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想象与乡愁的流动——以洛夫《石室之死亡》《漂木》为中心

胡余龙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根据西方空间理论的一般观点，空间并非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通常包含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蕴。洛夫诗歌里的乡愁在过去被研究者反复讨论，而乡愁与空间在洛夫诗歌中的缠绕共生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石室之死亡》《漂木》两首长诗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乡愁书写和诗性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背后所潜藏的社会文化意蕴。从《石室之死亡》到《漂木》，洛夫笔下的乡愁和诗性空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洛夫在诗艺上的不断探索。

关键词：洛夫 诗性空间 乡愁流动 《石室之死亡》 《漂木》

空间究竟为何物？在庄子那里，空间不过是一个稍振羽翼便可超脱的虚设。在摩诘笔下，空间成了借由起云穷水来体悟天地自然的媒介。及至现代工业社会，空间成为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空间无处不在，却又千变万化、难以言明。空间之变幻莫测、不易捕捉，在洛夫的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洛夫以卓越的艺术想象力搭建起一个个精巧别致的诗性空间，在不同的诗性空间里流淌着不同的情感意绪。乡愁历来是洛夫研究的一大重镇，在过去被学者们反复讨论，然而乡愁与空间在洛夫身上的缠绕共生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是接近洛夫、理解洛夫的十分重要的一个位面。亨利·列斐伏尔曾经对空间种类进行过细致的划分，他认为现代空间至少包括资本主义空间/社会主义空间、抽象空间/具体空间、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男性空间/女性空间、真实空间/透明空间、感觉空间/现实空间、自然空间/生活空间等多种类型，并且进一步指出空间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通常包含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蕴。本文将洛夫诗歌架构的各类空间统称为“诗性空间”，以《石室之死亡》《漂木》两首长诗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乡愁和诗性空间的变化及其复杂关系，进而探究其背后所潜藏的社会文化意蕴。

一

1949年7月，洛夫离开湖南衡阳，随军前往台湾，直到1988年8月才得以首次回家乡探亲。1996年4月，洛夫移居加拿大，长期生活在温哥华，他将这段经历称为“我的二度流放”。这两次“流放”，给洛夫诗歌打上了浓浓的乡愁色彩。洛夫的创作生涯非常悠长，如同他的诗风一样，他的乡愁也是流动的、不居的，对比创作时间相差约四十年的两首长诗——《石室之死亡》与《漂木》——可以鲜明地体察到这一点。《石室之死亡》的首辑于1959年刊载在《创世纪》第12期上，全文于1965年由台北创世纪诗社出版，洛夫因之成为“台湾诗坛上多年来最引起争议的诗人”。《漂木》最初于2001年连载在《自由时报·副刊》上，同年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诗使洛夫获得“在‘空’境的苍穹眺望‘永恒’的向度”的美誉。洛夫在《石室之死亡》中使用了大量的时空压缩手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该诗的“难懂”问题，对此他自己有过说明：“优点是气势庞沛，诗质稠密，意象迫人；缺点是晦涩难懂，而造成难懂的原因，一是意象复杂，过于拥挤，一是诗思发展方向不定，语意难以掌握。”《漂木》同样如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洛夫对空间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运用；与此同时，他在《石室之死亡》和《漂木》中所建构的不同诗性空间，充盈着挥之不去而又不尽相同的乡愁。

洛夫曾经如是自白：“当时的现实环境却极其恶劣，精神之苦闷，难以言宣，一则因个人在战争中被迫远离大陆母体，以一种飘萍的心情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因而内心不时激起被遗弃的放逐感，再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的政局不稳，个人与国家的前景不明，致由大陆来台的诗人普遍呈现犹疑不定、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于是探索内心苦闷之源，追求精神压力的纾解，希望通过创作来建立存在的信心。”于是洛夫用玄妙的想象力精心构建起十分特殊的抽象空间，将自身所体悟到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统统注入，意象的繁复、语言的飘忽、诗意的晦涩恰恰体现出这些体验和感受的异常复杂性，连诗人自己都无法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表达出来。而这样的乡愁离绪以及与之相应的诗性空间，既让人感到似乎十分遥远，又觉得如此心悸不已。

1959年正逢金门激战，刚从外语学校毕业的洛夫被派去当负责接待采访记者的新闻联络官，白天在石块垒成的“石室”上班，夜里在地下碉堡休息。初始很不习惯战地生活的洛夫“经常失眠，在黑夜中瞪着眼睛胡思乱想，有时在极静的时刻，各种意象纷至沓来”，这就是《石室之死亡》的创作由来。《石室之死亡》很少直接书写乡愁，也许是因为他身处暗黑的石室，想要用暗黑的石室的言说方式来传达乡愁。年轻的诗人在原本美丽的金门领受刺鼻的硝烟，他诗里的乡愁往往潜藏在腾腾战火之下，地平线之上是不断腐烂的肉体，地平线之下是日渐浓郁的思乡。“如裸女般被路人雕塑着/我在推想，我的肉体如何在一只巨掌中成形/如何被安排一份善意，使显出嘲弄后的笑容/首次出现于此一哑然的石室/我是多么不信任这一片燃烧后的宁静”，战火间隙里的宁静是多么珍贵，然而这珍贵的宁静却激起洛夫的强烈质疑，因为战争中的任何一次轻信或大意可能意味着从人间永远地退场。在寂静无声的石室里，洛夫心里生出对于战争意义的深刻反思，他认为自己犹如一丝不挂的女郎站在街市中央被行人观赏，他看出了来来往往行人脸上的笑容里是虚假的善意和嘲弄的神情。这一场战争是多么的荒诞而无聊，而洞悉了一切的诗人却深陷炮火、不能自拔，于是他只能想象久不再临的故人重回川上观赏那“未开之花”，想象终有一日“必将寻回那巍峨在飞翔之外”。

纵使诗人拥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滔叠浪涌的乡愁总也收束不住，于是他说自己的语言是“一群寻不到恒久居处的兽”，于是他努力寻找颈脖的阳光、手掌的暖意和额上的晴光。他感觉自己被阴暗囚禁，挣扎于“眼之暗室”, “在太阳底下我遍植死亡”，却没有“太阳的回声”来响应他的凄厉的呼喊。洛夫以典型的现代主义诗风，将内心深处的乡愁紧紧包裹，犹如一只受了重伤却意志坚定的猛禽，不愿把鲜血淋漓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之下。洛夫用童话故事与恐怖小说相互交织的笔法写下饱含着矛盾与张力的诗句：“圣诞夜与我，同系于异乡人的足踝/松叶与星群抚触，有人走去/鹿车与长鞭埋怨，有人走来/被拖过月光滑润的皮肤，我们去宣扬死/我们是曝晒在码头上的，两片年轻的鳞甲。”“圣诞夜”“松叶”“星群”“鹿车”“长鞭”“月光”是圣诞老人登场的必备意象，本来应该带给世人一年之中难得的欢愉与纯真，然而远离故乡多年的诗人只能在被圣诞节遗弃的黑夜里死去，然后在充斥着杀戮、血腥与金钱交易的码头被曝晒、被示众、被嘲弄。

晦涩如斯的乡愁，抽象如斯的诗性空间，复杂如斯的《石室之死亡》，源自诗人对漂泊的恐惧、对未来的迷惘、对生存的焦虑。“当时初离家乡，孑然一身，心灵孤寂而空虚，前途一片渺茫，生命失去信心和方向”，这样的遭际对于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来说实在太过残酷，而《石室之死亡》是在残酷的血肉里长出的一簇恶与善、丑与美、死与生交相辉映的法兰德斯罂粟。

二

“洛夫长诗中具象与意象的无限繁复，其实都源于这种基本组合的坚固耐用和清晰美丽。这种基本组合的特点是：具象是现实生活与经验，意象是抽象总结和智慧或者自然规律。”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具象与意象的比重在洛夫的不同长诗中存在显著差异，《漂木》的风格要比《石室之死亡》明朗得多，这一点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单就乡愁书写以及诗性空间而言，相比晦涩、抽象的《石室之死亡》，《漂木》显得更为切实一些，尽管也带有明显的现代派韵味。

先看《漂木》中的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诗句：“海上，木头的梦/大浪中如镜面的碎裂/遂有千百只眼睛瞪视着/千帆过尽后只留下一只铁锚的/天涯。最终/被选择的天涯/却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语词/仍悬在/故乡失血的天空。”这里所选取的意象，诸如“海上”“木头”“大浪”“千帆”“铁锚”“天涯”“月亮”“天空”等，比《石室之死亡》更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其中所营造的海水与长天共一色的空间，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而后，水果、股票、捷运、麻将、冰箱、电脑、麦当劳、电视机等常见物象的陆续出现，将“诗魔”进一步拉到读者面前，身心松弛地谈论家常时事。

“天涯”在《漂木》及其他洛夫后期诗歌里多次出现，洛夫为此还专门提出过一个美学概念——“天涯美学”：“如果说文学主要在表现作家的情感与心境，再没有任何名词比‘天涯美学’更能表现海外作家那种既凄凉的流亡心境，而又哀丽的浪子情怀。”洛夫所指的“天涯”与中国古人常说的“天下”基本同义，“天涯美学”非常契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因而以天涯为主要媒介传递出来的乡愁、以天涯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诗性空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这是《漂木》看起来比《石室之死亡》要更为明晰的重要原因。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漂木》里的乡愁似乎比《石室之死亡》里的乡愁更加缥缈虚浮，因为此时的洛夫感到非常迷茫，不确定自己所思所念的“乡”究竟在哪里：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还是在更为广阔的“天涯”？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既然注定在风中一生摆荡，漂泊也就是家，或者说，回家的最好方式就是‘离开’家。只不过这时，家的内涵发生了转换：躯体的寓所无关紧要，灵魂的归宿才显得迫切，漂泊是为了寻找一个灵魂的家，一个精神的原乡。”也就是说，此时洛夫的乡愁不再拘囿于家国，不再受制于地理空间，而是从相对狭隘的文化身份与地缘认同中跳脱出来，直指生命的本质意义与精神的终极追求。乡愁不是对一家、一乡、一国的怅惋，而是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对精神原乡的不懈探寻，因此洛夫在《漂木》里是那样凸显对原乡的追寻、失去与再寻。

“或许，这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漂泊/一根先验的木头/由此岸浮到彼岸/持续不断地搜寻那/铜质的/神性的声音/持续以雪水浇头/以极度清醒的/超越训诂学的方式/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埋在心的最深处的/原乡”，诗人化身一根漂泊的木头，追随着神的旨意而毅然浮去，只为找到那能够真正安歇灵魂的精神原乡。但是，漂木对原乡的追寻似乎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回家的路”，返回原乡的路线可能被云朵、星光、狂涛、浪花、贸易风、月色、天使的羽翼、母亲的双乳所掌握，却不为漂木自己所知。因为不知道返回原乡的路线，所以“漂泊者的/无声的过程/无迹可寻的，淡淡的结局/一束鲜花/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点/萎落，浅浅地埋葬/于深深的死亡”，而“记忆中漂泊的家园”仍旧继续在水上漂浮，漂木在明天还是只会看到昨天和今天已经经历过和正在体验着的“染血的梦魇”，它最终很可能是在时间的凋零里为自己举行一次静谧的葬礼。尽管“回家的路上尽是血迹”，但是漂木始终没有放弃，依然身处在漂泊的旅途里，并且“终于在空无中找到了本真”。可惜的是“本真”并非原乡，漂木还要继续前行，它永远在追寻的路上而从未抵达。

到了《漂木》，洛夫诗歌里的乡愁与诗性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如《石室之死亡》那么晦涩难懂，而是有了某种从天空着陆以后的尘世气息。而且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诗人洛夫移民加拿大已多年，漂木似乎继续着他乡愁诗人的形象，但此乡愁已非彼乡愁。地球村里的乡愁，是失乡愁之后的复乡愁，全新的人类文化重构正悄然无声地进行”，《漂木》里的乡愁不再是一种有关地理方位的私人化情感，而是着眼于整个“天涯”和人类的普遍性关怀。

三

“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在洛夫诗歌里，诗性空间不仅与乡愁纠缠环绕，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从《石室之死亡》到《漂木》，洛夫诗歌里的乡愁和诗性空间发生着变化，诗艺和关注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石室之死亡》那里，洛夫的乡愁有着明确的指向，却以一种艰深、玄奥的手法层层包裹；到了《漂木》，洛夫的乡愁似乎迷失了方向，却以一种相对写实、具象的方式叩问社会和灵魂。与乡愁匹配的诗性空间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形而上的生命哲思慢慢退居幕后，形而下的现实反思令人触目惊心。也就是说，单从表达效果出发，《石室之死亡》里的乡愁和诗性空间偏向抽象、玄思，而《漂木》里的乡愁和诗性空间更为具体、写实。

在《石室之死亡》中，洛夫更加关注自我，更加注重表现私人化的主体精神状态，由此表现出来的诗歌风格较为艰涩玄远。到了《漂木》，洛夫走出个人冥思，走向广阔的“天涯”，不仅关心粮食和蔬菜，还关心人类命运，因而诗歌风格比较清晰晴明。例如同样是写水，《石室之死亡》与《漂木》迥然不同。“第一回想到水，河川已在我的体内泛滥过千百次/而灵魂只是一袭在河岸上腐烂的亵衣/如再次被你们穿着，且隐隐作痛/且隐隐出现于某一手掌的启阖之间/火曜日，我便引导眼泪向南方流”，《石室之死亡》里的水是形而上的水，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水，是超脱物质形态的水。“苏州河涌进一大堆无骨的泡沫/张着错愕的嘴/据说，公民意识/都朝浦东那个方向倾斜/市廛栉比，商机遍地/泡饭，酱菜，辣萝卜/大闸蟹满市横行/昨晚的文化水平骤然涨到喉咙”，《漂木》里的水则是形而下的水，是贴近现实生活的水，是契合物质形态的水。

上述变化可以说是洛夫的自觉行为，折射出其锲而不舍的诗艺追求，洛夫诗歌因而变得更加可贵。如果说《石室之死亡》的诗性空间更多的是洛夫一个人的狂欢、悲恸与呓语，那么《漂木》则被寄予了诗人对于人类命运和精神走向的终极关怀，洛夫的艺术世界因而似乎变得更加广阔了，而且更富有人世的温情。有人把繁复的洛夫诗歌单纯地理解为一种“沉重的家国乡愁”，那是没有充分开掘出洛夫的思想维度和精神世界，也未能完全认识到洛夫的伟大与宏阔。更何况洛夫自己说过“今天我却说不出如此狂傲的话，亦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中国在哪里，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既然都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和“最重要的认同对象”，所谓的“沉重的家国乡愁”又从何说起呢？“一口棺，一堆未署名的生日卡/都是一声雅致的招呼/一块绣有黑蝙蝠的窗帘扑翅而来/隔我于果实与黏土之间/彩虹与墓冢之间”，《石室之死亡》关心的是个人，是主体，是自我。诗人在血浆里忧虑明天，在壕堑里品茗恐惧，在骨堆里体悟生命。《漂木》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地球传来消息/新世纪的人口将暴增一倍/水资源之争将成为世界大战的引爆点”，《漂木》关心的是人类，是地球，是生存。诗人在反思“水淋淋的基督”能否拯救世人，在思考“慈爱的天父”能否改善生态，在冥想“水的温柔”能否抗拒死亡。洛夫变得如此沉重，一双翅膀被灌满了人性救赎与人类自救，然而他依然在漫天血污中飞翔，这正是洛夫作为一位诗人的伟大之处。

从《石室之死亡》到《漂木》，其中的乡愁和诗性空间之所以由玄奥变得明朗，离不开洛夫的思想变化——他变得更加关注现代社会生活，而且带着锐利的批判精神：“强烈的叛逆和对现代生活的激烈批判，对于全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正是洛夫诗歌的驱动力所在。当然，也是洛夫勇于做一只现代漂木的理由所在。”我们甚至可以由此认为：《石室之死亡》使洛夫成为伟大的中国诗人，而《漂木》使洛夫成为伟大的诗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诗人。

“身世的颠沛流离，精神的孤绝，洛夫犹如大海中漂泊的一根漂木，且行且歌，同样创作了大量的乡愁诗歌”，《石室之死亡》与《漂木》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石室之死亡》与《漂木》中，乡愁和诗性空间关系紧密、交错混杂，共同建构起洛夫诗歌的瑰丽旖旎的艺术世界。与此同时，《石室之死亡》《漂木》中的乡愁与诗性空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表达手法上，前者倾向于艰涩、玄奥的风格，而后者相对写实化、具象化。吊诡的是，乡愁的“乡”在《石室之死亡》那里有着明确的地域指向，及至《漂木》却失去了确切的地理方位。乡愁与诗性空间的相互交织、流动变化与内在矛盾，非但没有损害洛夫诗歌的艺术性，反倒令之更加丰富多元，还折射出洛夫在诗艺上不断钻研探索的宝贵精神。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新闻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