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族群史与人类学^[1]

殷　宏　译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受邀就人类学分析与历史学分析的关系进行反思，而同一卷还有著名的人类学家进行同样的工作，这一情形让我想起了数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Shelby Cullom Davis）研讨班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都提交了论文，试图展示历史学家如何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如何可能成为历史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是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同时代领先的文化人类学家，而罗伯特·达恩顿是研究18世纪法国的著名文化史学家，那时两人已在普林斯顿大学观念史研讨课上合作教学多年，并且还将继续合作二十余年。^[2]那次会议上克利福德·格尔茨首次提交了以摩洛哥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中心、国王与领袖魅力》（“Centers，Kings，and Charisma”，1983）一文的早期版本。如果没记错，罗伯特·达恩顿提交的一篇论文最终收进了文集《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Darnton 1984）中。这次经历给那时还年轻且雄心勃勃的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不过我还记得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两篇论文感到满意：有人认为格尔茨应该坚持做人类学的研究，而达恩顿也应该停留在历史学方面。虽然两篇文章都发人深省，然而，最终的共识似乎认为，格尔茨在通过个人观察及与受调查者直接接触之外，对书面文献中发现的远距离的系列事件进行的分析缺乏独特性和背景，而达恩顿试图为18世纪巴黎工人的行为给予的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在根本上显得太薄弱，而无法与研究者亲自观察到的行为相提并论。

今天我认为这两种评价都显得太苛刻了：尽管我们那时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学者，但我们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所做努力的重要性，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没能认识到无论是人类学家在野外搜集到的材料还是历史学家在档案中发现的史料都有其缺陷，以致我们无法对人类社会进行令人完全满意的分析。我们那时见证的，正是安德烈·金格里希（Andre Gingrich）在他那篇有关在年鉴学派的传统里历史学与人类学卓有成效的结合的论文中所描述的，而达恩顿还是年鉴学派在北美的一个主要代表。如金格里希所论，这种方法让某些概念摆脱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地理的和时间的背景，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照点。同时，达恩顿在文稿中对18世纪学徒的刻画充满异域情调，这表明人类学家运用到有极大差异且距离遥远的民族身上的分析方法也适用于他们。两位学者都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方法还有局限性，尽管借助这种方法学者们能够形成有关研究对象的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研究方法确实有其局限性，但我们所认为的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并非归因于工作不严谨、理论概括不足以及研究不充分，而是来源于我们学科本身的性质。

为了理解当我们进行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时我们的行为在认识论上的视野，我又对彼得·温奇（Peter Winch）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并因此获得了启发。温奇的小书《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1958）对“当我们试图理解人类社会时我们如何去做”这一问题进行的思考仍然颇有价值。某些学者如恩斯特·格尔纳（Ernst Gellner）认为温奇的观点“完全错误”^[3]，但我认为任何轻易去否定他的举动在根本上也是受到误导的。正如温奇所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以及性质上是不同的。他写道，为了理解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我们必须考虑两组关系：第一，他与他所调查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第二，他与同辈科学家的关系”。^[4]人们常常集中在第一组关系即他与他所考察的现象间的关系，但同样重要的是“事先就已存在的、使用时就已被遵守的沟通方式”，也就是他与其他科学家共同接受的符号体系，而这一体系只能通过共同行为的社会背景来理解。^[5]当然，社会科学家也要遵守预先存在的沟通方式以及同事间运行的游戏规则。然而，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必须考虑另一组关系：除了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的关系以及他与同辈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外，社会科学家还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即我们所研究的行为是按照另一组规则也就是我们所观察的社会或文化的规则进行的。具有社会与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观察家固有的主观性就这样与具有社会与文化背景的研究对象的固有主观性相遇了。

对于温奇来说，这两种主观性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因其主观性而变成伪科学。它只是表明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中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从本质上来说，作为维特根斯坦的信徒，温奇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主观性。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文化性的，是在两种文化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观察者的文化与被观察者的文化。

社会史学家为理解过去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进行的研究为这种双重主观性提供了经典案例，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被要求讨论的主题：跨文化视角中权力与族性（ethnicity）的地位。族群研究只有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话语这一特定背景下才有意义。术语绝不单纯，携带有复杂且鲜少被分析的、来自现代社会科学与民族志学（ethnography）文献的包袱，更重要的是还有当时人活生生的体验。这意味着我们研究族群时不能把它当作是非历史的、客观的、可跨越时空进行比较和评价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只考虑第一种科学主观性，即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与其他科学家共同接受的、只能通过共同行为的社会背景来理解的符号体系的主观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丹尼尔·瓦里斯科（Daniel Varisco）在他的论文中讨论了克利福德·格尔茨。^[6]他写道，“他关于社会史的总论据说是来自于与穆斯林在乡村和城市中的共同生活。但显然，在这里顺序应该颠倒过来，即便这会被人认为是文字游戏。在他与一个接受调查的穆斯林并肩而坐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韦伯关于伊斯兰教的看法。在他遇见伊本·赫乐敦（Ibn Khaldun）之前他已经接触了利科（Ricoeur）。作为一个在西方思想史领域接受过广泛训练的学者，他进入这一地域时并不是一块任由当地人雕刻的白板，而是携带了一样包裹，即在广受认可的常春藤联盟里形成的解释体系”。瓦里斯科继续写道，这一特点适合所有的民族志学家（ethnographers），“我们进入了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为了’‘关于’乃至‘反对’模式的领域……我们的解释体系——就像遗传编码一样——是天生的，而非在野外获得的”。^[7]

确切地说，这一评论也适用于我们对族群（ethnic groups）的研究。当代社会科学对于族性（ethnicity）、种族（race）这些概念间的关系以及在行使权力时利用这些特征等问题十分关注。虽然社会学家对于民族（ethnos）一词古希腊起源的关注只是空口白话，但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关注自然地会产生一种非历史的、超越时间进行概括的民族（ethnos）定义。思考一下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一书中的复杂观点；在短暂地引用荷马（Homer）、品达（Pindar）和希罗多德（Herodotus）以确认民族（ethnos）“看起来更适合文化的差异性而非生物学或血缘关系上的差异性”之后，他指出与古希腊用法最接近的是现代法语词汇ethnie（当然，这完全是根据希腊语创造出的一个新词），该词的特征来自于“许多男性与女性在若干世代的时间里赋予其互动关系和共同体验的在文化、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某些属性”的意义。他继续指出，“男性和女性在任何因情势而聚集起来的群体或人群内解释并表达其共同体验（包括冲突）时，这些解释和表达随着时间而沉淀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由其根据自身的体验和互动关系进行修正”。最终结果就是“任何的民族（ethnie）特征，无论其远古的起源为何，在任何一位后代子孙的身上都呈现出一种有约束性的、表露在外的特性，这种特性不受思想和意志的控制；这些族群特征具有历史性的特性，这一特性本身也成为后来的族群解释和表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对于史密斯来说，民族（ethnies）的这些特征首先只是一个名称；其次，一个具有共同起源的神话；第三，一个共同的历史；第四，一种独特的共有文化；第五，与特定领土的联合；以及最终，一种团结意识。

在这一泛化的族群概念中，我会指出许多对于当代族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假设，但这会给试图要理解远古的历史学家们，以及很可能也给试图理解当今遥远地区的人类学家们提出严肃的问题。第一个假设是，族性的定义是普适性的。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假设，但坦白说它需要许多证据。如果我们假设民族（ethnie）存在且一直按照史密斯定义的方式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寻找证据，而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努力寻找，即便它不存在，也终究会有发现。其次，史密斯假设任何民族（ethnie）的特征都是有约束性的；换言之，民族（ethnie）的成员身份是一个注定的、无法逃避的事实，无论其文化背景如何。

这看起来似乎都还好，但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假设是温奇描述为社会科学第一主观性的规则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是“他与其他科学家共同接受的、只能通过共同行为的社会背景来理解的符号体系”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在寻找族群（ethnic groups），毫不意外最终找到了它们。毕竟，如果没有民族（ethnie）用来研究，民族志学又能走向何方呢？这更明确地意味着，在族性（ethnicity）的历史研究背景下，我们在词源上的发现初步看起来是与我们（或者说史密斯）关于民族（ethnie）应该是什么的假设相吻合的，因此它将会被当作民族（ethnie）实际存在的证据。

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温奇所说的第二主观性，即被观察的社会或文化的规则。当学术界的主观性与被观察社会的主观性相混淆乃至被后者所取代时，我们就会遇到维也纳大学中世纪史学家菲利普·比克（Philippe Buc）在其《仪式的危险》（The Danger of Ritual，2001）一书中大声疾呼的警告：脱胎于西欧思想传统——这一传统比公认的人类学或欧洲殖民主义的诞生还要古老得多，至少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中仍在进行着的思想辩论的社会科学模式绝非价值中立的分析概念。例如，比克考察了格尔茨在巴厘岛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所描述的仪式模型。在剧场国家里，仪式取代国家成为优先考虑，如格尔茨所说，“权力为盛典服务，而非盛典为权力服务”。^[9]但正如比克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种解释公共仪式的方式因其某种程度上不像近代早期欧洲那样强调权力政治的首要性而被中世纪史学家和近代早期史学家所接受，但几乎可以断言它与格尔茨在巴厘岛上的发现没有关系。格尔茨坦率地承认了恩斯特·坎托罗维奇（Ernst Kantorowicz）《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一书对其论著的影响。因此，按照比克所言，“礼拜仪式下的王权（liturgical kingship）、圣餐知识（Eucharistic lore）以及社会身体（social bodies）等思想都汇集在德国的传统中，然后传播到新世界，最后通过格尔茨返回欧洲并装点了德国思想”。^[10]这些有关人类行为的模式绝非可以脱离自身背景并运用到欧洲的异域模式，而是几百年来欧洲人对自身社会进行反思所形成的模式，只不过被人类学家操弄成了外来模式并以一种不同的样貌重新返回了欧洲的话语中。

当然，细心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至少在理论上通过野外考察克服了它（不过，瓦里斯科教授已经指出，诉诸野外考察也许只是一个试图平息疑问的说辞，而非要真正利用以洞察问题）。^[11]历史学家无法接触到可以向其提出具体问题的调查对象：我们必须利用那些并非以描述社会组织或结构、更不用说为未来的社会科学家提供理解作者所处社会之规则的洞察力为主旨的文本来工作。本文将选取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人类学，另一个来自早期欧洲史，以考察跨越时空地运用民族（ethnie）等概念的问题，目的是对试图将历史证据解释成似乎它是民族志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分析社会人群的同类证据的风险进行反思。

首先我将讨论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的经典论文《帕坦人认同及其维系》（“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由于该文在1969年所描述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四十年的侵略和战争所摧毁^[12]，因此它也最令人感动。巴特的论文以及更为重要的他为收录该论文之书所写导言已成为族群研究的经典作品。他所说的帕坦人的“本地模式”（native model）是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在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地区多年野外考察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13]这一“本地模式”与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民族（ethnie）的六点定义并不吻合：巴特实质上认为帕坦人的身份与三种特征相关，即父系血缘、伊斯兰教和帕坦传统。所谓帕坦传统强调男性的自立与平等、自我表达以及进取性，这些内容已经被总结成特定形式的荣誉观。当然，巴特认为“这种‘本地模式’无需成为经验事实的胜任代表”。他认为，帕坦传统可以在将用以评判成绩与优点的核心价值取向结合起来的帕坦人生活的核心制度中得到描述。这些价值取向包括好客（hospitality or melmastia，以受人尊敬的方式使用物质财产）、部落大会（councils or jurga，以受人尊敬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以及隐居（seclusion or purdah，以受人尊敬的方式组织家庭生活）。根本上来说，奉行这一传统是帕坦人身份的本质特征：“按帕坦习惯行事而不仅仅是说帕坦语的人才是帕坦人。”

不过当然，在描述帕坦人的身份以及在与邻居关系中的行为时，巴特注意到这些价值观也普遍被周围的民族所奉行。不同的边界关系、政治经济结构以及生态环境使得在边界地区发生交集的族群也各不相同。在南方，他发现帕坦部落遇到中央集权的俾路支部落（Baluch tribes）后就被后者所同化，而非反之。在西方，帕坦的游牧部落与操波斯语的哈扎拉人竞争，到20世纪50年代普什图人成为控制着说波斯语的农奴的地主，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在东部的印度平原，由于这里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帕坦人必须放弃与帕坦文化相关的行为模式，以便能参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最后，在北方，组织方式与价值观都与帕坦人很接近的科西斯塔尼人（Kohistani）成为那些来自河谷下游地区、失去土地或受经济压力威胁而沦入依附状态的帕坦人的另一种身份。

在我看来，巴特将一组自我归属的特征与在不同条件下获取身份乃至改变身份的各种方式进行对照，使得建立一种简单的、能让外部观察者对族群进行分类的族群身份模式变得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特定的形势包括生态环境、政治组织、经济活动以及附近族群及其政治发展趋势，它们似乎都决定了参与者如何选择名称以让自己以及最终其他人能够识别他们。此外，关于一个人是不是帕坦人的决定权是一个始终存在争议的问题：因此“按帕坦习惯行事而不仅仅是说帕坦语的人才是帕坦人”这句谚语与其说表达的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针对那些在印度河谷仍自视为帕坦人的人以及在喀布尔日益波斯化的帕坦人而提出的一种主张。在斯瓦特河谷，帕坦人对内意味着统治阶层，对外则指与其他不说帕坦语的地区相对照的所有人。就此而论，身份与其说是一种约束性的认同，不如说是沃尔特·波尔所说的一种战略，一种区分的战略以及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同化的战略。

在苏联入侵战争、塔利班崛起以及随后美国对该地区的入侵和长期的战乱之后，巴特的描述与当代现实之间的距离就如同克洛维时期的法兰克人与现代法国人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然而，无论是否如此，我们至少还可以利用巴特与其同时代人留下来的民族志数据研究60年前斯瓦特河谷的人口。因此，我们可以思考作为一种模式的“本地模式”以及民族志学家的观察（后者不排斥自我描述，愿意将它与其他证据并列）。不幸的是，在处理中世纪早期的书面证据时这一做法绝对不可行。

丹尼尔·瓦里斯科利用中世纪的书面材料来研究20世纪也门的农业，但大体局限在词汇和技术上。某种意义上，这与他在另一处的描述很接近：“在一本厚厚的民族志巨著中描述建造独木舟的方法是相对简单的；但要在除了它有用途这一事实以外解释为何建造它或者独木舟在使用者的语言中有何象征意义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一旦我们提出族群身份这样难以捉摸的问题，那我们所要面对的就远非区分桃子和李子的术语或是建造独木舟的术语这类问题。我们的材料极其有限，且都是高度修辞性和别有目的的。他们使用的是乍看类似族群语言，我们因此会被误导认为由于词汇听上去像是现代民族志学，或者说就那一问题而言是古典民族志学的语言，因此我们以为可以利用它们来发现关于身份的“本地模式”。我们甚至还会认为我们可以越过本地模式通过那些叙述去分析仍活跃着的族性（ethnicity）。在那些叙述中，这些集体是参与者，而具有明显族群身份的称号被指派给每一个人或群体的方式似乎预示着群类（group category）与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对这些做法高度怀疑。我们的史料无法与民族志学家搜集到的材料相比拟。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它们倒是可以与社会内部的掌权者或宣称掌权者的官方文告相比。如果我们要将提到族群的中世纪文本与当代文本进行对比，我们就应该关注一下官方的宣传材料而非草根阶层的说法。

例如，我们可以简短地思考一下，关于6世纪法兰克人的身份我们可以说些什么。这一问题在早期中世纪史的学者当中一直热议不断，普林斯顿的历史学家赫尔穆特·莱米茨（Helmut Reimitz）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14]法兰克人出现在书面文献中大约是在3世纪末期，而且很可能是由在罗马帝国边界上沿着莱茵河中下游定居的各种“蛮族”人群混合而成。到6世纪早期时，法兰克人中的一支已接管了罗马帝国在北高卢残留下来的行省政府，击败了许多“蛮族”邻居，正在创建一个永久王国和多个世纪以后成为法国与德国的政治与文化综合体。但问题是，法兰克人是什么人？他们与阿勒曼尼人（Alemanni）、罗马人、哥特人、勃艮第人这些邻居有何区别？他们是史密斯意义上的族群还是巴特所提出的更有变化性、动态性意义上的族群？

在研究中我们无法听到当地人的声音：我们的证据只有神职人员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图尔的格里高利主教（Bishop Gregory of Tours），一位高傲的罗马时期高卢贵族的后裔（但他从不把自己叫做罗马人）。格里高利的作品一度被历史学认为是天真的、混乱的、缺乏思考的，以至于几乎被当作是一位普通的观察家所写的无知的随笔，但现在，它已获得了学者们的公正评价，被认为是有高度思想性、精心写作的，旨在揭示如何从基督教目的论的视角理解社会而非展示社会是怎样的情形。总之，作者并非天真无知的信息提供者，如莱米茨所说，事实恰恰相反。格里高利在探究过程中有意隐藏和取消了任何意义上的法兰克人身份，将法兰克王国的发展置于明确的高卢基督教系谱的背景中。^[15]那些看似是描述族群的词汇当然也出现在了格里高利的作品中：他使用了Franci（法兰克人）、gens Francorum（法兰克族）和regnum Francorum（法兰克王国）等名词，偶尔也会提到地理上的Francia（法兰克地区），甚至还写出过mos Francorum（法兰克风俗）一词。我们可能会受到引诱使用他的原文来描述法兰克人的身份，却忽略了其文本的本质，我们还会试图提取安东尼·史密斯所发现的族群特征。但事实上，我们对于史密斯所说的民族（ethnie）的种类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巴特传统中的多层动态身份。格里高利对于法兰克人的起源几乎保持缄默，有意消除了有关其起源、迁徙、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任何共同信仰。我们对于法兰克人的习俗也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喜欢饭后再喝上几杯直到喝醉，而这是罗马历史和民族志中常见的一个有关“蛮族”的主题。在格里高利的叙述中，只有极少数人被认定为法兰克人（Franci），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何他们会有如此称号。法兰克军队，即exercitus Francorum的组成单位所使用的其他族群名称出现次数与Franci一样多。格里高利甚至没有对在书中以“法兰克人之王”（rex Francorum）身份出现的诸多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进行描述：更确切地说，虽然他笔下的国王们统治着一个“法兰克王国”，但他们只是被简单地称为“王”（rex），并以这一身份统治着王国内的各民族。总之，在格里高利的笔下，明显具有族群性质的术语是含糊的、稀有的，使用时是讲究策略的而非无条件的。与这种术语相适应的背景环境并非期望将法兰克人当作族群来理解的社会科学家的符号系统，而是源自格里高利思想体系的一种框架。

这是否意味着在6世纪不存在法兰克人这种族群身份？不是。不过，对于这种身份或更多种身份是否确实存在，谁拥有它们或者在这些假定的身份内部存在着怎样的矛盾、冲突和变化过程等问题，我们也无法确切回答。最多我们只能将法兰克人一词当作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物来研究，因为作者们在描写那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政治精英时对该词的使用充满了战略考虑。在某些条件下，该词符合格里高利的思想和宣传目的因而得以被使用。格里高利并未展示出一种法兰克人族群身份的“本地模式”：他展示的是他自己高度主观性的模式，目的是为了与其他表达不清、无法恢复的族群身份模式进行对照，这在某些条件下让法兰克人一词具有了某种意义。

那么这是否确实与巴尔特所描述的普什图族群展示出的情形有很大差异呢？是否他或者任何其他的民族志学家发现了民族的本质以至于可以通过“该种”本地模式或者一种分析概念明确判断出哪些人是其中一部分？我认为并非如此。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本地模式”，恰恰相反，本地模式有许多种，如斯瓦特河谷的帕坦人的本地模式、城市里帕坦人的本地模式、印度河谷的帕坦人的本地模式以及其他种种。与这些模式对照的，就是与帕坦人相邻的族群所设想出的、并且被科西斯塔尼人和印度平原上的人们应用到在他们当中居住的某些外来移民身上的帕坦人身份模式。他们强烈要求使用这些名称并严格坚持，但它们都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而非描述性的（descriptive）：与格里高利使用“法兰克人”一语一样，巴特的“帕坦人”也是依据场景和基于思想来使用的策略。作为像我们的前辈格尔茨和达恩顿那样的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承认我们的研究主题以及我们自己具有置身特定背景（situated）、带有偏好以及本质上的主观性等特性。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合作可能性的负面评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只要我们承认人文科学实质上的双重主观性，承认我们的研究主题和随之创造出的双重世界，以及我们对这些世界的分析是有情境的、有可塑性的和有限制的，那么我们就能确实做到互相学习。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只是在描述社会当下或过往的情形：我们是在试图按照社会内部的亲历者对社会的想象去描述社会，而此举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社会，而非为了过去或当下参与者的社会。瓦里斯科是按照历史学的方式在工作和写作，因为确实，除此之外又怎么能够理解本质上是历史主题的人类呢？莱米茨在工作时也深刻理解了人类学的身份和族群属性概念，否则他又怎能知道他在文本中观察到的是否并不限于对实际情形的简单描述？确实，对我们的学科来说，唯一的希望并不是人类学变成历史学或历史学变成人类学，而是这两大学科继续维持彼此间的动态关系。

[1] 本文重温安德烈·金格里希（Andre Gingrich）探索的主题，通过思考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分析与重构在认识论与证据上的局限来反思关于族群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对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开创性的跨学科研究进行考察，认为这些研究被挑出来的许多缺陷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的一部分。按照彼得·温奇（Peter Winch）的说法，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到两组关系：科学家与他或她观察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他或她同其他科学家都认可的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它们都只能通过共同行为的社会背景来理解。关于这两组关系如何对有关族群（ethnicity）的社会科学分析构成挑战，本文是通过思考将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有关“族群（ethnie）”的定义运用到弗雷德里克·巴尔特（Fredrik Barth）的经典论文《普什图人身份及其维系》（“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或者赫尔穆特·莱米茨（Helmut Reimitz）关于法兰克人身份的研究当中的困难度来考察的。本文的结论是无论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只是在简单地描述社会的现况或历史，而是要试图按照社会内部的亲历者对社会的想象去描述社会；我们此举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社会，而非为了过去与当下的参与者们的社会。

[2] 参见罗伯特·达恩顿在其发表于《纽约书评》杂志（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论文中有关此次研讨课的回忆，该文在格尔茨2006年去世后再次发表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观点》杂志（Perspectives）上。http://www.historians.org/perspectives/issues/2007/0702/0702mem1.cfm（accessed 2 December 2011）．

[3] Hutchinson，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ocial Science：In Defence of Peter Winch，2008．

[4] P．Winch，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58），p.84．

[5] Ibid．

[6] D．M．Varisco，Islam Obscured：the Rhetoric of Anthropological Represent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esp．Ch.1，“Clifford Geertz，Islam Observed Again”，pp．21-53。

[7] D．M．Varisco，Islam Obscured：the Rhetoric of Anthropological Representation．

[8] A．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Oxford：Blackwell，1986），p.22．

[9] C．Geertz，Negara：The Theater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3．转引自Buc，The Dangers of Ritual，p.227。

[10] P．Buc，The Dangers of Ritual：Between Early Medieval Texts and Social Scientific The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229．

[11] D．M．Varisco，Islam Obscured：the Rhetoric of Anthropological Representation．Esp．，p.47．

[12] 关于25年后对《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的重新评价，参见H．Vermenlen and C．Govers eds．，The Anthopology of Ethnicity：Beyon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Amesterdam：Hetspinhuis，1994）。巴尔特的著作近来获得了带有支持性但同时又有某种批判意味的评价，参见 R．Brabaker，“Ethnicity，Race，and Nationalis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pp．21-42，esp．pp．29-30。

[13] F．Barth，Indus and Swat Kohistan：An Ethnographic Survey（Oslo：Forenede Trykkerier，1956a）F．Barth，“Ecologic Relationships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North Pakista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58（6）：1956b，pp．1079-1089．F．Barth，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Athlone Press，1959）．

[14] H．Reimitz，Writing for the Future．History，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 550-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待出。）感谢莱米茨教授允许我阅读其即将出版的书稿。

[15] H．Reimitz，Writing for the Future．History，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 550-850，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