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尔伯曼：抛开“什么是文学”的迂腐命题！

西尔伯曼是德国较早系统运用经验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传播研究方法的学者，也是德国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社会学研究起始于音乐社会学，1955年发表《音乐社会学导论》，他因此而被许多人视为音乐社会学之父；该著中的一些观点后来见之于他的《文学社会学引论》（1981）。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埃斯卡皮之后，尤其是菲根将文学社会学视为一门“特殊社会学”亦即“专门社会学”之后，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才真正确立。[2]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埃斯卡皮和菲根的观点。埃斯卡皮曾听从西尔伯曼的建议，于1961将他的代表作《文学社会学》（1958）编译成篇幅较大的德语增补本。该书德文版把文学社会学看做“文学研究的辅助学科”，这当然是西尔伯曼不愿看到的。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社会学一直在扮演文学研究的配角，发挥着辅助作用。或许更多受到菲根的启示，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学科意识更为清晰，坚持文学社会学是一门有着特殊地位的独立学科。

西尔伯曼在他的艺术社会学中尤其突出大众传播和互动理论视角，重视文学的效果问题以及文学作品的生产和接受：

根据实证主义思维方法，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的出发点是：论述艺术和艺术家，就是论述体现社会活动、涉及双边关系（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关系）的社会过程。换言之，这一过程需要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艺术社会活动中的群体接触、群体矛盾、群体活力使之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基于只知因果关系的简陋思维，而是指向人际关系、互动行为和相辅而行的事实。这种关系一方面将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将这两种群体与社会语境以及整个社会体制连接起来。[3]

西尔伯曼认为，“文学的”研究与“社会的”研究，其认识论兴趣都是对于“人”的极大关注，本来没有严重冲突：无论是普通社会学还是专门社会学，它们涉及的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也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表现在研究主题上，二者也是相同的：艺术家、艺术品和接受者。[4]问题在于如何去研究。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的兴趣所在和主要研究对象是“人”，说的是社会学家探索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倘要认识文学社会学的思想方式、步骤及其方法，就必须强调指出，单看艺术作品永远也发现不了某一社会状况和艺术状况。撇开文学周围的一切事物，对社会赖以生长的诸多发展过程一无所知，单从文学中是永远也无法认识社会中的个人或人类的。[5]

在此，西尔伯曼的社会学家身份及其把文学社会学看做专门社会学或特殊社会学的主张一目了然。虽然他并没有给出文学社会学的明确定义，但是对文学社会学的地位、任务及其研究范围的设定，基本上呈现出了他所理解的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其基本出发点是：“我们面对的艺术乃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为一种社会活动。”[6]这里所说的社会活动和现象，与其他社会活动和现象并无本质区别。

西尔伯曼指出，“只有艺术家与听众、读者或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之后”，在“艺术品向外伸展”之时，艺术社会学才有真正把握艺术的机会。艺术社会学必须抛开“什么是文学”的迂腐命题，告别作品的艺术内涵，与“用以分析艺术材料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普遍哲学准则”保持距离。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把艺术体验看做关键点，将艺术理解为“社会自发性行为的重要中介”。“准确地说，艺术社会学是关于文化作用圈的社会学，并因此而鲜明地区别于社会艺术史、艺术社会史和社会美学。”[7]

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把探讨艺术的“历史－社会决定性”视为“陈旧的评价癖”，认为其太容易受到“先验思维方式”的摆布。[8]虽然“文化现象及其内涵、评价和作用存在于社会，或曰见之于不同阶层、阶级和群体的结构层面”，但是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决然反对“美学议题和社会议题的杂糅”。[9]西尔伯曼提倡的艺术社会学，完全区别于阿多诺所发展的历史哲学美学。而阿多诺的理论纲领所针对的，正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艺术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这在1966年和1967年发生在西尔伯曼和阿多诺之间的论争中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