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今天下午，返城待业知青们在师范学院聚集闹事，你们市委领导们听说了没有？”
在姚玉慧家中，吃晚饭的时候，她的母亲向她的父亲这样问道。
“哦？……”父亲端着饭碗一怔，立刻追问：“多少人？”
“两千多人。”母亲一边回答，一边夹了一筷子豆芽拌在饭里。
父亲缓缓放下了碗，又问：“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也不因为，就是要闹点事儿呗！”母亲说着，又夹了一些豆芽拌在饭里，细嚼慢咽。
父亲额头上现出了三道深深的皱纹。
弟弟和妹妹不在家，晚饭桌上缺少了许多话题。三个人从一开始端起饭碗就各自埋头吃饭，没交谈什么。也许母亲仅仅是因为不习惯这种饭桌上的沉默，才随口引起了一个话题。
显然，这个话题给父亲带来的并不是轻松愉快。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吃了？菜不对口味？我吃着这豆芽阿姨炒得不错！”
父亲仿佛没听见母亲的话，额头上的皱纹更加深了。
姚玉慧觉得很有必要对母亲的话加以纠正，说：“爸爸，妈妈刚才讲的不符合事实。不是他们想要闹点事，实在是事出有因。”
母亲吃完了那碗饭，正欲盛汤，刚伸手去拿瓷勺，听她这么说，将手缩回来了，瞧着她问：“因为你也是返城知青，就要替他们辩护吗？”
父亲对母亲作了一个阻止的手势，然后注视着她，期待她接着说下去。
她知道自己再说什么，定会使母亲更加不高兴。
但她还是想说。
于是她说：“印了一千五百张报考表，结果只发了半数多一点，其余的不知发到何处去了。返城待业知青们对此提出质疑……”
“这有什么可提出质疑的？”母亲打断她的话，与她进行辩论似的说：“招考对象，包括返城知青，但不限于返城知青！以什么形式发，发给哪些符合年龄条件的人不一样？再说，就是一千五百张报考表全部都发给了你们返城知青，不还是只录取一百五十名吗？能解决二十多万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吗？……”
姚玉慧不愿同母亲展开辩论，不做声了。冷静想一想，她觉得母亲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百五十对于二十多万说来，无疑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这很不一样。”始终沉思默想着的父亲终于开口了：“返城知识青年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各种途径的就业机会。你是教育厅的干部，有义务向教育厅反映这件事，请教育厅派人调查这件事，有什么错误，要严肃纠正！”
“怎么？这意味着市长同志对我们省教育厅的指示吗？”母亲顿时沉下了脸。
“我是市长，当然管不了省教育厅。既然这次招考是省教育厅进行的，引起了全市那么多返城待业知青的不满，我这个市长，总还有向省教育厅提意见的一点权力吧？”父亲不动声色地说。
母亲一下子站了起来：“那就请你这位市长同志郑重其事地提书面意见，明天派你的秘书送到省教育厅来！”
“完全可以。”父亲的语气也强硬了。
“你！……”母亲难以承受地瞪着父亲，一时说不出话，突然推开椅子，两眼盈泪地离开了。
桌旁只剩下了父女俩。姚玉慧内疚地望着坐在对面的父亲。她非常后悔，觉得父母之间的不快，完全是由于自己的话引起的。父亲则对于母亲的离去无动于衷，站起身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
父亲终于止步，向她侧转身，盯着她问：“你怎么比你母亲知道得还具体？”
她诚实地回答：“我今天到师范学院去了。”
“去干什么？”父亲追问。
她犹豫片刻，依然诚实地回答：“我也想报考。”
“你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和我，或者和你母亲商议一下呢？”
“我不愿和你们商议。”
一句更加诚实的话。
她想：无论父亲听了我的话多么不高兴，我今晚都要对父亲说实话。绝不用半句假话欺骗他！她早就盼望着能有一个机会，向父亲敞开心扉地长谈一次了。返城后，她常常感到，自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种种不协调的因素。起初她以为这是由于自己过于敏感。后来经过细心观察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不是。妹妹有一次无意识地对她说：“姐，自从你返城后，咱们家饭桌旁的笑谈少了，母亲无忧无虑的时候少了，爸爸吹黑管的时候少了，倩倩来的次数少了，哥哥待在家里的时候少了。我呢，向爸爸妈妈撒娇的时候少了。怕惹爸爸妈妈烦！”妹妹的话更进一步证实了她得出的结论。
她在北大荒的时候，确信全家人中，母亲是最爱她的。因为母亲给她写的信最多，每一封信都很长，从工作到生活，从身体到个人问题，甚至包括女性的生理卫生常识，方方面面，周周到到，每一封信中都充满了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母亲对自己女儿的深爱。那时她常想，要是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能天天待在母亲身边多好！母亲肯定会将自己当成一个小女孩去爱的。兴许还会引起妹妹的嫉妒呢！如今终于返城了，终于生活在母亲身边了，她所切身感受到的，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从她踏进家门的那一时刻起，她认为母亲就是将她当成一个难以嫁出去的老姑娘看待的，而不是什么小女孩！关于小女孩的一切一切的想象，原来不过是她自己编织的美好而天真的童话！她顶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不失时机地用“个人问题”折磨她。是的，她简直认为，谁与她谈她的个人问题，谁就等于是在无情地折磨她。好比有一个人经常用手指甲刮玻璃，发出刺耳的声音使她难以忍受一样，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以至于这个人只消伸出手指，作刮什么的微小动作，她就要立刻捂上耳朵。她明白，如果她在一年之内不能找到一个被女人们统称为“丈夫”的男人，母亲就会觉得她是这个家庭之中一个不成体统的成员。两年之内也不能，母亲就会觉得她不但不成体统，而且有碍观瞻了。三年之内还不能，母亲就会觉得她的存在简直是家庭的羞耻而厌弃她的。不，我绝不会在家里生活三年之久的！她常这么想。她已暗暗下了决心，一有工作，就离开家庭。她宁肯去住任何单位的女工集体宿舍，不管条件多么低劣！她不明白，儿子难娶，母亲们心里会觉得负疚；女儿难嫁，母亲们心里会感到烦愁。这乃是所有母亲们的通病，这乃是母亲们对自己女儿们特殊的责任感的质变，是母爱对儿子与对女儿们不同的演化。有时她真想高声对母亲嚷叫：“我的‘个人’问题，与你有何相干？没有男人爱我，难道是我的罪过？！”
弟弟原本也是非常爱她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她写信告诉家里，因为种种缘故，不能探家了。弟弟回信中写道：“我一定去北大荒，和你一块儿过春节！”她要再回一封信，打消弟弟的念头。可信还没写，弟弟一天下午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了。那时弟弟还没转业，弟弟一见面就对她说：“姐，我只有半个月的假。全家人中我最想念的就是你！所以我宁愿不在家里过春节，也要到北大荒来和你一块儿过春节！我早就想知道我的姐姐在北大荒是怎样生活的了！如今我终于可以亲眼见到了。往后我一有机会，还要到北大荒来看你！……”弟弟给她带来了许多衣物、好吃的东西和营养品，使她又激动又感动地搂抱着弟弟哭了……
可是返城不久，她便狠狠打了弟弟一记耳光。就是那一记耳光，伤了姐弟之间的感情。她却并不后悔，因为弟弟侮辱了她。
那天，她在家里烦闷得闲待不住，就离开家，到公园去看冰雕，接着去看电影。电影没看完，又离开影院到江边去独自徘徊了许久。
回到家中，刚走入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弟弟就推开了她的房门，连门也不敲一下。
弟弟手指夹着香烟，身子斜靠门框，望着她，似乎有什么话欲对她说，又希望她能够看出这一点，主动找个话题与他交谈。
她当时却不愿与任何人交谈任何话题。她觉得身体很疲惫，更准确地说，是精神很疲惫。
她扭头看了弟弟一眼，皱起眉说：“别在我屋里抽烟，我讨厌烟味！”
她这句话，实际上等于对弟弟下了逐客令，虽然她并没有这个本意。
弟弟倒也未表示出明显的不悦。恰恰相反，弟弟竟认为她那句话也算是一个话题，走至她跟前，笑道：“姐你干吗对我这么反感呢？”
她说：“我反感的是烟味！”
弟弟说：“你自己明明也抽烟嘛！我有好几次发现你背着爸爸妈妈偷偷抽烟了！”
她不愿再多说什么，就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佯装睡觉。
弟弟绕到了床这边，继续站在她跟前说：“姐你怎么忘了，我昨天不是叮嘱过你，今天我的一些朋友要到家里来认识认识你，和你谈谈吗？你也答应了。可是今天人家都来了，你却不在家，让我的朋友们白等了你两个多小时！……”
她不睁开眼睛，也不说话，希望弟弟立刻离开她的房间，使她心里感到安静一会儿。
弟弟却接着说：“姐，你知道社会上有些人如何议论你们返城知青么？说你们是狂热的一代、缺少文化知识的一代、自作自受的一代！说你们的命运并不值得同情，是历史对一代红卫兵的惩罚！说许多入了党，当过领导者的女知青，是‘卖身党员’，‘卖身干部’，是用肉体换取政治资本的女性，找老婆都不能找你们这样……”
不待弟弟说完，她猛地跃起，狠狠扇了弟弟一记耳光！
弟弟捂着脸，吃惊地看着她。
她愤怒得胸脯大起大伏，一指房门，喝道：“你给我出去！你今后再对我说这类话，我就把你当仇人！……”
弟弟的手仍捂在脸上，向房门退去。退至门口，站住了，大声说：“姐，我记着你这一记耳光，爸爸妈妈也没打过我耳光！难道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安排我的朋友们和你认识和你交谈吗？就是要让他们了解你！让他们知道他们耳闻的那些话不对！我姚明辉的姐姐就不是那样的女知青！可你打我！……”
从那一天起，一个多星期内，弟弟不跟她说话。
她并未向弟弟赔礼认错。弟弟说的那些话应该还以一记耳光！虽然弟弟的愿望是良好的，但那些话已像盆脏水泼到她心里去了，不是良好的愿望所能冲刷干净的。
只有妹妹对她的爱一如从前。没增添什么新内容，也没减少什么旧内容。因为全家人中似乎只有妹妹尚未觉得应该对她这个姐姐尽什么义务。无论是替她物色能做姐夫的男人，还是为她而企图向别人证明什么。也只有妹妹对她的爱使她感到更亲近更自然。既不必惭愧，也不必报偿。但却不属于她所真正需要真正渴求的感情。
感情——在这方面她还能产生什么奢望呢？唯愿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她而已！还会有谁呢？还寄托于谁呢？……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心里在暗暗说：爸爸，您今晚与我认真交谈一次吧！放下您的一切工作！我多么希望您能真正理解您这个已过了三十岁生日，还没有工作，也没有希望嫁出去的女儿啊！……
父亲走到了她身旁，低头凝视着她，问：“为什么不愿和我们商议？”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城市这个巨大的棋盘上，不过是一个还没刻上字的棋子而已。她将是什么？她无法预想到。不错，她可以成为走“田”的“象”，走“日”的“马”，走直线的“车”，隔子飞跃的“炮”，但这样她就得依靠父母的手去移动自己！只有作“卒”，作“兵”，她才是她自己。十一年之中，虽然很难，虽然也受人摆布过，但生活的道路，毕竟是自己走过来的！由普通知青，而班长，而排长，而副指导员，而指导员，而教导员。她不愿丢了自己，成为握在父母手中一个举棋不定的棋子。一个当过教导员的女儿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如此被动的现实！
她刚愎地回答父亲：“因为我已经三十岁了。”
“三十岁就不再是女儿了？”
“是女儿。但也是一个女人了。”
“你得到报考表了？”
她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
她今天到师范学院去得非常早，所以侥幸获得了一张报考表。往校外骑自行车时，在一条甬路上，有一个人低头走在她前边。她不断按铃，那人却不让路。不知是耳聋，还是装听不见。结果她撞倒了那人，自己也随车摔倒在雪地上。两人爬起后都欲发火，却同时认出了对方。那人是姚守义。
她对他并无好感。在徐淑芳的婚礼上，他给她留下了一个“帮凶”的印象。她顶憎恶协同别人作恶的人。
所以她理直气壮地问：“在你听来，自行车铃声是音乐吧？”
他一边拍打身上的雪，一边说：“对不起，我没听到任何声音，这座城市对我像他妈的一片大沙漠！”
她的心为之一动，因为她也颇有同感。
她扶起自行车，推着走了几步，忍不住站下，回头又问：“你也来报考？”
“碰碰运气。”
“得到报考表了？”
“运气被别人抢去了！”
“有把握考上吗？”
“什么意思？取笑我？”他怒目而视了，大声说：“我不信这么多返城待业知青都是有把握考上的！你取笑我也就是取笑他们大家！”他抬起手臂，朝聚集在操场上的人群一指。
“你误会了……”她想解释。
“我和你有什么误会？你过去是教导员，如今是市长的女儿！我过去是臭知青，如今还是臭知青！等你当了什么科长处长的时候，老子说不定仍是个无业游民呢！没工夫和你闲扯淡，分道扬镳吧！”
他转身往另一条甬路大步走去。
“站住！”她猛喝一声。
他扭头看着她，用嘲讽的语调说：“教导员同志要开始教导人了么？别忘了老子现在是党政军三不管！”
她推着自行车走到他跟前，从兜里掏出折得方方正正的报考表，塞在他那件兵团黄棉袄的两颗纽扣之间。他那件破而脏的黄棉袄也只剩下两颗纽扣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她，冷笑着说：“市长的女儿在好善乐施吗？”
“机会均等，生活才算公平！”她一说完，就跨上了自行车……
“为什么又点头，又摇头？”父亲不解地问。
“得到了报考表，但给别人了。”她低声回答，轻轻叹了口气。
父亲说：“既然已经给别人了，也就不必沮丧懊悔。你不要因待业而烦恼，我和你妈妈不是都对你保证过么？会为你安排一个理想的工作的。你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耐心！”
她在心里对父亲说：“爸爸，我明白这一点。我太明白了！与任何一个返城知青相比，我都是拥有最多机会的人。你和妈妈为我创造的种种机会！机会多了，人就没有了失去机会的遗憾，同时也就没有了自己捕捉到并把握住机会的感奋和自信！我可以自己捕捉到的机会在哪儿呢？在哪儿啊！……”
父亲也是这么不理解她。
她想哭。
“爸爸，我是不是不应该返城？三十岁了，还让你们为我分心！”她仰起脸望着父亲，是在问父亲，也是在问自己。
“别这么想，爸爸妈妈对你有责任。你妈妈考虑的不过只是你的就业问题。我是一市之长，要考虑二十几万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啊！二十几万……”
父亲也叹起气来。
她有些怜悯父亲了。她知道，仅仅就这二十几万返城待业知青，也足以使父亲感到市长不好当了。
她侧着头，将脸贴在父亲手背上，又喃喃地说：“爸爸，今天晚上都是我不好，让您和妈妈产生不快了。可是我真希望您作为我的父亲，作为市长，不但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所有的返城待业知青，我们一个个都生活得太累了……”
父亲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她肩上。
父亲说：“我们的国家也累了啊，我们的党也累了啊，十年动乱是过去了，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搞得精疲力竭。可紧接着，党和国家又开始向历史还债了！历史的债，是无法拖欠的。拖欠得越久，越是难以还清。市委已经召开过两次会议专门研究返城待业知青的安排问题了。不是两千，不是两万，而是二十多万，加上近几年没考上大学的初中生高中生，三十来万啊！哪一个常委也提不出良好的方案……”
父亲原来也是这么需要理解！
她那欲对父亲彻底敞开的心扉，关闭上了。
父亲的手从她肩上放下了，说：“我还有些工作，去替我向你妈妈赔个礼！”
她极想留住父亲，恳求父亲再陪她坐一会儿，再与她谈些什么，但又不忍侵占父亲的时间。
父亲连看都没再看她一眼，匆匆离去了。
饭厅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这个家此时真是静极了。全家人都各有各的事，除她而外。
眼泪从她眼角淌了下来。
她仍坐着不动。饭厅也罢，她自己的房间也罢，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无聊，一样的无所事事。妹妹借来的那本《简·爱》，她已再不愿去翻了，许多段她都能背下来，“简”也安慰不了她了。
阿姨悄悄走了进来，撤去盘子碗，一边抹桌子，一边说：“你妈妈让你到她房间里去一下。”
她转脸拭去眼泪，缓慢地站起身，很不情愿地来到了母亲的房间。
母亲坐在一只沙发上，她走过去坐在另一只沙发上。她看了母亲一眼，看出母亲刚才分明也哭过。是因为父亲当着她这个女儿的面对母亲的抢白？还是因为她这个女儿当着父亲的面对母亲的顶撞？
她低下了头。
母亲用向下级交代工作的语调说：“玉慧，我要和你谈的是你的工作问题，你要认真听着。”
从前她自己也曾用这种语调跟许多人谈过话。那些人不但认真听，有时还要用笔记。
“为了你的工作妈妈已经分了不少心。你父亲是一市之长，不便出面去办，对你的责任全落在妈妈身上了。可是真办起来，也并不那么简单……”
母亲的口吻中包含着委屈。
我并不愿依靠你们。她想，仅仅为了今后不再听到这类话，我也不愿依靠你们。
母亲接着说：“你在兵团，不是一名普通知青，是一位教导员。相当于处级，和妈妈一样的级别。可是对于你们返城知青，兵团的职务是不予承认的。如果妈妈破例按你在兵团的职务为你安排工作，不是不可以，但肯定会引起闲话，名不正言不顺的，你自己今后也不好处理种种关系。如果给你安排一个一般的工作呢，那太容易太简单了，可妈妈又会觉得内疚，觉得并没有对你尽到一位母亲的责任……”
原来母亲因为她这个女儿曾是一位教导员，内心里竟产生了如此的苦衷，这又是她完全没想到的！看来教导员的职务和老姑娘的年龄一样，对于母亲都成了精神上的心理上的负担。她不唯不应该是一个老姑娘，甚至也不应该曾是一位教导员了！
“你在认真听么？”
她点了一下头，表示听得很认真。
“所以呢，妈妈想，你应该具有一种什么学历，一个文凭；哪怕大专文凭也好。所以呢，妈妈就为你要了一张报考表……”
妈妈长妈妈短的，把她当成了一个小女孩，全没当成一位曾是教导员的女儿看待，但却对她曾是教导员这一点那么重视！
她突然想哈哈大笑。
母亲起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递给了她，复又坐下。
她一看，正是一张师范学院师资培训班的报考表。
“你还不知道，这个师资班，是专为解决一批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才招考的。将来的分配去向，也不是什么中学。同样都是返城知青，对干部子女么，应该优先考虑。他们的父母们，在十年动乱中挨过整，他们又和许多平民百姓的子女一块儿受过苦，不优先考虑他们，优先考虑哪些人呢？总不能让他们返城后，仍和许多平民百姓的子女一样待业吧？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方面啊！……”
她呆呆瞧着那张报考表出神。
“据我估计，今后的社会趋势，学历和文凭是相当重要的。有没有学历和文凭，将会成为提拔干部的一条重要原则。你们这一批干部子女的名单，早已交到招考单位去了。一百五十名，不多不少。所以你们注定是要考上的，不论成绩如何。两年后，你们有了文凭，社会上的返城知青待业问题，也不像目前这么严重了，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新老干部，也需要调整需要充实了，你们的安排去向，也就更不成其为问题了……”
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听了自己母亲的这番点拨，愈加发呆发愣。母亲不愧是多年的干部处处长，眼光远大，为她铺就了一条将来通往领导岗位的道路。两年后，她自己也当上某个局干部处的处长，想必是不无可能的。但是，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欣慰。
母亲见她那种淡漠的样子，问：“你怎么不说话？不愿意？……上学期间对你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你可以照样解决个人问题……”
她仿佛又听到了手指甲刮玻璃的声音。
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看着母亲问：“既然是这样性质的一个师资培训班，为什么还要在报上公开登招考启事？”
母亲反问：“不公开登启事，那不成秘密培训班了么？”
她心中可怜起今天亲眼看到的那许许多多返城待业知青来，包括像姚守义那样只不过想碰碰运气而已的人。他们全都被蒙在鼓里，不自觉地扮演着可悲的陪衬角色。而真正的主角们，除了她自己，是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今天也出现在那种大场面之中的。可母亲还说他们聚众“闹事”！警察们还前往驱赶他们！在他们之中，可能就有不少是她那个营的战士。她仿佛又看到了他们那一张张脸和一双双眼睛。为了获得一张报考表，他们期待了三四个小时之久！他们谁不是对考上这个“师资培训班”满怀着莫大的希望或侥幸的幻想？他们的脸上尽是渴望！他们的眼中尽是恳求！她也想到了姚守义，重新咀嚼和品味着他说的那些冷言冷语。也许，因为她“恩赐”给了他一张报考表，此时此刻，他心里仍在感激着她。而他一旦知道，她所“恩赐”的，不过是一张毫无意义的废纸，他会作何想法呢？今天那两千多名报考者，一旦全都了解了这个“师资培训班”的内幕，他们又会作何想法呢？他们是很容易重新聚集到一起的一代人。如果他们由于受了欺骗由于愤怒而重新聚集起来了，这座城市，就休想安定了！
母亲是无法猜测到她心里正在想些什么的。
母亲不慌不忙地又说起来：“当然，妈妈还是希望你能考得好一些，起码应该争取及格。分数太低，判卷的人是会笑话的。传出去，也不太光彩。所以呢，妈妈给你找了一位家庭教师，在这十来天内，帮你温习温习初中课程……”母亲的口吻中，流露出对她这位女儿居功表德的意味。
在没有了解到这个“师资培训班”的内幕之前，她也像姚守义一样，将它看成一次机会。她也怀着种侥幸心理，怀着种幻想，要碰碰自己的运气，并决定开始埋头温习中学课程。考不上，也毕竟算自己为自己作出了努力。
但此时此刻，她对这个“师资培训班”愤恨极了！
她一声不响地站起来，默默盯视着母亲。
“玉慧，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说话呀！”母亲急了。
她想大声喊：“不！……”望着母亲那种十分迫切的样子，她张了张嘴，没喊出来。
母亲毕竟是在为她这个女儿尽着自己的责任。何况“师资培训班”绝非是母亲策划的，母亲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母亲只不过是像她这样的一百五十名特殊的返城待业知青们的母亲中的一个罢了。
门铃响了。
母亲站了起来，肯定地说：“他来了，就是我为你找的那个家庭教师！”
阿姨去开了门，引到房间里一个年轻人。
她不由得上下打量着他，见他一身灰色。灰色的布料中式袄罩，灰色的布料长裤，袄罩比外裤新，因而颜色深些。使他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一刷子灰色从领口直刷到裤角，由深而浅；黑皮鞋久未打油，黑围脖末端脱线，黑框眼镜，黑重的眉毛，分明来此之前刚刮过脸，瘦削的脸颊发青。浓密的头发早就该理了，看那不经常梳的样子，不是因为舍不得。
他手中拿着帽子，矜持地站在门口。
母亲不疏不近地介绍道：“这就是小张。”
“张复毅。”他看了她一眼，不卑不亢地说，随即将脸转向别处。虽然他尽量显出很大方的样子，姚玉慧还是觉得他的神态有些拘谨，甚至有些不自然。似乎他不是来做家庭教师的，而是不太情愿地来相对象的。
别担心，她有点玩世不恭地想，我是个独身主义者！
“这就是我女儿。”母亲又说，还作了一个无比郑重的介绍的手势。
她觉得母亲的神态中也有某种不自然的成分。大概是因为有一个尽管当过教导员但却需要补习中学课程的女儿而感到羞惭吧。
她存心连头也不对他点一下，只是漠然地望着他。
“玉慧，你们今天先随便聊聊，明天开始吧！……”母亲一边说，一边走到桌前，从眼镜盒里取出眼镜，戴上后，又拿起了一张报纸，走回来，款款坐在沙发上，就看报。
“请到我的房间。”她对他说，走在前边，引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请随便坐。”她仍不看他，径直走到窗前，背对他望着窗外。
外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玻璃一层水雾。她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往窗上写字。写出的竟是“北大荒”三个字，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仿佛有一种神秘的意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使她不能够忘记自己生活过十一年的那片广袤的土地。“北大荒”三个字，渐渐被顺着笔画流淌的水雾模糊了。她不由得将额头紧贴在窗上，感到了一股凉意直沁心肺。
有好一会儿工夫，她把那个张复毅忘了。她想象着自己是在一条清凉的幽静的小河中游泳，就是营部前面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只有北大荒的小河，才那么清凉！那么幽静！
“可以在你的房间里抽烟么？”他问，那口吻就好像问一个卖菜的——“让挑么？”
她转过身，见他仍站着，反问：“你为什么不坐？虽然我是主人，你是客人，但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啊！”她的语调中流露着明显的嘲弄。多半是自嘲，也在嘲弄他。由于他的到来，使她和母亲之间的可能是一场非常严峻的冲突没有发生。为此她想对他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说几句使他大扫其兴的话。她认为严肃的冲突不应避免！
他不动声色地回答：“你让老师坐在地板上么？”
她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摆在床边，睡觉时放衣服。椅背上还搭着她换下来的一件衬衣。除了那把椅子，再没有为客人预备的坐物。母亲曾说过，要给她的房间里添置一套沙发，嫌家具店里的沙发样式不好看，没买，决定雇人做。
她脸红了，走到椅子跟前，扯下衬衣塞到枕头底下，搬起椅子，放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
他将椅子搬到门旁，正襟危坐，像个严肃的守门人。
“你可以抽烟，还可以往地板上弹烟灰。”她坐在床上，以研究的目光注视他。
“不胜感激。”他掏出烟，从容不迫地抽了起来，还将手绢铺在双膝上，往手绢上弹烟灰。
她站起身，说：“我给你去取个烟灰缸。”
“多此一举。”他说，“我的烟灰，我要带走。”
这句话无论怎么品味，都不够友善。
“是我母亲……迫使你来的么？”
“没有人能够迫使我做不情愿的事情。”他的话中隐含着一种傲慢无礼。
“那么，是情愿的啰？”
“是。”
“我使你大扫其兴了吧？”
“什么意思？”
“市长的女儿并不如花似玉，而且早已失去了妙龄芳华。”
她怀疑他的“情愿”，是有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为动机的。母亲和他串通一气，以帮她复习功课为借口，实则是在导演他“凤求凰”也说不定。可他又为什么显得那么高傲呢？是演技？还是性格？她冷笑着，暗想：活该扫你一大兴。
他对她的话无动于衷，用平静的语调反问：“一元一次方程的几种解法，你还记得不？”
“忘了。”
“因式分解呢？”
“忘了。”
“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求法呢？”
“忘了。”
他耸了一下肩膀，依然用那种平静的语调说：“我来之前，想的是市长女儿起码还应该记得初一的课程，却并没有想到市长女儿的年龄和容貌。现在我不得不坦率承认，我很失望。”
她反唇相讥：“而我知道，在年轻漂亮的姑娘们面前，男人们总是努力掩饰起自己对她们的失望的。”
“谢谢教给我一条生活经验。那么你还记得什么？”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这真使我感到安慰。看来你在中学时代对物理比对数学感兴趣。”
这时，从弟弟的房间传来了弟弟的朗诵之声：
你是音乐，为什么悲哀地听音乐？
甜蜜不忌甜蜜，欢笑爱欢笑，
为什么你不愉快地接受喜悦？
要不然，你就高兴地接受苦恼？
……
弟弟的声音使人听出来，他在明显地装腔作势。不知他何时回来的。
“停！你要朗诵，不要大喊大叫！要有抑扬顿挫，要表达出情感！要像我这样朗诵……你是音乐，为什么……像含着眼泪轻轻地诉说……为什么？……”
倩倩的声音，一点也不能算是“轻轻地诉说”，听来使人想象得到她在比弟弟更加装腔作势。
“你别打击我的情绪好不好？连于导演都说我有朗诵天才！”
“他那是奉承，因为你是市长的儿子！”
当姐姐的冲出房间，在走廊高喝：“你们都给我停止喊叫！家里不是话剧团的排演厅！”
她走入房间，见他蹲在地上，用一小片纸认真仔细地拾烟灰。
她双臂抱到胸前，低头看着他，几乎是用恨恨的语调问：“带回去做药引子吗？”
他将撮起的烟灰放进手绢，像放入金沙一般，然后站起，又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地说：“市长家的地板应该一尘不染。”
她离开他，又走到窗前，靠窗台站着，仍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望着他说：“无论我考得如何，即使交白卷，也必定是一百五十名被录取者中的一个，这一点你知道吗？”
他怔住了，一时不能理解她的话。
“所谓‘师资培训班’，不过是在目前情况之下，为返城知青中的一百五十名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女提供的理想就业途径，这一点你显然也不知道了？”
“真的？”
她点了一下头。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又问：“真的？”
她又点了一下头。
他猛转身朝外走去。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说：“我一定要让全市返城待业知青中所有的报考者都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你不能这样做……”
“我一定要这样做！”他说罢，走出了房间。
弟弟也送倩倩从房间走出来，见他那种匆匆而愤愤的样子，绅士风度十足地向他鞠了一躬，故作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的朗诵打扰你给我姐姐复习功课了！”
他站住，用嘲讽的语调问：“那么刚才是你在大喊大叫啰？”
“难道你连起码的欣赏水平都没有？”
“那是因为你连起码的朗诵水平也没有。朗诵和喊叫是有本质区别的。听着……”
于是他镇定地朗诵起来：
假如我的爱只是家门的孩子，
那荣华一去，它就将失去爸爸，
它将被时间任意处理，
随同恶草，或随同好花被掐下，
不，它建立在远离偶然的所在，
面对含笑的富贵，它不会凋残。
在使人愤懑的摆布之下，它也不会倒下！
……
他朗诵完，又说：“莎士比亚的诗不是为后人练嗓门而写的。”
弟弟冷笑道：“怎么，你还想再兼任我的朗诵辅导教师吗？”
他平静地回答：“如果你母亲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我可以考虑。”
倩倩涨红了脸，插嘴道：“我们根本不喜欢你朗诵的这首诗！”
他不屑地看了那瓷洋娃娃一眼，一字一句地回答：“好诗总是被少数人所喜爱。”
当姐姐的，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俄罗斯大剧院包厢里的贵妇似的，无动于衷地观看敞开的房门这小小舞台上进行的话剧。
她头疼得快要裂开了！
她无法忍受这一切一切！
大生日蛋糕、三十支小蜡烛、褐色的细高跟的皮靴、大杂院的婚礼、婚礼上的花圈、徐淑芳手腕动脉流出的鲜血、“师资培训班”、这个叫张复毅的家庭辅导教师、莎士比亚的诗……
她想大声哀求：“给我安静！……”
“话剧”仍在演下去。
弟弟：“我提醒你，比你更狂妄自大的人，在我们家里也比你更懂得点礼貌。”
他：“非常遗憾，我来之前，忘了把礼貌戴在头上，却把高傲揣在兜里了。”
弟弟终于失掉了绅士风度，怒吼起来：“你他妈的立刻从我们家滚出去！……”
“多谢你使我领教了市长家的礼貌家风。”他将一只手插进衣兜，仿佛在攥着他那完整无损的高傲，一转身从容不迫地下楼而去。
求求你们让我安静吧……她心里哀求着。
在这个夜晚，在这个时候，临时工郭立强，也在为考取“师资培训班”而复习功课。不过他复习的不是初中课程，而是高中课程。虽然招考启示注明，各科考题绝不超过初中范围，他还是要求自己以考大学的准备和信心踏入考场。
天气确是一天比一天转暖了。城市像一匹乏透的马，在冬春交季的最后日子里打滚。等它一跃而起，抖尽残雪，就会变成可人的春姑娘。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好季节，普遍的人们都在以好心境期待它。
它带给郭立强的却是失业的警告。春天一到，他就得重新加入二十余万返城待业大军的行列。他的“合同”至四月为止。
必须考取“师资培训班”——这是最后防线。
他的机会是二十块钱买到的，外加一块半新的“上海”牌手表。
报考那一天，他没有得到报考表。他是最后一批被治安警察们赶出师范学院的报考者之一，师范学院的铁栅大门随即被关上。两名治安警察一左一右伫立门内，都以一手握着悬在腰际的警棍。
报考者们一个个悻悻然散去。
他站在一棵大树下，仰望着参差的树枝，好像从澡堂子里出来的人发现衣服全被偷走了一样不知所措。
一个报考者大声问他：“哥们儿，从树上找着报考表了？”
他没心思开玩笑，也不愿看对方一眼，低下头默默走了。
“等等。”对方追上他，和他并肩走着，试探地问：“一张报考表对你非常重要？”
“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此刻他希望向一个人诉说，否则，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太难以平衡了。
“我卖给你一张怎么样？”对方站住了。
“卖？……”他也不由得站住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方的手从兜里抽出来了，向他展示了一张报考表。
“多少钱？”他的心怦怦激跳，恨不得一把就将那张报考表抢过来。
对方向他伸出一只五指分开的手。
“五块？”
“五块买运气？难道刚才你没看见几个返城的老姑娘为一张报考表如何抢作一团？”
“五……十块？……”
对方点了一下头，用友好至极的语调说：“我得到这张报考表也不容易，三更半夜就来守在报考处门外了。我并不想考，想考也考不上。不过是动了点脑筋，估计到了一张报考表的价格。你别朝我瞪眼睛，这是城市把我逼得这么无耻。”
“我只有二十块。”
“我这是转卖运气，二十块您太占便宜了！”对方折起了那张报考表，欲揣进兜里。
“你卖给我！”他抓住了对方那只手腕子。
“哥们儿，你要是打算抢，就抢抢看。抢不去，我还是那个价——五十块！”对方虎视眈眈地瞪着他。
他不打算抢，也明知抢到并不容易，不得不放开了对方的手腕。
“二十块就想买好运，太抠门儿了吧？”对方嘟哝着，将报考表奇货可居地揣进兜里。
“可是我只带了二十块！”他恨恨地说。
“记住这个教训吧。要买好运，兜里就该多带点钱。”对方几乎是完全站在同情他的立场上说话，还叹了一口气，好像为他感到非常遗憾非常惋惜似的。
“我把棉袄脱给你！”
“像你这样的棉袄，我们家有四件：我哥哥一件，我一件，我弟弟一件，我妹妹一件。我们家是兵团战士之家，如今是待业者之家。”对方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接着说：“哥们儿，别把我想得太坏。作这种交易，心不得安宁。这勾当一个人只能干一次，所以我得卖个好价。”说完，有所不忍地转身而去。
他也跟着跑下去了。
他默默地跟随在人家身后。他觉得自己像一条狗，脖子上拴着无形的铁链，一端攥在人家的手中。
他的命运在人家衣兜里，他自己衣兜里则只有二十块钱。人家说得不无道理——好运二百块、两千块也不算索价过高。
“师资进修班”——未来的中学教师。对他来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些的命运了！
他默默地，身不由己地跟随着人家走。
假如对方说：“你跪下，我给你这张报考表！”
他是会毫不迟疑地跪下的。
可对方不是一个无赖。对方不要他跪下，也不要他的黄棉袄，对方只要他多给三十块钱。他能体谅一个家庭有四个待业知青，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境地。他可怜自己，也可怜对方。
他只有违反理智地，不甘心地，默默地，身不由己地，狗一样地跟随着对方。
如果真是一条狗就好了，他想。扑上去，用牙齿和爪子撕破对方的衣兜，叼住那张报考表就跑！
走至三孔桥，对方不从桥上过，从桥旁的陡坡跑下去了。
“你为什么跟着我？”对方在桥洞中站住，回转身，防范地瞪着他。
他说：“你刚才还给了我最后一线希望。”
“真打算抢？”
“是。”
“好吧。被你抢去，我认了。”
“我抢来了，也要给你二十元。”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你抢吧。”
“我真抱歉。”
“别不好意思，这样对我们都更公平。”
于是，他们便在桥洞中角斗起来。这两个返城待业知青，为了一张实际上毫无价值的报考表，变得像狮子般凶猛。他们都尽量避免在角斗中打伤了对方，也都不甘失败，所以这场角斗就很持久。他们都没有什么角斗的本领，所以这场角斗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他们都不喊叫，都很文明。不抓头发，不拤脖子，不踢，不咬，不施计谋，不下毒手。甚至也都不急于取胜，唯希望在持久的角斗中消耗尽对方的体力而已。这是两个人的文明的生存斗争方式。一会儿这一个将那一个按在地上，一会儿那一个又将这一个压在身下。翻滚在一块儿后，谁都没能够站起来过。郭立强有好几次就要将自己的一只手伸进对方装报考表的衣兜了，对方每次都是在这时将他翻压在身下，重占上风。地上的冻土被他们的大头鞋跟蹬起了一层，他们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当他又一次将对方压在身下后，一辆卡车从桥上驶过，一阵黄土落下，眯了对方的眼。他趁机将报考表抢到了手。
他迅速跃起，跳到一旁，将报考表从领口塞入贴身的衬衣中了，然后紧了一格皮带，防止它掉出来。当他确信万无一失，也不可能再被对方夺走后，才从地上捡起自己的帽子，用帽子拍打身上的土。
他一边拍打，一边看了对方一眼，见对方仍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地上，满脸是土，双眼还紧紧地闭着。
对方的一只手，缓缓地向一个衣兜摸去，又向另一个衣兜摸去。那只手，连同那条手臂，软弱无力地从身体上滑下，伸展着。
他看见那只手紧紧地抓了一把土。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强盗。
他立刻走过去扶起对方，用手拍打对方身上的土，然后捡起对方的帽子，替对方戴在头上。
对方请求道：“你给我吹吹眼睛。”
他就给对方吹眼睛。
眼泪从对方眼中淌了出来。
“好点么？”
“好点了。”
对方擦眼泪，那张脸立刻变得很肮脏。
他从兜里掏出了二十块钱，低声说：“真对不起你。”
“没什么。”对方推开了他的手：“我说过，被你抢去，我认了。”
对方说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站住，从地上捡起什么，回头望着他，又说：“你的表，接住。”将表抛给了他。
他接住表，呆呆地望着对方走出了桥洞。
表，一块半新的“上海”表。他刚才竟忘了自己还有一块表。
“等等！”
对方又站住，转身望着他。
他走到对方跟前，羞惭地说：“我刚才忘了我还有块表，真的。”边说边将表和二十块钱放入对方衣兜，拔腿便走。
走出很远，他听到对方喊：“哥们儿，祝你交好运，榜上题名。”
他回头看了一眼，对方还站在原处。
又一辆卡车从桥上驶过。
他心中十分感激刚才他和对方翻滚在一起时从桥上开过的那辆卡车的司机……
而在这个夜晚，这个时候，他感激的是从他手中得到了二十块钱和一块半新的“上海”牌手表的那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中的一个。
对方给予他的可是一个命运的转机。
两年后他就可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了！
他对生活不再有过高的要求，他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好教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不论教哪一科他都能够胜任。政治除外。
他很后悔没有问那个给予他这种命运的待业知青伙伴的姓名和住址。这时他想：如果我那块表不是一块半新的“上海”牌的，而是一块崭新的，“欧米茄”牌的，或者“罗马”牌的，带日历的，那才公平啊！……
无家可归的徐淑芳一直“客居”在他家里。
对于同院的邻居们说来，他和她究竟以一种什么关系相处，是个难猜的谜。他们怀着种种好奇，想从她脸上破译谜底，但她却很少迈出他家的门。他们偶尔在院子里看见她，她便立刻低下头，像自惭形秽的麻风病人一样逃进屋去。他们想从他脸上获得信息，满足好奇心。可他脸上既没有新婚后的和美表情，也没有蒙受奇耻大辱的可怕阴云。他一如既往，对所有的邻居都很礼貌，很客气，见面一如既往地称呼他们“大爷”“大叔”“大娘”“大婶”……只有从郭立伟脸上，他们才获得一点反馈。这个当弟弟和当小叔子的，常常以一种警告的目光回敬邻居们好奇的目光。那种目光的含意是——谁若敢议论我们家，我就对谁不客气！于是好奇的邻居们得出结论——她——依然是他们家的人。但邻居们总还不免觉得，在那兄弟俩歪斜的家门内，经历了婚礼那一天的花圈事件之后，居然还能进行着正常的、安静的、平和的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那扇歪斜的家门内，处境最尴尬，最难堪，内心世界最复杂的，并不是郭立强，也不是他的弟弟郭立伟，而是既合法又不被承认的新娘子和嫂子徐淑芳。一张结婚证书，以我们共和国的庄严法律的名义，将她和这兄弟俩组合在一个家庭之中。而那架在婚礼上被烧毁的花圈，以一个，不，它代表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的情绪和心理，无声地发出道德的呐喊，全部诋毁了那张结婚证书的法律力量。普遍的良心是普遍的道德的基础。这个古老而无懈可击的逻辑，时常使她独自悲哀地暗想：不仅仅是一个王志松，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都会谴责我，唾弃我，包括他。他虽然在重新收留她之后待她以礼，但他内心深处肯定是极其蔑视她的，毫无疑问他已收回了对她的爱情。对于爱情，礼貌是比仇恨更加彻底的决裂。没有人启发她，她全凭一个女人的本能悟到了这一点，这是女人无师自通的箴言。它用看不见的文字刻在女人的心上，没一个女人对此是“文盲”。
兄弟俩都上班后，她独自“留守”在他们的家中，尽一个名副其实的“看家婆”的种种义务。她常怔坐床边一两个小时之久，陷入无解的沉思默想和无边的忧情苦绪。而在他们下班之前，她给他们做好饭，烧好洗脸水。吃过饭，兄弟俩都从不在里屋多耽留一分钟。一道门槛，隔成她和他们的两个领地。
一天早晨，她梳头时，头发一缕缕地脱落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从镜中看到了自己青白的头皮，所剩无几的稀疏的余发，像伪装草率而拙劣的尼姑的头。她被自己那种样子吓住了，手中拿着木梳呆若顽石。镜中的她那双惊愕的眼渐渐盈满泪水，镜外的她却在心里对自己说：徐淑芳徐淑芳你不要哭！即使你变成了一个怪物你也不要哭！你要刚强你要刚强……
他恰恰在那一时刻走进屋里，仿佛从她身上发出了一道无形的闪电，将他击得倒退了一步。她立刻弯下腰，捡自己落在地上的缕缕头发。捡完了，她已没有力量站起身来，也没有力量抬起头来。她竟手中抓着自己的落发瘫坐在地上了……
当她的意识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挣扎出来时，他们早已离开了家……
那天晚上，当他们回到家里，见她头戴一顶旧的单军帽，那是弟弟的，不知她从哪里翻着的。
这几天，郭立强开始复习功课，每天晚上才不得不进入里屋。他和她，一个坐在床边，一个坐在桌前。一个悄无声息地两眼瞪着某处发呆。一个聚精会神地看书，演算，吸烟。他将闹钟定了时，到十点，铃声一响，他便立刻走到外屋去，不再进来。
昨天晚上，他刚走到外屋去，又要进里屋来取放在桌上的烟。
她却已经将里屋门插上了。
并不是为了防范。不，绝不是！防范他？她连这样想也没有想过，何况她是没有任何理由防范他的，因为法律已经宣告了她是属于他的女人，她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是认可了的。何况这是他的家，她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随时进里屋。
她立刻给他开了门。
他走进来后，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她像严重侵犯了别人的权力似的，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他从桌上拿起烟便走。走到门口，转身望着她又说：“我明天一定去找他，一定让他来接走你……”
“不！……”她叫喊起来。仿佛一个孩子听到大人威吓地说，要让魔鬼将自己带到一个什么十分可怕的地方去。虽然他的话中毫无威吓的成分……
此刻，她仍像前几天晚上一样，呆呆地坐在床边，凝视着鞋尖。这双猪皮皮鞋还是在婚礼那天开始穿的，穿后一次也没打过油，已经很肮脏了，还沾有她的血滴。
她心里却在暗暗祈祷那闹钟的铃坏了。她感到无比孤独，仿佛是坐在一条小小的木舟上，木舟漂荡在被暗夜笼罩的汪洋大海中。有他在眼前，她似乎感到那种咄咄逼人的从四面向她压迫而来的孤独减少了许多许多。虽然他每天晚上一走入里屋，便坐到桌前去，直至离开不看她一眼，不跟她说一句话。她还是觉得他的存在对她意味着可以朦胧望到的彼岸。
她祈祷那闹钟的铃坏了。
它的弦上得很足，走动之声清晰有力，到十点，铃准响。
那时“木舟”上又只剩她自己，“彼岸”也将随之消失。
她简直已无法忍受晚上十点以后的孤独。
真正置身在一条小小的木舟上，飘荡在被暗夜笼罩的汪洋大海中的人，是多么希望和另外一个人为伴啊！哪怕是仇人！仇人的存在所造成的威胁也比那样一种孤独所造成的恐惧小些。
何况他不是仇人，他是她的“岸”。虽然朦胧，但存在着，代表着陆地。他是她所能望到的唯一地平线。
她祈祷闹钟的铃坏了。
她不祈祷自己脱落的头发重新生长出来，却一遍又一遍暗暗祈祷闹钟的铃坏了。
它的弦又上得多么足啊！它的走动之声又多么清晰有力啊！
嚓、嚓、嚓……
这声音冷酷无情。
一到十点，它准响。
她诅咒那有节奏的“嚓嚓”声。
她祈祷闹钟的铃坏了。
她不禁抬头看了他一眼，见他将头伏在手臂上，夹在指间的一截烟还燃着。她以为他不过是那么休息一会儿，见他许久都一动也不动，才断定他是那么睡着了。这几天内他明显地消瘦了。她从内心里对他涌起了一种怜悯之情，和一种深深的羞愧。她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一点慰藉，连一个女人能够带给一个男人的起码的慰藉也没带给他。她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负担，也许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负担。这想法如同老鼠嗑木箱一样啃咬她的心。
她慢慢站起来，轻轻走到他身旁，从他手指间抽出了那截烟，捻灭在烟灰缸里。她俯视着他的头，他的头发浓密而蓬乱。他的脖子很粗壮，由于头微垂着，显示出有韧力的曲线。她想：他真是一个男人啊！一个男人有着这样的脖子，是绝不会在生活面前轻易低下头来的。
她又俯视着他夹过烟的那只手。那只手又大，又厚，虎口的肌肉凸起。虽然放松着，却使她感到，在睡梦中用力一握，也肯定会将什么坚硬的东西握碎。
这只手曾爱抚过她。一个女人被这样的一只手所爱抚过，便永远也不会忘记有着这样一只手的那个男人。当这只手以前握住她的手时，她便从内心里产生要求被爱的强烈渴望。当这只手轻轻抚摸她的脸颊时，她每次都不能够不闭上眼睛，不能够不像孩子似的偎在他怀里。尽管在那一时刻，她心中也无法忘掉“王志松”这个名字。但自己对自己良心的谴责不过成为渴望爱抚的心理要求的变奏序曲。是的，她那时所渴望所要求的，不是去爱，而是被爱，仅仅是被爱。也许由于他有恩于她，也许由于他是那种不肯过多流露温情的男人，也许还由于其他许多她弄不明白的原因，使她内心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了她对他的感情。这种感情仿佛被篱笆围住的羊儿，仿佛永远只能在一个极有限的范围内活动。
但是此刻，她内心里忽然萌发了一种微微的波动。她极想抱住他的头，亲吻他的头发，亲吻他的脖子，亲吻他的手。女性的心从被爱的摇篮中觉醒了，恰恰当她不再被爱的时候觉醒了。她一旦觉醒她便不再满足仅仅被爱。她忽然觉得自己是那么需要去爱。那么需要强烈地爱一个男人。这种冲动萌发得那么突然！使她的心理毫无准备，那道无形的屏障一下子便被突破。咄咄逼人的仿佛从四面包围着她的孤独，压迫得她的心灵无依无傍。它带着一股深厚的柔情一股猛烈的激情一种急切的全部给予的愿望，要主动地报答地偿还地不顾一切地贴紧跟前这个男人的心！它使她整个人像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一样！
她情不自禁地伸出一只手，想要抚摸他的头发，他的脖子，他的手。
这时，闹钟的铃突然急促地响了。
他猛地抬起头，有些惊异地瞧着她。
她立刻下意识地缩回了那只手，慌乱地放在胸前，接着放在桌子上，随后藏在衣角下，并用另一只手隔着衣服紧紧握住了那只偷了东西似的手。
她嗫嚅地说：“我……见你睡着了……还夹着烟，就……替你把烟掐了……”她感到自己的脸像靠近了烧红的火炉，被烤得灼热起来。
他不再瞧着她，止住闹钟铃，合上课本，站起身来。
她悄悄退回床前，又如先前一样坐下去，同时垂下头。
他转过身时，问：“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去找他？难道我们的关系……可以这样长久维持吗？”
她不回答。
他又说：“我等待着你回答呢！”
“不……”她依旧低垂着头。
“为什么不？更痛苦的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你自己……”
“你不必去找他，让我自己去找他吧！”她缓缓抬起头，用一种恳求恩准的目光望着他。
“我担心他会伤害你。”
“他不会的。”
“那你明天就该去找他。”
“明天，我……做不到……”她又垂下了头。
他注视了她一会儿，不再说什么，大步走到外屋去了。
她顿时又感到那种咄咄逼人的孤独从四面向她包围过来。仿佛别人看不到的冰凉的水，渐渐没及她的双腿，没及她的胸，就要使她陷于灭顶之灾，她感到窒息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她再也坐不住了，她站起来，走到桌前，在他刚刚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去。桌上摆着一面小圆镜。她瞧着镜子，慢慢从头上摘下了那顶旧的单军帽。
苍白而憔悴的脸，稀少得可怜的头发，一个伪装得又草率又拙劣的病尼姑的形象。
她目光呆滞地瞪着“她”。
命运，命运，你把我变成了这么丑的样子，我也绝不向你屈服！王志松，王志松，总有一天，我会具有勇气去找你，当面对你说，我无过！……
她心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轻轻拿起小闹钟，将上铃弦的旋钮拧了下来，揣进兜里。思忖片刻，又站起身走到窗前，轻轻打开了小风窗，从窗口扔到外面去了。
外屋，兄弟俩在说话，她注意倾听着。
“哥，从明天起，你别去上班了。”
“那怎么行！临时工，三天不上班就除名。”
“要不我替你去干？我跟厂里说说，领导会同意的。”
“你的腿不好，怎么能干得了那么重的活！”
“再有几天你就要参加考试了呀！”
“不行！”
“哥，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一定要争取考第一。这不是全国高考，捣鬼的名堂多了！考第二第三，别人把你顶替下来，你也没处讲理去！……”
“别说了，快睡觉吧！”
她走到外屋去，对他说：“你应该听立伟的话，明天开始，让我顶替你去上班吧！”
“你？……”他看了她一眼，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行！……”
她比他更加坚决地说：“如果你不同意，明天我就离开你的家！”
“去找他？你早该如此！”
“不去找他，去流浪！去讨饭！”
这时，外面传来宣传车的广播声：
“全市公民请注意，全市公民请注意，市公安局颁布特殊治安令，从明日起，晚十点以后，行人必须随身携带工作证件。对可疑者，公安人员有权进行盘查或者拘留……”
广播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各街道委员会，各派出所，要对返城待业知识青年实行认真严肃的注册登记，各影院，剧院，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严禁返城待业知识青年以任何理由举行任何形式的聚会……”
郭立伟从吊铺上探下头对哥哥说：“昨天中午有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拎着一个手提包闯进了市劳动局局长办公室，把手提包朝局长的办公桌上一放，从里面取出一个炸药包，逼着局长亲自给他们开介绍信介绍工作，否则他们就要点炸药包……”
“结果呢？……”郭立强低声问。
“局长给他们开了介绍信。他们得意洋洋地离开劳动局，在马路上被公安人员铐上手铐逮捕了……炸药包是假的……”
啪哒！
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是风将里屋的小风窗关上了……
肉体承受不了的，心灵能够支撑着；心灵承受不了的，肉体却无法分担。这种时候，沉重的劳动，对人意味着变相的解脱。两种负荷加于一人，人就分不清哪一种负荷属于肉体方面的，哪一种负荷属于心灵方面的。这是文明的现代人拯救自己的古老而原始的方式，人类至今还想不出比这种方式良好却又比这种方式更有效的另一方式。
四十八公斤重的木箱压在徐淑芳背上，她那虚弱的身体没走出几步就被压倒了，幸而没被压伤。她爬起来，去抱那木箱，抱不动。几双脚在木箱四周站住了：穿翻毛皮鞋的，穿大头鞋的，穿棉胶鞋的。
她因为自己被压倒了而感到无比羞耻，没有勇气抬起头来。
一只手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她感到了那只手的宽大和分量。她执拗地又抱那木箱。它像有一个底座深埋在地下，纹丝不动。
那只手抓住她的腕子，毫不费力地将她拉起来，轻轻扯到了一旁。
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怜悯地瞧着她，摇了摇头。
“帮我放到背上吧……”她苦苦地请求。在北大荒，她曾扛着一百五十斤重的装满麦种的麻袋上过四级跳板啊！力气，生活曾给予她几乎等同男子的力气。如今生活又把这样的力气从她身上收回去了。就像一个大人捉弄一个孩子，在孩子被骗下深坑后，却将梯子从坑中撤走了。生命所给予人的一切都是有限量的。人在孩提时代就失去了的，可能一辈子都失去了。人在青春年华付出太多的，以后在这方面就贫乏了。如果她早已懂得这个生命的哲学，她当年就不会被一种近乎自我摧残的劳动热情所促使而不惜以耗损血肉之躯去获得表扬了，可她当年不懂。“徐淑芳劳动积极肯干。”一句这样的口头表扬，会使她心甘情愿在某种最沉重的劳动中活活累死。生命总是在人不懂的时候收回它给予人的宝贵的一切。
那高大魁梧的男人弯下腰，用一只手抓住捆绑在木箱上的麻绳，拎起便走，像拎一只空木箱。
另外三个男人，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她。
她呆呆望着那个拎走木箱的男人的背影，一动也不动。更准确地说，是想动而不能动。羞耻感像一根无形的钉子，从她头顶穿下，将她牢牢地钉在那个地方了。那一时刻，她是多么自卑，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自卑。如果可能，她愿求助于某种神明或巫术，将她立刻由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人。哪怕变成世界上最丑的男人，她也感激不尽。只要能使她变成一个有力气的男人就行！力气，力气，她宁愿用一个女人内心的全部柔情和在别的女人们看来是最美好的一切一切，换取能扛起四十八公斤重量的力气。
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从仓库里走出，迎着她一直大步走过来，走到她跟前才站住，低声说：“我瞧不起他！”
“谁？……”她机械地问。
“你丈夫！我绝不会让自己的老婆顶替自己来干这种活！如果我有老婆的话！”
“不许你侮辱他！”她本能地维护“丈夫”的人格，大声说：“是我非要来，他才不得不同意，过几天他要参加考试，他得复习好多功课……”
“所以我才瞧不起他！他自私透顶！他不配做一个丈夫！你回去告诉他，虽然我跟他交情不错，可我从今天起开始瞧不起他！”他满腔怒火地说罢，撇下她在那儿，一转身就走。
她怔了片刻，赶紧追随在他身后，边走边说：“其实我能干……”
他站住，转过身，看了她一会儿，吼道：“你能干个屁！”吼罢，又大步朝前走。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男人扛着木箱从她身旁走过。他们扛着四十八公斤重的木箱，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一个个还故意在她面前显出力大无穷的样子，一边走，一边你撞我一下，我踢你一脚，像耍坛子的杂技演员一样，将木箱从左肩移到右肩，从右肩移到左肩，尽情炫耀男人们的力气。其中一个，扛着木箱一边从她身旁扭扭搭搭地走过，一边学着她的语调说了一句：“其实我能干……”
另一个立刻接了一句：“你能干个屁！”
于是他们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她由羞耻而愤怒了。她跑着追上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在他前边倒退着走，同时盯着他的脸，咬牙切齿地说：“你再敢侮辱我和……我丈夫一句，我就跟你拼了！”
他又吃惊地站住了。她转身朝货车跑去。
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守在一节货车车厢门两侧。
她跑过去后，一句话也不说，在他们面前将自己的后背弯成了一个平面。
半天她也没感到有重量压在背上。
她缓缓直起了腰，见他们各自靠着一侧车门框，都将两臂交抱胸前，居高临下望着她皮笑肉不笑。几个男人站在她四周，一个个的神态，像期待着她耍什么把戏。
在她身旁，一把铁锹靠着车皮。
她突然抓起那把铁锹，抡过头顶朝站在货车上的一个男人砍去！那男人急忙一闪，锹头擦着他的肩膀，当地一声砍在包着铁皮的车门框上，迸出几颗火星。锹头断了，掉在地上。那男人朝车门框瞥了一眼，上面留下了一道几乎被砍透的痕迹。
她双手仍紧握锹把，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以一种打算拼命的目光瞪着车上的两个男人。
他们对视一眼，同时默默去搬一个木箱。
她第二次在一些男人的观看之下，弯平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后背。
车上的两个男人，存心将木箱搬起得很高，企图报复地重重地压在她背上，将她压趴在几个男人面前。幸亏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这时走来并看出了他们的企图，当木箱还没有压在她背上之前，伸出一只手用力在箱底托了一下。否则，她是一定会被压趴在地的。
和她如今的体重差不多相等的重量，仿佛一块由千斤锤锻成的铸铁，压在她的后背上了。这一次，她竟挺住了。她反臂用双手扳住木箱两角，腰弯得更低了，她的身体被压得像一把曲尺。她觉得，木箱中装的不是机床的笨重部件，而是铅水，从她的后背上，浇注到了她的两腿中，并且立刻凝固了，使她的两腿不能朝前移动半寸。
足足有两分钟的时间，她背负着那木箱，一动不动。
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不安地说：“实在不行就快甩下吧，别逞强。”
她觉得一股股血液涌到脸上，凝聚在脸上，停止了流动。她一阵头晕目眩。
水泥地面倾斜了。
货车开走了。
她在心中对自己叫喊：“徐淑芳，徐淑芳，你不能被压倒，你朝前走啊你！……”
她的两腿却还是迈不出去，它们开始发抖了，它们的支撑力达到了极限。
她恨不得从自己胸前立刻再生长出两条腿，支撑住自己马上就要被压垮了的弯平了的身体。
她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匹牲口，或者一张四腿带轮子的桌子！
她觉得她必须从口中喊叫出某种声音来，以减轻压在背上的实际无法减轻的重量。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多么奇怪啊，此时此刻，竟真有一个声音，在对她念这段“最高指示”。像是她自己的声音，又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像是有一张嘴贴她耳朵念着，又像是从极遥远的地方时有时无地飘过来的。那是一种絮絮叨叨的，老太婆的呓语般的声音。其实她什么声音也没听到，那声音纯粹是在她的幻觉之中产生的。那是肉体在重压下发出的无声的呻吟，是绝望了的意识在崩溃前发出的可怜的寻救的呼号，而绝不会产生所谓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的奇迹，只有人在迷信这种转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就像只有迷信鬼神的人才会看到鬼神一样。当年她就是念叨着那段“最高指示”，扛着一百五十斤重的装满麦种的麻袋踏上四级跳板的。当年她本身具有着这样的力气，当年她口中不论念叨着什么都不会被压倒。
人的意识是有记忆的。它在绝望的濒临崩溃的时刻，当年储存在它记忆中的某种讯号发出了条件反射。
她的意识一旦本能地捕捉到了那种似“最高指示”而非“最高指示”，似自己的而非自己的，飘忽不定的，又远又近的，老太婆的呓语般的声音，就像饥饿的婴儿寻找到了可以裹吮的东西一样，迷乱地亢奋起来。母亲的乳头，橡皮奶嘴，自己的手指，对饥饿的婴儿在一定的时刻起同样作用。意识的亢奋虽然不是“精神力量”，但它的亢奋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带动人的运动神经中枢也亢奋起来，带动人的每一块肌肉也亢奋起来，带动人的整个身体也亢奋起来。
她感觉到那种声音确实给予了她一些力量。
水泥地面仍是倾斜的。
货车仍在从她身旁开走。
她的身体仍弯得像一把曲尺。
她仍觉得一股股血液涌到脸上，凝聚在脸上，停止了流动。
但她终于迈出了一条腿。接着，迈出了另一条腿。
在几个男人无比惊讶的目光的注视下，她背负着四十八公斤重的木箱，像一台被遥控的机械一般，朝仓库极其缓慢地运动而去。
四十八公斤的重压一脱离了她的身体，她就赶快跑出仓库，跑回到货车那里。她不敢休息一会儿，也不敢站一下，喘口气。她害怕自己身体这种奇迹般的状态松懈下来。她一弯下腰，就连声说：“快，快，快……”第二个木箱一压到她背上，她的两腿就迅速朝前运动。她是完完全全坠入了一种亢奋的，机械的，奇迹般的状态之中。似“最高指示”而非“最高指示”，似自己的而非自己的，飘忽不定的，又远又近的，老太婆的呓语般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耳边。她一次比一次运动得更快了。
休息的时候，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找不到徐淑芳了。
仓库旁的小屋里非常暖和，炉火很旺，将炉体烧红了。炉盖上放着一个粗铁丝架，摆着她的和他们的饭盆，散发出混杂在一起的诱人食欲的香味。男人们打开各自的饭盒盖后，并不急于吃饭，他们一边尽情嗅着那种混杂的香味，一边烤火，喝茶，抽烟。
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见屋里没有她，又到外面去寻找，甚至爬上了那节货车车厢找，却还是找不着她。
他回到小屋里，向众人：“你们谁看见那个女的在哪儿啦？”
众人都说没看见。
“奇怪，能到哪去呢？”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突然大发脾气，吼道：“你们都给我去找！找不到，谁他妈的也别给我回来！”
他是他们的头儿，又是他们中最高大魁梧的一个。他们见他真发脾气了，不免有几分怕他。他们都乖乖地离开了小屋，四处找她。
最终还是他自己将她找到了。原来她躲在仓库里，躲在几排木箱后，蜷缩在一堆没使用过的纱线之中。她的双膝曲收在胸前，她的脸被纱线掩埋着，她的两条手臂一上一下，瘫软地伸展着。她那样子像一只伸展着翅膀死去了的小鸟，然而她的全身却在瑟瑟发抖。不是因为冷，她并不感到冷，是因为她全身的肌肉都在痉挛地颤动。她的身体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亢奋的沉重的耗损之后，此刻是半死不活了。她是再也没有丝毫力气了，纵然她身下的纱线着起熊熊火焰，她也站不起来了。那种荒谬的亢奋状态彻底过去了，耳边那种怪诞的声音逝去了，她的意识完全消散了，她的肉体完全松懈了。只有从她还呼吸着这一点，可以认为她仍活着，连她的呼吸也是痉挛的，一阵急促，一阵微弱。
他蹲下身去，轻轻推她，不安地问：“哎，你怎么了？”
她还是那样子蜷缩在纱线堆中，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你为什么不到屋里去，屋里暖和啊！”
“……”
“你总得吃午饭啊！”
“……”
“你是不是在发高烧啊？”
“……”
他不知所措地慢慢站了起来，依然瞧着她。
他突然开口骂道：“郭立强，我操你祖宗！”
她的头转动了，露出了掩埋在纱线中的脸。
她声音微弱但很恼怒地说：“你……滚！……”
他见她开口说话了，又蹲下身去，像大人哄小孩似的说：“跟我到屋里去吧，啊？屋里可暖和了，还有一张床。吃饱了饭，躺在床上休息，不比你躺在这儿舒服吗？”
“你……走吧！我……现在骨头都……散了……一会儿就到屋里去……求求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躺一会儿……”她说着，又将脸埋进了纱线中。
他无可奈何了。他脱下棉袄盖在她身上，站起来摇头叹气地离开了仓库。
二十多分钟后，她披着他的棉袄，走进了那小屋。
她见他们已经将炉子围住了，用目光寻视着，想找一个离火炉不远，又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坐下。
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从炉旁站了起来，走到她跟前，将她推到了自己坐的地方。
她一声不响地在他坐过的两块摞起来的砖头上坐了下去。
他默默地替她将饭盒从炉盖上取下来，放在她膝上。
她感到饿极了，也不怕烫手，打开饭盒盖，抓起一个包子就咬。这只手里的还没吃完，另一只手又抓起了另一个。三口五口，一个包子就不见了。她简直不像一个女人在吃东西，像一个饿鬼饕餮。她吃得两手是油，满下巴也是油。油从双手和下巴滴淌在她的衣服上。她那样子，恨不得要将嘴嚼的过程省略，将胃从胸腔内掏出来，将包子一个接一个塞入胃中。饭盒里顷刻就剩两个包子了，她的胃似乎还空着一大半。
她忽然有所觉察，停止吞咽，抬起头来，见男人们一个个都拿着饭盒，目瞪口呆地瞧着她，像瞧着一头饥饿的母狮子在吃鲜血淋淋的肉，担心她没饱，接着会把他们也一个个都吃掉似的。
她不由得侧转身子，两手往衣服上擦了擦，比较斯文地吃掉了饭盒里剩下的两个包子。
“真够吓人的！”
“你问她饱了么？没饱，我舍出一条胳膊给她吃！”
“你？除了皮就是筋，有啥吃头？”
“就你有吃头？”
“那当然！肥的在腰上，瘦的在腿上，她想吃哪儿吃哪儿好啦，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他们拿她开心取乐。
只有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在闷头吸烟。
她不理他们，起身从炉上拎起水壶，倒了半饭盒开水，重新坐下一边吃一边喝。
这时她才感到身上有些冷了。衬衣完全被汗湿透了，毛衣也湿了，棉袄里子也湿了。她被烤得冒着蒸气，但湿衬衣却是冰凉地贴在身上。如果没有他们在，她真想将衣服全部脱下来，让炉火烤暖自己的身体。
她从头上摘下了棉帽子，却连那顶旧的单军帽也一起带下来了。
“嘿呀！从尼姑庵还俗没多少日子吧？”
他们中的一个油腔滑调地说。
于是他们全体哈哈大笑。
她仍不理他们，赶紧戴上单帽，将棉帽里子翻出来，拿在手中贴近炉体烤着。
她的沉默，她的容忍，助长了那些男人们对她的放肆。而且她越是沉默，他们越觉得不满足。她越是容忍，他们越觉得快活。他们是习惯了将拿女人逗笑开心当成正常娱乐的。他们是些没有幽默感，只有庸俗，没有羞耻感，只会竞赛下流的男人。
他们开始讲起种种下流话来。这种话，由一个人口中说出第一句，就像打呵欠似的，引得其他几个人也产生了连锁反应。粗俗的，没接受过文明教育的男人，在这方面个个都有举一反三的天才。某个女人在场，对他们发挥这方面的天才是鼓舞。下流话一句接一句从他们口中说出，像螃蟹吐沫，越吐越多。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无耻。他们的话一句比一句更不堪入耳。他们的话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无异于变相奸污。他们仿佛获得着一种又满足又不满足的快感。
她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在她今天早晨来干活之前，郭立强仍那么坚决地阻止她。
她猛地站了起来，将饭盒里的剩水朝他们泼过去。他们被烫得失声叫喊，一个个慌乱地跳起来，向后躲避。
她抓起一切随手能够抓到的东西，砖头，木墩，蜂窝煤，向他们接连不断地狠狠砸过去。她的发泄，比起她当年的教导员姚玉慧在市场管理所的发泄，要猛烈得多。如果“金嗓子”刘大文在场，一定会为她鼓掌并高呼“乌拉”的。她转眼由一只兔子真的变成了一头母狮，她那种积聚在胸的要和自己的命运一拼的勇气，此刻全部表现出来了。仿佛她若将他们一个个打死，便也战胜了自己的命运似的。
几十块蜂窝煤朝他们砸光了，碎落满地。
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却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她尽情发泄。
她从墙角操起一把拖货的搭钩，像古代士兵挺着长矛一样向他们冲去。
他们狼狈地纷纷逃出了屋子。
她失去了进攻的目标，挺着“长矛”在屋里打转。
突然她举起“长矛”，向吊在半空的烟筒狠狠砸去。烟筒分节了，在半空晃来荡去。
顿时满屋青烟。
她还要将炉子踹翻。
这时，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才从身后抱住了她。
“放开我！你放开我！……”她喊叫着，挣扎着。
他说：“你疯了！”将她抱得更紧。
她扔掉“长矛”，低下头便咬他的手。用她全部的愤怒，全身的力量咬他的手。那一时刻，她觉得咬的不是一个男人的手，而是一块坚硬无比的石头，而是她的命。她要将它咬碎。由于用着发狠的力量，以至于她紧紧闭上了眼睛，身子都绷得发抖了。
他不做声。使劲攥着那只手。
终于，她觉得自己的牙齿咬进了“石头”。它不那么坚硬了，碎了。
她放松牙齿，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一只流血的大手在痛苦地抽搐着，咬痕那么深那么深。她几乎从他手上咬下一块皮肉来。
“放开我，放开我呀，我这是怎么了啊！……”她哭了。
他放开她，向她伸出了另一只手，低声说：“还想咬，你再咬吧！”
她一下子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呜呜哭着。
她已经哭过不少次了。
今天，她第一次感到，哭给她带来了一种痛快。
这是她返城后唯一感到痛快的一件事。
“你必须忍受，”他一边接烟筒一边说：“他们就是那样！要么，你用什么东西把耳朵堵上；要么，你明天别来干。”
他将烟筒接好，朝窗外看了一眼，走到她跟前，俯视着她，又说：“这仅仅是开始。以后，他们可能还会对你动手动脚。你还想继续干下去，就必须忍受。在你之前，也曾有几个女人来干过。她们不像你，她们不在乎。这给她们带来了好处，她们愿干就干点，一点不干也无所谓。这儿的活累，很少有女人来这儿干活。他们都愿意替来这儿干活的女人多出把力气，但那个女人得对他们作出让步。他们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他们不感到羞耻……”
她不哭了。她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放下了。他站起来了，她瞪着他。
她说：“我不需要谁替我多出力气，我绝不会比他们干得少。我明天还来干，我要随身带把刀，谁敢再对我说一个脏字，我就和谁拼命！”
“现在你应该理解，我骂你丈夫是有道理的了吧？”
“你敢再骂他，我也和你拼命！”
……
下午上班后，那些男人们在她面前一个个变得规矩多了。再没有一个人敢对她说一句非礼的话，也再没有一个人敢以哪怕是极微小的轻薄举动冒犯她。
人的尊严，像人类的和平一样，捍卫它，它才存在。而某些女人们在捍卫自己尊严的时候，尤其某些弱女人们在捍卫自己尊严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不怕一切不顾一切不惜一切的勇猛，是足以令男人们感到惭愧的。尊严是她们在没有做母亲之前的孩子，不能够捍卫自己尊严的女人也必定不能够成为一个好母亲。
那些男人们的目光，甚至都不敢与她的目光对视一下。她的眼睛里仍闪耀着一种母狮般的凶猛。他们教会了她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她纠正了他们对于女人的错误认识。
对于她来说，下午的时间要比上午的时间长得多。但是她已不再将四十八公斤重的木箱放在眼里了。正如她不再将那些男人们放在眼里。她想，原来生活中能将人压倒的东西并不很多。
中间休息了一会儿，她走进小屋去喝水，他们竟都不敢进屋。
她喝罢水，一转身，愣住了。
郭立强出现在她眼前。
他说：“跟我回去。”
她说：“不！”
“你怎么能扛得动四十八公斤的木箱！”
“不是扛，是背。”
“背也一样！”
“我已经背了七十多箱，并没被压垮。”
“我不能让你来顶替我干这么重的活！我是个男人！”
“我需要干重活，我是个女人。”
“难道你需要虐待自己？！”
“我需要解救自己。”
他不说话了。
他默默地望着她。
她也默默地望着他。
他又说：“用这种方式解救自己是愚蠢的。”
她回答：“我在这里比在你的家里感到自己……更是一个人。”
“你胡说！”他恼怒了。
“不是胡说，”她望着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是实话。”
“你心里恨我？”
“我从来也没有恨过你，我永远感激你。”
“你究竟要我怎么办？”
“录取后，让我顶替你在这里的名额。”
“我问的不是这件事！”
“……”
“你究竟要我怎么办？”
“我没有权力再对你要求什么了！”
他又不说话了。
他朝窗外看了一眼，几颗脑袋立刻缩到窗台下。
她却说：“我该干活去了！”就朝门外走。
当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凝视着她的眼睛。
他说：“你哭过。”
她说：“沙土眯眼了。”
他说：“别恨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她说：“我也是。”又苦笑了一下，掰开他的手指，走出去了。
他在屋里呆呆站了一会儿，也走出去了。
他看见她背着沉重的木箱，身子弯成九十度，缓慢地走过来。
她经过他身边时，吃力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作出一种近乎天真的微笑。
那微笑的含意好像是——你瞧，压不倒我！
她那一笑使他肝肠寸断。
他不忍心再看到她“表演”第二次，一转身大步走了。
“你给我站住！”
他听到了一个人的怒喝。
他站住了，扭回头——是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
“你小子不是人！呸！”对方狠狠朝地上吐了一口。
他无法解释，也根本不想解释什么。
他心中暗暗发誓：郭立强，郭立强，你一定要考上！你一定要考第一！为了你自己，为了弟弟，也为了她……
他说：“告诉他们，谁敢欺负她，我找谁算账！”
他猛转身离开了货车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