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学》后记

董学文

寒风刮着雪花在校园里飘舞。从未名湖畔散步归来，把想到的“需要交待的几句话”，写在这里。这本书稿，现在看来，它好像是我做的一个“梦”，写完它之后，“梦”就“醒”了。

经过几年的“梦想”，我仿佛可以说，建立一门新学科：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学，是可以实现的。这是我“梦醒”过后的头一个感觉。

这本书的研究也许是初步的，这里所展示的论述也许只是个雏型，目前的理论框架也许只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框架中的一种，但它的前景，它的指向价值，它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我已不再怀疑。

这个“梦”的缘起是几年前的事。当时，我申报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文学理论形态研究”。我想从形态学的角度解决文学理论的变迁和纷争的问题。可是，研究中发现，尽管理论家根据某一要素，往往就能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文学作品的主要范畴，并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尽管我们通过结构式理解方式可以认识文学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把握要素位置变化对文学理论形态形成的影响；尽管我们能够从静态和动态的两个方面展示文学理论形态的面貌，揭示其中的某些演变规则；尽管我们对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范畴，经过形态学的透视已能说明得更准确些、更清晰些，也更历史化一些；尽管我们面对文学理论的“万花筒”，在它旋转的时候，对其呈现的“图像”也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但是，我仍感觉单从“形态研究”角度入手，还难有整体感，还难以说清问题的原委，或者说，还难以阐明“什么是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是什么”这类问题。

于是，“梦”开始了。

我陷入“幻想”。利用学术会议，利用讲学机会，利用朋友交谈，我像“说梦话”一样表达我殷殷的愿望和设想：能不能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梦”是迷人的。“愿你做个好梦”的祝福，也说明它的美妙。其实，就是“噩梦”，回味起来也颇为有趣。梦，毕竟不是现实。

当我觉得不能只在形态学研究上以管窥豹，浅尝辄止，而要从总体上解决问题时，关于“文学理论学”的蓝图和草案就在“梦”中浮现了出来。为此，我曾激动不已。有段时间，真像“着了魔”似的，以为腾云驾雾地飞入了“梦”里的“桃花源”。

可是，“梦”归“梦”，真要做起来，并非那么轻易。理性、谨严、切实、详备，都睁着眼睛盯着自己。这时，已没有多少“入梦”时的香甜，倍尝的却是“梦醒”后的苦涩和艰难。

这是我又一个真实的感觉。

有朋友开玩笑地说：“高处不胜寒啊！”我倒不是觉得这种研究就站得高屋建瓴，而是感到：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恐怕就在它的攀登的过程里。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研究了一些文学理论个案，解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穿插着进行了撰写走向纯粹和简约的《文学原理》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一些科学哲学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著作，看了一些相关的理论论述和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那里获得的智慧和帮助是很多的。刘军、张清民、徐润拓、金永兵、马建辉、王彦霞、饶先来、徐贞、李心峰、赵文、李龙、戴晓华、唐文吉等，他们几乎以各种形式，都登上了理论前行的同一辆“战车”。尤其是金永兵博士，彼此的切磋和讨论，一直是我迎风冒雨、勇往直前的一个动力。他和他的同学们的一些可贵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这部书稿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这是我必须加以申明，也心存感激的。

我的一些已经毕业或在读的博士生，正在沿着不同的思路做着“文学理论历史学”、“文学理论阐释学”、“文学理论生成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转化”、“文学理论重要概念”、“跨国文学理论比较”等方面的研究。这种多方位进取的态势，无疑会推动“文学理论学”逐步走向成熟。这里“文学理论学”加了引号，则是表示它现在未必成熟之意。倘有谁能起一个更好的名称，我很乐于接受。

坦率地说，写作过程中真是碰到不少意料不到的困难。幸得师友和学生的不断打气，才咬着牙把它写出—不算“完成”。确实，打开一片新天地，筹建一个新学科，垦荒的地方很多，绊脚的石头不少，亟需精心营构，怎能轻轻松松，一蹴而就呢？

按理说，搞理论研究我是主张“小题大做”的。撕开一个口子—口子不要太大，然后进去，挖得深些，拓得宽些，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开掘，这样效果会好。我本打算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特征”入手，或从文学理论的话语方式入手，继而深入铺展到方方面面，结果，写着写着，摊子铺大了，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多少有点“大题大做”的味道，这确是始料所不及的。大概依然是与自己功力不逮、方法欠佳有关吧。

不过，我想通过反思文学理论的框架、演化及运作规则，寻找一个可以重复操作的研究模式，或者说发凡起例，以待来者。这个心愿确是的确的。我愈来愈发现学者之间研究思路沟通和方法交流的重要。况且，我不怀疑，通过一段努力，更为专精、更为深刻、更符合学理规范因而也更科学的文学理论学著述，注定是会出现的。

需要交待的还有，在该书论述的过程中，我借用了较多现代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材料与方法应用得少些。这没有必要隐瞒，也不值得夸耀。这只能表明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论工具还比较缺乏。一则，我认为不管哪种方法，只要能对揭示文学理论运动规律有用，能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此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不妨都拿来试试；再则，我认为若能将中国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和哲学方法也用来透视中外文学理论的本体属性，那一定会有意外的发现。这本书的弱项，总是会有人在今后的研究中去克服和弥补的。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对于这本书来说，论证是重要的，结论可能倒在其次。这是我的追求，也是有感于流行于市面上的大量的“思想火花”式的、“精采而空泛”的、“勇敢而轻率”的文学理论著作有意为之。结论若没有得出结论的严密过程，就毫不足取；结论若是事先设计好的，而不是被大量材料和严肃推理逼出来的，将毫无价值。我在书中的论述及其结论可能会有某些偏差，但我希望本书提到的“思路”和大量的思想材料，能为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搞理论的人，似应始终保持“在路上”的心态。我不会后悔我的研究过程。

此外，通过一段研究，我深深感到理论兴趣与研究对象特性之间相互契合，对工作范式建立的必要性。我一直提醒自己，这里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理论，而不是文学。因为，稍不警惕，就可能回复文学理论式的将文学作为当然对象的轨道上去。这里，也许有理论假设的成分，但绝非纯先验的主观臆想，而是尽量用各种理论的材料加以证明。

选择了这种工作范式实际上也就选择了读者对象。它更适合于专门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至少，可以让专门家们提高理论活动的清醒度和自觉性，看得更远些，思维更开阔些。而且，对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对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甚至对文学理论知识的普及，将不会没有好处。

我给自己的研究定下的原则仍然是我经常重复的四个字：“综合创新”。时至今日，我还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效、更老实的理论道路。所以，读者会发现我在采用一切能利用的“原料”，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观点、什么流派，只要能对文学理论的运行机制有真知灼见的说明，都不妨“综合”到我的工作范式中来。至于在此基础上实现没实现“创新”尤其是原创性的“创新”，那就难说，只有留待读者来鉴别了。我绝不敢在这里“硬挂招牌”、“摆摊卖药”。即使是自己跟自己挑战，学问上的事，还是让实践来检验为好。说心里话，我不过是选了一个有一定挑战性但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度试跳了一下，至于跳过去没跳过去，犯规没犯规，破没破记录，那就留给裁判和观众来评定和把关吧。反正这不是“表演赛”，我只把它当做“体能训练”，内心也就平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