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意志中间等级的共同特点

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尽管有着社会局势上的种种区别，但也有共同的特点。作为社会中间层，他们普遍具有这种心理状态：即不仅从对容克贵族、工业大资产者奢侈豪华生活的羡慕、嫉妒以至怨恨中，产生出“向上爬”的欲望，而且从他们相对于产业工人的优越地位中，产生出强烈的自傲感，以及一旦竞争失败后便可能落入无产者行列的恐惧与担忧。面临德意志帝国时代传统专制的统治，整个社会中间层的感受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在这场由传统权力精英推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本身受到了等级上的歧视，因而对这个权威国家总是表达出厌恶、反感或不满；另一方面，这个权威国家毕竟还能在政治安定上发挥作用，这种安定又是他们的生存所需要依赖的。因此，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概括的那样：“他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渴望服从，又向往权力。”[1]

如果说从他们对服从的渴望中，反映出对一种能为他们的利益提供确保的权威政治的寻求的话，那么从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中，则产生出一条激进主义的新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在传统上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它通过对另外两条明确路线的厌恶来体现自身：一条是关系到大地产和大资本切身利益的右翼保守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代表产业无产者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共和主义路线。正如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的那样：“这些中间等级激进主义路线的捍卫者们，极力寻求不受来自从左到右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感染，他们寻求的是‘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以便能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找到一条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是将这条两道路同样作为灾难和痛苦的经历来感受的。”[2]

这条道路首先通过一系列激进主义的反犹组织获得了它最初的雏型，其最初的行为载体是一批出身于中间等级家庭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中间等级落魄者集团。这些不能被国家机构吸收，并打有不安全烙印的年轻人，早就在通过组织激进的反犹团体来寻求政治生涯了，如帝国时代的“德意志农业联盟”、“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反犹联合会”以及“泛德意志同盟”等，都是由他们来充任政治与理论指导者的。[3]这些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正是德意志中间等级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进行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自1890年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已经发展成一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现代主义色彩的东西，一种可以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东西。只不过这条反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路线，在帝国时代一时还难以形成真正强有力的社会统一化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整个中间等级的成分是复杂而分离的，他们在帝国时代的命运和意识倾向也彼此不同。“老中间等级”突出体现的是浓厚的“前现代化意识”；“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更倾向于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情绪；中、小官员则往往具有独裁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性格；学者中更多体现的还是保守主义的民族文化观。他们之中境遇较好者，尤其“新中间等级”中的地位较稳定者，也可能选择自由主义政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惟有他们中最深刻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给自己带来威胁的人，才通过这条激进主义路线来体现自身。二是由于帝国时代的政治安定中，依然有一些因素在支撑着这些惶惶不安的中间等级个体，如财产，相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优势地位和特权，作为施展自身权威的最好阵地与逃避竞争的避风港——家庭，最后还有作为强大帝国一员的民族自豪感。危险在于，一旦这个中间等级集团感到地位受到强烈震动，就总是极力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激进的新独裁主义解决手段。[4]

[1]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2]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26页。

[3] 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Helmut Berding，Moderner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法兰克福，1988年，第112页。

[4]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前提与开端》（Heinrich August Winkler，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Voraussetzungen und Anfänge），哥廷根，1974年，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