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

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它是否因上述问题的存在而难以维系下去，现阶段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或全面的变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包括支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与主要因素，以及现行体系各特定组成部分的可持续性，有一个综合、深刻的分析和判断。

一、美国霸权结构的特征与可持续性——支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

鉴于近五百年来全球货币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上看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国际货币的变迁往往是全球霸权更替的结果，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美国（元）的霸权地位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出现一波美国霸权衰退的论调和思潮。在历经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近年来“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让美国霸权衰退论再次浮出水面。与此相应，也出现了关于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持续的观点，故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衰退论者的每一次预言都没能成为现实。无论在军事还是在生产、贸易、货币和金融领域，乃至在知识、观念和制度领域，美国仍然保持着持久、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从结构来看，学术界就美国的权力资源给出了翔实的清单。特别是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指出美国不仅比历史上的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拥有更广泛的权力资源，而且在“软权力”资源方面亦有着显著的优势。[1]沃特尔·米德（Walter Mead）在沿用“软权力”概念的同时，首创了“锋利权力”（sharp power）和“黏性权力”（sticky power）的概念，前者指代美国的军事力量，后者对应着吸引他国向其靠拢并产生严重依赖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它不以军事强制或意愿一致为基础。[2]因此，美国可以利用其多维度的权力结构，通过其他权力资源优势的强化及各权力资源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强化，抵消某种权力资源优势的衰减或暂时下降带来的负面效应。

具体而言，美国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如图1-8所示，其权力资源由锋利权力、黏性权力和软权力三个关键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对应安全结构、生产-贸易金融结构和知识-观念-制度结构，各权力结构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拱卫和相互强化。[3]其中，锋利权力是指美国除有能力为自身提供军事安全外，也能为盟友提供必要的军事保障，还可有效威慑或打击潜在或者现实的挑战者，该权力源自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显著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黏性权力是指美国凭借自身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对他国产生“引力效应”，吸引广大外围国家或地区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能力，其权力基础主要取决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实力、技术研发水平、制造业附加值、国际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的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等等。软权力即同化性权力，是美国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购买得到它想要的结果的能力。

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把持着安全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其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于：首先，无论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经济扩张和政治渗透，还是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而言，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都是一个有力保障。[4]其次，对重要海上通道的军事保护和在重点战略区域的军事存在，是维护美国石油利益及最终的军事霸权所必需。[5]再次，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降低了盟友的防卫支出，促进了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由此受到了盟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追随。最后，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既赋予了美国胁迫盟友以经济和货币政策调整、协助或追随换取安全保障的货币权力[6]，又换取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冷战”期间对它们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大举进入[7]。

美国的黏性权力体现于它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上的竞争优势。“生产结构”可被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按什么条件生产等所有安排的总和。[8]美国在这方面的黏性权力主要源于三个因素：跨国公司的实力、技术研发的水平和制造业的附加值。

美国跨国公司的实力可从三方面衡量：一是跻身世界500强的数量。截至2013年3月31日，美国有132家跨国公司入围世界500强，比排名第二的中国（含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多出37家。[9]二是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国跨国公司的产业分布。与他国相对集中的产业分布相比，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广布于各产业部门。[10]三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节约成本、提升利润空间，美国跨国公司将产品设计和研发这些附加值高的活动留在国内，把附加值稍低的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其他发达国家，附加值更低的加工组装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技术研发的水平是影响美国黏性权力的第二个要素。除在汽车和其他机动车领域略逊于德国和日本、在环保领域不及德国外，美国在农业和食品生产、商用航天器、军事航天器、化学、能源、生命科学、信息通信、仪器设备八大领域均处世界领先地位。[11]这一现象与美国的高研发投入密不可分。据估计，2013年美国的研发经费高居世界第一，总额达4237亿美元，既高于欧洲34国的总量，也与中国、日本和印度3国的总量相当。从具体来源看，民间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是资助研发活动的主体，累计金额为2617亿美元，增速2.3%，占全部经费来源的61.8%。[12]

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和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为美国制造业贡献了高附加值，这是美国黏性权力的另一个重要保障。1970—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附加值的世界占比始终在20%以上。长期排名第二的日本在1991年达到17.95%的峰值后几乎一路下滑，2011年的制造业附加值已跌至10.58%。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在2005年超越德国，2008年超越日本，2011年的世界占比为16.87%，较美国少3.65个百分点。[13]但由于科技水平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中国制造业附加值的实现方式和领域难与美国同日而语。

“贸易结构”是指国际贸易的流向、内容和条件。[14]贸易内容涉及美国与他国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构成。贸易条件主要是贸易品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它既取决于美国与他国的贸易内容，又与美国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垄断程度有关。具体而言，美国对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贸易条件较为公平；对发展中国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并且，美国垄断着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甚至能将本国贸易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因而贸易条件对美国更为有利。

贸易流向对美国的黏性权力有特殊意义。衡量美国的黏性权力，主要不是看美国向世界出口了多少，而是看它从世界进口了多少。1948—2012年间，美国商品出口的世界占比几乎一路下跌，从21.7%降至8.4%；而同期内，美国的商品进口相对平稳，从13.0%微降至12.6%。[15]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美国的低关税和零关税政策为处在经济复苏阶段的日本与西欧国家提供了工业制成品的主要市场；二是当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后发工业化的浪潮后，来自美国的外部需求为它们提供了强劲的市场动力。直至目前，美国作为他国“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仍未改变。

在此，比较英美国际贸易模式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的黏性权力。历史上，“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是维系英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机制。它对英国经济的短期繁荣有益，却不利于其霸权地位的长期稳固：英国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既压抑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又招致了后发工业化强国的不满；资本账户的长期逆差在给英国带来丰厚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加重了殖民地的负担，更加剧了后发工业化强国与英国围绕殖民地投资市场的争夺。在“领土国家”和殖民地体系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要靠争霸战争来完成，结果必然是对英国霸权造成极大损害。当今的美国霸权倚重的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在“经济主义”时代[16]，这种机制对他国的吸引力在于：通过向美国大量出口，它们能克服内需不足的发展约束、实现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并将出口所得（外汇储备）回流至美国以赚取投资收益。该机制带给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方面，经常账户的逆差能将广大外围国家有效地聚拢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且，回流美元在压低美国利率水平、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通过刺激国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拉动外围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为美国金融市场注入了丰裕的外部融资，巩固了美元霸权和美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与外围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金融国家vs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

“金融结构”可定义为支配信贷可获得性的各种安排及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17]美国在这方面的黏性权力源于两种关键的权力资源：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首先，美元是主导性国际货币，这可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美元是世界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各国已分配的外汇储备中占比61.9%，且地位稳定。排名第二的欧元自2009年的最高值（27.7%）一路走弱，已降至23.8%的水平。处在第三的日元仅占比3.8%。[18]第二，美元是主要的“锚”货币。1995年以来，把本币和美元建立联系的国家数量一直保持平稳。截至2010年，8个国家采用美元化或挂靠美元的货币局制，90个国家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9个国家维持以美元为参考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19]第三，美元是主要的国际交易货币。截至2013年9月，美元是国际贸易中第一结算和支付货币，占比36.85%，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列第二至四位，占比分别为36.13%、8.79%和2.49%，人民币则位居第十二位，占比仅为0.86%。[20]在国际金融中，美元在外汇市场交易、外汇衍生品场外交易、国际债券、国际存款、国际贷款等几个指标上的占比分别为87.0%、85.5%、52.4%、60.1%、56.5%，欧元和日元难以望其项背。[21]第四，美元是关键的救市（世）货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早期、货币互换协议未扩展之前，国际市场上能获取和使用的美元少于700亿；到2008年年初，随着央行间美元互换协议的展开及美国境外融资需求的激增，各国央行的可用流动性达到5600亿美元。[22]从这个意义上看，美联储实际上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世界中央银行的作用。

其次，美元对广大外围国家的吸引力还源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世界银行曾就深度（depth）、准入度（access）、效率（efficiency）、稳定性（stability）四个指标对比了2008—2010年间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除稳定性较低（28.8）外，美国金融市场在深度（219.7）、准入度（72.6）、效率（342.7）三项指标上明显优于其他金融市场。[23]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股票市场看，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市场能在规模、流动性和选择性方面接近美国。截至2012年，纽约泛欧证交所的交易值是东京证交所的3.9倍、伦敦证交所的6倍、德国证交所的10.5倍；纽约纳斯达克的交易值则分别是这三家证交所的2.8倍、4.5倍、7.7倍。[24]从债券市场看，美国的债券发行量远超他国，即便日本、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发行量加在一起（32.41万亿美元）也不及美国（35.68万亿美元）。[25]从证券持有者角度看，截至2012年6月，外来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证券高达13.26万亿美元。其中，长期证券12.45万亿美元，短期债务0.81万亿美元。[26]

黏性权力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于：第一，生产、贸易和金融三大结构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拱卫和相互强化。首先，美国在生产结构上的优势强化了它在贸易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通过技术研发提升国际竞争力并强化全球价值链，美国跨国公司将更多国家、更多资源组合进公司内贸易中；其海外直接投资也会诱发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为扩大美元的境外流通创造条件。[27]其次，美国在贸易结构上的优势巩固了它在生产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从广大外围国家的进口压低了产业工人的工资，为美国跨国公司从利润中提取研发资金创造了条件；通过进口他国的低附加值产品，美国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拖入了“比较优势陷阱”；通过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美国跨国公司可将出口所得的部分利润投入到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中去，以维持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外围国家对美出口越多，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的美元也越多，美国金融市场的活力也越强，其信用创造的能力也越大。最后，美国在金融结构上的优势维护了它在生产和贸易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大量和廉价的资金；美国政府可左右美元汇率[28]，为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或其他形式的直接投资提供支援。美国可直接用美元进行对外贸易支付，甚至通过升值美元从事低成本的支付，这对保持美国市场对他国吸引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巩固了美国的锋利权力。从生产结构看，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收益给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筹集了资金，而且，美国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本身就从事军事研发和生产，高科技跨国公司则与美国军方保持着密切合作。[29]从贸易结构看，与军工有关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能为军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并且，向盟友优先供给军工产品和服务可密切美国同它们的同盟关系。从金融结构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国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益，借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昂贵的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的限制”[30]。富有广度和深度的美国金融市场吸引着境外美元不断回流到美国，为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融资，资助了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

第三，黏性权力提升了美国在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方面的软权力。其中，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作用非常明显。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将他国优秀的人才招揽到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中，这些人才在享受良好工作待遇的同时，也接受了由美国制定和推行的技术标准、金融规则，认同了自由竞争的价值观念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美国的软权力主要体现为知识、观念和制度权力。这些因素被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视为影响行为主体权力的重要因素。斯特兰奇强调，知识结构决定被发现的是什么知识，怎样储存，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在知识结构中，权力和权威给了那些被社会承认有“权”获得合适的知识和努力获得更多知识的人，给予被委托储存知识的人和给予控制着传送知识或信息途径的人。[31]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强调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对霸权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霸权”建立在同意或一致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或一致需通过媒体、大学和宗教机构在文化生活中被制造出来。[32]约瑟夫·S.奈将知识、文化、观念、制度等归入软权力的范畴，认为它们具有同化他国预期与行为的能力，如果一国可通过这些权力资源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那它将遭受更少的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

从知识结构看，美国的大学一直占据世界知识的制高点，它们不仅承担着开展科学研发的任务，也扮演着前沿性和主流性理论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它们不仅在教学设施和实验条件方面吸引着外来求学者，更在人类发展的理念如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市场竞争方面塑造着他们的认知。当这些理念被求学者带回国内，乃至被政策决策者落到实处时，美国在知识方面的软权力就会得到彰显。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90年代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的第三波”[33]和经济市场化及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

从文化和观念结构看，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本土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在文化上先天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不同肤色、种族和族裔的人都对美国有很强的归属感。美国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上有同化权力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这为培育企业家精神和激励创新活动提供了养料，并使之成为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崇尚自我救赎和救赎他者的国家，从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山巅之城”布道[34]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倡议[35]，再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演讲[36]，无不体现出美国与生俱来的命运感与使命感，这使得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人类道德伦理的制高点。

从制度结构看，与英国霸权相似，美国也是一个推行自由主义国际规则的霸权国。但与英国治下的自由主义秩序不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是被高度制度化了的秩序，广大外围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金融秩序中享受着贸易扩大、经济增长和交易便利的红利。因而，该秩序有更大的包容性、延展性和嵌入性。对新兴大国来说，它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西方体系。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作为几个世纪斗争和创新结果的广泛的国际秩序。它是高度发达的、扩展的、包容的、制度化的，并深深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中。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一秩序极为成功地吸收了新兴大国并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37]。

总之，软权力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于：首先，它能降低美国锋利权力的使用概率和成本。知识、文化观念和制度能同化他国的思维及行为方式，造成它们对美国的追随。“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38]其次，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能有效维护美国在生产、贸易及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IMF、世界银行和WTO所确立和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多边贸易谈判等相关规则和制度，遵循的都是美国的蓝本。在它们的保障下，美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他国的产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美国贸易商也更有可能赢得有利的贸易条件和更丰厚的利润，美国的金融市场同样更有机会吸引他国的资本。

美国霸权结构的上述特征使得美国的霸权地位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因而起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建立在美国全球霸权基础上的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总体上仍然具有可持续性。

二、现阶段支撑美元霸权的基础

在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作为世界霸权货币的地位建立在“双挂钩”原则基础上：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但1971年8月的“黄金窗口”关闭和12月17—18日的史密森学会协议，先后瓦解了这一体制的正式规则：前者使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官价”的硬性约束，后者则敲响了“固定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的丧钟。尽管如此，美元的世界霸权货币地位非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或地区被卷入“美元体制”中。本课题的研究认为，与1944—1971年间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基础（强大的制造业和充足的黄金储备）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霸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已发生深刻变化，金融业已经成为美元霸权（或者说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基础。相应地，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其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日益采取放纵的态度，此乃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现阶段支撑“美元体制”的基础主要是四个：商品美元回流机制、对外债务本币偿付机制、石油交易美元定价机制和金融危机美元救助机制。

1．商品美元回流机制

自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生活中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由此造就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美国凭借其金融业的比较优势成为“金融国家”，其他国家则依靠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贸易国家”（包括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各类制造业比较优势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在这一格局下，众多“贸易国家”依靠对美贸易顺差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金融国家”美国则依靠国际收支赤字获取了“贸易国家”的大量资源，最终，“贸易国家”迫于维持出口竞争力和确保外汇（美元）储备价值的目的，不得不将获取的大量美元以购买美国政府国债和其他金融投资的形式回流到美国境内，助后者填补其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从而实现了美元在“金融国家”美国和众多“贸易国家”之间的国际环流。

2．对外债务本币偿付机制

在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是通过用黄金兑换美元的方式最终完成对其他国家的债务支付的。自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以来，其他国家所赖以保值和避险的黄金资产就被美国的信用货币资产——美元——不可逆转地替代了。美国凭借国际债务的本币偿付机制，拥有了对其他国家的“过度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后者不得不将积累的巨额美元投放到美国具有安全性、流动性的发达的金融市场，用于对美国国内证券特别是财政部证券的购买。截至2014年12月，外国对美国财政部证券的持有总量累计高达61537亿美元，其中，官方持有量为41131亿美元。“美元体制”已然成为建基于美国财政部借条基础上的“债务本位制”。

3．石油交易美元计价机制

垄断对石油这一大宗国际商品的计价权是美国维系其美元霸权的又一重要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失去了与黄金联系的美元实际上难以确保自身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1973年中东战争及石油危机爆发后，次年美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一项“不可改动协议”，最终排挤了英镑在中东产油国家石油贸易中的计价权，取而代之的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从而使得美元在脱离与黄金的关系后，与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商品——石油——实现了紧密挂钩，在维系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也增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首先，通过用美元为石油计价，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必须拥有足够的美元储备，这就催生了外围国家对美元的大量需求，从而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铸币税”收益。其次，通过用美元为石油计价，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改变本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操控国际油价走势，为本国的制造业集团、能源巨头或金融利益集团谋求利益。最后，通过用美元为石油计价，世界经济中形成了独特的“石油美元”及其环流机制。一方面，大量的石油美元经由伦敦金融市场这一“中转站”流通于欧洲美元市场，强化了美元作为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交易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石油输出国将石油美元以金融投资和商品贸易的形式回流到美国境内，在填补美国的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的同时，也支撑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4．金融危机美元救助机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历次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元几乎都是作为一种最经常被使用的救市货币而存在的。一方面，无论是在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还是在当今的“美元体制”下，作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IMF对危机会员国的救助贷款均是以美元形式来提供的。另一方面，美国也多次用本币向危机国家提供大规模的双边信贷，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还是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抑或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元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救市货币的作用。此间，美联储对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巴西、丹麦、挪威、新西兰提供了总额为2400亿美元的互换安排，对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瑞士的货币互换则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尽管欧洲央行、瑞士央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也同危机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向其提供美元以外的流动性支持，但在规模上无法与美联储相提并论。

凭借美元的世界霸权货币地位，美国不会遇到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限制，它既可以拖延对本国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的时间，又可以寻找借口将其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和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的回流不仅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提供了稳定的融资来源，也支持了其在海外的军事、经济和金融霸权：在军事上，美国可以在国外长期建立和维持庞大且分布广泛的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方面的限制；在经济上，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大量收购或兼并外国公司，或是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必顾及支付方面的限制；在金融上，美国的金融资本可以把大笔的资本投入有价证券投资甚至是用于收购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而不必顾及流动性方面的限制。正因为如此，美元霸权构成了美国霸权结构的主体，维护美元霸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任何有可能威胁或挑战美国这一核心利益的国家或地区，都将遭到美国的全力遏制、压制或打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具体机制的可持续性

1．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如前所述，“美元体制”得以形成和维系的根源在于，美国拥有的金融业比较优势同其他主要国家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在国际收支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全球经济失衡。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以后，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一直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第一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欧洲的贸易为主导（20世纪50—60年代）；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的贸易为主导（20世纪70—80年代）；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中国的贸易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面上看，这个体系的支撑力量越来越集中于中美两个国家之间，显得更加脆弱。但事实上，支撑该体系的是美国同以中国的出口加工贸易为中心的亚洲之间的贸易-投资双重循环格局。

一国进口规模而非出口规模，决定其对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仍是一个入超的国家，欧盟区的入超规模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则处于出超的状态。美国一方面通过购买商品向国际社会提供美元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实现美元的回流；美国作为市场需求的提供者而掌握着全球经济的主动权，影响着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短期内维持对美贸易顺差是“贸易国家”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人为地消除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美国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支撑其消费的增长，也使其继续充当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在过去10年间，美国金融资产的增长远远超过储蓄的增长。美国的对外纯负债也足以支撑它的经常收支赤字。考虑到美国对外债权主要以股权为主，收益率接近9%，而对外负债以债权为主，成本仅为1%，有学者指出，如果这种状况保持不变，到2017年美国将实现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均衡（竹中正治和张虎，2011）[39]。

具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商品服务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一直保持顺差。1971年，美国的商品服务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均出现战后的首次赤字。到2011年，美国商品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98.8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3.7%。经常账户逆差需要金融账户顺差来补足，金融账户顺差意味着该国对外负债的增加，所以美国连续不断的巨额对外贸易逆差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其净对外负债的不断累积。到2011年，美国对外净负债达到24735.99亿美元，与GDP之比达到了26.7%。美国对外负债关系到“美元体制”的未来。由于1971年以来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体制”建立在美国国家信用基础之上，因此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这种利用美元霸权靠借钱维持国内消费或以新债偿旧债的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诘难，国际社会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日益提升。若美国对外负债不可持续，美元的国际地位将大大受损。不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负债仍然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许多国家的对外资产或负债数量急剧增加。国际投资头寸的价值变化对一国的外部财富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贸易渠道已不再是对外负债调整的唯一渠道。美国对外负债存量调整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资产价格和美元汇率的变动所带来的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存量价值的变动，即所谓的“估值效应”（valuation effects）。随着全球国际投资头寸数额的增加，估值效应对一国外部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大。

总体来看，仅仅专注于贸易账户来对美国净对外负债进行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比较悲观，且已经被事实所否定——美国并未因为巨额对外负债而出现剧烈调整。在全球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国外部财富的调整方式更趋多样化，有关美国对外负债存量调整的研究则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和预期。

有关美国对外负债存量调节的研究兴盛于2000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净对外负债的数额依旧保持增长，但多数学者先前所预料的剧烈调整过程并未出现。所以，从美国国际投资头寸自身价值的变动和投资收益角度出发，研究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新的研究切入点。

随着全球国际投资头寸数额的增加，作为美国对外负债存量调节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估值效应对一国外部资产和负债价值影响越来越大，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经常账户（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a）[40]。

在对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存量变动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对外资产收益和对外负债利息之间存在回报率的差异（以下简称“对外资产-负债利差”），所以美国即便是一个净债务国，也能够从中获得正收益。竹中正治和张虎（2011）在三个不同假设下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前景进行了推测。在第一个假设下，美国的未来贸易逆差、经济增长率等经济指标为1989—2009年平均表现，那么2017年美国对外纯负债将消失。相对于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将美国对外资产-负债利差缩小为3%，结果表明美国将在2030年实现资产与负债平衡。而在第三个假设下，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在对外资产-负债利差消失的情况下，美国对外负债的调整将极其艰难。相对于第三个假设，他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假设条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41]美国对外负债的成本较低，所以在一段时期内能够负担得起净国际债务。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仍将高于国外投资者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率，所以美国是一个“精明资本家”（shrewd capitalists）社会，而非“小佃农”（sharecroppers）社会（Kitchen,2007）[42]。相对于传统的贸易渠道分析，Gourinchas and Rey（2007a）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外部失衡模型，在跨期约束下将贸易渠道和估值渠道进行综合分析。[43]公式如下：

其中，nxa代表总体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是一个包含出口、进口、外部资产、外部负债的变量；ρ代表贸易渠道与国际投资头寸数额的一个长期比重，ρ =1 +, Δnx_t+1代表短期内净出口的增长，r_t+1代表净外部资产的回报率。在（1-1）式中，nxa随着出口和外部资产数额增加而上升，随着进口和对外负债数额的增加而下降。该模型的贡献在于，较高的净外部资产回报率也会提高nxa，即减轻外部失衡。所以在跨期约束下，美国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贸易逆差来改善外部失衡状况，也可以通过估值效应渠道增加外部资产回报率来减轻失衡。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VAR方程和回归方程计算，认为美国27%的周期性外部失衡可以通过估值效应予以消除。Gourinchas and Rey（2007a）的贡献在于：第一，对外部失衡进行了重新定义，即外部失衡与否不应仅通过经常账户来判断，还应把对外资产和负债状况考虑在内；第二，对外部失衡调节渠道进行了扩展，从以往的贸易渠道调节扩展到估值渠道。[44]

经验证明，有多方面因素能够使美国获得对外资产-负债利差。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发现美国能够从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中受益。美国位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是“世界银行”，所以美国可以对外借出中长期资产，借入短期资产。美国政府还可以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世界货币的提供者来享受一种“流动性折扣”（liquid discount），在国际债券市场上支付较少的费用（Kindleberger,1965; Despres et al. ,1966）。美国的这种为世界提供流动性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能力不断强化，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后，更是得到明显提升（Portes and Rey,1998）。Gourinchas et al. （2010）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所享受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即美国对外资产的回报高于对外负债的成本。但他们也指出，美国在获得特权的同时也对应承担着“过度的责任”（exor-bitant duty），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外进行了大量的资本输出，对全球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险作用。[45]

汇率变动是估值效应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对外资产负债数额的增加，汇率的微小变动就可以导致跨国资产的大量转移（Gourinchas,2008）[46]。Tille （2003）将1999—2001年间美国对外债务的飙升归结为美元升值，比例大概为新增债务的1/3，在他看来，既然估值效应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就不必为债务增加担忧，因为一旦美元步入贬值通道，债务就会减少。[47]继而在2005年，他进一步研究了美元汇率变动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影响。Tille（2005）从计价货币的角度将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进行分解，发现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对外资产中有一半以欧元计价，小部分以亚洲货币计价，所以美元对欧元贬值将产生巨大的估值效应。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开放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估值效应中汇率变动对福利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变动会引起美国对外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动，其带来的福利效应甚至超过经常账户变动的效应。如果放松价格刚性假设，美元贬值引起的估值效应所带来的福利将会更大。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该研究中，投资者在国际资产组合中的货币比重是预先给定的，而现实中投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如何配置本币和外币的比重值得深入研究；第二，持有外币计价的资产具有较大风险，该研究对风险问题有所忽视。[48]Obstfeld and Rogoff（2005）也建立一个包括美国、欧洲、亚洲在内的三国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引起的估值效应对美国对外负债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元贬值对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改善作用十分有限。[49]对此，Cavallo and Tille（2006）认为，Obstfeld and Rogoff（2005）的悲观结论是在“迅速调整”条件下得出的，如果是逐步的调整过程，那么美元贬值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影响将十分可观。Cavallo and Tille（2006）在三国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欧洲和亚洲对外资产、负债的估值效应，结果表明这将使美国的估值优势更加明显，从而更有助于美国对外负债的调节。因此，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美国越来越能够通过美元贬值来使资本增值，这将使美国的外部失衡得到较为顺利的缓解，不会出现Obstfeld and Rogoff（2005）所认为的硬着陆（hard landing）[50]。

更一般地，Lane and Shambaugh（2010a,2010b）将汇率变动因素扩展至货币层面。一国净外部资产价值的变动可用式（1-2）表示：

其中，NFA为净对外资产，CA为经常账户，VAL为净资本利得。资本利得可以分解为：

KG代表资本利得，和分别代表对外资产与对外负债的“利率”。将式（1-3）转化到货币层面：

其中，E为汇率。式（1-4）表明，将对外资产、负债的计价货币构成纳入研究十分必要。[51]为此，Lane and Shambaugh（2010a）建立了金融加权汇率指数。[52]

式（1-5）为i国对外资产的有效汇率指数。为t期时货币j在i国对外资产中的比重，为股票、FDI、债权、外汇储备资产k各自在总对外资产中的比重。E_ijt为i、j两国的名义汇率。同理，式（1-6）为对外负债有效汇率指数。在此基础上，最终可以建立综合金融加权汇率指数：

根据上列各式可得：

继而构造指标：

汇率变动会引起国际投资头寸的价值变动，但汇率变动对国际投资头寸价值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名义汇率的变动上，也会通过资产（或负债）计价货币比重来产生影响。正是一个代表净国际投资头寸对“货币运动”（currency move-ments）[53]敏感程度的指标。表达式的意义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将估值效应VAL中的汇率变动因素更加明确地提炼出来，据此可以更好地研究汇率对国际投资头寸价值产生的影响；第二，与传统的单独考虑汇率变动不同，金融加权汇率指数不仅能反映汇率变动，还能体现出资产（或负债）的计价货币情况。货币运动会产生财富效应，传统的贸易加权汇率对此问题的反映具有局限性，金融加权汇率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货币运动对一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存量调节作用。Lane and Shambaugh（2010a）专门建立了一个包括117个国家的国际投资组合中货币组合的数据库。他们发现，金融加权汇率与贸易加权汇率的运动轨迹并不一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币头寸为负，本币贬值将产生巨大的负的财富效应，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本国的外币敞口（foreign-currency exposure）状况，但是这种货币运动带来的财富效应短期内很难逆转，发达国家仍将在货币运动中获益。[54]Lane and Shambaugh（2010b）在Lane and Shambaugh （2010a）提出的外币敞口公式[55]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外币敞口分解：

式（1-10）表明外币敞口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净国际投资头寸，另一部分则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减债权。[56]进一步分解可得到式（1-11），其中，A_NRit-L_it为净非储备资产，FXR为外汇储备，PEQL、FDIL、DEBTIDC、分别代表对外负债中的股票组合、FDI、本币计价的狭义对外负债、本币计价的对外资产。如果将外币敞口与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相联系，那么外币敞口的决定式可表示为：

其中，E_i为名义汇率，π_i为国内通货膨胀率，OPEN_i为贸易开放度，Y_it为i国t期经济增长率，F_it为一个表示用本币借入负债和用外币获取资产能力的变量。Lane and Shambaugh（2010b）得出结论：净外部资产是决定一国外币敞口的最关键因素。而在资产组合中，对外负债中的股票资产（PEQL）对外币敞口的影响最大。货币组合发挥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原因在于能够以本币借贷的国家，也往往拥有较多的以本币计价的对外资产，二者相抵，限制了货币敞口。从横截面看，更加富有（Y）和开放（OPEN）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外币头寸，这些国家会在本币贬值过程中获益。Lane and Shambaugh（2010a,2010b）的研究对美国对外负债可持续性的启示意义在于：美国能够通过美元贬值获得收益，但其发挥作用的直接基础是投资组合中的货币组合。再进一步，货币组合只是货币敞口的一部分，货币敞口则是由更多因素组成和决定的。所以，Lane and Sham-baugh（2010a,2010b）实际上是将估值效应中的汇率变动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他们所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实际上证实并肯定了美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优势。

不过，美国能够获得对外资产-负债利差，并非仅仅依靠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其汇率变动。Gourinchas and Rey（2007b）试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考察美国享受的“过度特权”。他们认为，在理论上一国在一段时期内经常账户逆差的累积应与国际投资头寸减少的数额相等，但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恶化幅度远小于经常账户逆差的累积，他们将这一差额称为“估值成分”（valuation component）。他们首先在模型中将对外资产的收益率（负债的利息率）进行了分解：

其中，μae、μaf、μao和μad依次代表资产组合中的股票、FDI、其他国外资产和对外债务类资产的权重，r为收益率。[57]他们在证实了美国对外资产与对外负债之间存在回报率差异的基础上，将对外资产与负债之间回报率差的期望值分解为：

其中，前四项为“回报效应”（return effect），表示出在同一种资产范畴内，美国投资者对外投资是否能够获得比国外投资者投资美国资产更高的回报率；后三项为“组合效应”（composition effect），表示由于资产组合的差异所导致的美国对外资产-负债回报率差异。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回报效应是构成美国对外资产-负债利差的最主要因素，虽然组合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小，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他们所做的分解的启示意义在于，在美国对外负债的调节中，除了美元地位优势以及其带来的汇率贬值利益外，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结构优势和投资中的技术优势也是使其能够维持对外负债扩张的重要有利条件。仅以债券为例，美国的债券回报率通常低于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外债券的回报率（Habib,2010）[58]。

在现阶段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Mendoza et al. （2009）将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变量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模型，以证明一国的净外部资产数量和结构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59]虽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对外负债也较多，但是其对外资产主要为具有高回报率的风险资产，并可获得较高收益。所以，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的美国，其可以持续的对外负债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从更微观的角度看， Hung and Mascaro（2004）将美国获得较高的海外投资回报归因于FDI，认为美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较高回报的原因在于三方面：第一，美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历史要比国外公司对美国投资的历史长，积累了更多的先发优势；第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所以作为补偿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更大；第三，美国公司往往夸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而国外公司往往隐瞒在美直接投资的收益。[60]而且，从投资技巧来看，美国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对投资时机的把握能力更强。以股票市场为例，美国国外投资者往往在美国股票市场处于高位时追进，而在股市处在低位时仓位较轻，这样往往会蒙受投资损失或得不到较高的投资收益（Curcuru et al. ,2010）[61]。

上述分析表明，作为“金融国家”，美国可以凭借美元地位、发达的拥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相对较高的投资技巧等来调节国际投资头寸，且能够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从而提高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

相对于其他调整渠道，美国对外负债调整中的汇率调整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一直处于贬值中，却没有扭转反而加大了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因而可以说，美元贬值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善贸易收支或经常账户状况，而是要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币值重估实现财富转移。在未来10年，美国将极有可能通过使美元温和贬值的方式对国际投资头寸进行调整，否则，美国对外负债问题将变得愈加棘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有助于美国对外负债的调整，现行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因此更具弹性。由此可以认为：

第一，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将是实施“弱美元”政策（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主要国家本币升值），并将继续利用其金融市场优势及其规则制定权积极推行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实现让其他国家或地区继续开放金融市场、实现财富大规模向美国转移的目的。唯有如此，美国才有可能使其对外债务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状态乃至有所好转，进而维系美元霸权或美国的金融霸权。

第二，“弱美元”政策一定是可控的，即以国际社会不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为底线，因而它并不意味着美元会在某些个别时期不升值，无论升值或贬值，都将是美国“弱美元”政策的手段。

第三，正因为如此，美元的升贬与其地位无关，美元贬值并不表明其地位下降或衰落，美元霸权地位的获得是二百多年来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及制度选择的综合结果，美元的衰落或者崩溃也将是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以及其他主要大国发展及其与美国相互关系变化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势看，这将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但不论怎样，“弱美元”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及金融风险的剧增。这自然为其他相关国家金融战略的制定、实施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带来严峻的挑战。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体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持续的，世界经济很难出现因失衡而导致的重大经济危机，但“弱美元”政策所可能导致的频繁的金融危机无疑是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

2．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可持续性

金融危机冲击使人们在质疑“美元体制”的同时，也开始思考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一些学者认为欧元会取代美元，如Chinn and Frankel（2008）[62]认为即便英国不加入欧元区，由于伦敦逐渐成为离岸欧元交易中心，如果将伦敦外汇市场交易量的20%分配给欧元，欧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超过美元的时间就会提前到2025年。也有人提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呈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元竞争的格局，甚至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取代美元地位直接联系起来（黄海洲，2010）[63]。

基于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我们认为，虽然美元的未来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目前尚无任何货币具备超越美元的实力，“美元体制”是可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固然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元体制”难以持续，并强烈主张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并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是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陷或弊端；二是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欠，那么就意味着前提是该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所需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各种努力包括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防范、减少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倘若我们强调的是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破旧迎新，就必须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否有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美元真的衰落了吗？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调整往往伴随霸权更替（或国际格局的重大变革），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现阶段美国霸权衰落或被更替的可能性？第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此次危机过后，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东亚各经济体能否迅速摆脱对它的依赖？

首先，无论是过去的金本位制还是现阶段的“美元体制”，世界上都不存在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国际经济体制包括货币体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利益而无矛盾的国际货币体系。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制”一样，都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现今的“美元体制”同金本位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金本位制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国际贸易，在市场有限或者被人为割裂、封锁的条件下，各国之间贸易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零和”的，彼方的损失即己方的收益，这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流动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现今的“美元体制”下，各国间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正和”的，彼此的成本与收益高度关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要共同承担危机的成本与损失。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霸权更替的环境与条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世界霸权尤其是“金融霸权”的持续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更加有利。

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期间以及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爆发后，不论危机的原因如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李晓，2009）[64]。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美元在危机期间的急剧升值说明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是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再次，如上所述，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都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与以往的霸权国家葡萄牙和荷兰赤裸裸地掠夺殖民地不同，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开发”也不同，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心-外围”结构，即“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其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或让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正是由于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市场来维系美元资金的回流，既增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维持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商品和财富，更实现了美元（国）对全世界的“绑架”，使那些向美国输出商品和资源的国家成为美元（国）的“人质”——它们必须自发地维持美元不断地作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而存在（华民，2006）[65]。尽管“美元体制”不被人们喜欢，但是其他国家要以本国币替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是不可能的（麦金农，2013）[66]。

最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各经济体仍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作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但其贸易产品大多是伴随区域内生产过程分散化而产生的中间产品、零部件和资本货物，其最终产品市场依旧是依赖美国等外部国家和地区。统计结果表明（见表1-6）,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日本虽然在大部分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在东盟各国中的比重优势仍明显强于中国，而从最终产品出口比重的绝对数来考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在2008年除新加坡外，两国在其余六个国家和地区最终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之差均在15%以上，甚至达到36%（菲律宾）。而且，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通过维持出口顺差格局带动经济增长的愿望与动力比危机前更为强烈。经验证明，出口增长一直是东亚各经济体恢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不论危机中或危机后美国国内的储蓄率和消费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市场依旧是它们最重要的出口目标市场。

综上所述，此次危机过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运转能力依然会很强，东亚各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故将继续对该体系保持支撑，“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李晓，2010）[67]。这也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

3．现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可持续性

面对严峻的全球经济失衡，各国政府已不再只依赖于自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来进行调节，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失衡的两极都在努力进行着结构调整，并试图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以增强外部均衡调节的有效性。IMF、世界银行、WTO、APEC、G8、G20等国际组织也被赋予相应的更有效的调节和协调职能，以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使世界经济在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各国达成共识，尽量使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保持稳定，确保总需求稳定增长，以实现调整中的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努力实现消费驱动型增长，努力改变GDP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状况，而西方国家则在考虑增加储蓄、减少赤字（Dooley,2009）[68]，虽然调整经济结构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努力将会产生一定的效果，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双方的合作意愿本身甚至比实际效果更为重要。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与其他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李晓，2010）[69]。这意味着区域经济的合作的深入开展将有助于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促进国际经济体系的协调发展，进而缓解全球经济的失衡。通过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现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将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摸索出其改革、调整的可行路径。

4．跨国金融监管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助于决策者控制来自外国的溢出效应波动，从而增加了合作监管的收益；各国的监管实际上就是在维持稳定和加强本国金融部门的竞争地位之间进行权衡，金融危机对投资者信心的共同冲击将导致各国更加侧重金融稳定，这会增加金融监管协调的动力（Masson and Pattison,2009）[70]。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危机有助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协调，提高跨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从实践上看，危机后，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呼声很高，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及各国监管机构都纷纷提出了新的金融监管方案和建议。IMF（2009）发表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关于《金融稳定》的报告。报告涵盖了以下方面：出台宏观审慎监管的办法，安排更明确的实现系统稳定的管理者；扩大金融部门监督的范围以保证及时发现由于监管缺失或者监管不到位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确保审慎的体制起到鼓励支持系统稳定的动力，打击监管套利，并确保监管的有效执行；解决危机当前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顺周期性，以及其他审慎条件，更加注意规则为基础和反周期性；缩小信息空白，尤其是对那些监管松懈的金融结构和表外交易；对监管者和投资者要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着力解决对跨境机构有效监管的政治和法律障碍，提高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和对系统性冲击的反应能力；改善国别机构对系统性危机的反应能力，包括在本国建立协调机制和跨国建立协调机制的能力；在危机和重建时期建立财政支持的基础，出台特殊时期的公共支持和向更新、更稳定的金融市场结构转型的退出战略；等等。IMF提出的监管建议，为未来跨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积极信号。[71]针对新协议存在的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也已经着手修改一系列文件，并发布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运行监管规则大纲，提高资本的质量。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已经提出多项建议，开始更加关注资本制度的顺周期特征，逐步引入反周期机制和相应的工具，以加强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能力（茅倩如，2009）[72]。

当前，主要国家已从积极促进国际资金流动自由化的态度转向强调设立国际金融监管及风险预警机制，保证国际资金有序流动。欧盟在华盛顿全球金融峰会提出了金融“百日维新”计划，奥巴马总统也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欧盟提出的严格监管与美国提出的温和监督有差异，欧盟内部对金融市场统一监管也存在分歧，但这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在积极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监控体系了。在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法案通过后，奥巴马政府又正积极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改革法律体系，为主导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奠定国内法基础（王达，2013）。[73]

巴塞尔协议演进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巴塞尔协议的本质是美国主导下的、反映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和规则。美国构建这一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初衷并非应对各类潜在的金融风险，而是在抑制美国商业银行过度放贷的同时限制其竞争对手的扩张。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不得不屈从美国的意志。因此，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确立从一开始就不是帕累托改进式的，这一大国博弈的逻辑始终贯穿在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历次调整和改革进程之中。

事实证明，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根本缺陷不在技术层面，而恰恰在议事规则、治理结构、实施效率等非技术层面。在现行框架下，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以及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利益诉求的平衡，新规则的实施效率也取决于博弈进程的缓急。在这一过程中，学理与技术层面的因素往往让位于核心国家的利益诉求，而监管新规也往往是大国协商而并非技术考量的结果。以《巴塞尔协议Ⅱ》为例，其备受诟病的技术缺陷之一是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而这与美国大力推广的信用评级制度以及内部评级法是密不可分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在2001年《巴塞尔协议Ⅱ》第二轮征求意见稿中，也有学者和相关机构指出这一问题。但在美国的强势主导下，《巴塞尔协议Ⅱ》的终稿并未对这一问题采取任何措施。[74]事实上，《巴塞尔协议Ⅱ》的很多条款以及风险权重参数都是美国和德国妥协的结果，而并非出于监管技术的必要。主要发达国家围绕《巴塞尔协议Ⅱ》展开的复杂博弈使得新规则的出台和实施变得异常低效，很多条款不得不数易其稿，而正式实施的期限也一拖再拖。与其说《巴塞尔协议Ⅱ》的技术缺陷使其无力阻止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倒不如说其冗繁拖沓的决策过程使其未能及时发挥效力、阻止危机。

主要发达国家在执行《巴塞尔协议Ⅲ》过程中的博弈与角力充分说明，即使从技术层面看最优的监管举措，一旦其与核心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也会在实施过程中被“放水”，从而无法真正发挥效力。因此，在有效协调各国利益的基础上落实监管新规比纠正技术层面的缺陷更重要，也更复杂和困难。显然，短期内在巴塞尔协议监管框架下仍难以看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监管的理念与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从监管理念和指导思想上来看，监管介入理念取代了崇尚自由放任、过度迷信市场调节机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主导思想，在继续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成为全球共识；从监管的利益出发点来看，金融监管更加强调保护金融消费者以及纳税人的公共利益；从监管的组织架构上来看，通过设立法制化的监管协调机构以加强集中监管，去除多头监管体制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较好选择；从监管内容上来看，贯彻对影子银行体系、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活动的全面监管成为当务之急；从监管协调机制上来看，各国都强调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共同抗击系统性金融风险。显然，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在落实上述反思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其并未明确回答如何在全球各国构建相容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这一核心问题。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如何深化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这一问题上仍存在诸多分歧，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重构之路依然漫长。各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否应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经营活动。“沃尔克规则”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提出了应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高风险自营业务。然而，该条款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质疑。目前，欧元区和英国都表示不会出台类似的监管规则，此举无疑将美国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其次，是否应采取征税手段强化监管。尽管美国在2010年便放弃了征收银行税这一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更是备受争议和遥不可及的改革议案。但是，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德国和法国在征税方面表现出了异常强硬的姿态。两国不顾美国的反对，甚至冒着与英国交恶和欧盟分裂的风险，力主欧盟委员会于2013年2月通过了在欧盟11国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一监管新规，并拟于2014年1月正式施行（后推迟至2016年1月施行）。这一单边主义行为无疑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再次，如何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对冲基金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大肆做空欧元的投机行为大大强化了德国和法国加强对其监管的利益诉求。2010年10月，欧盟财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对冲基金监管草案（AIFMD）。该草案规定，非欧盟基金只有取得“欧盟护照”后，才能在欧盟境内进行操作。这一带有明显歧视和保护主义色彩的监管草案招致英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由于80%以上的欧盟对冲基金都将总部设在伦敦，因此英国对于这一可能影响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草案尤为忌惮。然而，在德国和法国的强势主导下，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还是于2011年6月通过了这一法案，并于2013年7月正式生效。德国和法国两国这一强势之举无疑加深了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

最后，如何贯彻和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尽管主要发达国家都强调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但各方在合作策略上的分歧较大。德国和法国主导下的欧盟力主实现超主权国家的监管模式，而英国则并不愿受欧盟掣肘并试图继续保持其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影响力。美国作为金融超级大国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领导者，无法接受欧盟提出的超主权国家监管模式。事实上，正如巴曙松（2009）所指出的，美国不仅不愿受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制约，而且还总是试图将美国的监管标准和措施对外输出，使其成为国际标准，从而更好地维护其自身利益。因此，在国际社会强调监管合作的背后，各方仍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之路并非坦途。总而言之，美国重构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弥合或消除各方在上述问题上的分歧。从短期来看，困难和挑战相当艰巨。[75]

5．国际金融机构职能的可持续性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IMF和世界银行都曾经历过多次的改革，并伴随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工作重心。例如，面临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为转型国家提供资金支付和政策指导成为IMF的主要任务；当金融危机频发时，危机防范、加强监管和安排援助资金就成为IMF的主要职能。IMF和世界银行职能的变革，使它们在新的国际货币关系中，仍然能够发挥积极的主要职能。只要通过相应的改革，使其能享受到应得的合法性和信任，IMF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执行它现有的职能：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Eichengreen,2007）[76]。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依然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力，促进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虽然具体的规则会变化，两大金融机构实施业务的政策会有所改变，但是其核心的基本职能并未发生变化。在此次金融危机后，虽然国际社会对IMF和世界银行两机构的改革要求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侧重于要求两机构收缩战线，提高救援和援助的有效性，重视政府治理，强化对两机构业务的各种监督和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两机构放弃教条主义的政策条件，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动员更多的优惠资金支持减贫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等（钟红，2006）[77]。但其主要目标都是通过一种国际制度安排，缓解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失衡和无序，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和有序发展。因此，IMF维持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能和世界银行支付全球经济发展的宗旨仍会存在。

当然，在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下，国际金融机构及其职能定位面临一系列挑战。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

第一，IMF的固有宗旨和目标面临外汇管制的回归与汇率波动无序化的挑战。日益严重的投机活动以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促使一些原来已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国际游资的冲击时，又重新恢复了资本项目的管制。一些发达国家也对短期资本流动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资本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IMF与国际货币体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第二，IMF所主导的信用本位体系的稳定与公平面临挑战。现行的信用货币本位使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享有诸多特权，使其能够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产生出以金融创新面目出现的数量更为宏大的衍生金融资产，从而挑战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公正性。此外，美元的独特地位使得美国事实上成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汇率的决策部门，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波动来影响他国币值波动获取福利。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IMF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IMF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面临频繁投机活动的挑战。在全球金融一体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都会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显示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交易对手风险”以及有效监管的失控和乏力。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效应，成为IMF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四，IMF决策的垄断性面临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机制的挑战。IMF成立之初，就受到利益集团的操纵，代表着少数国家的利益。事实上，IMF是一个以繁荣世界金融为宗旨的特殊股份公司，其投票与表决权取决于各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然而，IMF的投票权制度无法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如何强化国际金融合作机制，进而更好地应对风险扩散和危机冲击，成为事关IMF的信誉与领导力的重大问题。

第五，IMF治理危机的方略与效果面临挑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IMF在救助金融危机时的拙劣表现使得其危机治理方略与能力备受质疑，进而使得其公信力和信誉受到严重挑战；另一方面，IMF开出的危机应对与治理药方存在明显的局限性，IMF的药方一般包括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浮动以及经济自由化改革三个方面，然而实施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并加剧了经济衰退。

当然，以世界银行、WTO、国际清算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在各自领域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及其职能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如何有效应对各自领域内的问题与挑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任务艰巨的漫长过程。

[1] Nye J 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90:177—192.

[2] Mead W R. America's Sticky Power[J]. Foreign Policy,2004,141（March）:46—53.

[3] Strange S. States and Markets[M].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45。我们认为，苏珊·斯特兰奇将“贸易结构”置于“次级权力结构”（secondary power structure）的位置，这一点被用于分析美国并不恰当。

[4] Muzaffar C. The Empire: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 for all of Us.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0, 2005, 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empire-what-it-is-and-what-it-means-for-all-of-us/1681,2013年12月3日。

[5] Statement of James Schlesinger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16 No-vember 2005, http://planetforlife.com/oilcrisis/oilschlesinger.html,2013年12月3日。

[6] 美国对联邦德国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参见弗朗西斯·加文著，严荣译：《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早期承诺的全球多边主义和非歧视原则，极力促成歧视美国货物的西欧签订《罗马条约》，其中一项主要条件就是欧洲国家保证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采取“国民待遇”。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页。

[8] Strange S. States and Markets[M].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62.

[9] 参见“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2.0版）”, 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3-07/08/2013G500.htm,2013年12月3日。

[10] 参见“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2.0版）”, 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3-07/08/2013G500.htm,2013年12月3日。

[11] Battelle. 2013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December 2012, http://www.rdmag.com/sites/rdmag.com/files/GFF2013Final2013_reduced.pdf,2013年12月3日。

[12] 从研发活动的实施者看，两个特点引人关注：一是产业界是联邦政府和同业经费资助的主要接受者，总额估计将达2936亿美元，占总额的69.3%；二是学术机构是美国科研创新的另一个主要承担者，是除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外另一个接受所有方面经费资助的客体，所获资助估计将达666亿美元，占总额的15.7%，仅次于产业界。资料来源同上。

[13] United Nations.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basicFast.asp,2013年12月3日。

[14] Strange S. States and Markets[M].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161.

[15]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2; World Trade Report 2013:Factors Shaping the Future of World Trade.

[16] 关于“领土主义”与“经济主义”时代的概念及其重大差异，参见李晓：《“经济主义”时代的中日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第55—60页。

[17] Strange S. States and Markets[M].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88.

[18] IMF,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 Last updated:September 30,2013,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cofer/eng/,2013年12月3日。

[19] Goldberg L.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Does it Matter if This Changes? [R]. Staff Repor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2011.

[20] SWIFT. Will Europe Overtake Asia in RMB Trade Settlement?http://www.swift.com/assets/swift_com/documents/products_services/RMB_tracker_October2013.pdf,2013年12月3日。

[21] BI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Foreign Exchange Turnover in April 2013:Preliminary Global Re-sults, September 2013, www.bis.org/publ/rpfx0,2014年12月12日；BIS, Statistical Release:OTC Derivatives Statistics at end-December 2012, May 2013, www.bis.org/publ/otc,2014年12月12日；ECB,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July 2013, http://www.ecb.europa.eu/pub/pubbydate/2013/html/index.en.html,2014年12月12日。

[22] Goldberg L S. Is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 Changing? [J].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0（16）:6.

[23] World Bank.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3: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e, 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orld Bank,2012.

[24]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012 WFE Market Highlights, http://www.world-exchanges.org/files/statistics/2012%20WFE%20Market%20Highlights.pdf,2013年12月3日。

[25] 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13, Statistical Annex, Table 3B.

[26]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nd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 S. Securities, as of June 30,2012, April 2013,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shla2012r.pdf,2013年12月3日。

[27] 在高恩看来，“美国需要把其统治地位构筑在对全球经济中的生产环节的控制之上，而且，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的控制最终都会是十分脆弱的”。参见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28]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世界各国的汇率水平本质上操纵在美国手中，当美国选择强势美元或者弱势美元时，无论其他国家经济基本面好坏，都将使本币币值随之波动。因此，一个国家的汇率选择与其说是在与市场博弈，莫如说是在与美国博弈，现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所谓均衡汇率不过是美国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主权均衡汇率”。参见华民：《世界经济失衡：概念、成因与中国的选择》，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5页。

[29] 这方面的典型是被称为美国“八大金刚”的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除高通外，其他七家企业均进入了世界500强。

[30]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31] Strange S. States and Markets[M].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117.

[32] Heywood A. Political Ideas and Concepts:An Introduction[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4:100—101.

[33]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34] 参见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5]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向美国国会致辞时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从外交（公开外交）、经济（航海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军事（裁减军备）和政治（公正处理殖民问题、民族自决、成立国际联盟）等方面规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

[36]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向美国人民宣布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并表达了要实现这些自由的决心。这四大自由分别是：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此后，罗斯福多次在“炉边谈话”中重申这四大自由，从而使之深入人心。

[37] Ikenberry J.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J].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 June 2011:56—68.

[38]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39] 竹中正治、张虎：《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第84—102页。

[40] Lane P, Milesi-Ferretti G.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Revised and Extended Estimates of Foreign Assets and Liabilities,1970—2004[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3）:223—250.

[41] 竹中正治、张虎：《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第84—102页。

[42] Kitchen J. Sharecroppers or Shrewd Capitalists? Projections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International In-come Flows, and Net International Debt[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5）:1036—1061.

[43] Gourinchas P-O, Rey 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djust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7 （4）:66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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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Gourinchas P-O, Rey H and Govillot N. Exorbitant Privilege and Exorbitant Duty. IM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0-E-20,2010.

[46] Gourinchas P-O. Valuation Effects and External Adjustment:A Review, in Kevin Cowan, Sebastian Ed-wards and Rodrigo Valdes（eds. ）, Series on Central Banking, Analysis and Economic Policy, Vol. ⅩⅡ, Banco Central de Chile,2008:1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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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Lane P R, Milesi-Ferretti G M.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Ⅱ[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vember 2007a,73（2）:223—250; Lane P R. , Milesi-Ferretti G M. Europe and Global Imbalances [J]. Economic Policy,2007b,22.

[52] 为方便理解和节省篇幅，下文将Lane and Shambaugh（2010a）的推导过程稍作改动，并进行精炼。

[53] 表现为汇率影响，但其背后则受国际投资头寸计价货币组合影响，VALXRit上升，净国际投资头寸对汇率变动敏感程度上升。

[54] Lane P R, Shambaugh J C. Financial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osur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a,100（1）.

[55] ω的含义可参考式（1-5）和（1-6）。

[56]Lane P R, Shambaugh J C. The Long or Short of It:Determinants of Foreign Currency Exposure in Exter-nal Balance She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b,80（1）。极端情况下，若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均以外币计价，则t期时的外币敞口即为。

[57] 对外负债同理。

[58] Habib M M. Excess Returns on Net Foreign Assets: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1158, European Central Bank,2010.

[59] Mendoza E G, Quadrini V, Rios-Rull J V. Financial Integr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Im-balanc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9,117（3）:37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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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黄海洲：《美元和人民币：何去何从》, 《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第7—15页。

[64] 李晓：《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5期，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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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罗纳德·麦金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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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第6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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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Navigating the Financial Challenges A-head, October,2009, （Washington, DC:IM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09/02/index.htm,2014年12月12日。

[72] 茅倩如：《金融危机处理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3期，第54—57页。

[73] 王达：《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 《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28页。

[74] 众所周知，美国拥有最为发达和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全球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三家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均在美国。显而易见，约束信用评级制度无疑会触动美国的核心利益。

[75] 巴曙松：《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金融监管走向及展望》, 《西南金融》,2009年第10期，第11—14页。

[76] Eichengreen B. A Blueprint for IMF Reform:More than just a Lender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7,10（2）:153—175.

[77] 钟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8—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