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人奋斗”成长模式的变迁

现实主义文学在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同时，对于个体读者而言，也具有巨大的精神抚慰功能。它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一个文学的整体世界里获得了定位、归属，尤其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特别受读者欢迎的“成长小说”，它向每一个底层青年许诺，只要勤奋上进，就能在现实社会中以合法（或至少是合情合理）的方式取得成功。这种功能直到1980年代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其中最成功的作品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新时期”中国农民的“创业史”，它不再是梁生宝们那样的集体创业史，而是个人奋斗史。主人公孙少平基本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的个人奋斗的英雄。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命运，从而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写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如孙少平不断遇到善人帮助、得到贵人赏识，获得润叶、田晓霞等高干女儿“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如果把《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不仅是细述的人生，更是完美的人生。高加林在事业追求和道德背叛之间的矛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怨愤不平在孙少平这里消失了。在他这里，事业成功与道德完善是一致的。他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有人认为，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减弱了与现实抗争的力度，有意调和矛盾。^[1]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高加林和孙少平同样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创造他们的路遥会得到读者的一贯信赖。更合理的解释是，不是路遥变了，而是现实生活的基础变了。《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酝酿、创作于1982年到1988年这六年期间。这段时间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靠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开始解体，民间伦理重新确立，勤劳者致富，懒惰者受穷，被农村户口束缚了多年的“能人”“精人”们也有了寻求别的生活机会的可能，高加林的问题有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路遥是一位真诚而敏感的作家，他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改革的负面效应，如孩子们不再上学，农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农民的欲望被刺激起来，“共产主义时代”的温情关系解体……但后来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出外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合乎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平凡的世界》自问世以来，近三十年魅力不减，而且持续在年轻人中产生影响，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民间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种时间上的错位：当年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屌丝”^[2]们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如果路遥没有在1992年英年早逝，如果他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至今，面对着众多当代作家所面对的不那么“明朗”的现实，以路遥的敏感和真诚，他的作品里还能有如此坚定的“黄金信仰”吗？抽掉了这样的“黄金信仰”，现实主义作品还能有如此感人的魅力吗？答案是不容乐观的。某种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的长盛不衰，正是因为路遥之后难有路遥。

1999年，被称为“平原作家”的李佩甫推出了“平原三部曲”的首部《羊的门》（华夏出版社）。在这部堪称继《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现实主义力作中，李佩甫不但写透了“平原文化”，成功塑造出呼伯这样一个“中原强者”的形象，也塑造了呼国庆这样一个为了“事业”背叛爱情、不择手段“上升”，最后被呼伯选为呼家堡下一代“当家人”的“有为青年”形象。在第二部《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里，李佩甫更倾心塑造了一个“当代陈世美”式的“凤凰男”形象冯家昌，通过对这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充满良心罪恶的奋斗之路进行深入的内在剖析，使这个千古一律的道德批判故事获得了更复杂的现实解读，甚至达到某种程度的反转——不是对冯家昌没有道德谴责，却因体味入骨而使这谴责格外沉痛。呼国庆和冯家昌都是高加林的后继者，但是，高加林在事业追求和良心背叛之间的矛盾，在他们这里非但没能解决，反而更加剧了。和孙少平一样，他们也是乡土文化孕育出来的“好后生”，心气高、能力强，并且担负着兴一家、护一方的责任，但在孙少平那里体现为仁义道德、与启蒙文化的人道主义价值和谐一致的民间伦理，此时已经走向了反面，变成了“忍”“韧”“狠”，并以“生活真相”“残酷真理”的面目论证着任何“普世价值”的天真和无效。

在《羊的门》里，一开篇，李佩甫就论述了平原上的“草民”文化。“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它们在田间或是路旁的沟沟壑壑里隐藏着，你的脚会踏在它们的身上，不经意的从它们身上走过。它当然不会指责你，它从来就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它只是默默地让你踩。”（第4页）“平原上的草是‘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第7页）

这就是所谓的“草民”，是历朝历代极权主义的温床，却也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绵延不绝的力量所在。这块土地之所以被称为“绵羊地”，就是因为它“无骨”，却“有气”, “在这里人的骨头是软的，气却是硬的，人就靠那三寸不烂之气活着”（第9页）。骨与气，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结关系，构成了平原人性格的根基。

在李佩甫的小说里，女人往往代表理想世界，男人则代表现实世界。女人以其高洁的人格衬托着男人的势利卑微，她们是这片土地的受害者、批判者、反思者，但在与男人的争辩中，却永远是被说服者。

在《羊的门》里，代表理想价值的是与呼国庆产生婚外恋情的外来干部谢丽娟。当呼国庆为了保住县长权力被迫与妻子的娘家势力妥协而牺牲爱情时，谢丽娟激愤地说：“你们这里的人个个都没有脊梁骨！所以，你们这里的人就老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哼，那是一口什么样的气？窝囊气！”在她看来，这股“气”是专门滋养玩权术的小男人的，“它是专门养小的，它把人养得越来越小。它吞噬的是人格，滋养的是狗苟蝇营。在这块土地上，到处都生长着这样的男人。为了权力你们什么都可以牺牲”（第206页）。

对此，作为这片土地上成功男人的代表，呼国庆的回答是：“不错，在这里，生命辐射力的大小是靠权力来界定的。这对于男人来说，尤其如此。这里人不活钱，或者说不仅仅是活钱，这里生长着一种念想，或者说是精神。这是一棵精神之柱。气顶出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渴望权力是一种反奴役的状态。在平原，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边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奴性，是近乎无赖般的韧性和耐力。”（第207页）

表面上看，谢丽娟与呼国庆的争论是男女性别之争、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之争，其实，他们的争论背后更有着中国文化数千年以来的道术之争，以及更“普世”意义上的理想原则与现实法则之争。

在谢丽娟代表的话语系统里，“气”必须建立在正义的价值取向上，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公孙丑上》）。与“气”相连的必然是“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特别严峻的时候，“节”甚至意味着牺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历史常常代替宗教，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尺度。

而在呼国庆代表的话语系统里，“气”的价值指向被取消了，孟子那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在这里是“能屈能伸”、受得胯下之辱的，只要最后能成功。成功是唯一的标尺，成者王侯败者寇。所以，这里的“气”与“忍”相连，这就是呼国庆所说的：“在平原上长大，如果是有灵性的，都会逐渐悟一个字，那就是一个‘忍’字。这个‘忍’字就是他们日后成事的基础。一个‘忍’字会衍生出一个‘韧’，这都是从平原生长出来的东西。这东西说起来很贱，一分钱也不值，但却是绵绵不绝的根本所在。就像是地里的草一样，你践踏它千次万次，它仍然生长着，而且生生不灭。”（第385页）

谢丽娟的话语系统是一直被大声宣讲的，至少在书本的世界里不证自明。在古代社会，是士大夫维护的忠孝节义道统；在现代社会，是知识分子捍卫的自由平等世界观。而呼国庆的话语系统则是一直在现实世界中暗暗奉行的，不仅是草民的生存术，也是帝王的统治术。但在以往的文明系统里，它是“只做不说”的，这当然虚伪，但虚伪中却包含着一种价值确认，承认在“现实如此”的世俗法则之上有一个“理应如此”的圣人法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有一个彼岸世界。然而，当时间行进至20世纪末，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终于理直气壮地走上了前台。所以，当谢丽娟责问“你们这里煤是白的吗？”的时候，呼国庆完全可以笃定地回答：“这是这块土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的生存法则。”（第206页）原本理直气壮的谢丽娟此时无言以对，继而，一边在内心告诫自己“这个人没有一点人格”，一边与他疯狂做爱。不是灵魂屈服于肉体，女人屈服于男人，而是她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那套价值系统遭到了深度质疑、挑战乃至颠覆。

在李佩甫《羊的门》之前，很少有人正面解析这套运行千年的现实法则。在以往的文学叙述中，凡是以权谋得“天下”的人会被称为“枭雄”，最典型的是曹操。与之对立的一定有一个仁义的英雄，即使像刘皇叔那样“大善近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叙述也基本延续这一逻辑。比如，张炜的《古船》（1987年）里也塑造了一个如《羊的门》中呼伯那样的民间强权人物——赵姓家族的族长四爷爷赵炳，但在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有意加入了其欺男霸女的恶行和“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历史，使这个人物具有恶霸色彩和政治原罪。而与之对抗的隋姓家族的长子隋抱朴则俨然是仁义的化身。在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年）里，民间的乡绅文化更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国共两党的斗争被描述为像翻烙饼，不管他们如何颠来倒去，占据着全书的道德精神制高点的始终是仁义的族长白嘉轩和不失高蹈迂阔的大儒朱先生。只有到了李佩甫的《羊的门》，民间文化、现实法则才拨开种种“正统”的覆盖，正面示人。这里没有“英雄”和“枭雄”，只有“强者”和“次强者”，所有的道德逻辑、文化逻辑都可以被整合进权力逻辑，世界变成单面的，且千年如此，铁打不动。李佩甫能做这样的叙述翻转也是时代逻辑使然，正如《古船》的背后有“新时期”启蒙思潮的涌动，《白鹿原》的背后有1980—1990年代的“文化热”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肯定。而李佩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贪大而取小，不走虚而偏实，借助“原型”，专挖自己的根。在这种自剖式的解析中，有自陈、自证、自辩，也有对其劣根处深透的自省，却比“宏大叙事”更有说服力。

在《羊的门》之后的《城的灯》里，李佩甫再次通过一位土生土长的知识女性——村书记女儿刘汉香的思考，更内在地分析了“骨”与“气”的关系：“过去有一句老话叫：穷要穷得有骨气。现在想来，这句话是很麻醉人的。穷，还怎么能有骨气？‘骨’是骨，‘气’是气，骨是硬的，气是软的，怎么就‘骨气’呢？可以看出，以气做骨是多么的勉强啊！‘骨’要是断了，‘气’还在么？那所谓的‘骨气’不过是断了骨头之后的滥竽充数罢了。况且，这‘骨气’也是硬撑出来的，是‘脸面’，是强打精神。往好处说，那是意在改变。要是你一直穷下去，都穷到骨头缝里了，那‘骨气’又从何而来？穷，往上走，那结果将是奋斗或夺取；往下走，那结果将是痞和赖。这都是眼见的。其实那穷，最可能生产的是毒气和恶意……要是再不改变的话，那结果将是一窝互相撕咬的乱蜂！”（第352页）

在小说中，刘汉香是一个圣女般的人物，作者正是通过她圣女般的伟大牺牲来谴责冯家昌的负心背德。对于这个比陈世美更陈世美的男人，刘汉香却始终恨不起来。除了女人的深爱和圣女情怀之外，她对冯家昌始终有深层的体谅。在她对“骨与气”的分析里，有一句话已经呼之欲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正是冯家昌所认定的理，有这个理在，他心不安理却得。小说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了冯家昌所经受的贫穷和屈辱，他的无奈和不甘，他狠心背后的自伤。作家显然投入了深切的经验和情感，体味愈深，谴责愈难。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冯家昌认定的那个理无法推翻，作家才只能把刘汉香做“圣女化”处理，让她形成一座道德的大山，维持小说价值系统的勉强平衡。读者也几乎被说服认了这个理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如果不是那些贫苦的细节也是路遥描写过的，那些人性的考验也是孙少平经受过的；如果不是秦香莲的故事一直有一个《铡美案》的版本——深受欢迎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代代相传的民间戏剧一样，是民间伦理和愿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骨气指数”的生动显现。当人们怨无可怨、怒无可怒的时候，才会感到，不要说“包青天”神话的缔造，就是窦娥喊冤、香莲怀恨，也得有个彼岸世界的“老天爷”撑腰才行。

站在新世纪的门口，现实主义文学面临的最痛苦的转型就是价值转型。这是一个“投降”^[3]的过程，李佩甫的《羊的门》《城的灯》从民间文化的角度书写了这一从“人民”到“草民”的自降过程，对于“思想价值的生产者”知识分子一方，这更是一个“自我阉割”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写得最透彻的是阎真的《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沧浪之水》时常被当作官场小说来解读，但它实在不是一部普通的官场小说，而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史。作品突出了“官仆”奉行的“操作主义”和知识分子奉行的人道主义的对立，并沉痛无奈地写出知识分子放弃、屈服的必然性。主人公池大为大学毕业后进入仕途，他的人生选择处在两种对立的人物中间，一种是以父亲为代表的终身不得志但浩气长存的“君子”，一种是以马厅长为代表的不但得势而且在所有人眼中都十分得意的“小人”。一向以君子自命的池大为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日益被琐碎而残酷的现实问题所困窘、逼迫，更重要的是，他所坚守的价值系统不断遭到外界的嘲笑和内在的质疑，其中最具毁灭性的质疑来自他尊称为老师的宴之鹤。在池大为的眼中，孤傲清高的宴之鹤就是他活到今天的父亲，然而，这位“父亲”却将自己清高的一生评判为愧对妻女的失败的一生，以此训诫“儿子”不可重蹈覆辙。在池大为由“君子”转变为“小人”的过程中，宴之鹤从未担当过良心的敲打者，而是成为一个最佳的谋士，甚至分一杯羹者。最后，已为“人上人”的池大为在父亲坟前烧毁了曾经支撑他们父子精神世界的书卷——从孔子到谭嗣同12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志士仁人的传记画册，象征着数千年来支持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在“官仆”奉行的“仕文化”的全盘挤压下，自行灰飞烟灭。

池大为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形象本来有很大的共同之处，都是本质上正直、善良，从底层走出、凭一己之力个人奋斗的英雄，所面对的也同样是充满困苦和不公正的现实，不同的是，他们缔造了不同的神话。孙少平创造的是好人必有好报的神话，池大为则相反，创造的是好人只有变成坏人才能飞黄腾达，而且必然能飞黄腾达的神话。有人认为，官场小说只是平面地展露现实，属于自然主义的一路。其实不然，广受欢迎的官场小说无不在生动地描摹现实的同时创作神话。为什么池大为一旦从“君子”变成“小人”，立刻好运不断，平步青云，把一直兢兢业业做“小人”的丁小槐之流远远抛在后头？这和“文革”时期作品中落后青年一旦思想转变很快就能成为英雄有什么本质区别？背后是对操作主义的信服和肯定，是对权力的绝对崇拜。《沧浪之水》受到以“网民”为代表的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和特别推崇^[4]，说明这套世界观是被他们深切认同的。

李佩甫的《羊的门》《城的灯》和阎真的《沧浪之水》都堪称《平凡的世界》之后难得的现实主义力作，无论是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思想深刻性还是艺术圆熟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然而，如果用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这几部作品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暴露揭示社会病痛的同时，认同了制造病痛的社会法则，这就使其缺乏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必备要素之一 ——超越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并非作家缺乏超越的意识和愿望，他们只是缺乏超越的思想资源，以往各个时期现实主义作家赖以批判、超越现实的价值系统，无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西方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的君子气节、仁义道德，在这里不是虚无缥缈的，就是虚弱无力的，在那些“硬道理”面前，它们显得那么苍白迂腐，可怜可笑。李佩甫为了超越，在《羊的门》《城的灯》的卷首都生硬地插入了《圣经》的段落，对于刘汉香“圣女化”的处理使小说局部失真；《沧浪之水》开篇设置的父亲形象如刺字的岳母，使池大为整个投降的过程如芒刺在背，道德标尺不可谓不高，但却无力抵挡大势所趋。阎真以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笔调细致地书写了这一过程，这也是全书最震动人心之处，唯其沉痛无奈，更反证了现实法则的不可反抗。说到底，现实主义的危机显示的是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是人类思想的普遍危机。

在跨过“价值投降”的门槛后，现实主义叙述就彻底陷入了困境，这困境在不久后兴起的“底层文学”中有着深层体现（具体论述见下章）。在取消了价值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就越来越接近顺应主流价值观的畅销书，所以，“先锋”余华的现实转型之作《兄弟》成为一本不折不扣的顺世之作是不足为怪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部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品，就是姜戎的《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狼图腾》由中国当代最资深的畅销书策划者安波舜^[5]推出，以作者的知青经历、学者身份，作品的写实性、传奇性、思想性^[6]，以及“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7]本身，架起与“严肃文学”的脉络渊源，而其最大的看点并不在文学性，而在于题目——“狼图腾”三个字，使“王道文化”下蛰伏千年的“霸道文化”不但获得一种响亮的文学表达，而且被提升到在社会转型期摆脱中国长久的农耕文明衍生的国民性之沉重羁绊的高度，暗示华夏民族之所以从未中断正是因为“龙图腾”的背后有着“狼图腾”，自由强悍进取的“狼文化”才是华夏精神的“本来面目”，才能够使未来的中华巨龙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后记”）。《狼图腾》的“狼哲学”和《羊的门》的“草哲学”生动地阐释了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体两面，成者为狼，败者为羊为草，羊/草和狼分享着同一生存逻辑，中间的道路就是操作主义。于是，操作主义从“潜规则”上升为“常规则”，文学的关注点不再盘桓在要不要操作，而是如何操作。

《狼图腾》之后，现实主义小说越来越向类型化小说靠近，“反腐小说”转向“官场小说”, “成长小说”退为“职场小说”。此时正当网络文学兴起，有影响的小说大都先走红于网络，再进入实体出版，如《侯卫东官场笔记》《浮沉》《杜拉拉升职记》《二号首长》等等。其中最有文学史对话价值的是被网友称为“当代的《平凡的世界》”^[8]的《侯卫东官场笔记》。

《侯卫东官场笔记》2008年1月首发于起点中文网，原名《官路风流》，作者小桥老树^[9],2010年6月出版实体书时更名为《侯卫东官场笔记》（凤凰出版社）^[10]。自2008年以来，该书在起点中文网的连载字数超过290万字^[11]。截至2013年1月23日，总点击率1280万，在起点中文网官场沉浮类共1615部作品中排名第六。

网络小说动辄千万字，数百万字是常态。《侯卫东官场笔记》就是以数百万字的规模事无巨细地讲述了侯卫东作为一个考取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如何从底层一步步迈向权力中心：从最基层的“村官”，到镇长、县委秘书、市长，直至省级要员。小说以岭西省为背景（岭西带有重庆的影子），时间跨度自侯卫东大学毕业的1993年直到21世纪初，其间基本勾连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同类网络官场小说大都嫁接“重生”“穿越”^[12]等类型文不同，《侯卫东官场笔记》是一部严格的写实作品，作品的真实性是建立在作品“自传性”的基础上的。这部小说之所以被网友看作是“当代的《平凡的世界》”，主要因为它的叙述模式是一个具有可参照性的“底层个人奋斗”的模式，主人公侯卫东或可视为于连式的人物，被时代赋予了某种象征意味。这正是作者小桥老树明白表述的：“侯卫东生于七十年代初期，他的成长恰好伴随了社会的巨变，这种变化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变化，更有深入骨髓的精神改变。侯卫东具备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欲望和进取。”^[13]这一切都显示了《侯卫东官场笔记》虽然出身于网络，但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者的文学“习性”使其在写作中显示出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惯性欲求”，特别是进入实体书出版过程中，这种欲求更加强烈。在该书“后记”里，作者表白：“我甚至自不量力地产生了一种记录时代的使命感，写出我所热爱的一切：热情洋溢的巴国风俗文化，热火朝天的变革时代，为改变自己命运而热血沸腾的普通人。”^[14]在其他场合，作者亦表示，“《侯卫东官场笔记》是一本写官场人物的小说，更是一部折射这个时代的小说”^[15]。

然而，欲求仅仅是欲求，无法落实为形式。其中的一个致命的缺失，就是前文谈到的一种外在于小说内部官场逻辑的价值系统的缺失。“成长小说”不是“成功小说”，成长小说的关键不是事业的成功，而是性格的成长，主人公经过无数次心灵的蜕变完成价值观的成型——或者上升，如《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或者堕落，如《红与黑》里的于连。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最终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仅仅是一名矿工，他的成功是获得了人格的上升和心灵的安宁。但在《侯卫东官场笔记》里，世界观始终是平的。池大为经过痛苦挣扎最终认同的操作主义，在侯卫东这里从来没有受到半分怀疑，他需要的只是操作的技巧。超越性价值观的缺失导致的不仅是作品思想性的贫乏，更是小说结构的彻底改变。因为现实主义小说结构的核心框架是矛盾线索，主要矛盾和各种次要矛盾构成小说的主线和各个分支。当矛盾被抽离后，小说的结构就被摊平了。《侯卫东官场笔记》的故事结构完全是根据中国官僚系统的等级结构搭建的，小说的叙述线索就是侯卫东升迁的线索。他升官的每一阶段，自成一体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内容元素相似，只是又升了一级。这和网络游戏的升级模式相似，也与“打怪升级”（与网络规则同构）的“小白文”没有本质差别。如此，小说变成一座可以无限叠加的高楼，为它封顶的不是小说的结构力量，而是官场的级别限制。于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具有透视性总体结构的小说，变成了松散的笔记，但又不是中国散点结构式的笔记小说，因为它有一个极为单一的总体性目标，然而，这个目标又只是一个暂时的节点，而不是一个各种矛盾获得解决之后的高潮性结局。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小说的无限敞开，是现实主义欲求的失败。作为一种理解现实的努力，现实主义欲求追求的是赋予现实以可理解的形式，而试图‘折射这个时代’的《笔记》，的确在试图这样做。然而，小说的这种无限敞开，显示的恰是这种形式的残缺。换言之，小说并没有成功地为现实赋予完整的形式，一种没有终结的形式无法为自我提供理解现实的真正可能。小说作为赋予形式的努力失败了，就此而言，这也意味着现实主义欲求的失败”^[16]。

在“去价值化”后，写实类小说的阅读重心转向中性化的知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小说蜕变为“知识性小说”乃至“指南”“攻略”^[17]。作品的“自传性”则是以“亲历性”佐证所传授知识的可靠性^[18]。而主人公，不管是侯卫东还是杜拉拉，无论他们贯穿起一个拥有多少续集的故事，都始终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文学形象——他们存活在一个非人格化的“科层制”^[19]体系中，构成其价值属性的不是人物个性而是职业特性——因为，只有基于某个筛选体系评分标准的特性，才可以作为专业指南而对每一个读者有参照价值。

詹姆逊谈到小说的危机时曾说：“实际上，在新闻写作和社会学取代小说之外，今日小说形式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似乎极为复杂的无法用叙事模式加以表述的那种历史境况。”^[20]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文学从遭遇价值危机到自动放弃为一个时代赋形的任务，显示了现实主义这一伴随启蒙主义诞生的文学形式在一个“后启蒙”时代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1] 参阅邢小利：《三个半作家及三个问题》, 《陕西日报》1996年1月22日。

[2] 笔者个人对“屌丝”的定义是：被阻隔了正当阶层上升空间的下层有为青年。另参阅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林品2013年6月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从网络亚文化到共用能指——屌丝文化研究》。林品在详细追溯了“屌丝”一词的缘起后提出，“屌丝”是一种亚文化群体，通过共同创造一套符号系统建构出某种虚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屌丝”将“矮丑穷”作为自己的属性标签，“屌丝亚文化”以一种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主动认输、自动缴械的话语姿态，表达和应对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询唤与阶层分化乃至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对既得利益者主导的“成功学”“中国梦”式的新主流文化叙事进行犬儒式抵抗。

[3] 在《城的灯》里，李佩甫写道：“很久之后，他（笔者按，冯家昌）才渐渐明白，那么往地上一跪，就是‘投降’。在平原的乡村，‘投降’几乎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最大的艺术。生与死是在无数次‘投降’中完成的。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投降’，你必须‘投降’。有了这种‘投降’的形式，才会有活的内容。”（第20页）

[4] 2003年底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名单由新浪网公布后，引发强烈争议。许多网友为《沧浪之水》未能入选抱不平。《北京青年报》在有关报道中，直接以“莫言作品全票入选 直面现实之作落选备受争议”为副题，汇集网友们的尖锐批评：“像《沧浪之水》《梅次故事》《桃李》等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准，大众爱读的现实作品却榜上无名，所以这个评委会是令人质疑的。”《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 《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17日。

[5] 1990年代初，安波舜供职春风文艺出版社期间，曾成功打造了中国最早的畅销书品牌“布老虎”丛书，集合了皮皮、铁凝、张抗抗等一批中国颇具实力的作家，被称为“布老虎之父”。“布老虎”丛书的立足点即在于组织实力派作家写畅销书。2003年底，安波舜携《狼图腾》加盟长江文艺出版社，再次创造了号称销量三百万册的出版界神话。

[6] 作者姜戎（笔名），本名吕嘉民，1946年生，北京人。1967年自愿赴内蒙古额仑草原插队， 1978年返城，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狼图腾》是他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据称，自腹稿至终稿历三十余年。2007年《狼图腾》获第一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7] “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打造的著名长篇小说品牌，以出版实力派作家的长篇力作为主，包括张一弓《远方的驿站》、刘醒龙《痛失》等。该品牌脱胎于“跨世纪”丛书，“跨世纪”丛书在1990年代文学走入低谷时推出，当时出版界曾有“南有‘跨世纪’，北有‘布老虎’”之说。参阅周百义：《我们为什么放飞这批九头鸟》, 《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27日。

[8] 参见网友言又博客文章：《强烈推荐当代的平凡的世界之侯卫东官场笔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6ed547c70100sonn.html。

[9] 小桥老树，本名张兵，男，1971年生，1992年毕业于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写作此书时任重庆市永川区市政局副局长。在《官路风流》之前，小桥老树在起点中文网还曾连载《黄沙百战穿金甲》。

[10] 实体书陆续出版至第8部，发行量至2012年底已突破350万册。见《〈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登中国作家富豪榜》，中国广播网2012年11月30日，http://native.cnr.cn/city/201211/t20121130＿511455378.html。2012年同一作者出版《侯卫东官场笔记》的兄弟篇《侯海洋基层风云》两本，第一集仍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第二集改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1] 由于涉及版权，2011年4月，小说在起点中文网停止连载，总计连载至八百六十三章。

[12] “重生文”属“穿越文”的一种，特点是主人公保存着前生的记忆，在“第二次生命”中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弥补过去的遗憾。

[13] 《潮流与遗珠：秋季要读的十本书》, 《新京报》2010年10月11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0-10/11/c＿12645915＿3.htm。

[14] 小桥老树：《后记：写给读者朋友的几句话》，见《侯卫东官场笔记》第8部，第285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15] 《潮流与遗珠：秋季要读的十本书》《新京报》2010年10月11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0-10/11/c＿12645915＿3.htm。

[16] 石岸书：《网络文学现实主义欲求——以〈侯卫东官场笔记〉为例》, 《网络文学评论》总第3期，广东省作协主办，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

[17] 在《侯卫东官场笔记》纸质版的封面上，醒目地出现一个大红印章，上书“公务员必读”“官场百科全书”。与此相呼应，《笔记》是作为出版社“知识小说”系列图书而推出的，所谓“知识小说”，按出版社“知识小说”图标所注明的，即“读小说，学知识”。《杜拉拉升职记》的封面广告语是“中国白领必读职场修炼小说”; 《二号首长》则在封面上标注“当官是门技术活”。

[18] 小桥老树自称：“35岁以前，喜欢公务员的身份，原因是大学毕业就当了公务员，还没尝试过其他职业。我进入公务员队伍以后比较顺利，28岁就在乡镇当党委委员，工龄不长，进底层领导班子的时间相对较长”——这和小说中侯卫东的经历颇为相似。他还谈到：“至于小说中是否有自传的成分，答案很简单，任何一部小说都是写作者集合各种素材的综合产品，他自己的经历肯定是最为重要的素材，任何作品都不能脱离作者的生活和经历。《侯卫东官场笔记》自然有着写作者的经历在里面，是全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卞文超：《小桥老树：基层本无“官场”》，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h/2012/0203/c25408-2898214343.html。

[19] “官僚制”与“科层制”，都是“Bureaucracy”的英译。“科层制”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是一个中性分析范畴，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以贬义性的“官僚制”来作为译名。参见：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中译序言，马戎、时宪民、邱泽奇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

[20] F．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钱佼汝、李自修译，第315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