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韦皋之死和刘辟的谋求节钺正发生在宪宗即位之初，又发生在长安的后院剑南，采取何种策略对宪宗自然是举足轻重之事。宪宗是个性强而极有主见的君主，他从一开始就有重新建立新政治规范的意愿。也就是对节度使的任命必须有绝对控制权。所以他并没有立刻接受刘辟的要求而授其节钺，而是征刘入京为给事中，同时派熟悉西南情形的宰相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44]这当然是希望袁在到达西川后能成为节度，但同时又留有余地的动作。但袁在入川后因刘辟阻兵而不得前，使宪宗不得不贬袁为吉州刺史。^[45]同时也被迫承认刘的节度地位。

史称宪宗为息事而妥协，这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正如上文所揭示，在当时的复杂背景下，是否能立即拒绝刘辟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从朝廷实际能力来考虑的。也就是如果刘拒不服从，朝廷的胜算能有多少。宪宗也必须考虑他登基之后，是否能下决心和代、德以来的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游戏规则决裂。这后一层考虑可以说更为重要。刘辟的举动即便不像符载所称是为藩镇权力交接树立榜样，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基本合乎当时的惯例的。所以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则会对其他藩镇的继承问题有连锁的效应。这在舆论上是不得不考虑的。所以如果不是因其大举出兵东川，占领梓州，刘辟在西川的地位很可能得到巩固。

宪宗对三川的军事行动实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战事基本在东川境内，而后一阶段则在西川境内。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宪宗铲除刘辟的立场也日益明朗。但即便如此，到了刘辟攻占东川之后，宪宗据称还是对用兵犹豫不决。最后说服宪宗下决心用兵的是宰相杜黄裳和承旨学士李吉甫。^[46]所以宪宗改元伊始，军事行动就全面开始了。元和元年戊子下诏任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以统领左右神策的入川兵马。四日后又下诏复置斜谷路上之馆驿。^[47]但上文已经提到，宪宗下令征讨刘辟的诏书虽然表明用兵的态度，但在字句上很有所保留。这和朝廷在从刘辟手中夺回东川之后所发出的另一篇讨刘辟诏的严厉词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保留必定是经过斟酌的。我们不排除这有可能是再给刘一次机会，但更可能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形下，宪宗不得不稳扎稳打，走一步看一步。选择讨蜀的主帅也是颇费斟酌的一件事。这是自德宗对淮西用兵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又关系到宪宗个人威信能否成立。当时为相的杜黄裳同时推荐刘和高崇文两个人选。据说选择高崇文是宪宗本人的决定。^[48]以地位不高但属神策嫡系之高崇文来担此重任是宪宗要在平藩问题上掌握主动的表示。从宪宗不愿使来自河北的刘在胜利之后得以控制重要的西川的意见也可看出宪宗临朝不久便已甚有远见。

仅在朝廷对高的任命下达的第二天，东川的使府梓州就为刘辟的军队所占。^[49]而更为危急的情势则是处于通往蜀中的主道之咽喉要地剑州（即剑门）亦陷于刘辟之手。剑州之陷落表明刘辟在这一时刻实际已控制了东川全境。不仅如此，据有些记载，刘的兵锋甚至“骚黔、巫，胁荆、楚”^[50]。此时朝廷尚未令高崇文的军队开拔，能及时遏阻刘辟兵锋的是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的力量。刘辟既已占据东川，其势力也就直接威胁到山南西道。所以严砺和刘辟的冲突自难避免。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严砺部将严秦所率的五千军队在剑门击败刘辟的人马并斩杀其将领文德昭。^[51]这是关键的一役，其结果有三：第一是遏阻了刘辟的力量向川外发展；第二是使朝廷的军队不久得以由剑门深入蜀中；第三是这一胜利无疑使宪宗感到振奋，正式下诏令高崇文、李元奕之神策人马入川。高崇文的五千军力隶属神策左军。史料称其行动迅速，在接到命令后几个时辰便已出发。经斜谷关而抵达西川。同时李元奕带领属于神策右军的三千士兵由骆谷路入川。史料未明载李元奕部屯驻的地点，但从地理上看很可能是奉天。^[52]高、李两部于二月初在兴元会合。^[53]此后合军抵达剑州。严砺的部队应已在那里等候。

朝廷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克服东川首府梓州。此时高所率之神策和严砺的部队兵分两路。高部沿嘉陵江河谷向东南先抵阆州，再向西至三百多里外的梓州地区。严砺的人马则直接由剑州顺蜀中的主干道抵梓州。^[54]在梓潼一带，高崇文和刘辟大将邢泚的大批人马相遇。正如上文已做的分析，邢部多半是不战而退，这表明刘已决定放弃梓州，所以三月中朝廷就宣布克复梓州。同时东川境内的战事也基本告一段落。朝廷原来派韦丹接替李康为东川节度，韦因东西川战事起而未能入川。此时韦遂建议朝廷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该建议为宪宗所接受，^[55]这一任命为第二阶段的征讨揭开序幕。

收复东川是宪宗对刘辟事件性质作公开判定的转折点，皇帝显然意识到彻底铲除刘辟从而改变自贞元以来积习的时机已经成熟。三月中所下的诏书就措辞严厉地称刘为“逆贼”并削夺其在身官爵，^[56]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很可能是刘辟所未能估计到的。而且朝廷也不再与他讨价还价，李康的被斩使刘看到了宪宗的决心。^[57]刘大概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后路既无，唯一的办法只有军事对抗一途。所以和东川战况相比，西川境内的战事要远为激烈。刘辟的对策是立即在成都北部险要德阳县的鹿头山构制大规模防卫，“筑城以守”。鹿头离成都一百八十多里。刘的人马主要驻扎在鹿头关，在其附近又“又连八栅，张掎角之势”^[58]。同时从东川撤退的西川兵马如邢泚等部亦陆续在此集结。所以刘辟军力在此地的总数大概达到三四万之众，^[59]可以说在鹿头关附近，高崇文所率的神策军才遇到真正的考验。到五月初，高崇文的人马到达离鹿头关北大约十五里的罗江。这基本标志战争的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始。据李巽的奏章，此时高等诸部兵力已达一万五千左右。虽然朝廷的部队人数远比西川少，但显然比刘辟在鹿头关附近的守军善战。所以在鹿头关附近能连连击败西川的军队。到六月间，刘辟的部属在鹿头附近的制高点万胜堆建立一新的据点，以图扼守。夺取万胜堆是平蜀过程中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关键的战役。^[60]此次胜利之后，中央军基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得以“下瞰关城”，对刘辟的部队造成莫大压力。所以西川在失去万胜堆之后，立即改变策略，基本采取闭关不出的态度。虽然高崇文和严砺部下严秦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零星战役中继续有所斩获，但未能攻下鹿头关而取得最后胜利。所以高崇文和严砺都向朝廷提出增援的要求，^[61]朝廷立即回应高和严的请求，但史料在这方面的具体记载较少。据《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吉甫传》的记载，严砺特别要求朝廷从河东调兵，而李吉甫则建议宪宗改由江淮调兵沿扬子江入蜀，宪宗接受的是李的建议，但现存史料能证实这一说法的很少，只有一处材料提到宣歙池观察使路应派兵一千五百入蜀，但那已是在讨平刘辟之后。^[62]反倒是河东的镇兵不仅在阿跌光颜的率领下于此时加入战事，而且稍后还起了关键作用，朝廷同时调遣的增援兵马中还应包括荆南和神策的兵力。原来朝廷还打算调凤翔兵力，但这一想法大概由于一些朝臣的反对而作罢，比如李巽就上奏，反对大量增兵。现征引如下：

今高崇文等诸将所统已约一万五千余人，以整击乱，以顺讨逆，授以庙算，假之天威，馘丑挫凶。霈有余力。若更多征征镇，广命师旅，臣窃计之，其患有五。一则高崇文素非大将，拔自偏镇。忠信虽著，声威未振。本兵既少，兼统则多。将皆权隶，士素非抚。虽是锐师，势同乌合。居常则犹可胁致，临敌则何以指挥。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难。（中略）二则贞元以来，天下无事。四方节将，人各怀安。陛下覆焘惟新，理先清静。今以西南小丑，久稽天诛。自春徂夏，征发已广，见在兵力，破贼有余。若更务济师，屡闻动众。山险深阻，暑湿为沴。北人南役，谁不惮行。去土离家，动生愁怨。往年泾州叛卒，职此之由。事系安危，不可不察。三则吐蕃约盟未定，窥伺在心，间谍往来，急于邮传。又必持两端之计，与刘辟交通。若闻发兵西南，多取边镇。秋风即至，虏马已肥，冒隙乘虚，必有侵轶。事出万一，悔何可追。四则刘辟穷寇，保险逃死。虽祸淫助顺，天道甚明。而兵凶战危，人事难脱。必或貔武之师，少不如意，蜂蚁犹聚，假息旬时。攻守之间，动须应援。固当潜锋养锐，以逸待劳。今便息兵，后将何继。五则剑川硗塉。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险艰，饷运无由多致。今屯兵日费何啻万金，数州贵籴将尽。千里飞挽，所济几何。若更加兵，实难供赡，一夫脱有菜色，三军无复斗心。幸可以少成功，何必多而为患。今太原及神策诸军已上道者其数颇多，足办戎事。其凤翔等镇未发之兵，伏乞圣恩且勒权停，续后事宜以议行止。^[63]

李巽当时负有财政重任，且这些建议都言之成理，应对宪宗产生影响，所以七月间朝廷特别申令诸路人马都必须完全服从高崇文调遣。^[64]从六到八月间，高崇文和严砺虽向朝廷不断上报战果，但实际已暂缓军事行动，以等待增援的陆续到来。^[65]增援的部队也确实使战事取得最后的突破，贡献最大的是阿跌光颜所率的五千河东精锐骑兵。^[66]阿跌因未能按约定在八月中赶到而怕有违军令，所以就大胆深入鹿头山地区，且在鹿头关之西驻扎，这样出其不意地切断了鹿头守军的粮道，鹿头的西川守军军心因此而彻底瓦解。鹿头守将仇良辅和绵江栅将李文悦等纷纷率大批人马投降，俘虏的人马中包括刘辟子刘方叔及婿苏强。^[67]这使高崇文得以长驱直入，于元和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占领成都，并在羊灌田将在逃的刘辟擒获，^[68]西川得到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