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引入权力与结构而非抽象的分析思维
对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交换价值上，而需要系统剖析其潜含的财富效应、分配效应以及生产力效应等。显然，这种分析就不再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还原思维，而是引入了权力和结构的具体考察。事实上，只有考虑到国家间相异性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权力不平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中的交换价值在国家之间的具体分配，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国际依附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结构。同样，只有引入权力结构的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趋势，才能剖析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外需转向内需的基本途径。
（一）消费结构与剩余产品流向
一般来说，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导致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从而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来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不过，这些剩余产品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这样两大因素：（1）富人如何使用这些剩余产品？是用于奢侈性消费还是投资再生产？（2）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何处？是国内制造的还是国外进口的？
首先，就剩余产品的投向而言。一般地，如果富人将剩余产品主要投入到新工厂、新设备以及人员培训之中，那么，就会增加雇佣劳动，扩大生产规模，促进技术进步，深化社会分工，从而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富人将剩余产品主要投入到个人的奢侈性消费中，那么，就会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而并不会形成真正的资本积累，从而无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其次，就奢侈品的来源而言。一般地，如果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国内生产，那么，它将间接地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甚至可以为高端技术产品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就较小（主要是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降低了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相反，如果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国外生产，诸如海外旅游、小孩海外留学等，那么，常规项目下的贸易盈余就会大量流失，社会大众遭遇较低福利水平的同时国内各行业仍然缺乏足够的发展资金。
因此，要深刻考察一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分析贸易盈余和剩余产品的总量，而要深入剖析其具体分配，尤其要考虑这些剩余产品的实际使用，这就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例如，海尔布隆纳比较了早期朝贡社会中的剩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前者呈现出“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属性，主要被用于奢侈消费、维护和部署军队，建造宗教大厦或者仅仅用于炫耀；后者则被当作聚积更多财富的工具，具有明显的资本属性。[29]一般地，只有将增加的收入份额用于资本积累，同时将剩余产品投入到紧要性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才可以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一个社会究竟会如何使用这些剩余产品呢？很大程度上，这涉及一个社会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企业家精神。从历史经验上看，那些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充盈了旺盛的创业精神。[30]事实上，就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言，它具有截然不同且相互制约的两大动力：（1）禁欲苦行主义，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冲动力，这为韦伯所揭示和阐发；（2）贪婪攫取性，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冲动力，这为桑巴特所关注和宣扬。显然，这两大特性分别来自凡勃伦的工作本能和虚荣本能：其中，工作本能促进了对自然的控制、技术的改进以及社会的发展；虚荣本能则产生了对社会的征服、利益的争夺以及私有产权的保护。
从欧美发展史看，宗教和经济这两大动力在不同时空下的地位和表现以及产生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1）在资本主义上升的工业革命时期，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占主导地位，竭尽天职成为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从而造就了新教徒们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创业精神和经营作风；此时，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从属于宗教冲动力，主要是培养出开拓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2）在资本主义成熟后的后现代社会，宗教冲动力逐渐受到排斥而消逝，天职与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联系遭到切断，财富的追求也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此时，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只剩下了经济冲动力，个人不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精神和文化价值辩护。
相应于资本主义两大动力的消涨，社会剩余产品在不同时期的投向也就呈现出明显差异：一方面，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主要是禁欲苦行的新教徒，他们倾向于将更大的收入份额作进一步投资的资本积累，而不是铺张的消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后期则诞生出了一个热衷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他们将获得的大量财富用于显示权势、地位、荣誉和成功的奢侈消费，而不是用于进一步的生产投资。相应地，在不同文化和结构的社会中，收入差距的拉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就存在明显不同的效应：在富人主要由新教徒构成的社会中，收入差距扩大往往会促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反，在富人主要由有闲阶级构成的社会中，收入差距扩大往往会导致剩余产品的奢侈浪费。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对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或地区）与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进行比较：（1）两者共同点是，经济增长时期都出现了明显不公的收入分配，其中的特权阶层占据了大量财富；（2）两者不同点是，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或地区）的经济获得了持久的快速增长，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经济却逐渐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简单而根本性的答案就是：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或地区）根基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富人们尤其是第一代企业家还保留着勤劳节俭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倾向于将剩余产品主要投向扩大投资和子女教育，从而有利于培育和提升生产力；相反，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受原殖民宗主国欧美文化的较大影响，充盈富人们的是经济冲动力而不是宗教冲动力，从而偏好将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及时享乐而非再生产。
可见，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以较高的剩余产品为基础，而较大的收入差距往往有助于剩余产品的积累，但是，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构成产生大量剩余产品的充分条件，大量的剩余产品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首先，较大的收入差距能否产生大量的剩余产品？其中的关键在于富人将其财富用于何处：如果用于奢侈性消费，就无法形成较高的资本积累。事实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正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在于新教徒们将剩余产品投放到了再生产之中；相反，后来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尽管同样存在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就在于上层阶级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其次，大量的剩余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些剩余产品被投向何处：如果用于非生产性的或者非紧缺的项目，往往就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事实上，在当前的希腊债务危机中，欧元货币区国家一直要求希腊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勒紧裤腰带还钱，但是，如果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必会使本已严重衰退的希腊经济雪上加霜。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希腊所借的大量外债用于何处？如果只是用于政府开支和民众的福利支出，就不可能显著振兴经济，从而也就根本无法解决债务危机问题。
（二）收入分配与权力不平等
上面的分析将收入差距的大小与储蓄率进而与资本积累率的高低联系起来，问题是，两者间果真存在着正向乃至一一对应的关系吗？这就需要进一步剖析收入差距与资本积累之间的传导机制：消费倾向。只有在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不变的情形下，收入差距的变动才会通过整体消费倾向变动而影响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但是，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恰恰受社会收入结构的影响。
首先，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资本积累率有时并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其基本理由有二：（1）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往往会塑造出国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它会强化互惠合作而弱化攀比浪费，从而就有利于生产性资本的积累，进而为经济增长夯实了基础。例如，在挪威等北欧国家，一方面存在着相当均等的收入分配结构，但另一方面又拥有很高的资本形成率，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较高的社会信任。（2）穷人如果获得更高收入，那么在维持生活之外，他们就会将额外的收入投资于教育和健康，从而可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其次，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积累率往往也并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其基本理由在于：（1）涉及富人的消费倾向以及剩余产品的投向问题；（2）关涉生产所对应的消费问题。西尔斯就指出，在一些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储蓄率却非常低；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富人往往不仅极度倾向于花钱须付许多外汇的商品或服务上，而对外汇奇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对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个人储蓄往往流到国外，或用于奢侈的住房和其他对发展或增长较少或没有优先性的投资项目上”。[31]
一般地，经济的增长往往产生日益丰富的资本积累，这使得制约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转到需求方面；尤其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导致海外市场的拓展受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主要依赖于国内需求。那么，如何提升国内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呢？这主要与两大要素有关：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同时，这两方面都与收入分配结构有关，而一国收入分配状况又决定于其权力结构。
首先，就收入分配对一国总消费水平的影响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平均消费倾向就越大，从而可以提高一国的消费水平。事实上，在古典主义末期，西斯蒙第就指出，当收入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分配不均时，就会造成消费不足，使得社会陷入灾难之中。西斯蒙第指出，这“必然给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32]同样，新古典主义早期的霍布森也指出，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度将导致投资过度，进而使得国民收入偏低和下降；正是由于充斥的商品因消费不足而无法在国内售出，从而就只能输送到殖民地进行投资，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乏进行帝国主义扩展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无法通过危机转嫁来弥补国内的需求不足，从而就应该实行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以促使内需的扩大。
其次，就收入分配对一国消费结构的影响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越强，从而就会引导具有规模经济的工业品而非小规模的奢侈品的生产。显然，前者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而后者则会浪费大量的生产性资本。事实上，斯密的生产性劳动理论就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性消费的支出，这种生产性消费首先是指必需品的消费，因为奢侈性消费消耗掉了原本可以用于社会大生产的大量物化劳动。同样，巴斯夏的“破窗理论”也表明，奢侈性消费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和浪费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反，普通奢侈品和工业品的消费更有助于收入的分散，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更健康。此外，维塞尔的自然价值说也表明，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逐利的厂商就会致力于生产那些具有更高交换价值的奢侈品，而对社会大众的需要充耳不闻，从而严重制约了社会效用水平。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正常需求为基础，只有以真实需求而非诱导需求为基础并能对应需求层次提升的产业才具有生命力，一国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生产的奢侈品所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取大量财富；发展中国家的奢侈品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财富只是在国人之间进行转移。同时，市场经济中产业的选择和产品的创造又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只有在收入差距并不大的社会中，现实世界的价格才由社会效用所决定，产业的选择和产品的创造才能体现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这是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理论所表明的。既然如此，如何才可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呢？这就需要引入权力的分析，需要考察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而不是采取原子个体主义分析思维，不是由此鼓吹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事实上，卢梭很早就指出，人类个体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对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中，那些强势者拥有更大的力量，从而导致所有人都重新置于最强者的法律之下，从而处于一种新的自然状态。[33]在现实市场中也是如此，市场主体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不平等性，因而在以力量博弈的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收益份额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力量越强者所获得的收益份额就越大。同时，人际不平等在市场竞争中还会衍生出强烈的正反馈效应：强势者在交易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份额，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在下一次交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份额。正是基于这种机制，市场经济的推行往往会造就出既得利益群体。
从社会实践看，不受干预的市场主义政策往往会造成这样两大后果。（1）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欧美诸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譬如，美国在1979—2007年期间的政策就由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导，结果，期间上层1％的人从经济扩张中获得了60％左右的收益，其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275％；而家庭中位数收入基本停滞不前，年增长率只有0.36％。[34]（2）经济效率的日渐低下。究其原因，自由放任政策使得强势者拥有任意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而不受制约，这使得收入报酬主要与权力而不是贡献联系在一起，这显然反映了市场失灵；同时，不加干预的市场竞争还会促使那些强势者致力于强化自己的垄断权力，努力降低市场竞争而不是增强市场活力。斯蒂格利茨就指出：“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规避那些旨在使谁受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35]
可见，要真正认识收入差距造成的需求不足以及产业扭曲等问题，就需要引入权力的分析思维：考虑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产生的不平衡权力结构，进而从市场运行机制中剖析权力和财富集中的强化效应。很大程度上，拉美和东南亚诸国之所以逐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前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群集中大量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热衷于寻租、投机和腐败，而极力反对对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进行变革。正是通过引入权力的分析思维，我们就可以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极力倡导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相应地，在探究目前经济困境的解决思路时，也就不能简单地由自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相反，一方面要引入其他抗衡的力量来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