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剑南西川的危机是继节度使韦皋之死，其幕僚支度副使刘辟自为节度而起。德宗一朝，韦皋的地位随着其对抗吐蕃的成功和保持剑南地区的安定而节节上升。他不仅在唐代官僚集团中的地位可以说已到了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地步，而且在西川成了地方民众崇拜的对象。[1]虽说贞元时期节度使的任期往往很长，韦皋能控制西川长达二十年也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这使他对西川地区政治社会各方面乃至地方民众心理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和在他死后迅速出现的变化存在着直接而微妙的联系。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探讨。
关于韦皋去世的时间各史料的记载颇不一致。《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都将韦皋的死讯记载于永贞元年（805）八月癸丑。[2]曾担任过韦皋幕僚的韦乾度在驳房式谥号的议论中也称“故太师（韦皋）永贞元年八月薨”[3]。但权德舆所作之《韦公先庙碑铭》明确提到韦皋死于七月。[4]另外同样是韦皋幕僚的符载在其《为贾常侍祭韦太尉文》中也说韦皋在永贞之际“忧国慷慨，请立太子。事苟未行，死而后已”[5]。虽没有直接指出具体的死期，但显然表明韦皋之死发生在李纯以太子身份摄政之前，也就是永贞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前。权德舆和符载的文字都是在韦皋死后不久写成的，可靠程度甚高。而《旧唐书》及《通鉴》的记载当依据实录，所以八月应是朝廷接到西川送来的有关韦皋的死讯以及刘辟自称留后的报告的日期。可见当朝廷接到韦皋死讯时，西川已基本为韦的幕僚刘辟及其支持者所控制。
有关刘辟的材料并不丰富，而且现存的一些记载将他描述成一个痴狂且有神经质的人。比如宪宗时代的李肇就说他患有心疾，常有吞人的幻觉。[6]甚至连《旧唐书·刘辟传》中都有一段如下的描述：
辟槛送京师，在路饮食自若，以为不当死。及至京西临皋驿，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系首及手足，曳而入，乃惊曰：“何至于是！”或绐之曰：“国法当尔，无忧也。”[7]
照这一描述，刘简直是一个不明时务的愚悖之人。可是以西川的重要和韦皋的威名，为何恰恰是这个愚悖的刘辟能在瞬息之间控制西川呢？这一个问题未受到史家重视，主要因为自代、德以后，藩镇擅自决定节度的更替屡见不鲜，所以很容易把刘辟的擅位看作不过是其他藩镇的类似行为在西川的翻版。但事实上刘辟的情形在中晚唐甚为特殊。这种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刘辟本人的背景上，也体现在他擅位的方式和过程之中。
在唐代中后期，藩镇擅位的模式不是父死子承就是兄终弟及，再或就是藩镇兵马使等主要镇将擅位。这些方式大多在镇兵特别是节度使的亲卫军的支持或胁迫下完成。刘辟可以说和这些模式都不相符合。虽说刘辟在被宪宗问讯时声称他是因“五院子弟为恶”而不能制，才不得已擅位，[8]但看来这只是他为自己的开脱之词。因为刘在西川的变化中主导地位非常显著。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韦皋之死引起西川内部激烈内斗。虽然个别西川的官员如嘉州刺史崔佐时及武将郝同美反对刘辟，以当时的标准看，整个交接过程相当顺利。[9]有不少材料都表明刘辟对韦皋的幕僚，特别是文职幕僚相当礼遇（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甚至像林蕴那样当面痛斥刘辟的人，刘都网开一面。[10]而且他此后能迅速控制庞大的镇兵，组织对东川的围攻和与朝廷军队长达九个月的对抗，都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和绝大多数其他藩镇擅位者不同的是，刘恰恰是一介文士出身，在贞元初连中进士和制举，[11]并得到韦皋的器重，前途应无可限量。后来和刘关系密切的著名文人符载在贞元四年（788）写过一篇《剑南西川幕府诸公写真赞》。[12]当时大概符载和刘刚有机会认识。他在给刘的赞中就特别推崇后者的文采，称其“气杰文雄”。虽然符载的这篇邈真赞用意在于对韦皋幕府人才的褒扬，有交际中客套的成分。但他的话看来也并非信口说出。因为当时刘才入西川幕府不久，资历甚浅。在这篇文字中，符只对另外二人特别作了文才特出的评语。这两人就是著名文人司空曙和后来长期担任翰林学士的钱徽。刘辟留下的文字很少，但看来都是很不错的作品。符载还特别说刘“炉化宇宙，无所不攻，他时图画，麟阁之中”。刘似乎给他留下了有大抱负的印象，所以他对刘有很高的期望。符的这种判断当是他能在多年后成为刘辟主要支持者的导因之一。贞元时代像刘辟这样经历之人一般都希望未来能在中央的官僚系统中成为显要，很难想象刘辟会不惜使自己成为皇帝眼中的叛逆。
关于刘辟对韦皋位置的继承，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是出于韦本人之意见。在符载为刘辟所作的一篇祭文中，刘声称自己是受韦之遗命而代之。[13]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他的一面之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刘辟和韦皋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刘辟在其制举上第后不久就为韦皋所辟。到韦死时，已在西川有长达十几年的经历。[14]而且从一个下级幕僚一直做到韦的主要副手。就韦皋在其死前不久还派刘辟长安游说王叔文一事来看，刘辟在韦幕府中的确占据了关键地位。就是因为这种密切关系，在韦死后，其声望也因刘辟事件而受损。比如李肇批评韦好聚敛，以致造成刘辟的觊觎。这大概是当时朝野不少人的看法，后来连对韦多有维护的正史都接受这一说法。[15]有人甚至企图以西川所造剑上有“定秦”二字来攻击韦皋有异心。[16]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贞元十年之后，德宗年事已高，为求得安定，不愿因更动节帅而引发地方上的动乱，“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于几阁。甚者拟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17]。其中“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说的不是别人，正是韦皋，这可以从元稹的乐府诗《蛮子朝》里找到确凿的证据。诗里说：“益州大将韦令公，顷实遭时定汧陇。自居剧镇无他绩，幸得蛮来固恩宠。为蛮开道引蛮朝，迎蛮送蛮常继踵。天子临轩四方贺，朝廷无事唯端拱。”[18]后来李德裕干脆把韦皋和李锜同列为德宗时期擅权的节度使的两个典型。[19]这些对韦的指责，即便未必公允，至少说明不少舆论是把韦皋对西川的长期控制及对刘辟的信任和西川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刘以文官幕僚的身份取得西川的节帅地位。对于其擅位的细节，正史和其他官方材料中几乎只字不提。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这些材料，那么即便对刘辟的动机感到异样，也只能推测而无法论证。所幸的是长期服务于西川幕府而且成为刘辟主要文书起草人的符载为我们留下了好几篇在这一事件发生期间所写的文字，恰恰是这些从未受到唐史研究者重视的文字使我们得以对西川当时的情形和元和初年藩镇与中央政治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这里最先要举出的是符载《九日陪刘中丞贾常侍宴合江亭序》一文。该文是为刘辟和监军使永贞元年九月九日重阳日在位于成都东南之名胜合江亭的游赏宴席而作。当时刘辟已控制西川。虽然朝廷还未承认其地位，刘显示了极高的兴致。文中特别对西川的变动做了一番如下的议论：
曩者藩隅变故，主帅殂殁，而子继弟及者有之，毒民杀吏者有之，逐将攘位者有之。兵戈一动，膻腥数岁。今坤维祸起，太尉公薨落。山川之所控引，兵车之所杂糅，藩蛮之所连属，师漏于涓滴，衅成于波澜，安危之计，悬在丝发。我常侍沈断玄机，发如飙驰。以眄睐之力，移山丘之势，我中丞聪明英杰，动与神遇。承要约当，谈笑间万形施张，以在灵府。遂乃推大诚，布大赏，诛横猾，拔俊异。息老稚，洗故瑕。一日而声作，浃旬而恩被，盈月而政成。[20]
这段文字给予读者重要的讯息。其中特别称赞刘能迅速使羌蛮等部落杂处、军政管理复杂的重镇西川得以安定，而不像其他诸多藩镇因节帅变动而酿成灾祸。所以在符载看来，刘的行动是为藩镇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为历史开了新的契机，这显然是值得自豪的。这也是符载与刘辟有关的文字中屡屡出现的主题，他成了后者有力的代言人。上述文字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是提到当时担任西川监军使的内常侍贾某在此次权力转移中发挥的作用。称说是由于贾常侍的英明决断和刘辟的临危受命才使千钧一发的西川得以度过危机。
即便符载的文字是在为刘辩解，他对当时藩镇在军人主导下的节帅继承的情形的概括却是非常精确。而刘辟和其他交接事件的不同正是符载在文中要加以凸显的。如果结合西川的实际情形，虽然刘辟是韦皋的主要助手之一，但在当时西川的文人幕僚中有才能有地位者并不少，为何偏偏刘辟能顺利获此大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西川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大镇，只有在获得普遍认同的情况下刘的控制才能稳固，因此韦皋的因素就不能被排除在外。实际上在顺宗即位之时韦皋已经病重。以其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对刘的信任，在病重期间对刘辟有所托付是很合逻辑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韦死于李纯摄政之前。他既已上书公开反对王叔文，而刘也是因长安之行而得罪王叔文之人，所以在长安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之下，韦希望自己的亲信而不是朝廷派来的人主持西川大局也在情理之中。而监军使对当时的情况和韦的心意必深有了解，其支持甚至公开选择刘辟作为西川留后正是监军与节帅之间的默契所致，也是刘的权力之获得的真正基础。而这种在节帅病故之后由监军使指定继承人又是德宗在贞元期间有意识造就的一种藩镇的行事规范，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安定。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下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所以刘的权力继承达到了这一要求。符载的这些议论也只有在接受这种规范的情况下才特别显出意义。
上文已经提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川的文职幕僚和刘辟的密切关系。史料明确记载的从西川弃家逃归朝廷的只有许季同一人。[21]像符载、房式、卢文若等人都和刘辟合作。[22]我们不能仅以贪生怕死来解释这种对刘辟擅位的默许，而只有把西川的特殊情况以及贞元后期士大夫的心态和对朝廷的看法联系在一起才能对这种行为有透彻的理解。符载的一篇以刘辟名义所作的祭奠同僚的文字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这篇文字中有如下一段话：
昔在太师（指韦皋），作镇坤方，大启幕府。聿求贤良，君赴招延，价重珪璋。宾主之际，赫然有光。余复继来，厕接周行。契侔金石，韵拟笙簧，并几联曹，拥闼圜廊。纷纭笑谑，烂漫壶觞。昨者象纬成灾，祸丁故使。门庭仓卒，军旅沸渭。[23]
这段话中流露出对往昔在韦皋府中的美好岁月之眷恋，这虽是以刘辟的名义说出的，似乎反映了当时西川幕府的一种普遍心态。韦皋在剑南二十多年，这对包括其僚佐在内的行政集团有深远的影响。在韦长期庇佑之下，这些幕僚必有一种少有的安全感，而他们之间因长期合作而产生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所以当韦皋这一支柱突然失去，其产生的不安是不难想象的。史书上称韦皋对“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属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24]。其实实际情形未必如此。恰恰是在贞元中后期，德宗的朝廷采取了一种保守的用人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已另文论述。简而言之，贞元后期能在中央谋求一官半职异常艰难，对能在科举中成功的文士来说都是如此。藩镇向朝廷推荐人才也往往不被德宗接受，成了一个“仕进道塞，奏请难行”[25]的时代，使很多士人不得不以游走幕府为出路。在士大夫眼中，朝廷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所以韦皋一死，西川的文职幕僚便很难预料他们的前景将会如何。符载恐怕就有如此的心理。
在德宗贞元时代的文士中，符载可算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也是游走于官僚体制边缘的某种典型。自早年起他就凭才学文章、交游和隐逸行为，建立起颇高的声誉。他在建中初由岷蜀赴庐山隐居，之后近二十年，除了游历之外，大部分岁月在匡庐以隐居方式度过。但他并非没有出仕朝廷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虽迹在丘壑，而心非常忘。且山木之挺者，忧良匠之不来，室女之容者，忧士夫之不娶”，所以是“实求知音，为之投诚”。[26]只不过在符载所处的时期，他的这种理想已经难以凭借他的名声和生活方式来获取，更不用说他还不断面临生计的问题。从保留下来的他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他时常向知名官僚寻求钱财方面的帮助。贞元十五年左右，江西观察使李巽招辟符载为幕僚，符载起初似不愿接受。从他给李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正是希望李能荐其入朝。但从李巽给他的聘书来看，李巽对符载相当礼遇，且给予“太常寺奉礼郎充南昌军副使”的职位。符载最终接受了李巽的招辟。[27]但幕府的生涯终究是不稳定的，与节帅的关系也随时有变化的可能，而节帅的去世或离任都可以使仕进成为问题。《唐摭言》卷二称“符载后佐李骘为江西副使，失意，去从刘辟”，虽细节上不准确，但符载感到“失意”的说法应有些根据，否则他不会一年后又赴鄂岳投奔何士干。而贞元十八年何士干去世使他不得不再谋出路，先入淮南入杜佑之幕，杜佑的离任使他终于在贞元二十年向韦皋求职。此时他已年近五十。也许在这个当口，他的自负和抱负，夹杂着寻职的急迫感，都清晰地流露在给“当世伟人”韦皋的书信里，说自己虽“谬隐匡庐间，其所务者，不专文字，亦尝有意窥佐王治国之术，思树勋不朽之事”，只是“心长才短，难进易退”，才造成了目前“齿发萧索，无所成遂”的境况。[28]从这封书信的内容看，符载显然是在他先前给韦皋投出自己的文章并得到韦皋积极响应后的跟进举动。应该是韦皋有明确邀请入幕的信号，以至于符载在书中有“宇宙至广，迥无知音，遭逢知音，便是死所”这类表达。同是强调知音的重要，给韦皋书中的语气却要比给李巽等强烈得多。虽然这带有自荐和求职的修辞，但结合符载那些年的生涯和他的年龄，这封书信呈现的内心感受更真实可信，也颇能帮助我们推测他正式加入西川幕府时的心态。我们也可以想见韦皋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的不安定感的强烈。刘辟对韦之继承或在像符载这样的同僚看来，也未始不是一个使他们的生涯有保障的事情，更不用说他和刘辟本来就是旧识。
使刘能取而代之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和东川的冲突。刘辟出兵东川很快成为宪宗对刘辟政策改变的转折点。但刘辟的这一举动的缘由是值得推敲的。当然我们如果用一般的解释，那自然是刘辟的野心随着朝廷的妥协而增长，以致觉得可以趁此机会并吞东川，这是所谓的“饱则逾凶”（宪宗《招谕剑南诸州诏》）。刘辟有野心固然不错，但按照藩镇行为的常规而言，藩镇僭位者通常会在逼迫朝廷做出承诺时出兵骚扰邻近地区，而一旦达到目的则会有所收敛。虽然这种收敛常也只是做个样子，可也算是遵循当时政治游戏规则的一种表示，所以刘辟的举动其实是相当突兀的。他非但不在成功获取节钺的时刻以退为进，以巩固自身在西川的地位，反而大张旗鼓地围攻东川，以致令宪宗无法再加以容忍。略有判断力之政治人物当不至于如此行事。这难道是因为刘辟不仅早有吞并东川的野心，而且也预料到朝廷迟早会对其下手，所以想抢先一步夺取东川，以攻为守吗？
从正史里面我们几乎无从判断是否有其他原因所在，但一些当时人留下的文字大可以为史家提供能作其他解释的种种蛛丝马迹。首先让我们再来看韦乾度对房式谥号的驳议一文中的如下议论：
其时授辟西川节度，诏命初下，东川之围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镇兵，张皇虚声，荧惑郡县。发兵七千，马畜三万，号为十五万人。转牒盩厔以来县道邮次，酒肉毕具，刍荛无匿。署牒首曰辟，副曰式，参谋曰符载。令下之日，妖气坌兴，下愚沸腾，贪冒奸赏，奔走叛命，肩摩毂击，争死恐后。当此之时，邛蜀震惊，田野废业，窜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于人，皆所闻睹。时贼围逼梓州久，王师诸军，稍稍继至，猖狂凶寇，不复张矣。[29]
这段文字最关键处不仅是表明刘辟之大举对东川用兵是在宪宗诏授其节钺之后，而且是受朝廷对刘辟地位的承认而鼓舞。节钺的获得使刘得以“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镇兵”，而且人人为刘辟攻击东川的举动“争死恐后”。如果说这些人纯粹是为刘辟个人而“争死恐后”，而且了解这样的行动是对抗朝廷的话，那何必要等到朝廷的诏命下达以后才如此做呢？也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加入对东川的行动和朝命的感召有逻辑的联系。韦乾度的文字里对当时这种人心的激动的描述是颇为生动的。如果我们再察看另外两种材料的叙述，情形就会较为清楚了。
一则文字就是上文已引到的符载《为刘中丞祭王员外文》。此文所作时间必是刘辟刚被授予节钺之时。其中刘辟声称韦皋死后，“东川无状，横相猜忌，破表焚笺，封山掠骑。因得讨罪，诛其不义。屡犯锋芒，几经忧畏。天子明察，龙旌旋至”[30]。如果照这段文字来看，那么在韦皋死后，东川的举动也很带有挑衅性。前面的所谓“东川之围”很可能就是指东川对西川“封山掠骑”，以图切断西川和外界联系的行为。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篇文字中刘辟为其行为提供依据而诬蔑东川的可能性。但该文是为刘辟祭新亡之友僚所作，而且当时刘辟又刚得到朝廷的旌节，[31]所以就文章写作的心理背景看，为刘辟极力辩护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且刘辟显然把宪宗对他的节钺的授予看作皇帝对东西川对立所表示的立场，也就是对他行为的支持，所以符载的字里行间大有拨云见日之感慨。这也和韦乾度文中提到的西川人在接到旌节之后大为振奋的情形相合。
上述分析更可以从其他直接和间接的材料中得到印证。刘辟出兵东川之后，宪宗被迫于元和元年正月下诏派高崇文领神策行营入川。诏书中说：
剑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镇守备，各有区分。倾因元臣薨谢，邻藩不睦，刘辟乃因虚构，以忿结雠，遂劳王军，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务欲安人，遣使谕宣，委之旄钺。如闻道路壅塞，未息干戈，亲肆攻害，拟图吞并。为君之体，义在胜残，命将兴师，实非获已。[32]
这篇诏书已相当清楚地表明东西川的纷争实继韦皋之死而起，只是刘辟因此而扩大事端。而且东西川不睦恐怕在韦皋执掌西川的后期就已滋长起来，东川或慑于韦皋的权威而未发。在永贞时期，韦皋派刘辟赴长安求领三川，或和此种不睦之间存有某种关联亦未可知。虽然宪宗在元和元年正月间下令神策军入川的诏书中让李康也配合行动，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底授予刘辟节钺三天之后，即任命右谏议大夫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以接替现任节度使李康。[33]
可惜的是史料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李康在此次事件的前后所扮演之角色的更直接的讯息。不过他的结局颇值得注意。他在刘辟围梓州不久之后即为刘辟的部下所执。但当高崇文的神策行营进入东川，进逼为刘辟所围（或所占）之梓州之时，刘辟即交出李康以“自雪”。[34]“自雪”二字自然是刘辟想要向朝廷表示自己无罪，攻打东川和拘押李康只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之举。李康在被退还后又立即为高崇文所杀。关于高杀李康的理由，史料的记载并不一致。正史的记载是李因“败军失守”而被杀。[35]但当时还只是对蜀军事行动的开始，即使高崇文为了树立威信，是否就能因此做主而在阵前杀一方藩帅，不无疑问。唐人就对高的这一行为做出种种推测。[36]而白居易在几年后给宪宗的一封关于俱文珍的奏章里把此事推在当时任征蜀部队都监的俱文珍头上。[37]看来李康的被杀应是高和俱共同采取的行动，如此而言，这背后应得到宪宗的支持。李康之被杀，恐怕正和他在此次三川危机中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有关。宪宗因对他的作为早有所闻，且亦不满，所以定先除掉李康。而且杀掉李康也不让刘辟再有借口，所以唐廷杀李康正是开始着手结束刘辟对西川的控制的时刻。
还有一项不为人注意的证据表明刘辟和朝廷的复杂关系，那就是在东川境内的战事中，刘辟的主力，即邢泚的人马，其实是不战而退，也就是史书所谓的“遁归”。而且似乎和高崇文的神策军达成某种协议。对此这里必须加以解释。宪宗在元和元年正月戊子下的派神策入川的诏书上宣称“如刘辟禀奉朝经，抽兵却归本镇。朕务存诚信，必当委待如初”，而且既没有称刘辟为“逆贼”，也没有削夺其在身官爵。[38]所以刘辟的退还李康表示“自雪”，邢的“遁归”都是对应诏书上的这种要求的。而且代表刘辟退还李康的也应是邢泚。据史料记载，在高崇文平定西川之后赦免了大多数西川文武将官，杀了邢泚和沈衍。杀沈的理由不明，而杀邢则据称是因其“降而复叛”[39]，但却没有说明怎样才是所谓的“降而复叛”。韦贯之作的高崇文神道碑提到高对邢有“伪效诚款，阴持两端”[40]的评语。邢的人马从东川退至西川并参与鹿头关的防守有明文可稽。“降而复叛”不应在朝廷军队入西川，且攻下鹿头以后发生。看来最合情理的解释就是当邢的部队和高崇文部在东川相遇后，邢不战自退。而且一方面替刘辟表示“自雪”，一方面他个人也对高崇文有恭顺的表示。因为当时连刘辟在内大概都以为只要退出东川，朝廷便不会追究。但等到朝廷在收复东川后不久突然改变立场，并讨伐西川时，退回西川的邢泚等才不得不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加入真正和朝廷对抗的行列。这才应该是“伪效诚款，阴持两端”的含义。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刘辟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新皇帝的用心和对他的行为的看法。这一严重的误解使刘的行动一错再错，使西蜀藩镇的处境日渐不利，逐渐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有趣的是在元和元年三月三日上巳日，当朝廷大军已开始收复东川时，刘辟还在成都郊外北池举办大型宴会，在风和日丽中军民麇集，用“百戏”等各式活动来庆祝。在符载为刘辟的这次活动所作的纪念文字中，没半点涉及已无法避免的和朝廷的冲突，语气里充满自信，也无忧虑的表示。符载一如既往地褒扬刘辟，宣称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是“新握龙节，保宁坤维。苟或风流褊俭不耀，是则欲憔悴宠荣也，岂承荷锡命之意乎？”他对当时的场景有如下一段描述：
观夫水嬉之伦，储精蓄锐。天高日晏，思奋余勇。实有赤县，两为朋曹。献奇较艺，钩索胜负。于是划万人之浩扰，豁一路之清泚，南北稳彻，中无飞鸟，爰挂锦彩，从风为标，烂然长虹，横拖空碧。乃计才力，量远迩，一号令，雷鼓而飞。千桡动，万夫呼，闪电流于目眦，羽翼生于肘下。观者山立，阴助斗志，肺肠为之沸渭，草树为之偃悴，揭竿取胜，扬旌而旋，观其猛厉之气。腾陵之势，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使移于摧坚陷阵之地，宁有对宇宙乎。[41]
这是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符载说刘辟在这一节日里，没有选择传统的曲觞流水赋诗，而是让西川民众通过竞渡等比赛展示出山呼海啸般的活力和无坚不摧的斗志。这固然是针对“有军旅焉，有南诏焉，有西戎焉”的西蜀的变通，但符载也仿佛在告诉他的读者西川此时众志成城，只是豪迈的表面之下，他的文字仍不免流露出丝丝不安。
大约在这一活动之前，刘辟又在成都大兴土木，建太一五福楼以祭祀据信进入西蜀坤地，“游乎神宫三年”的太一五福神，符载的《五福楼记》也用夸饰的语言详细记录了这一活动的缘起和意义：
人之气刚而直，灵而无方，欲其全（《文苑英华》原注“一作王”）也，唯其所养。故处卑陋则痾恙惨怛，而邪僻淫戾生焉；居高明则遐旷博大，而和平康乐生焉。其或将移志气，张耳目，耸形体，使百祥九德，沛然洋溢，台观不作，孰为起予？是以我尚书刘公有丽谯之制，建嘉名者，其有旨乎？曰太一（《全唐文》作“乙”）五福，游乎神宫之三年也。先是兹楼北向之厅也，穹崇弘（《全唐文》作“宏”，当为避讳）敞，实惟古制。公之家每断大事，行大宴，威仪四设，必在于是。（中略）天作蜀国，殆万余祀，前人厥陋，我能补之。恢贤豪之轨躅，成藩阃之雄观，（《全唐文》此处加“何”字）其英特也。公涯岸气业，杰出无侣，成用迅密，参乎化机。尝以至公笃信，佐故太尉之幕，二十年矣。宾主神交，中无猜肠。薨落之际，以柄授手。居无几，今天子双旌千乘而褒宠之。熊罴井络，实为天府，号令政化，风行雷动。自缨弁至于椎髻，鲐背至于稚齿，莫不冠带其法制，饮食其恩信。曾未周岁，炎炎休声。然后结构之兴，出我余力。况其新栋宇，重威容也；陈享宴，均慈惠也；肆观览，省风俗也；采讴谣，裨政教也。岂止穷欢娱，供视听，临江迟客，当宵待月而已哉。有部从事符载扬盛迹，刻贞石，镇梁益，使百世君子，知五福之巍巍也。[42]
太一五福是象征“无兵革、疾病、饥荒、水旱之灾”的吉神。[43]刘辟的这一信仰举动即可看作他的一厢情愿，即西蜀终于能在他的政教措施下回到韦皋的黄金时代，但也可以看作他本人仍然相信五福太一的来临和“今天子双旌千乘而褒宠之”的现况都不是偶然的，这种借助神灵以加强合法性似乎是唐代西蜀地方政治的一种特色，让人不免想起近一个世纪之后的高骈。而在上述两篇文字里，按理应该在这种场合出现的监军使（贾常侍或他人）均未被提及，这些都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