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

1947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开始大举反攻，整个敌我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剧宣二队这时所受的压力也日益加剧。“十一战区”撤销了，国民党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二队人员成了特务们注意的对象，警备司令部已把二队某些人员列入了黑名单。“剿总政治部”向当时的南京国防部编造了二队的“四大罪状”，例如，1947年9月二队演出了由马彦祥导演的田汉的名著《丽人行》。当时演出这个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丽人行》的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场场客满，欲罢不能。《新民报》就此发表的文章之多也是少有的。平、津各报也发表了很多评论，对这次演出评价很高。但是这期间也发生了意外。国民党政治部主任黄某命令改剧本，要改成：“抗战后老百姓为什么又掉到水深火热之中呢？这完全是共产党搞的！”黄某命令：“不改就不能演出！”这条命令使大家十分愤怒，我们坚决不改剧中的台词！地下党支部通过各种途径，经过多种形式的艰苦斗争，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剧本台词一点儿也没有改动，演出继续进行！但这件事也成为“剿总政治部”告状的借口。特别支部决定派田冲和我回解放区，请示中央关于剧宣二队撤回解放区的问题。

1947年冬，剧宣二队正在以“金蝉脱壳”的方式分散力量，转移阵地。当时，焦菊隐先生正在建立“北平艺术馆”，焦先生为馆长，馆员有一些剧宣二队的人，也有其他剧团的人。第一个戏是排演夏衍先生的《上海屋檐下》，田冲演匡复，梁青演杨彩玉，我演住在亭子间的小职员黄家楣，蓝天野演黄父，京剧演员高玉倩演黄家楣的妻子桂芬，于是之演老报贩李零碑。地下党支部以此为掩护，实际上正在为撤离白区积极准备。

正在演出的时候，地下党的交通员曲凯同志来了。他熟悉地形，等到《上海屋檐下》演出结束后我们一同商定撤离方案。他告诉我们：“田冲和袁敏都穿国民党的军官服，通过国民党的关卡会更方便，还可以带上行李。把守关口的是王风岗的部队，很反动！是还乡团性质的地方武装。”我们担心穿着军服闯关太冒险，他说：“不要紧，过了关卡以后，我们直奔王风岗的团部。他的团部在西南方向，离关卡五里路。”我们也弄不清他说的地理位置，只有相信他，听他的安排。

1948年1月24日，我们在曲凯的带领下出发了。我们改了名字并重新安排了人物关系：田冲是团长陈震威，曲凯是小舅子，我是副官冉杰。之所以改名，是因为我在白区已经很有名了，演出已经挂头牌了，所以我们回解放区都要改名。解放区也有特务，如果我不改姓名的话，等特务返回到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就会被暴露，所以回解放区一定要改名换姓。所以田冲也改名了，我也改名了。

我改名时就用我妈妈的姓，姓冉，在后面加上杰字。回到解放区以后，我们这个支部全部撤退了，随后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地下党的组织人员名单，名单就给我报上“冉杰”了。

我们带了两件行李，一个皮箱、一个手提包，就这样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津浦线列车，到终点站唐官屯下了车。一下火车，15节车厢的人都涌向国民党的关卡。关卡周围用铁丝网拦住，出口处有4个士兵把守，枪上的刺刀在闪闪发光。一个下级军官腰挎手枪、手握木棍，大声呵斥着下车的人群，指挥群众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打开行李检查，有的还要搜身，听说贵重的金银首饰都要没收。通过关卡，向南就是无人区，经过无人区，就是解放区。当时正值严冬，天阴沉得好像要下雪，人们缩着身子，不停地跺脚，天气寒冷，我们的心情也非常紧张。群众鸦雀无声地排着队，整个队伍约有150米长。每个人都要被搜查，大家默默地祈祷着，期望能够顺利过关。被检查的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着，我们排在队伍的最后。

忽然曲凯小声说：“咱们不能排队，跟我来！”曲凯扛着行李，手提箱子，走出队伍，大步向关卡走去。我们带着行李，紧跟在后边。士兵发现了曲凯和我们，大声命令曲凯：“站住！”曲凯不听，继续向前走。到了关卡前，两个士兵用刺刀对准曲凯的前胸大吼：“站住！”这时曲凯穿着便装，后边是穿军官服的我们。我冲上前说：“我们是国防部的！”说着我揭开军大衣，胸前露出国防部的标志。士兵们看看军官，军官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他们犹疑时我推开刺刀，向曲凯命令：“走！”我在前边带路，他俩随后冲出关卡。士兵们愣住了！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旅客。

我们出了关卡，雇了一个小推车，把行李放上。我们没有往解放区的方向走，而是向西南方向——王风岗的团部走去。士兵们看我们走向团部就再也不理我们了，继续搜刮群众的钱财。我们随小车走了有三里路，离开关卡已经比较远，反倒是离团部比较近。这时，曲凯指挥小车转方向，向正西方向走。那里有一个与关卡、团部的位置呈三角形分布的一个村子，离团部和关卡都约五里地。快到村子时，曲凯说：“不进村，从村头过壕沟，那边就是解放区。”

但是，当我们经过村口时，王风岗的部队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我们没法从村头进入解放区了！王风岗的部队正在清剿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中，他们散乱地坐在村中道旁休息。曲凯急中生智，他决定让小车拐向团部方向。很快王风岗的部队注意到了我们，但是他们看见我们里面有国民党的军官，又是向团部的方向行进，就没有对我们产生怀疑。我们逃过了一劫。

沿着壕沟走了约一里路，曲凯决定说：“过沟！”他扛起一个行李，又抓了一个箱子，很敏捷地翻过沟去。推小车的人这时看出我们是逃跑的，虽然已经付过车费，但是他还大声喊叫：“给钱！不给钱你们跑不了！”田冲给了他一把钞票后也提着手提包翻过了沟。可是推小车的人得寸进尺，他更加大声地喊叫：“这钱不够！”我把钱包给了他，同时一手摸着腰间，装作要抓手枪的姿态，另一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不准叫！”推车人害怕了，不敢再喊叫，推上小车走了。我扛上行李就跳下了沟。这段时间曲凯一直在快步向前走，他离我们已经有五十多米，我们紧紧地跟在后面。寒冬的冰很硬很滑，我们跌跌撞撞向前紧追，我浑身都出了汗。回头看时，沟那边的村子已像火柴盒般大小。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四周也没有任何可疑迹象，没有什么人追赶我们。

到了村边，曲凯放下行李，擦着汗说：“这个村子就归咱们解放区管啦！”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把行李放在玉米垛旁，我们就靠在玉米垛上休息。我躺在地上看着蓝天白云，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闻着解放区泥土的芳香，这是人民的土地、人民的天！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享受，就像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田冲有声有色地描绘着刚才危险的情景，我们都为自己的狼狈相而大笑，这是一种胜利的喜悦。我们都很钦佩曲凯的机智勇敢，他带领我们在敌人的眼皮下、从敌人扫荡的缝隙中冒险闯关成功。

后来以后回到北平，我向上级请示，要把名字改回来，可负责的同志告诉我需要的手续太多了，要经过各种中央机构到中央组织部。把名字改回来也意义不大，所以我就继续保持了“冉杰”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