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庄子之自然与犬儒学派之自然

犬儒学派（Cynics）是在希腊古典末期与希腊化时期出现的哲学流派之一，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创立，迪奥根尼是犬儒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这里之所以将庄子与犬儒学派相比较，根源在于两者之间诸多的相似性。

1.异曲同工——相似性比较

所谓“异曲”，是指庄子思想与犬儒学派思想各自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有所差异。

在社会背景上，犬儒学派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雅典开始出现，约早于庄子一个世纪。古希腊自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一直处于一种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阶级矛盾尖锐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秩序混乱，城邦危机加深。自由民的衰落，国家范围的扩大导致城邦公民集体主义理想的破灭。再加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不断惨败，这些都刺激着人们的心灵。而富有智慧和美德的苏格拉底被处死，给雅典的民主政治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污点，人们开始对民主政治越来越不抱有希望。于是人们将人的社会规范和个人理想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个人主义崛起。犬儒学派就是一个主要代表。庄子生于约公元前36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动乱不安，周王室彻底衰落，礼崩乐坏的程度更加深刻。诸侯之间为了兼并土地，常年征战，导致杀人盈野，饿殍遍地。庄子目睹政治的暴力可以任意摧残人的生命和尊严，逐渐对政治失去了信心。政治有如浑水一般，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遭遇叵测，不如索性脱离政治，终身不仕。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庄子逐渐产生出世的想法。

在文化根源上，在犬儒学派产生之前，古希腊经历过民主政治带来的繁荣时期。政治上的繁荣也促成了文化上的繁荣，出现了西方最早的教师——智者派，哲学、数学、雕刻、建筑等领域也繁荣发展，并且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在这个时期，国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繁荣，也促成了宽容的思想氛围。秉持不同观念的人们可以任意在广场上演说，宣扬自己的思想。这些都为犬儒学派的出现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源泉。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并进一步将之纯粹化，将美德的追求超过了知识。到了迪奥根尼时，除了善良和美德，他什么都不追求。此外，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宣扬自然主义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犬儒学派。而庄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乱世需要人才，各国君主为了国家安定纷纷招士养士，以采纳其治国安世之说，因此对社会上各种学说持宽容态度，学术之风较自由。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游走于各国之间，宣扬自己的思想、学说。庄子吸收了各家各派的思想精华，其中尤为赞同老子的观点——老子主张“绝圣去智”，回复到自然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则民风自朴，社会自安，生产自运。庄子赞同老子，并冷静地分析各家各派的学说，认为它们大都是人们的一种偏见，是引起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儒家学说，其宣扬的仁义道德更是对人性之自然的一种违背，到后来也逐渐沦为诸侯窃国的工具。庄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提倡人们摒弃所谓仁义道德，回复到自然之态来。

所谓同工，则是指庄子学说同犬儒主义学说在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相近的主张，突出表现在其自然主义观念上。

在政治观上，庄子和犬儒学派都持反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庄子认为一般人很虚伪，人心要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要困难。上天尚有春夏秋冬晨昏的交替，而人却外貌厚道，内心隐藏其感情。因此世上难事莫若知人，而最难之事，莫若伴君。春秋战国时期君主暴吝无道，往往黑白不分，举枉错贤，导致庄子对政治愈发失望，愈加渴望没有君主的“至德之世”。退而求其次，如果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位君主的话，庄子赞同老子的治世态度：“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就像烹调美味的小菜一样，应该少翻腾。君主应该尽量地少作为，最好是不作为，让百姓自己发展和组织生产，以至于感受不到这位君主的存在，这才是最好的状态。犬儒主义者更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到了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立场。他们将德行、自由和自然强调到极致，戏谑政治和权力。据说，伟大的亚历山大曾经拜访过犬儒学派著名人物迪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迪奥根尼只是不屑地说道，别挡了我的阳光。这和庄子拒绝诸侯或太子的政治邀请有着惊人的相似。庄子对诸侯们说，自己宁愿做泥淖里逍遥自在的普通乌龟，也不愿意做留骨而贵的神龟，宁愿做一只孤独的小猪，也不愿意做不愁吃喝的牲牛。

在知识观上，庄子和犬儒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知识，甚至反对人类文明。犬儒学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认为，一切看起来精致的哲学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用处，哲学家知道的，普通人也知道。他反对智者学派朴素的进化观，认为人拥有的知识不仅没有将人变好，反而是一切腐败和堕落的根源。安提斯泰尼进而鄙视数学、知识、自然科学以及各种技艺，并嘲笑音乐家不顾及人的心灵，认为它们不仅是不值得学的，而且是有害的，人们应该抛弃知识，抛弃文明，而安于粗鄙懵懂。同样，庄子也反对人求知，认为世间的知识是“小知”，且没有客观的标准，都只是人们的一种偏见而已。在对待人类文明上，庄子没有犬儒主义者那么激烈，但也反对文明，庄子向往一种比老子的小国寡民更加彻底，近似于原始状态的“至德之世”。庄子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们，是自然朴素的，甚至是无知的。

在伦理生活观上，庄子和犬儒主义者都主张“自然地生活”。犬儒主义者对世俗的享乐不屑一顾，嘲弄那些追求享乐的人，他们奉行一切从简的原则，带有苦行的倾向。犬儒主义者无论冬夏通常只穿一件短衣，甚至赤身裸体，拿着一只用来喝水的破碗或杯子，拄着一根粗壮的橄榄树枝做拐杖，没有居所，通常以乞讨为生。白天则在广场上与人们交谈辩论，或者对人们进行玩世不恭的讽刺挖苦，晚上则睡在大街上或神庙里，像迪奥根尼直接睡在破木桶里。犬儒主义者主张弃绝政治、婚姻、财产、荣誉、宗教、权力等等，他们对于感官享乐或者物质享乐都抱持一种鄙薄的态度，甚至对于世间的感情也到了超脱甚至冷漠的态度，他们认为因为离开家乡而恋恋不舍，或者因为朋友或孩子的死亡而伤心欲绝，是件太过愚蠢的事。他们想要把生活简单化和绝对自然化，自然到和动物没有区别。庄子也提倡自然地生活，他一生清贫，以打草鞋卫生，经常饿得面黄肌瘦，不得已时还向官府借过粮。庄子将他的住所设置在远离市井之外的田园，在生活上也主张清心寡欲，按照自然的方式去生活。庄子对于生死也超之度外，认为生死本就是自然之过程，从本来无形无体无魄到婴儿诞生，到长大成人，最后衰老病死，不过是回复到最初的样子而已。

在价值观上，两者都指向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者对人和社会充满了不信任感，不相信一切价值，或对当下的政治保持清醒的意识，或有意对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但却不正面对抗。他们虽对社会不满，不仅反对政治、婚姻、确定的宗教，而且对此大加嘲弄，但他们并不期许改变社会，因此用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方式和妥协的文化立场和处世态度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思想的根源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因此既不追求感官上的饱足和享乐，也不追求外在的权力和地位，也不追求世间的情感，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也持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多数犬儒主义者最后以各种方式自杀。庄子也在某种程度上持有价值虚无主义。首先从外在政治环境上，庄子比孔子晚一个世纪，礼崩乐坏的程度更加深刻。当时孔子还想着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去拯救苍生，改变社会混乱的局面，而到了庄子这时候，人们普遍对政治和社会绝望了，转而幻想虚无的“至德之世”。再有就是庄子自身对人生、价值等问题的看法。庄子在《田子方》中，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对人生的看法：“我一旦禀受大自然赋予我的形体，就不会变化成其他形体，而只能等待最终的衰亡。不能随外物的变化而相应有所行动，日夜不停从不会有间歇，而且竟不知道变化发展的终结所在，是那么温和而又自然地铸就了现在的形体。我知道命运的安排不可能预先窥测，所以我只是每天随着变化而推移。我终身跟你相交亲密无间而你却不能真正了解我，能不悲哀吗？”在庄子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如何从悲剧的人生中寻找幸福，则是庄子哲学意蕴所在——摒弃一切外在的诱惑和外在的欲望。在实际生活中，庄子既不重视“利”，即物质经济利益，也不重视“义”，即心中的仁义道德，把人世间的一切看得很虚无缥缈，只追求内心的逍遥。

总而言之，庄子和犬儒学派都追求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相近的看法。究其原因，两者都面临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其思想是不满于社会却又无力改变，只得寻求精神超脱的一种表现。

2.殊途殊归——差异性比较

虽然两者有诸多的相似性，有学者也称庄子是中国最早的犬儒学派创始人，但在后期的发展中，庄子学派和犬儒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犬儒派在公元前3世纪赢得了最大的社会认可和众多的追随者，后逐渐衰落，最后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走到了尽头。而庄子的思想却一直被传承下来，对于中国人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文化以及政治观有着深刻的影响。当代学者南怀瑾先生评论老庄代表的道家思想为“中国人的药店”。犬儒学派和庄子学派的命运反映出其思想中的差异。二者都提倡自然，但二者对于自然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导致二者在生活方式、处世方式和文化传承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犬儒主义者看来，自然无外乎两种意思，一是指外部的自然环境，即狭义理解的大自然；二是指自然本能，或者是像动物一样的本能。

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引下，生活方式上，早期的犬儒主义者观察到动物不穿衣服也能过冬的现象，因此提出节制自己的欲望，摒弃外在的感官享受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种观点尚能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犬儒学派发展到迪奥根尼时代，对自然的理解走向了极端。迪奥根尼对当时的社会失望透顶，据说他曾经在雅典，白天里打着灯笼寻找“诚实的人”，但最终没有找到，失望地回到了他的木桶里，决心要“像狗一样活下去”。他将生活最简化，很少穿衣服，经常赤身裸体到处游走，只带着一只喝水的杯子，后来因为看到牧童用手取水，他干脆把杯子也丢了。迪奥根尼曾经模仿狗去吃生肉，别人向他甩来一根骨头，他则像狗一样摇头摆尾，后面公然与狗抢食。迪奥根尼和其他犬儒主义者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有的犬儒主义者甚至在公开场合进行性交。因此，犬儒学派越到后期，越表现出其接近动物性的一面，越来越像黑格尔评论的一样，恬不知耻。后世的犬儒主义者大多都是乞丐，他们公开嘲弄社会，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变得颓唐和自暴自弃。当时的人们冠他们以“犬儒”的称号，完全符合其特性，而且表达了人们对他们的蔑视——其所主张的自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性，抹杀了人的尊严，这为犬儒学派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在自由观和处事方式上，犬儒主义者向往真正无拘束的自由，他们对任何束缚都很反感。他们不参与政治，不从事生产，不信仰宗教，也不组建家庭，向往一种极端反社会、反世俗的自由，是一种极端个人的自由。他们过着一种乞丐的生活，因为乞丐居无定所，所以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犬儒主义者迪奥根尼曾经赤身裸体走遍邻国，尽情享受了阳光和空气。不得不说，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提倡摒弃多余的欲望来获得美德，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犬儒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更多是偏向于外在的或形体上无束缚的自由，对心灵的自由相对不重视。在处世方式上，犬儒愤世嫉俗，却不想去改变这个社会，逐渐冷漠，变成无所谓的看客，对社会中的种种现象，都抱着戏谑、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逐渐自我放弃，表现出粗野、不知羞耻的一面。

在对待知识方面，早期的犬儒主义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也收弟子，著书立说，但事实上，犬儒主义是反对知识和教育的。以迪奥根尼为例，他是个激烈的反知识、反教育的典型，他对传统的希腊教育观嗤之以鼻，并对各个学科加以嘲弄。他认为学习修辞学的人，其实是学会了如何隐藏内心真实想法，如何去说谎；研究荷马史诗的历史学家，通常对自身的疾病一无所知；演奏音乐的音乐家，通常任由自己的心灵去放纵；数学家只知道抬头看星星月亮，却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高谈阔论的演说家，通常不知道如何去实践。此外，迪奥根尼还对诸如物理学、逻辑学、天文学、哲学等一一进行了讽刺。再到后来，犬儒主义者更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类知识。他们认为，真正的自然、自由是不能被写到书本上的，而凡是书本上的知识，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性造成了束缚。人们通过学习知识，更加滋生了欲望，进而混乱不堪。迪奥根尼甚至说道：“如果你失去了视力，你会倒在地上；可如果你接受了世俗的教育，你就会堕入地狱。一句话，世俗教育带来的就是虚荣、欲望、迷失和黑暗。”

而在庄子看来，自然就是“最初、自然而然的样子”，是一种合乎天地运行的规律、法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道”。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庄子在生活方式上也崇尚自然和简单，他不参与官场，以打草鞋为生，穿粗布衣服，住在陋巷，但并没有犬儒主义者那样的自苦倾向。庄子的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与世无争的隐逸，这对后来的魏晋名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隐居山林，劈柴种田，弹琴吟诗，既没有衣不蔽体，也没有街头乞食，反而过得清净洒脱，可谓是对庄子思想最好的践行。还有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隐居郊外，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生活。此外，庄子也没有激烈地反对政治和婚姻，他也娶妻生子，尽享天伦之乐。由此看出，庄子提倡的自然生活方式，是简单、清净、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的，绝非如犬儒主义者一样，像动物一样去生活。

在自由观和处世方式上，庄子追求外在的形体自由，但更加注重心灵自由。庄子在《逍遥游》里塑造了鲲鹏、蜩、学鸠、斥鹅等形象，并寄予大鹏以自由的形象，使之怒而飞，扶摇直上九万里。但庄子并不是将鲲鹏描写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形象，它还需要外部的水、风的支持，并且将鲲鹏的展翅高飞与“抢榆枋而止”的小鸟们相比，可以得出，众生皆不可完全自由，而且每个个体对自由的感知度都不同。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是神游，即超脱外在物质上、权力上、声誉上的一切束缚，达到心灵的无限逍遥。在处世方式上，庄子并没有像犬儒主义者表现得如此放浪形骸。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庄子终身不仕，是出于“保生”的目的，表面是一位飘忽独立的世外高人，实际上庄子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提出君主应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勿独裁、正己、君无为而民有为等要求。

在对待知识上，庄子只是反对人类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世界的表象，也即庄子所谓的“小知”，而不反对人们对“大道”“大知”的追求。且庄子也不反对私学，他自己也收授学生，与学生交流思想，著书立说，司马迁说他著述近十万字，可见庄子并不是对所有知识都持反对和批判态度。

总之，庄子和犬儒主义者在对自然的认识上有很大不同，这是导致两者不同历史命运的主要原因所在。

[1]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