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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的抗议者在警察局里受尽了折磨，在猴笼子里——带有金属栅门的囚房。他们被逐一叫到侦察员那里接受询问和编写审讯记录。逐个、间隔开来释放，是为了不让这些男工们重新聚集成群闹事，避免集体酗酒的可能。

“科斯佳，做完这张笔录，然后干什么呢？”谢尔盖问道，坐在办公室里侦查员舒宾的对面，这是一位上尉级别的侦查员，留着齐整的黑色短髭，有一双欢快的眼睛。舒宾和康德拉托夫住在一条街上，他们很早就认识。

“你们要交罚款，滑头们，破坏公共秩序，和其他一切破坏行为。”

“还上哪儿能搞到罚款的钱呢？”

“找外捞吧！”舒宾马上答道，“我现在把你们这些滑头处理完了，做完笔录，我就去卸货。在车站我有一个类似包工的装卸工人队。”他扯下笔录——纸上的记录几乎都是无意识机械地进行的，狡黠地一笑，结果一根胡子高过另一根：“要知道我不久前刚结婚，谢尔盖，还不到一年呢。要体面地养活漂亮的老婆，要穿得漂亮，家具考究。那个也想，这个也要……我不会收取贿赂，所以不得不自己玩儿命。”

谢尔盖知道舒宾结婚了，知道他的妻子不是本地人，来自萨马拉，在警察学校的培训班上找到了她欢快的上尉。舒宾毫不掩饰地夸赞道，他的妻子年轻，美貌：樱桃嘴，大眼睛，黑亮亮的，丰满的胸脯，大腿诱人地摆动着……谢尔盖见过她几次。每次走过身边，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上一眼，从下到上地打量一遭，常常边看边想：“科斯佳真行，搞到了这么漂亮的美人儿！”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上你，”舒宾说道，“我正打算组建一个新的装卸队。罚款两个晚上就可以挣出来。”

“没办法——这是公务。他们乐于用警棍教训对方一顿，可是——唉，没有上级的命令……顺便说一句，那儿有两个弟兄，一个是工厂的，一个是特警……我也是抓那些工人、那些穷光蛋，编写他们作案记录。要知道你们工厂把二百吨的钛合金当作废金属卖到国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私人财产高于国家利益！简而言之：自私自利最重要。在这儿签字。”舒宾把笔录推到桌边。

“我们都是胆小鬼吗，科斯佳？”伏在那页纸上，谢尔盖嘟囔着，“兄弟之间自相残杀。车厢拖着巨人。你靠装卸工捞外快。我工程师——一文不值。在自己的国家像个租户。主要是我不明白：力量属于谁？真理属于谁？……当初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面都是些酒鬼和没头脑的轻浮人。一九九三年发生了新的争端。反对叶利钦的人——从前和他拥抱着同行……私股证券、通货膨胀、拖欠债务。一看电视就想啐一口唾沫。我们一直是局外人，保持沉默。这么说来，我们是害怕？”

“别多想了，谢尔盖，生活本身会一切恢复正常的。”舒宾嘲弄地一笑。

“也许，会恢复正常的。只是不知道会在我们这个世纪吗？”

“在我们这个世纪！当然，在我们这个世纪！整个的生活来日方长呢！”侦查员无忧无虑地答道。

办公室的门霍地开了，没有敲门，一个一脸红疙瘩的警察中士探进头来望了一眼：

“上尉同志，年少的复仇者抓住了，把他带到哪儿？”

“还有什么复仇者？”

“半大小子，用砖头把伏尔加轿车的玻璃砸坏了。”

“尤尔卡！”谢尔盖怀着一种痛苦的欣喜猜到，想起不幸的叛乱妇女莉扎的儿子。

“科斯佳，求你放了那个男孩子，”谢尔盖神秘地对舒宾说道，“我们无法保护自己，孩子们为了我们就自发地闹事……不要追责放了他吧，他妈妈的情况现在非常糟糕。”

***

工人们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决心：他们等到所有的工人都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不让一个人留在预押室里过夜。警察们也想尽快摆脱那些劳动者，非常同情工厂墙下被愚弄的愤怒的人民。

当所有被拘押的人都得到自由后，一个决定悬而未决：需要仔细琢磨和喝酒庆祝发生的事件。不是整个叛乱群体，而是分为几个友好的团队。谢尔盖·康德拉托夫和廖瓦·乔尔内赫被“仓库管理员”请去做客。去板棚。他在那儿储藏了半俄石的红莓酒。

“不比勃伦茨阿洛夫酒差！”“仓库管理员”保证道，虽然谁也没有要求他做出这样的保证。众所周知，“仓库管理员”的红莓酒用的是质地非常精良的甲醇，是从他做药剂师的妹妹的药店里买来的。“兄弟们，记住，喝醉不取决于喝的数量多少和酒的好坏，如果和正派人喝酒，喝醉了也不是累赘，如果和品行不端的人喝，哪怕是喝点儿国外的马丁尼，早晨整个内脏都要翻上来。我说的对吗，兄弟们？啊？”

在去板棚的路上鲍里斯·瓦伊斯曼加入了他们的团队。在一片混乱、特警到来的时候，他融化了，消失了，潜入到泥潭中的什么地方去了，就像一条鱼。现在浮上来了，就像健壮而精力充沛的小黄瓜……面对特警的蟹鳌，鲍里斯偷偷溜走了，工友们没有责备，没有怨恨，并无恶意地取笑而已。

“你不该跑，鲍利卡，”廖瓦责备道，“塞给条子们瞧一下‘新闻界’证明，说不定他们对我们会温柔点儿，对你谁也不敢动一下手指头儿。瞧，你穿着皮衣，墨镜是金框的，方格鸭舌帽。一看就知道你是有来历的……”

“狗仔队这些家伙只要一碰，”“仓库管理员”快活地低声说道，扶了扶头上被蛾子蛀坏的帽子，“就跟踩上了狗屎似的。会闹新闻自由闹得天翻地覆！所有的人都会忘记为什么到工厂那儿集会去了。是吧？

“我是编辑部的，已经发稿了。关于工厂明天就可以见诸报端。”鲍里斯宣布。

“一切都如实报道的？”谢尔盖问道。

“我不编瞎话！”

爱说话的四人团，边聊边喝着红莓酒，谁都不觉着鲍里斯·瓦伊斯曼多余。“鲍连卡，我的儿啊，你不能和他们学。他们是工人，是俄罗斯人。他们通常都是酒徒，而你这样很不体面……”母亲波利娜·扬格列夫娜不止一次教诲鲍里斯，每当他从枕头上揪起由于酒醉而沉甸甸的头，摸到床头柜上的眼镜，把它架到肿胀的鼻子上，“向你爸爸学习，他又会消遣，又能喝酒。但从不会烂醉如泥……”瓦伊斯曼一家来到尼科利斯克是命运的安排，就是国家安全部支配的那个命运。战后的一九四九年，来自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的x射线医师戴维·瓦伊斯曼被宣布为人民公敌。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一九五六年，他从北方的集中营获释，让自己的未婚妻波利娜离开维捷布斯克搬到附近的尼科利斯克老城，因为可以让他选择居住的地方是受限制的。在这儿孩子们出生了。最小的一个：是鲍连卡。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瓦伊斯曼一家像老城区所有的住户一样，靠种地过活。餐桌上的土豆、洋葱、大蒜、黄瓜都来源于自留地。鲍利卡在青少年时期乃至后来一直无法忍受农活，回避铁锹，蔑视培土犁，仇恨种土豆的垄沟。可是有一次他和邻居的小伙子们喝得昏头胀脑的，比素来如此的俄罗斯人喝得还邪乎。话说回来，他年轻的酒友中，还很少有人突出他的民族特性。所有人都认为瓦伊斯曼家人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难怪廖瓦·乔尔内赫会给朋友讲挖苦犹太人的笑话。但还是那个廖瓦，如果在义不容辞的情况下，会担当鲍里斯忠实的保护者和助手。

“仓库管理员”的板棚里，工人们围坐在一起：大家有的坐在空木箱上，有的在翻了个儿的木桶上，有的在白桦短木桩上。中央是一块放在砖头上的胶合板，上面放着浊绿色的玻璃器皿，里面盛着250毫升茶色的果酒；还有发黄的玻璃方杯，一整个儿面包，一罐腌西红柿和一铁碗渍苹果。板棚里光线昏暗，散发着木柴、老羊皮袄和受潮的鸭绒褥子的气息，还混杂着丢弃的鞋子的味道，以及任何板棚和阁楼都喜欢的生锈的金属垃圾的气味。

令人苦闷厌烦的毛毛雨停了。透过打破了半块玻璃的方窗，可以看得到从河面升起的橙黄色的月亮，上面是晶莹剔透的陆地。清晰而寒冷。虽说已是四月，可是到了夜里春天的暖意消失殆尽，寒意袭人，有时水洼里还会结起冰泡。

寒冷并不影响什么：酒精带着红莓果的香气不可抗拒地发生了作用，烧得热血沸腾。为了照亮板棚，仓库管理员点燃了一盏洪荒时代的煤油灯。大家的话多了起来，带着醉酒的快活心情，打着手势，喷吐着烟雾。煤油灯微弱的光在影子间晃来晃去，聊天的话题也转来换去。

“这个厂长——小卒一个。他一个人怎么会马上扭转乾坤？整个国家需要振兴起来，”谢尔盖说道，“莉扎抓破了他的脸——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女人突然发作了，我们所有的人也会突然发作的——这样没法儿活。”

“谢廖卡，你说，如果让你枪杀一个近期的高官，”廖瓦扔出了一道题，“你会去杀谁？要是我——先杀了胖子盖达尔！要是你会选谁？”

对于朋友的残暴幻想谢尔盖冷冷一笑，但还是非常严肃地答道：

“要是我就毙了戈尔巴乔夫。”

“口头上我们所有人都很勇敢。”鲍里斯说道。

“真的去射杀吗？啊？”“仓库管理员”想得到证实。

“别的人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是真的。我要个人对他宣判，然后所有的三十发子弹从新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梭子打出去。”

康德拉托夫犹如花岗石般坚定不移地深信，国内腐败的始作俑者是最后一位苏共总书记，那位头上有一块斑点，好像魔鬼的标记的人。他还深信，如果给他一把冲锋枪，国产的“卡拉什尼科夫”——他在边境服役的两年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款枪，从来都是枪不离身，如果真的让他凭自己的良心去审判一位曾经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执政者，他会无畏地扣下扳机，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给你的，犹大，为了被毁掉的国家，为了被劫掠的工厂，为了空酒瓶子……”

“暂时美国佬给我们贷款，用他的烂鸡肉喂养我们，”廖瓦抓起了一个新的话题，“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帮助所有的国家：给你十个戈比好东西，带来两倍的臭大粪。”

“对于美国没什么好埋怨的。西方没教我们偷自己，”鲍里斯说道，他那弧形的镜架在煤油灯火苗下发出些微红色的光，镜片上散发出萨满教般的光芒，透过这轻盈滑动的光，鲍里斯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添几分醉意，“我们没有秩序……俄罗斯所有的进步都或多或少和外国人有关联。留里克王族是外族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是雅利安人；彼得一世完全是一个德意志化的皇帝……”

“你还提拔都汗，要不要！鲍利卡，丢掉你那一套反俄宣传吧！”廖瓦握紧了拳头，恐吓道，“你那些狡猾的同族人也给了我们生活的教训。战争期间整个俄罗斯都在抛洒热血。你不是唯一一个会看书的。我们也学过索尔仁尼琴和沙法列维奇。”

“不管怎么说上帝是在我们这一边的，”响起了“仓库管理员”的低音，“我在书上看过，兄弟们，由于气候变暖冰山很快就会融化，地轴会转到别的角度。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啊？整个臭美国都会淹没在大洪水之中。这是上帝为了俄罗斯对他们进行的复仇之举。”

有人小声地敲了敲板棚的门，谈话停了下来。

“是谁？啊？”“仓库管理员”皱着眉喊道。

朝街半开着的门留出一片蓝色的空间，出现了一位妇女苍白的面孔。来的是“仓库管理员”的妻子齐娜伊达。

“你们在干嘛？伙计们？”她摇了摇头，“到家里去吧，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你们又不是流浪汉，干嘛在板棚里？”

邀请遭到了一致拒绝：“我们在这儿棒极了，谁也不妨碍。”齐娜伊达走了。为什么“仓库管理员”对她——朴实、不爱骂人的婆娘——掩藏自制的迷魂汤？对此工人们也议论了一番，调侃的成分居多。最后得出了结论，聪明的女人从来都不会责骂自己的丈夫喝酒——是喝酒，不是醉酒……又一次干了半杯红莓酒，酒宴平稳地接近了尾声。

第一个起身告辞的是鲍里斯。他从箱子上站起来，扣上皮外衣的纽扣，扶正头上的方格鸭舌帽，嘟哝道：

“好了，工友们！再会！”随后走出了板棚。

明月当空，银光闪耀。透明的大陆已经无迹可寻，只能依稀辨认得出在浑圆银色的大海上有些泛白的群岛。

走出一段路后，鲍里斯逐渐适应了黑暗，他转到最近的五层砖楼的拐角处，停了下来解手。月光泻在他的后背，鲍里斯的影子，折断在地上和砖砌的墙上。虽然喝了不少的烧酒，不过他头脑还非常清楚，稍微向旁边挪了一下，不让小便淋在自己的影子上。“一群蠢货！”，他脱口骂道，滑稽地模仿着廖瓦，心想：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蜜罐里长大的。石油、天然气、钻石、镍矿、铝矿……可是整个城市里连一间体面的厕所都没有！像牲畜似的生活了千年，现在还是这样子。他幻想美国发洪水，傻瓜的国家！

月亮不情愿而冷漠地窥视着鲍里斯：看他如何在砖墙上用小水画着图案，同时还保护着自己的影子。

当鲍里斯·瓦伊斯曼沿着尼科利斯克城黑暗的街道往家走的时候，当地印刷厂的报纸车间里，印刷机的滚筒上正在印制他那带有注解的最新报道，用的是笔名鲍里斯·布里特维恩。

“……不，在俄罗斯进行革命的不是赫尔岑分子也不是马克思分子，不是民意党人也不是犹太共济会会员，无论顽固的保皇党黑帮如何乐于证实，也不是他们，甚至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进行革命的是生计没有着落的女人！没有什么人会比一个望着自己饥饿的孩子的妇女陷入更令人绝望的处境了。正是她们，这些绝望的女人，用自己工人丈夫为利器，成为一九一七年革命政变的推动力量。

反对万恶欺诈的资本的新俄罗斯革命也需要妇女的发起。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的压迫者使女人下苦涩的眼泪，明天他们必有报应！”

接下来在《尼科利斯克真理报》中，关于尤尔卡的流氓举动有这样一段文字，报纸允许自己的最佳评论员鲍里斯·布里特维恩自由地放纵亲共的视角，“这不是胡闹——这是保护父母的利益。这些孩子早晚会要求最高当局就他们父母的贫困做出回答，并且会立刻向资本这个盗贼进行复仇。他们会扯着嗓子喊出私有证券、存折上那些属于父母的钱。今天的富人以为，可以逃脱一切罪责，这是空想。为了被劫掠的俄罗斯，为了被消亡的伟大的强国，复仇的一代有权剥下他们的皮。”

板棚里的声音不知不觉中完全沉寂下来。煤油灯中的火苗也暗淡无光起来。

喝完的250毫升的空瓶子泛着绿光。“仓库管理员”忧郁地泛出了褐色，身子发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座肥胖的雕像，只是不时地抬起手臂，单调地扶正圆帽，他头上的圆帽戴得不稳，他力图把帽子扣得更深些，可是帽子太旧了，或者是由于时间太久，或者是由于坏天气，它不想在醉酒主人的头上牢牢地待着。齐娜伊达又来了，几乎没言语就拉着“仓库管理员”回家。他乖乖地跟着她，牵着妻子的手。

在板棚旁廖瓦和谢尔盖也没有多说话就分手了。

廖瓦走在通往老城的路上。寒冷的夜色中令他格外清醒，思考着亟待解决的问题：想着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想着事实上现在靠着母亲的退休金生活，想着他又该去西伯利亚打工了。

廖瓦没有到自己的家，而是转到邻家的小门前，用拳头擂起了门。由于他深夜突然的敲门声，圆木屋似乎整个都响了起来，震颤起来。很快在窗口惊恐地突然亮起了灯。屋中传来了沙沙作响的急促的脚步声。

“瓦尼亚，是我。你的铁哥门儿乔尔内赫，快开门。十万火急。”廖瓦故意声嘶力竭地说道。

门开了。伊万·基里亚科夫蓬头乱发、睡眼惺忪，肩上披着毛皮短外套，穿着秋裤，站在了廖瓦面前。生活中他是个孤苦伶仃的人，有点儿抠门，手头上总是有些闲钱，他在市场上卖些卫生用品谋生。

“我要一罐蜂蜜。应急，治嗓子……你听，伊万，我的嗓子多哑？可明天我要在会议上讲话。快给点儿蜂蜜吧！”

“要是有该多好！”或许是由于寒冷，或许是出于吝啬，基里亚科夫瑟缩着答道。他没有因为无端被吵醒而责骂，看出这个带着奇怪要求的不速之客是喝醉了。“也许，酒不够喝了？这样，你去桑·桑内奇那儿去一趟，他会给你倒点儿烧酒的。他酿酒，我知道。”

“我要蜂蜜，蜂蜜！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在大会上没有一副好嗓子，我算什么演说家啊？别冻我了，瓦尼亚，也别刁难我了。给我点儿蜂蜜，没啥好犹豫的。”

经过一番争吵，基里亚科夫借口缺少这样的蜂蜜，廖瓦用细管倒出了小小的一罐，把甜蜜的小罐向怀里一塞，用手指戳了一下瓦尼亚的胸脯，声音清亮没有任何嘶哑地说道：

“瓦尼亚，你有良心！你没有完全烙上资本主义市场的印记。上帝会回报你的牺牲的。在恐怖的审判法庭上我去充当保护人……”他将手指转向天空。

“呸！你小丑一个……”伊万骂了句娘，在廖瓦红褐色的鼻头前恼恨地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为什么醉酒的廖瓦在深夜里索取蜂蜜？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母亲。她还不算很老，不久前才退休，可是他对她就像对待一位老妇人——常常赠送些小礼物给她。每天晚上他都尽力想给她带点儿什么，哪怕是一块廉价的硬糖，哪怕是一个小苹果，哪怕是配茶的柠檬，哪怕是从邻居柴垛上拿来的一段白桦木块儿，“瞧，妈妈！从上面劈下一条——就会发生奇迹！在炉子里劈啪作响！像火药一样！”妈妈对这样的白桦木块儿也会满心欢喜。

谢尔盖低着头，浑身瑟缩着，走上了回家的路。繁星满天的夜空和耀眼的蓝色的月光，仿佛将春天又倒转回冬日的清寒。可是谢尔盖佝偻着身子，把头缩到肩膀里，不仅仅是因为夜里的凉意：他背疼，脖子痛。稍微踩空一脚或者在哪儿绊一下，粗重的橡胶警棍打伤的肌肉就会格外难受。

工厂斗殴的沮丧和警察局的不快之旅，他已经不放在心上，心头挥之不去的是离别带来的忧郁和压抑。真想和玛丽娜说说话。

他低声念叨着，好像在发送一封有声的信件：

“对不起，玛琳。和工友们喝了点儿酒。庆祝自由日。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尤里节……用警棍殴打劳动人民……真的，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崩溃谁也不会去谴责，也没有谁可谴责吗？”谢尔盖停下脚步，抬头望了眼夜空，望向遥远的星空，温柔地低语呢喃：“我想你，玛琳。非常想你。到了晚上一个人很久都睡不着，早晨醒来又惊恐万分：我的玛琳卡在哪儿？她在哪儿？为什么她要离开这么久？去那么远的地方？”他苦笑了一下，由于几分醉意和涌上心头的伤感，他的嗓子哽咽起来；内心隐隐作痛……他疯狂地想念玛丽娜。玛丽娜不在对他的肉体是一种折磨。十几年来的共同生活中，他们还从未分离得这么远，根据疗养证和路程推算要分开将近一个月这么久。“在那儿治疗一下。好好看看大海。黑海，据说，很美。等你回来，给我和莲卡好好讲讲……一切都会好的。工作，钱。就是快点儿回来吧。”

回到家里，谢尔盖委屈万分的女儿，飞快地问他：

“爸，你去哪儿了？我等着你，死等！妈妈来电话了，问起你……”

“她什么时候回来？”谢尔盖精神一振。

“你怎么了？还要很久，”莲卡惊讶地说道，“她才走了一周啊！”

[1] 叶果尔·吉姆洛维奇·盖达尔（1956—2009），俄罗斯国务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担任俄罗斯副总理期间（1992—1994），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