时搁置。光绪皇帝诏书中之“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并非无的放矢；看多了“空言无补”，这回“总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13]。
新教育的提倡者，为救亡图存计，希望所教所学皆“切于时务”。至于“词章之学”，则因“不切时务”而受到志向远大的维新志士们的鄙视。有趣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新教育的兴起，最直接的受益者，正是此曾一度备受冷落的“虚文”。借助于教学体制的改革以及西式学堂的日渐普及，“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新文学”[14]，方才迅速获得读者与作者。尽管此“文”非彼“文”——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的“文学”，与晚清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词章”，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可“文学教育”的重新定位，与新文学的迅速崛起，确实关系非同寻常。
晚清教育改革的大思路，是康有为提出的“上法三代，旁采泰西”[15]。这一含糊不清的口号，实践的结果，必定是教育界的迅速西化。理由很简单，“三代之学”谁也说不清，倒是泰西的教育制度，经由传教士的大力阐扬，已为维新志士耳熟能详[16]。晚清出台的所有学堂章程，都标明“参酌东西学制”而成。可在我看来，书院与学堂在办学宗旨及教育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并未得到认真的分疏、比较、接榫与转化。从1898年梁启超起草简便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到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奏议将高等学校分为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等七专门[17]，再到1902年分科明细、课程完备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颁布，中国人的高等教育，迅速与欧美及日本“接轨”。就在此公开的“模仿”与“抄袭”过程中，“文学”作为一门必不可少的学科，逐渐浮出海面。
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终于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16种。而且，关于每门课程的讲授，都有简要的提示。如“历代文章源流”课程的提示是：“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周秦诸子”课程的提示则是：“文学史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汉魏诸子亦可浏览”。至于总论性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更是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林传甲撰）所亦步亦趋。[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章程明确主张：
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19]
大学“勿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万不宜做诗，以免多占时刻”。[20]一律改为“文章流别”分疏或“文学史”讲授，这一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便已使得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重地“边缘化”。
此后百年，“文学史”作为一门“毋庸置疑”的专门知识，成了文学系师生的看家本领。比较一下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与今日各大学的课程设置，你会感慨“大局已定”，后人不过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当然，晚清学人的想象力，往往没能真正落实，许多理想化的设计，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即便如此，高等及中等学堂之逐渐开设文学教育课程（包括重新解读传统中国文学以及传播西方文学经典），依然对学生们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学革命”的重任，注定由他们来承担。
如果说戊戌以后的教育改革，因其全面取法泰西，无意中保留并转化了文学教育课程，为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准备了大量读者与潜在的作者；那么，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们，则发展出另一种沟通“文学与教育”的途径。将诗人或小说家如饥似渴寻觅得来的新知识，迅速运用到其写作中去，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新意境”[21]。或像黄遵宪那样撰写“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篇，或如梁启超那样提倡能体现“国民之魂”又能寄托“胸中所怀”的政治小说[22]。晚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虽不是直接产生于国内的西式学堂，但也与新教育思潮密切相关。
以成绩最为显著的“小说界革命”为例，无论是翻译、创作还是宣传，学生群体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受康有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以及梁启超“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的诱惑[23]，读书人纷纷将小说作为启发民众、改良群治的工具。大量新学说、新名词涌入的结果，使得本以娱乐见长的“小说”，变成正襟危坐的“大说”[24]。当理论家不无得意地称，无格致学、生理学、政治学等新学问，则“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时[25]，小说已经蜕变为纯粹的教育工具。“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26]，在晚清，这话并非虚言——以社会问题或学科知识为主体构建的小说，确实很容易进入课堂，并发挥直接的教育作用。
如此强调文学与教育的联姻，在后人看来，弊病甚大。可流风所及，当年连鲁迅也都以大致相同的口吻，提倡“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科学小说[27]。王国维是极少数持异议者，不只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更一反时论，主张“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后者影响国民之精神（而非物质），更值得珍重[28]。几年后，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尊个性而张精神”[29]的周氏兄弟，也对此类急功近利的文学观有深刻的反省[30]。
新教育与新文学的结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最佳表现。但这一趋势，其实已经蕴涵在戊戌维新的政治设计中，并在自上而下的变法失败后，由于教育改革阻力较小而迅速浮现。其中的得失成败，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尚未得到认真的清理。
1998年7月24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1998年9月22日《文艺报》）
附记
本文与《中国大学十讲》中的《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略有重复，之所以收录在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纪念一位早逝的朋友。世人或许记得王炜的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事业，以及创办“风入松”书店；可很少人知道他晚年发愿独立做书，最终铩羽而归。我在《怀王炜》中，略为提及此事：“终于有一天，王炜召集了若干老朋友，说是准备为“戊戌百年祭”做一本书，由某某出版社出版，风入松书店负责总发行。这可是作为书店老板的王炜，从商业活动向学术文化转移的一步活棋，关系重大，我自然不敢推诿。在规定的时间里、按照规定的字数，我将《从新教育到新文学》文稿交到王炜手中。很可惜，这本寄托着王炜学术梦想的图书，最后还是胎死腹中。肯定是碰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否则，以王炜的性格，不会轻易放弃。开始还询问一两声，后来识趣了，悄悄地将这则‘命题作文’，收入我自己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一书中。”
[1] 参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
[2] 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戊戌奏稿》，1911年刊本。
[3] 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戊戌奏稿》，1911年刊本。
[4] 梁启超区分“政学”与“艺学”（《与林迪臣太守书》），张之洞则名为“西学”与“西艺”（《劝学篇·设学》）。
[5]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13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
[6]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旧文四篇》第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7] 郑观应：《学校》，《盛世危言》，上海书局石印本，1896年。
[8] 花之安：《西国学校·智学》，《教会新报》第六册，第3183页。
[9] 胡聘之：《请变通书院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折》，《皇朝经世文新编》，上海大同书局，1898年。
[10]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32年。
[11] 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文襄公奏稿》，1920年刊本。
[12] 参见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3] 参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
[14]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
[15] 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6]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时务报》第5—6册，1896年9月）有曰：“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17]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张文襄公奏稿》，1920年刊本。
[18] 参阅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 《奏定大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20] 参见《奏定中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
[21] 在《〈新小说〉第一号》及《饮冰室诗话》（均见《新民丛报》）中，梁启超对小说及诗歌中的“新意境”，多有陈说。
[22]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及《译印政治小说序》。
[23] 参见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及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均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4] 参见恽铁樵《编辑余谈》，《小说月报》五卷一号，1914年。
[25] 佚名：《读新小说法》，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26] 黄伯耀：《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27]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28] 王国维：《教育偶感》，《教育世界》第81号，1904年。
[29] 参见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号，1908年。
[30] 参见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号，1908年）和周作人的《小说与社会》（《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19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