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其文化多元主义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经典之一。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在讨论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经验，特别是五四前后文化运动的知识人的观念时，梁漱溟和陈独秀、胡适一样，成为不可回避的焦点。

即使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出版的时代，它就已经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具影响的著作，尽管这种影响更多的来自于它所引起的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不到一年，引出了近百篇评论、讨论的文章，以及十几本小册子，讨论东西文化，而且在短时间内就被译成十二国文字。这种影响，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出版以来任何一本其他的著作都不曾有过的。无怪乎当时人们称其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说它“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1]。直到30年代，仍有这样的说法：“西洋人以梁氏为中国的唯一哲学家。”^[2]

但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一般人心中的面目，和梁漱溟此书的本来意向之间，似乎隔了几重公案。如梁漱溟当时被视为“反对欧化”的代表，到30年代，郭湛波在其《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仍然以梁漱溟为反对西洋文化的代表：

中国自1919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输入时期，同时反抗中国固有的农业宗法封建思想及风俗、道德、习惯、伦理，此时之代表思想家即上述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稚晖）诸人。然在此西洋新思想新文化澎湃潮流中，忽起反动的思想，反对西洋文化，崇拜中国固有文化，那就是梁漱溟先生了。^[3]

郭湛波甚至认为梁漱溟“反对科学与民主政治”，其思想“仍然是中国农业宗法封建思想”。^[4]

郭氏是站在新派的立场上作此判断，但这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新派的共同看法。可是梁漱溟自己却加以否认。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的两年间，梁漱溟对诸多批评皆未回答；只是在这一拨批评的最后一篇，也就是胡适的批评文章发表半年之后，他才针对胡适写了一篇长文作为回应。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批评他保守反动的说法提出了明确的反驳：

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是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5]

梁漱溟当然坦承他的文化观念与陈、胡不同，但他坚决拒绝把他看作思想革新运动的障碍。我们知道，梁漱溟一向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观点。因此，他的这些表白，绝不是掩饰自己的立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文化深刻变动的时代，常常有自封为改革者的人，动辄批评持不同文化观念的人为“反对改革”，而事实上，这多半反映了批评者思想简单，而并不能把握被批评者立场的多元性和深刻性。

一部深刻但是复杂的著作，人们往往不能立即理解其复杂的结构，相反，一般人多会以不求甚解的习惯，或简易归约的态度，只关注其一个方面而加以简单化的处理。如果这部书正好产生于文化论争的年代，并且是非主流的话，当时的人们就更难心平气和地进行全面的观照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就是这样一本著作。

经历了20世纪的起伏曲折，到了今天，也许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从比较全面的观点，真正了解具有复杂面向的梁漱溟文化观的本来面目。本章将集中在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方面，而不讨论有关印度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