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尾论：重审“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战略选择

基于上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挖掘以及相应的对策分析，我们在提及“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时就应该持谨慎态度，要避免简单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水平直接对立起来，而忽略对具体政策的探究，无视制约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原因。事实上，这既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分析，也是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提供的宝贵经验。由此，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就可以以更系统而深入的思维去认识和审视它，而不是为流行的观点所左右。

（一）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命题

发展经济学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和历史学派，如它重视生产投资的作用而提出资本积累理论，它关注劳动生产力而发展技术进步理论，它重视教育的作用而倡导人力资本理论，它重视不平衡的社会结构而提出非平衡理论，它重视市场需求的引导而提出进出口替代理论，它承认市场的缺陷而倡导国家调节理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拉美诸国开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甚或趋于停滞，因此，发展经济学就开始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排挤和攻击，从而逐渐式微。尤其是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困境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新古典经济学日渐强盛，它开始依据比较优势和自由竞争原则重新改造发展经济学，因而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指导思维。显然，根据这种思维，跨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既失去了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的成本优势，又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创新能力，因而就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一点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正是就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和意义而言的。

同时，“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国家的出现，也是由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引发和强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一群受弗里德曼指导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回到拉美，并广泛推行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使拉美国家摆脱经济衰退，反而陷入了更长期的停滞，产生更严重的经济灾难。其中，阿根廷停滞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滞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滞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滞16年（1980—1995年）。^[36]事实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人均GDP仍然停留在3 000—5 000美元。为了给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提供辩解，这些“芝加哥男孩”就炮制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像拉美诸国那样后劲乏力；如果运用的政策合理有效，更多国家就会成功地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因此，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收入不断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两难，相应地，“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也就是一个伪命题。^[37]

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掩盖其政策在拉美等国的失败而制造出来的一块经济学遮羞布^[38]，正如他们制造出“倒U形收入分配曲线”以掩盖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倒U形收入分配曲线”，都是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性考察，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基本规律，乃至将增长停滞和收入扩大都视为非国家干预或人为政策所能改变的必然过程；同时，通过赋予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轨迹以某种宿命论特性，既有助于维护和强化其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也有助于避免因其主张和政策所带来的困顿经济现实而遭受社会大众的责难。但实际上，“倒U形收入分配曲线”根本上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和特定政策的作用结果，源于制度的改良和优化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后者内生的马太效应只会产生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同样，“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和特定政策的作用结果，源于糟糕的经济政策和扭曲的市场结构，而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将会产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收入的持续提高。

（二）重审楼继伟部长的“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转而可以对楼继伟部长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学术认知和政策主张进行审视。

首先，需要剖析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楼继伟部长将之归咎于《劳动合同法》实施而带来的劳动成本提高，这种认知正确吗？其实，劳动成本提高仅仅是当前中国竞争力逐渐下降的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滞后而导致竞争层次依旧停留在低价值产业链上，技术创新的严重不足而导致劳动生产力提升遭遇天花板；即使就2008年以来的经济困境而言，其促发因素根本上也不是源于《劳动合同法》，而是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具体表现为：（1）发达国家因遭遇百年一遇经济危机而需求锐减，进而针对中国设立了一系列的贸易壁垒；（2）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试图将中国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这引发了那些进行全球布局的厂商开始逐渐外迁到加入TPP的国家和地区。究其原因，TPP达成实质性协议后作为一种关税同盟将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目前不仅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半壁江山，而且对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又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一半左右。

其次，需要探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对策。楼继伟部长提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吗？其实，由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问题：（1）生产力的提升乏力导致了竞争力下降；（2）海外市场的拓展受限而遭受外需冲击。相应地，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应该作两方面的转变：（1）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促进产业升级；（2）调整收入分配以促进内需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从收入分配和产业升级两方面着手。而且，这两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都会直接导致内需不振：（1）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大众的需求能力不足；（2）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高价值需求外流。相应地，如果外需日益受到抑制，内需也因收入分配拉大和产业结构扭曲而无法提升，那么，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必然会遭受严重制约。但遗憾的是，楼继伟部长提出的五大措施似乎既无法促进内需增长也无法促进产业升级，而只是致力于降低传统产业的劳动成本；同时，这些措施尽管可能会在短期内缓和劳动力成本带来的竞争压力，却是以限制收入提高和抑制内需提升为条件。

因此，楼继伟部长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认知是片面的，所推出的相应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它们根本没有解决如何保障收入提升和经济增长同时进行的课题，最终只是推迟而无法从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楼继伟部长的学术认识和政策主张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将此应用到当前中国社会就形成这样的思路：一方面，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成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另一方面，为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释放农业劳动力，从而继续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经济增长补充人口红利。然而，大量依靠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适应于收入水平低下的经济发展初期，此时自然资源的不足以及资本的匮乏往往可以且只能依靠劳动的投入来替代和补充。不过，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就逐渐降低，因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丰富而产生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就逐渐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劳动力的丰富也并非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时反而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究其原因，就如“荷兰病”一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会使得一个国家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会降低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激励，从而在根本上无法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显然，在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局中，只有及早地跳出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并采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适当政策，才能有效实现从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马克思增长类型转向以改进生产率为基础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39]，才能逐渐增加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才能实现需求由外到内的转换，从而最终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祁月：“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楼继伟到底说了啥？”2015年5月3日，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7541。

[2] “财政部部长：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426/13664167_0.shtml。

[3] 库兹涅茨：“评起飞”，载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立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4]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6页。

[5]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6]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葛伟明、朱菁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9页。

[7] 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里根政府实行控制货币发行而增加债券发行以弥补减税政策带来的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这就导致美元大幅增值。相应地，拉美国家以美元为主的外债负担也就显著提高。也就是说，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和财政赤字最终是由拉美国家这些负债体来弥补的，因而拉美的债务很大程度是美国转嫁的结果。

[8]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有哪些特征？”http：//www.hxqs1688.com/caijingyaowenshow-21-28294.html。

[9]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页。

[10]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7页。

[11] 同上书，第128页。

[12]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13]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14]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5]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16] 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How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Have Been Re-Written to Justify Neo-Liberal Capitalism，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2002，15（September）．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15.htm

[17]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18]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19] 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瑜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

[20]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21]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文版序。

[22] 朱富强：“中国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产经评论》2014年第6期。

[23] 朱富强：“中国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产经评论》2014年第6期。

[24]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5页。

[25]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6] “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分析：欧美日占比近九成”，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02/09/93064yp4.shtml。

[27]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28]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29] 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30] 哈巴库克：“关于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历史经验”，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31] 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3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1页。

[33]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34]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266页。

[35] 同上书，第32页。

[36] 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国有资产管理》2013年第1期。

[37] 参见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南风窗》2011年8月3日；叶德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东方早报》2013年6月18日；朱天：“‘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金融时报》2015年6月5日。

[38] 卢麒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纯粹是伪命题”，http：//www.js.xinhuanet.com/2015-06/01/c_1115468768.htm。

[39]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