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以《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ity)一书，特别讨论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形式与实践。除了“杂交”这个生物学意味比较浓重的词，他认为“模仿”“挪用”“调适”“协商”“融合”乃至“文化移译”和“克里奥尔化”等词汇也可以用来描述不同时期文化互动的情势与结果。
本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学术焦点”栏目下，刊登了陈戎女教授对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鳞先生的访谈。罗先生在戏剧舞台上对希腊戏剧的中国化（戏曲化）处理，或许很自然地让我们想到“文化杂交”这个概念。“河北梆子《美狄亚》”这个组合，对于持有本质主义主张的人来说，大概是难免有几分贬义的，至少会认为“不伦不类”吧。但是，这个似乎极端化的大胆实践，却或许道出了文化本身多元乃至驳杂的根本事实。它是层累、叠加和交融的结果，也是挪用、移译和调适的产物。越是丰富、博大的文化，应该越是海纳百川的文化，也应该越是有勇气、有能力实行“拿来主义”的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能力”的文化。相反，一味追求所谓的“纯粹”或“特色”恰恰表明了文化上的某种不自信乃至虚弱。
而比较文学乃至人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揭示并解释这种丰富驳杂性，并进而在那些对于人性、对于文化和文明的已有定见之外，提出新的事实、新的问题和新的解答，在单一语境和僵化思维模式下无法提供的问题与解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吴晓都研究员提请我们注意，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并不可能化约乃至消解现实主义的理论意义；常芬和何莫邪的论文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辜鸿铭和安徒生的不同参照系；邹赞和蔡熙的文章又不约而同地将我们的视野带到了少数族裔的文化圈之中。
本期所刊出的译文，与巴赫金和奥尔巴赫相关，两位大师的思想和著述，也为我们理解文化的复调性和世界性，提供了理论资源。“青年园地”中孙尧天的文章，则直接讨论了奥尔巴赫的代表作《摹仿》（Mimesis）（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德文原文和英文翻译的标题里，其实都没有中文译本加上去的“（摹仿）论”这个意项），与上述译文构成“互文关系”。
犹太裔哲人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一书中，曾极力反抗以总体性/同一化取消他者之绝对性和无限性的西方思想大传统。或许，真正的比较学者在此意义上，乃是列维纳斯的同道和盟军？编完此期杂志，内心不禁有此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