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未名湖

孟 华

北大要过百岁生日了，校宣传部来约稿，要我给题为《未名湖》的纪念文集写篇短文，谈谈“我看北大”或“我与北大”。

说来也巧，我与北大的缘分的确源于未名湖。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那时在一零一中上学，每周回家和返校，都要在北大西门乘公交车。那高大的院墙、大红的校门和门前的一对石狮，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却总没往心里去。其实也知道北大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但高门槛对我是不具什么诱惑力的。许是从小就接受过民主教育吧，没读过卢梭，我就认定“人是生而平等的”。共和国主席和看门的老大爷，在我眼里人格绝对平等，都是一样的人。不过，一个偶然的事情却让我记住了北大，当然不是因为她的名望，而是因为—未名湖。

那是一个夏天，北京一连几天大雨倾盆。一时间，校门前的马路都被水淹没了，直没到了膝盖。从一零一中校门出来，只见到处都是一片汪洋，间或还会看到从水中扑腾腾地蹦出一条条鱼来，鳞光闪闪，煞是有趣。我那时十五、六岁，童稚气尚未脱尽，觉得能提着裤腿，在马路上趟水玩，很是过瘾。同学们都说那水是从北大的未名湖里流出来的，我这才开始对北大另眼相看，知道了在那高大的院墙内，还有很好玩的地方，至少有一池名叫“未名”的湖水。后来，每每路过北大的校门，我总是好奇地往里探望，“未名湖”里到底有多少鱼，一直是我想探知的谜。不过那时，北大的校门看守很严，我始终没得机会钻进去看个究竟，也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湖，会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叫什么“未名湖”？

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当然填写了那个拥有未名湖的学校。但那时的人，都是把“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不幸或幸，我今天依旧不悔这样的选择）。我于是被分配到了离北大两站之遥的国际关系学院。依然是每周都要路过北大西门，依然是探头探脑地想看看那神秘的未名湖，不过，这时的我却远没有上中学时的那份福气，只能站在公交车里隔着车窗看北大校门一闪而过，那感觉可真比上中学时差远了。

后来，神州大地闹起了革命，翻天覆地的，我自己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去了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而后又被分到冀东平原上一所真正的农村中学，和学生一起天天上地球“物理”（务犁）课。不仅无缘再路过北大西门，就连北京也难得回来了。

在那些岁月里，我心里充溢的是更大、更紧要的问题，未名湖和鱼之类的细节，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把它忘得如此干净，就连后来被“平反昭雪”又重回北京后，那根弦也再没被拨动过。但缘分这事就是奇妙，由不得你不信。你想得要命的事，它偏会躲你远远的；你连想都不再想的东西，它却偏要不期而至。就在我早已忘却了未名湖时，命运却带我走近了她，而且再也不用从西门外窥探了，只要愿意，我竟可以与她朝夕相伴。

1988年，我从国外留学归来，被季羡林先生和乐黛云老师领进了燕园的大门。还未报到，老公就自告奋勇给我当了一回导游。他毕业于北大，又对史地有特殊的兴趣，燕园的犄角旮旯，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他领我转山转水，转南转北。只可惜我方向感极差，几乎没记住什么地方。一下午转下来，就连三角地是啥也没搞清。但未名湖却不同，她那大名我“久仰”了三十多年，当然是一下子就记住了。我驻足湖边，瞪大眼睛往里看，却发现湖里似乎并没有鱼，“望穿湖底”，我也只看到些影影绰绰的水草、藻物，真令我大失所望。莫非那年发大水，湖里的鱼都逃之夭夭了？

此后，我便与未名湖真正结缘了。没有鱼的湖仍然是北大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喜欢那深沉静谧的湖水、弯曲僻静的小路。到学校上课、开会、办事，只要时间许可，我都会骑车绕经那里，在日理千百万机的现代节奏中，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我也常在湖边跟学生聊天，陪来访者散步，跟外国学者谈合作与交流……久而久之，我和那静静流淌的未名湖似乎真的建立起了某种心灵感应。每当走近她，就会有一种异样的心境，坦然而平和。未名湖成了我在燕园最倾心的朋友。

当然，我至今仍未搞清她缘何要以“未名”为名？请教了数位专家，都没能给出个标准答案来。据说，就连侯润之先生的书里，也未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人们只是据“野史”或“流言”，说那湖是因为起不出好名，便索性以“未名”而名了。仔细思忖，我却以为，历史上的原因不去管它了，“未名”一词或许的确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朴实无华、豁达大度、恬淡潇洒、望“名”却步却真正务实的精神。

我是从北大许多师长、同事和朋友的身上，读出这层意义来的。

我敬重的季羡林先生，外表普通得就像北京胡同里的一个老大爷。他对别人在学术上的请求，总是尽心尽力，有求必应。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从不摆架子，无论谁来，先生都要亲自送客，即使是对我这样的晚辈也不例外。每次谈完事，他不但亲自送我出门，握手告别，还坚持要站在大门外目送我远去……

乐黛云老师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我各方面都爱护有加。我是个直肠子，从小就不会绕弯子讲话，又好表态。工作上有了不同意见，我总是不分时间、场合，一吐为快，难免有时就会当面顶撞她，但乐老师从没计较过。正是她的豁达大度，才使我得以“中”言无忌，还能在学术和其他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和法语专业的老师们打交道。蔡鸿宾、桂裕芳、张冠尧、王文融、顾家琛、罗芃……他们个个都有大手笔的译作、著作问世，但他们的敬业精神却从不因此而减丝毫。蔡先生给“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译过一本米歇尔·塞尔的《万物本原》，他觉得这位法国当代哲学家的思想不好把握，于是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拖着重耳的病躯，到处询问、查阅，甚至向晚辈们请教，唯恐自己没能理解好原意，有负于作者和读者。桂先生教了一辈子法语，译作等身，却常为了翻好一个词、一句话，反复查阅各种字典、资料，有时还要跑上许多路到北图去查，一查就是半天、一天。我的老搭档罗芃，家学渊源，满腹“经纶”：肚子里装着一部法国文学史，对20世纪的西方文论也熟谙于心。但他从不炫耀，甚至连文章也很少写，我真怕他把这些“干货”都烂在肚子里。每遇出头露面之事，他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西语系的老师都有些“mu”。他反问我是哪个“mu”？我答：“怕是既暮且木吧。”他连连摇头否认，说他们不暮亦不木。他的话倒提醒了我，“mu”的印象是他们唯求本分做人、认真做事的外在表现，其实他们心里明镜般地清楚，只是不在乎，甚或鄙视那些身外之物罢了。这种小心态，在西语系是很有些代表性的。

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我常接触王义遒校长。王校长家里装有一部录音电话，每逢他不在家时，你都会听到他那用很重的吴音录下的：“王义遒不在家，请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去，办公室电话是……”真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一校之长的留言。领导们公务繁忙，一般都唯恐别人来打搅，他这个校长却教导你如何去找他。我到他那里汇报工作，他每次都一边听，一边整理信件。我不解地问他为何不让秘书干，他答曰，一来他没有专职秘书，二来他还要把能用的信封保留起来再使用。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燕园的确不胜枚举。他们就像那未名湖水一样，静静地、默默地，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本分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并非等闲之辈。北大原本就是名人荟萃之地，不乏著名学者、专家，各式领袖，各种全国甚至全球的知名人物。但北大还有更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学生、普通教员、资料员、图书管理员、教学秘书、外事秘书、行政、后勤人员……未名湖畔有多少人一辈子默默无闻，但却兢兢业业，以自己“未名”式的存在，支撑起北大这一片明丽的天空。倘若没有他们，北大还能成其为今日之北大吗？

未名湖因“未名”而得名，如今她已成了北大的象征、北大人的骄傲。学校的贺卡、明信片、各色纪念品上都印着她的倩影：或垂柳依依，或湖光塔影。光看这些，就知道北大人在她身上倾注了几多情感，寄托了几多希望。但我从许多北大人身上读出的那种“未名”精神，却远比未名湖迤逦的风光更令人心仪。

走近未名湖，破灭了少年时的一场“鱼”梦，却悟到了那一泓池水的深层蕴义—“未名”精神。

1998年3月10日

此文写就后，蒙夏晓虹、陈平原妇夫赐教，始知钱穆先生早已对未名湖的命名问题给过正式“说法”。据平原君电话口述记录的原文如下：“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31页，岳麓书社，1986）可见，拙文所记“流言”，乃本未学斋主文也。

3月12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