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魏玛时代（1918—1933）的灾难性经历使中间等级的命运趋同化了。不足15年的共和国历史，竟然带来了前后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和20次内阁换届！中间等级的复杂性和分离性被贫困化和碎片化的统一性取代了，安定的政治环境被动荡的社会局势取代了。

共和国头5年，中间等级便在经济上迅速败落。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达到了1美元等于4.2万亿马克的史无前例高峰，将他们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就连过去相对超脱的“学者阶层”，也陷入“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之中。[1]如果说1924至1929年的“相对稳定”又给中间等级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话，那么1929年10月由美国席卷而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小手工业者贫困潦倒，小企业、小商家大量倒闭，小农被迫出售自己的土地，职员大规模失业，布吕宁政府反危机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的是大量官员与教员的被解雇。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终于整体性地陷于全面破产的境地。

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相伴随的是，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特权一落千丈，就连“学者阶层”也“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2]这严重影响到他们作为家庭个体权威的地位，当他们作为子女经济支持人的作用丧失掉时，便导致了他们获取安全感的最后堡垒——家庭作用的毁灭。人们所面临的是在对付社会角色多重性和角色变换方面的困难，在未经自己成熟反思情况下可靠地调整个人行为的困难，在变化中维护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困难，在家庭中找到兴趣与幸福的困难，这些困难尽管在每个阶层的成员中都是存在的，但在地位迅速变化的中间等级成员身上，总显得特别尖锐。

德国中间等级对《凡尔赛条约》抱有特别的愤恨是有原因的。像英、法、美这些早起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大多经历了100年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漫长发展，海外广阔的殖民市场为这些国家的中间等级长期稳定的“向上爬”创造了较好条件。而在德意志，自由竞争只经历了至多50年时间，便立即出现国内市场被完全垄断的局面。将“向上爬”的希望寄托于海外扩张上的中间等级，在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的严酷事实面前，毫无困难地成为了德意志帝国时代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以致声势浩大的“泛德意志同盟”、“德意志祖国党”完全成为中间等级的群众性好战组织。[3]一战的失败以及《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他们通过向外扩张来“向上爬”的理想遭到了迎头痛击。

《凡尔赛条约》剥夺了德国1/7的国土和全部的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中间等级的发展余地变得比过去更小；限制德国军队规模的条款，将战时急剧膨胀的800万军队猛然裁减到10万人，惟有“出身良第”的容克贵族世家子弟方能留用，数百万中间等级家庭中的年轻人“入伍从军谋求政治生涯”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战后“复员潮”中，退伍的工人子弟能很快被下层普遍劳动者岗位所吸收，而中间等级子弟既不想、也不能适应战后日常生活的困境，但作为脱离原有地方、社会、环境的人，已难以找到退回的归路了，因而大多成为了无环境依托者、失业者和社会边缘者。[4]因此，当战胜国强加的民族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经济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痛苦与国家、民族的屈辱联系了起来。

在对待民主制度的态度上，德意志中间等级也不同于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尽管在一战中也曾为帝国而战，但正是在由战败和革命导致的帝制垮台中，才得到了某些在帝国时代没有得到的政治、经济权利。社会民主党代表的那条共和主义路线得到部分贯彻，但他们信奉的“阶级合作主义”导致的依然是那条冷落中间等级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路线的继续，甚至是强化。因此，中间等级中相当部分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对民主制怀疑、反感。就连像托马斯·曼这样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大学者，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民主政治：“我不想去过问议会政治，我想要的是公正、秩序和财产，如果说这是市侩，那么，我想当一个市侩！”[5]

那些1929年以前还对民主制抱有一线希望的中间等级成员，当贫困化的威胁在大危机中向他们再度袭来时，对魏玛体制的信心已完全丧失。代表中间等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与德国人民党，在1920年曾获得过20％的选票，而在1930年仅仅只得到2％的社会支持率。[6]但是，中间等级的“无产阶级化”并不能导致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共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以阶级名义进行的政治宣传都无法吸引他们；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进行一场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也包括扫荡中间等级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因此，这个成员复杂而分散的社会中间层，害怕“会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的磨石之间被辗碎，因而极力寻求一场能替他们鸣不平的、统一的新政治运动”[7]。这场政治运动只需完成与帝国时代的右翼激进主义政治路线的接轨，就能争取到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

陷于没落之中的中间等级成员现在相信，惟有通过强调“民族”思想，才能防止自己与那些一直作为无产者的产业工人相混淆了，因为“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国际性的。因此，在这场大危机带来的“中间等级恐慌”中，当希特勒举起“民族”旗号走来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纳粹宣传的热心听众。希特勒向他们提供了这种证明：“这个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中间等级就是民族本身！这个民族不仅由于自由、民主意识的毁灭性影响，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动力的毁灭性影响而受到了威胁！”[8]于是，德意志中间等级通向纳粹运动的道路终于被勾画出来。这个具有“独裁美德”的“民族共同体”，为实现“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健康”理想，终于在这场“反对阶级斗争的斗争”中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能量，被希特勒称之为“促进正常国家秩序的健康的民族感”，正是“元首”与其追随者之间联系的酵酶。[9]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老中间等级”平稳地接纳进工业化社会，并促进“新中间等级”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秩序能否真正获得稳定。因为中间阶层是联系社会最高层与下层民众的阶梯与桥梁，它的健康发展，能造就一个合理的社会斜坡，从而增强社会流动性与灵活性，并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即使面临重大危机，这样的社会往往也能通过内部的调整，维持现有体制与秩序的稳定性，这也是英、法、美等国在面临1929至1933年大危机时仍能保存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工业化时代，一个中间阶层充分发达并健康发展的社会，才是最为稳定的社会。

但是，在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统治的干预型国家关注的只是大资本与大地产的利益，却使中间阶层长期处于半发达、受挤压的状态。那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政策给社会中间层带来的只是一场内部的加速分化，因而在一战战败、帝制崩溃后的那个现代化全面危机的“魏玛年代”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不能真实地理解和适应这个工业化社会。那种与现实经济状况并不相称的反现代主义价值观念，是通过浪漫与保守主义学者们的“文化批评”，通过破产的经济中间层对未来的绝望情绪，通过乡村居民对都市化进步的敌意来标志的。他们反对“罪恶的都市化”、反对“应对一切灾难负责的工业化”、反对“战胜国强加的民主化”，并从渴望稳定与和谐的心情出发，相信纳粹运动是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它才能控制正在改变一切、摧毁一切的技术和结构变化的力量。

从思想上讲，纳粹主义代表了德意志中间等级中早已广泛扩散、绝无新奇之处的愤慨和思想的混杂。这幅激进的民族主义画面中集合了如此之多的“主义”，如反犹主义、反启蒙主义、反民主主义、反保守主义、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当人们要问“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纳粹主义就是反对现存社会的一切！”[10]但也正是人们经常强调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缺乏独创性”这一“大杂烩”特点，才赋予了它根本的吸引力，正是由于纳粹主义具有如此之大的包容性，才首先将中间等级，继而将越来越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集合在它的旗帜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粹运动作为德意志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反现代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结果，体现了一场激进性的新高潮和一场大众化运动的新开端，它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一场猛烈的、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承受不起的现代化危机后果的激进反叛。德意志中间等级正是这场运动真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一点并没有妨碍这个运动向社会结构的上、下两端迅速蔓延，从而最终将它发展成一场全民族的法西斯主义“褐色革命”。它从极右方向上“改天换地”的历史灾难，提醒着后人注意：必须将“促进社会中间层的健康发展”，作为工业化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Erhard Sch（tz，Romane der Weimarer Republik，Modellanalys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慕尼黑，1986年，第159页。

[2]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00页。

[3]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中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Bernd Martin Ernst Schulin，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慕尼黑，1985年，第268页。

[4] 赖讷·莱普修斯：《极端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夺权前的结构性条件》（Rainer Lepsius，Extremer Nationalismus．Strukturbedingungen vo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斯图加特，1966年，第87页。

[5] 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Gorden．A Craig，Deutsche Geschichte，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第363页。

[6] 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Detlev J．K．Peukert，Die Weimarer Republik，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法兰克福，1987年，第159页。

[7] 赖讷·莱普修斯：《极端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夺权前的结构性条件》，第112页。

[8] 汉斯·施佩尔：《面临纳粹主义的职员们》（Hans Speier，Die Angestellten vo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哥廷根，1977年，第120页。

[9] 赖讷·莱普修斯：《极端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夺权前的结构性条件》，第13页。

[10] 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