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队
照民间历书上讲,秋天起草地上结满了蜘蛛网——将会是丰收;整个圣诞节树上落满霜——也是预兆丰收;大雪纷降——也是好兆头,而要是在叶夫多基亚[1]公鸡不喝水——这将会是个艰难的春天:暴风雪降临叶夫多基亚时——把农民的一切都从谷囤卷光,禾秸、干草、燕麦等就全都涨起价来。
但是,在我们林区,冬天要把木材运往车站,春天姗姗来迟是有好处的:可以多两个星期拉雪橇的路。我也喜欢雪滞留着。光的春天在雪的上方如火如荼,直到真正大块大块的夏天的积云推广开来,布满天空,在雪地上投下流动的浅蓝色的阴影。当光的春天长久驻留时,期待的欢乐令人难以承受。
难道我不知道,尘世间有多少不幸,有时谈论生活的欢乐是多么缺少人性和无情。但是现在我觉得,假如善于十分谨慎地说出自己的欢乐和好歹欺骗一下弱者,那么这恰恰是应该的。
将近傍晚时变得非常寒冷,但是大块夏天的云朵一直保持到天黑。月亮低悬,星星中有一颗闪烁得特别明亮,不停地变换着蓝色、绿色和红色的闪光。
我何必要掩饰这一刻呢?我的心灵充满了幸福,丝毫也不怕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你们会认为,我说这话,就像俄罗斯作家一样,是为了以后显示生活可怕的一面时有更强烈的对比。我扪心说实话:丝毫也不是这样。我想写一篇有好的结尾的小说,一切将以婚礼告终。
大车队拖着的大雪橇在严寒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积雪很深,无法绕过这车队。不论愿不愿意,我只能减缓步伐,跟在它后面。
强壮的汉子运送着木材。有好马的人能承受这种繁重的活儿,而体弱和贫穷的人只能坐在火炕上度过冬天。冬天经过村庄,可以一下子辨认出那些雪封住了大门、雪堆上连马蹄印也没有的院落。
车队在一片沉寂中默默行进,只是有时可以听到催马行走的吆喝声。这些人中每一个人夜里都要随着大雪橇走上几十俄里,凭着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在自己身上凝聚起承载着前所未有的经验的广大人民的生活。
“米隆·伊万内奇,”我说,“请跟我讲讲,你怎么打仗,当俘虏时有什么见闻。”
他想了一会儿,开始说:
“这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不知道。在德国吗?不,不在德国。在奥地利吗?不,不在奥地利。我们的集中营在教堂,上级和生活方式是德国的……”
米隆·伊万内奇开始讲新生活中的故事,完全像老人讲童话故事那样:在某个王国,在某个国家。
“这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年?”
“哪一年——现在不记得了。这当然是在尼古拉沙皇时代。”
这就是说,就像在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童话创作就是这样地隐去了时间、地点,这样,最平常的生活也变成神奇的了。
在集中营里生活着俄国的战俘,有360人,每天去干活,吃的是海豹汤,很油,不算糟。常常用什么红的肉做汤,好像是海狗[2]肉,因为德国厨师给这样的汤喝时,像狗一样吼叫。经常发牡蛎罐头,但是米隆·伊万内奇不吃牡蛎,就用它们换烟卷。有一次集中营里带来了一个新战俘,这个人聪明、有钱。他不去干活。他跟我们窃窃私语,给钱,请求无论如何为他买一把手锯。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为他定购了一把手锯,带来了。于是这个战俘就悄悄地在板床下面锯出一个小洞并许诺:“我把你们大家带出去。”就这样,他小心谨慎地锯掉了一块板,掀起来——是个洞,盖起来——一点也察觉不出。第一次讲好有10个人,也叫了米隆·伊万内奇,但他没有去并对他们说:“我看一下,你们怎么到自己人那里,寄封信来,告诉平安到达。”米隆·伊万内奇有点羡慕,但是第二批人打算行动时,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后来开始两个、三个地消失。德国人很奇怪,干活时加强了守卫,却怎么也想不到:眼看着人不见了,怎么不见的——却不知道。当然,迟早总会猜到的。但这时德国人自己发生了革命,红旗飘扬了。现在军官自己来提醒,让大家离开:说什么“哨兵会威吓”,不用怕,他不会开枪。大家就离开了,而米隆·伊万内奇仍然待在那里。他持有一种推论:既然他们发生了革命,那么不用很久,他就能等到一切告终。现在军官直截了当对他说:“走吧!”不,米隆·伊万内奇请军官写一张字条。那军官笑了。“是这样,”他说,“走你的,谁也不会来碰你,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给你字条的。”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就为了米隆·伊万内奇一个人而派警卫。军官厌烦了。“好吧,”他说,“给你字条。”但这时米隆·伊万内奇还不完全相信。他给另一个军官看,那人认可了。又给哨兵看,哨兵放他走了。米隆·伊万内奇就向俄罗斯走去。
“大家都走了,”我问,“为什么你还要字条?”
“因为,我想,既然德国军官同意我们逃跑,可见我们有多强大的力量。”
后来米隆·伊万内奇开始吹捧知识分子并要我相信,我们若没有知识分子,他从俘虏营回来时就会完蛋。他以为,他回自己故乡是回到天堂。而回来后看到,全家都在讨饭吃。他丝毫不能理解。他去城里跟女富商瓦西里莎·彼得罗夫娜商量。“现在不是我来帮助你,”她说,“而是你要帮助我。”她给了他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东西,甚至有银器,让他藏起来,保管好。“我不会亏待你的。”瓦西里莎·彼得罗夫娜要他相信。
在叙述瓦西里莎·彼得罗夫娜的时候,我失去了令我激动的思绪,最后好不容易才想了起来,便说:
“我们好像谈起了俄国知识分子。米隆·伊万内奇,你怎么讲起瓦西里莎·彼德罗夫娜的故事来了?”
“正是这么回事,”米隆·伊万内奇回答说,“没有瓦西里莎·彼得罗夫娜,就只得浪迹天下了。而那时我马上就站住了脚跟。现在我有新房子,有马,虽然只有一匹,可是瞧,它一匹抵两匹,虽然只有一头母牛,但是全年都有奶。羊则满院都是。”
讲完故事,米隆·伊万内奇想解手就离开了车队。我问他健壮的儿子:
“彼得鲁沙[3],你为什么不加入共青团?”
“不想让老头见怪。要不是他,我早就入团了。”
“入团对你有什么好处?”
“怎么没有?工厂首先要共青团员。要不是老头,我现在就能一月拿60卢布了,就不用半夜三更运东西到车站了。”
儿子是这样理解共青团的。
父亲赶上了车队,说:
“谢谢,谢谢,再三谢谢知识分子!”
父亲是这样理解知识分子的。
后来我们默默走着。我考虑着写一部有个好结尾的小说。
[1] 3月14日。——原编注
[2] 黑海中的一种鱼。——原编注
[3] 彼佳的昵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