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谢林于1802年夏季学期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学术研究方法论”这门课程，翌年又将其讲稿出版。这门课程和这部著作在当时造成了巨大影响，究其主要原因，大致就如谢林自己归结的那样：首先，它对于“随后的或至少是未来的学术机构的建制”提供了重要启发；其次，它以一种“更适合普遍理解的讲授方式”阐述了谢林的“同一性哲学”视角下的科学整体以及这个整体与科学的各个特殊分支之间的关系（V，209）。

谢林在本书中所说的“学术机构”（Akademie），不是指那种以单纯研究为导向的“科学院”，而是如这个词语的原型——柏拉图的“学园”——所标示的那样，指一种兼备科研和教学用途，同时肩负科学使命和道德使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文化机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ät）。相应的，本书中的“学术研究”（akademischesStudium）也不仅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且意味着“大学里面的学业”，而谢林在这里提出的“方法论”构想，既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指导，也是对于大学里面的教学制度的具体安排。

诚然，对于19世纪初的人们而言，七百多年前已经诞生的大学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然而在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大学虽然也在缓慢地进步，但在总体上并未摆脱最初的行会气息，而且其主导精神完全是“实用至上”，因此整个大学里面充斥着迂腐的学究和那种完全以谋生为目的的“面包学者”，至于那些最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几乎都是在大学之外活动。

谢林并不否认大学一直发挥着“传承知识”的作用，只不过这些知识一方面只是意味着见多识广，另一方面支离破碎，以致人们完全遗忘了“知识本身”亦即“科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要改变这个局面，首要的责任落在“学术机构的永恒组成部分亦即教师”（V，228）身上。大学教师要赢得社会和学生的尊重，自己必须配得上这份职业，即他们必须首先通过精神领域的辛苦劳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和教师。这里看起来有一个悖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和教师不可能从天而降，而是只能由已有的陈腐学术机构培育出来，这又如何可能呢？谢林不赞同那种认为简单地通过清洗或“换血”就解决问题的幼稚想法，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的关键仅仅在于学术自由：“人们只需给予这些人精神上的自由，不要用一些根本不适用于科学关系的顾虑来限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教师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他们不但能够满足那些要求，而且反过来有能力教导别人。”（V，228-229）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这些教师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做到自我教育？在谢林看来，学者应当自觉地融入“普遍精神”，认识到各种专门的科学都是一种绝对科学（谢林亦称之为“原初知识”）的个别呈现，从而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门特殊科学的真正内涵，并且与其他科学融会贯通——这绝不是意味着贬低特殊科学，将其仅仅当作绝对科学的手段，而是指“在整体的精神里面对待自己的特殊专业”，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够一方面把自己的特殊领域当作自在的目的本身，另一方面恰恰更好地呈现出这个特殊领域里面的普遍者和理念（V，232）。

大学要获得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众所周知，大学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是国家的工具，都必须为国家服务。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谢林一方面承认，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制造一种“内在的分裂”，即“通过把个别天赋孤立起来并使之相互对立而形成的分裂；国家必定会压迫如此众多的个体性，把他们的力量导向如此众多不同的方面，以便把他们改造成对国家自身更为有用的工具”（V，235）。但另一方面，谢林也指出，国家绝非仅仅有这个目的，而是“也愿意看到学术机构确实是一些具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的机构”（V，229），退一万步讲，即使要培养工具，最好的办法也是通过“科学”而进行。就此而言，“只要国家追求的是最优秀的东西，它就必然会追求理念的生命，追求一种最为自由的科学运动”（Ebd.）。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并且能够容忍科学在大学里面行使自治权，尤其是让那些最优秀的知识精英掌权，让各种喧嚣鼓噪的浑水摸鱼者和倚老卖老的平庸之辈退位。“科学王国不是民主制，更不是寡头制，毋宁说，它是最高贵意义上的精英制”（V，237）。

科学的精英王国在建制上依赖于科学自身的结构。谢林追随笛卡尔的观点，把整个科学比喻为“原初知识”逐步生枝发芽而长成的一棵巨大的“知识之树”。（V，215）无疑，这里的“原初知识”就是哲学，特别是那种在不同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的“同一性哲学”，因此她是所有别的科学的根基和归宿。在本书中，谢林用整整三讲的内容专门讨论哲学研究的意义和独特方法，驳斥那些流行的针对哲学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坚决捍卫了哲学相对于各种“官方科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而言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传统的大学由哲学系、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构成，其中哲学系是“低级系”，仅仅提供基础的逻辑思维训练，而直接为意识形态或生活实践服务的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则是“高级系”。康德在1798年的《系科之争》（Der Streit derFakultätten）中首次挑战后面三个系（尤其是神学系）的权威，指出它们应当接受作为“自由科学”的哲学的监管和批判，因此哲学系才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系”。与此相反，谢林却承认“神学系必定是第一系科和最高系科”，“至于哲学系，我的看法是，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系。”（V，284）这些说法乍看起来与谢林全力推崇哲学的做法完全相左，但实际上，谢林的真正观点是，哲学和艺术既然是自由科学的典范，那就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系科的范畴，因此它们应当形成一个“自由联盟”或“艺术联盟”（Collegium Artium），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学院”，而人文学院应当是大学里面具有最高地位的一个独立王国。（Ebd.）

除了哲学之外，按照各门科学在观念世界里面的高低层次和内在秩序，谢林依次讨论了数学、神学、历史学、法学、普遍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普遍的有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后讨论了艺术科学与整个学术研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谢林对于各门科学提出了大量深刻洞见，尤其是其中关于基督教、神学、艺术的许多重要思想一直延续到他晚年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这些洞见和思想如此之丰富，可以说任何概要都比不上让读者亲自去领略一番。正如谢林自己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大纲可以说代表着一部普遍的科学百科全书。”（V，247）通过百科全书的形式来呈现出大全一体的世界，这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致追求，无论是早先诺瓦利斯的《大全装订书稿——百科全书素材》（Das Allgemeine Brouillon．Materialienzur Enzyklopädistik，1798/1799），还是后来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大纲》（Grundriß der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1817），都是其相应的体现。当然，谢林同时也承认，由于讲授课形式的限制，他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一个“立足于最高本原，以最严格的方式推导出来的知识体系”，而是希望“呈现出全部科学相互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那个内在的、有机的统一体通过大学的外在部门而维系起来的”。（Ebd.）真正说来，谢林在这段时期最完整的关于体系的阐述是他1804 年在维尔茨堡大学讲授的《全部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体系》（System der gesamten Philosophie und derNaturphilosophie insbesondere，亦称“维尔茨堡体系”），但这个体系阐释的重心已经不在于各个“学科研究”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大学的外在部门”的关系。

尽管如此，谢林在本书里面提出的大学的“科学使命和道德使命”，还有他对于大学内部的各门科学之间的有机关系的详细阐述，都在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威廉·冯·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普鲁士的开明政府的支持下，洪堡于1809年筹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即柏林大学，而谢林的《学术研究方法论》（1803）和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1794）及康德的《系科之争》（1798）一起，被看作是洪堡的教育思想的理论指针。

除了《学术研究方法论》之外，本卷亦收录了谢林于1802年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即《论自然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关系》《论哲学中的建构》《论哲学视域下的但丁》。这几篇论文涉及的问题与《学术研究方法论》相互呼应，更全面地展示了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思想。

本卷中的《学术研究方法论》一书曾经在我的一门德国古典哲学原著精读课上被用作教材，以训练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和准确理解德语原著的能力。这部分的翻译就是在这门课上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倪逸偲、施林青、阿思汗、孔博琳、邱信翰等同学对我的译稿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改意见，在此提出感谢！

先刚
2018年1月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