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今年乍暖还寒时节，我又回到哈尔滨。
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再没见过翟子卿，自然也没见过她。
但总共收到过她三封信。第一封信里说——翟子卿他变了，似乎开始打算做好丈夫和好儿子了。在家里整整待了一个多月，哪儿也没去。也不访友，也不会客。终日侍奉于老母亲左右。
“子卿他对我说，以前太有负于我了。请求我宽恕他。还引用流行歌曲里的话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想，我理应宽恕他。一个妻子不能拒绝一个丈夫的忏悔。一个家庭的裂痕如果还能弥合，总比索性拆散的好。我发现我内心还是希望弥合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家的裂痕也能弥合，还有我们的感情。我原以为我对他和他对我，已经彻底丧失感情了。看来我对自己的认识是错了，对他的认识也未免太极端了。但愿你能为我们祈祷和祝福。我们的家为什么不可以再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呢？我们有确保幸福的经济基础，还有重归于好的感情基础。我也将为你的家庭幸福祈祷和祝福。对你我来说，有些事情，就保留在记忆中吧。人世间的某些事情，本不过是某种‘缘’。而‘缘’之所以是‘缘’，那是因为它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可讲。所以‘缘’一旦面对现实，总是要屈从后者的。”
第一封信写得很长。横格信纸，工整秀丽的一行行小字，竟写了七页还多。
我没有回信。我们分别时她有言在先，只她给我写信，而我不得主动给她写信，也不必回信。这“条约”尽管对我欠公平，但我当时答应了。
其实我很想给她回封信，也动过几次笔。动笔前似有千言万语，而真面对信纸，却不知该写些什么了。写了撕，撕了写，最终还是作罢了。
我对自己说——就让我成为一个信守诺言的男人吧。对她那样的女人，信守诺言也许是最大的尊重和别一种爱法吧。
她的信告诉我，他们分明地又住在同一个家里了，分明地每天夜晚又同床共枕了。
即使他们不重归于好，我和她的关系也是没发展前途的。希望一个女人永远做自己的所谓“情妇”吗？我首先就会替那个女人不能容忍自己。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女人做男人的“情妇”对女人更尴尬的事了。而且我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根本不具备起码条件拥有一个“情妇”的男人。站在她的角度替她想一想，我也只能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那时我已从故宫买回了一尊铜的观音像。接连几天，每晚睡前我燃起香来，恭恭敬敬地站在观音像前，双手合十，心中虔虔诚诚地为她祈祷和祝福。既是为她，也就没法儿不一块儿为翟子卿祈祷和祝福了。
妻见了奇怪，问我怎么信起观音来了。
我反问：“那你叫我还有什么别的可信的呢？”
妻又问：“你为谁祈祷？”
我回答：“为一切我爱的人。”
“包括我吗？”
“怎么会不包括你呢？”
妻笑了。
我望着她的笑脸，发誓从此再不背叛妻子的感情（事实上，我也并非是背叛了她的感情），无论再被怎样一个女人所诱惑……
观世音开经偈中言——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奉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之德本，众人爱敬。
于是我还常祈祷观音，保佑他们生一个将来如她一样好看一样性情的女儿，或将来如他一样英俊一样天资聪颖的儿子。
两个月后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一封短信。与第一封信相比，尤其要短。潦潦草草的，只写了一页半。信中只说翟子卿又到南方赚钱去了。说他强调那是一次大机会，一次今后很难再有的机会。说他强调他期待那样一次机会，已经期待了几年了。好比一心获得金牌的国际级运动员，早就期待着奥林匹克一样非去不可，决不能坐失良机。她阻止不了他。他老母亲也阻止不了他。小芹壮着胆子帮着说了几句阻止的话，还被他斥骂了一顿。
看得出她写信时心情是糟透了。
我将那封短信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几乎能背下来。我想这一封信，我必须不顾诺言及时复信。但铺开稿纸，顿觉比第一封信更难回复。
究竟该说些什么呢？
怎么复信都言不由衷，也都欠妥。
于是我又接连几天晚上在观音像前为她祈祷，同时也不能不为翟子卿祈祷。祈祷他马到成功，发一笔大财，尽快回到她和他老母亲身边。
年初我收到了她的第三封信，比第二封信还短。信中只说翟子卿南方之行受骗上当，被坑了五十多万。还说——其实她早已怀孕了，按日期推算，不是翟子卿的，是——我的。
他似乎也明白不是他的，似乎也明白会是谁的。所以他坚决让她堕胎，而她坚决不。
她在信中说反正堕胎已来不及了，那么她就好好儿怀着孩子，平平安安地将孩子生下来。说她早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喜欢，都会爱的。说老人家也猜到了孩子是谁的，但老人家也坚决反对她堕胎。说幸亏有小芹，不但侍奉老人家，还担负起了照顾她关怀她的义务。说孩子生下来后，她和翟子卿也就该干脆彻底地分道扬镳了。并保证，今后决不会因为孩子给我添任何麻烦。说她觉得，做一个只有孩子没有丈夫的女人，未见得不也是一种挺好的活法。
我揣着那封信，独自到家附近的公园里，在石凳上呆坐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内吸光了一整盒烟。
那一天是星期天。
许多年轻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公园里玩儿。草地上处处可见男孩儿女孩儿奔过来跑过去的活泼身影。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此起彼伏。
后来我按着打火机，将那封信烧成了灰烬。
一阵轻风掠过，黑蝴蝶似的一团纸灰，在我脚旁盘旋了几圈，依依不舍地随风而去。
我望着它被吹散得无影无踪，只想永远地在那石凳上坐下去，坐到老，死在那儿……
后来儿子出现在我面前，说家里来了一位编辑。
“爸，你一个人吸了这么多烟？”
儿子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我说：“回家后别告诉你妈。”
儿子讷讷地又问：“爸，你心里烦是不是？”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是的。爸爸心里从没这么烦过。”
“因为……想写，又写不下去？”
“不，比那还糟。”
我牵着儿子的手，更准确地说，是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牵着我的手，像牵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爸爸一样，将我领回了家。
我默默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再见她一面，我还算个男人吗？至于翟子卿作何感想，以及将会怎样对待我，随他的便吧。我才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个女人腹中怀着我的孩子已经再有几个月就该生下来了，我必须赶到她身边去！
然而不久我的老母亲病了。
在哈尔滨我依旧住那一家宾馆，依旧住那一层。仿佛，我与那一家宾馆那一楼层，也结下了某种“缘”似的。只不过这一次住东侧，而前两次住西侧。楼层服务员姑娘们一个都没换。她们对我早已熟悉，我对她们也不陌生。她们有她们的另一种“非缘”的解释，说那一层楼是专为招待外省市来哈尔滨的领导干部的，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不安排“闲杂”住客。我是作家，与“闲杂”似乎有着点儿区别，属于破例安排。其实，更真的“一般情况”，乃因那是最高一层，许多人不情愿住。在她们心目中，也许恰恰相反，我可能正该归在“闲杂”的中国人一类。
她们接近时瞧我的目光，或远距离望我的样子，使我觉得，似乎和先前有所不同了。仿佛是在瞧着或望着一个被抛给了社会舆论热点的人，好奇心似乎还掺杂着同情。
我想我并没什么很值得她们同情的。
然而心里不免形成了疑问。
住下后我问她们中的一个——哈尔滨可有什么新闻？
她说：“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事儿算得上新闻啊！”
我说：“也对也对。”
她问我：“此次回哈尔滨处理什么问题？”
我说：“一个写小说的人哪儿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啊！”
她笑笑，笑得意味深长。
我也笑笑，笑得并不自然。
闲闷无事地挨熬过了白天，终于挨熬到了晚上，于是我在房间里拨通了她“自己的家”里的电话——不料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声音很粗，口吻烦躁地问我找谁。
我犹豫片刻，说出了她的名字。
“打错啦！”
对方啪地挂断。
我想怎么会错呢？如果她的电话号码变了，肯定会在信中告诉我。
于是又拨。
“同志，是吴妍家吗？”
“不是！”
“不可能不是啊，明明……”
“你打错了就是打错了，啰唆什么！讨厌！”
对方恶声恶气，我先自放下了电话。
我发了半天呆，鼓足勇气，又往翟子卿家拨电话。话筒里却有另一个女人的声音礼貌地告诉我：“对不起，这一个号码已经取消。对不起，这一个……”
我不愿再迷茫地发半天呆，披上衣服，决定马上就去她家。
敲了几分钟门，室内毫无动静。
我想我记错了街道？记错了楼？记错了门洞或楼层？
于是满腹狐疑地退出到楼外。
街就是那一条街，楼也就是那一幢楼，三单元四层二号，明明并没错。
于是我再次入楼，再次敲门。
从楼底层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一手拿着晚报，一手拎着装牛奶瓶的小小塑料提篮儿。她经由我身旁迈上楼去，在楼梯间放慢了步子，站住了，扭回头自高而下地望着我，低声说：“他家没人了。”
我一时没明白她这句话的准确含意，懵懵懂懂地问：“他家搬走了？”
女孩儿摇摇头。
“他家奶奶死了……他家阿姨也死了……”
“……”
“他家已归别人住了。别人正重新装修，说是要冲邪气。”
“女孩儿，别胡说，这不可能的。”
“我没胡说，是真的。我爸妈还不许我乱讲呢，怕后搬来的人家听了犯忌。要不是冲着他家奶奶和阿姨活着时对我好，我才不告诉你呢。”
我正欲接着问什么，女孩儿已转身噔噔奔上楼去了。
我并没在那扇别人的家门前怵然。我根本不相信那女孩儿的话。两件事连在一起想——电话“错了”和“奶奶阿姨死了”，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似乎释开了。我认为这必是翟子卿的谋略。他必是预料到了某一天我会突然而至，他已不愿再见到我。排除我和她的关系，在黑河，在黑龙江堤的台阶上，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时他已表示不愿再见到我了。那么在我和他之间，又揉进了我和她的暧昧，他更加不愿再见到我丝毫也不奇怪。说不定那女孩儿，那恶声恶气接电话的男人，这幢楼里的许多人，以及宾馆里那几位瞧我或望我时目光异样的服务员小姐，都统统被他用钱收买了，成了他的“帮办”。但以这样的谋略打算再次从我的寻访中永远消失，也未免太“翟子卿化”了，而且简直是一个自渎式的谋略。
我想我既然来了，不见到她我是决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家乡城市的。没有什么人的什么方式能阻止我再见到她一面，至少再见到她一面。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里的寻访。
我当然只能从熟悉他的那些人开始。我也就认识几位熟悉他的人，他们都曾给过我他们的名片。
“你知道，钱，对翟子卿意味着什么吗？”
在一位现代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家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我回答：“他说过，金钱本身即生活。”
他又问：“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逻辑，是不是？”
我说：“是。”
“很粗鄙的逻辑，是不是？”
我沉默。既然翟子卿已不再是我的朋友，我也就不便回答了。坦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有攻讦之嫌的。我不愿被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方面看轻我。
他笑了。
他呷了一口茶之后说：“但凡够得上是一种主义，总是多多少少与信仰联系着的，你还有信仰吗？”
我想了想，回答：“有。”
“什么？”
我又想了想，回答：“民主与科学。”
他又笑了。又呷了一口茶。
“好。不愧是作家。还有勇气回答这个现代人最尴尬的问题。回答得也很体面，不俗。但是，很体面很古典的回答，不一定就是虔诚的回答。我们现代人越顾及体面，反而与我们存在于斯的社会真实相距越远。我们越装出古典的样子，我们反而变得越虚伪了。请允许我斗胆再问一句——你回答之前，你在犹豫，你在暗想，你在心里掂量你的话。我们这不是在进行面试啊。如果信仰是一位口语表达能力良好的人经过犹豫、暗想和掂量才能回答的，那么对这个人而言，他们回答的并非他的信仰。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种答案。信仰是那种根本不必犹豫不必暗想更不必在心里掂量就能脱口而出立即回答的东西。它所代表的虔诚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当然，必要的时候，还体现在为之奋斗，为之捐躯。作家，你时刻准备着吗？”
“这……”
我一时语塞，不禁大窘。
我不愿一进门就直掷给对方一连串问题，三分钟内获得答案转身就走。目的性如此之强的造访，谁是主人谁都会反感的。我一心想迂回地接近我的目的，在对方不知不觉中获得到我急于获得的答案。所以，我也就只好任由博士向我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博士。
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常使你觉得像一头瘆人的怪物。因为“它”往往最使自认为有文化的人感到心理别扭，所以往往也最被自认为有文化的人讨厌。这么一些人讨论人的心理现实的时候，也正是彼此都要掩饰起在心理现实面前的虚伪和尴尬的时候。他已持矛在手，我只得举盾。我所要逃避的，正是虚伪和尴尬。孰料我还是粘在虚伪和尴尬织成的网上。
“别不好意思。承认事实本身应当是一件坦然的事情，而不应当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真的，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是一个没了信仰的人。彼此彼此。尽管我的职业经常使我不得不面对信仰问题，但那不过是工作，而非热忱，好比木匠经常接触钉子。从马路上随便拉十个中国人来问问，大概有五个人发愣，三个人坦率告诉你让信仰他妈的见鬼去！一个人说谎。最后一个人，将会像你一样，需要经过犹豫、暗想和掂量才能作出似乎体面似乎古典的回答。其实，没有信仰也并不可耻。我以学者的身份访问过德国的慕尼黑，一座非常美丽清洁的古城。一个德国，一个日本，曾是这地球上最善于创造现代的种种主义的人。过去了‘纳粹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他们对种种主义也就是对信仰的创造性终于疲软了。慕尼黑最大的啤酒店里，常有几百人在一起喝啤酒。有一天我也在那里喝啤酒。我突发奇想，打算问一百个人，他们信仰什么？我那么做了。一半左右的人信仰上帝，多数是中老年人。而另一半年轻和较年轻的人，几乎全都坦承他们并无什么信仰。问我人为什么非要有一种信仰？为什么非要追求一种信仰？竟问得我答不上来。”
我也呷了一口茶，尽量耐着性子听。
“翟子卿这个人很值得研究。许多人没信仰不觉得缺少什么。许多人丧失了信仰也不觉得丧失了什么。正如我在慕尼黑问过的那些德国人，没有了信仰或丧失了信仰，并不影响他们快快乐乐地喝啤酒，无忧无虑地生活。还有许多人，已因为丧失了信仰摆脱了信仰，才更加活得精精神神潇潇洒洒有滋有味儿。但对另一种人就不行，他们仿佛没有信仰就活不了，起码是活得营养不良似的。没有信仰，他们就会从现实中抓住什么替代物，想象成是信仰。大猩猩丢了崽子就会发怒，就会痛苦嚎叫。但饲养员扔给它一个布娃娃，它往往就会爱那布娃娃，想象那是自己的崽子。翟子卿便是这么一个人。可是如今你叫他信仰什么？上帝或耶稣？或像你刚才回答的——民主与科学？都是很具体的信仰，但都很抽象。好比你必须扔给丢了崽子的大猩猩一个实在之物。并且，在现实中，真正虔诚的种种主义的信徒已很少，比信气功的人少多了。翟子卿是这样一种人，第一他得信仰什么；第二，他得看到，他所信仰的，乃有着亿万和他一样的信仰者；第三，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要求自己是最虔诚的一个。你说，在中国，在目前，他除了牢牢抓住钱这种一切实在之物中最实在的替代物，究竟还能抓住什么别的东西？……据说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不是常有迷津于某种目标的心理倾向？”
“你……怎么知道？”
我回忆起了他当年的作家梦和大学梦。
“我是干什么的嘛！这用不着和他深谈。”
对方十分得意起来。
我终于按捺不住，矜持地问：“我此次回来，去过他家，可……他家搬了。”
“噢？搬了？搬哪儿去了？”
“我也正想问你呢。”
“是啊是啊。你也正想问我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你上次走后，我们好像又见了一面。让我回忆回忆……对，是又见过一面。过年前后，他来拜年。当时我还挺纳闷儿，他这个人，怎么给我拜起年来了？这茶，就是他带给我的。茶是上等名茶，不过是红茶。我不太习惯喝红茶，家里也没人喜欢喝。反正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将就着喝吧。”
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还听人说，他老母亲死了……他妻子也死了。”
“噢？”
“我以为，能从你这儿了解到些什么……”
“我倒没听人说过。我没工夫总想到他……死了？都死了？这……简直太……太他妈的绝妙啦！”
博士站了起来。在不宽敞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显出又兴奋又踌躇志满的样子，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论文，独辟蹊径，打算将心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比方宿命论、因果论什么的结合起来……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打电话证实。”
于是他抓起电话就拨……
“阮桑吗？我是青平啊！喂，听着，我希望你能证实一下——翟子卿的老母亲和妻子，是不是都死了？嗯，嗯，嗯！嗯！这确切与否对我很重要，以后再告诉你。”
放下电话，他显得更加兴奋，脸上兴奋得红光焕发。他搓着双手对我说：“没错儿，是都死了。可怎么死的，阮桑也不清楚。大家都活得很忙碌啊！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当面问，也许他能告诉你些更详细的情况。你见过他的。”
于是他找到笔，就站在写字台前，唰唰唰极快地写好了交给我。
“中国太伟大了！中国确实很伟大。神秘主义、宿命论、因果论、报应论，都未必是邪说。一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相结合，这世界就有可能被解释清楚了——对于我那篇论文，翟子卿这个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怎样，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幸亏他还没死，还留下了研究线索。你一打听到他的下落，及时用电话通知我行不？……你说话呀！哎，老兄，你怎么了？你没事儿吧？”
“行……我没事儿。”
“那你脸色怎么变得这么苍白？”
“一时心动过速……老毛病了。”
我硬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我的心率并不过速。相反，它仿佛停止跳动了。
“哎，你带走几盒茶叶吧？他当时给了我不少呢！我今年一年也喝不完。”
“不，谢谢。我……也不太习惯喝红茶。”
我没能从他家走出多远，两腿就发软无力了。我缓缓坐在马路沿上，觉得自己仿佛不是在家乡城市里，而在一场朦朦胧胧凶兆四伏的梦里。北方的最后一场雪最初一场雨混合着悄悄地就下了起来。如同一整套千疮百孔的破棉絮罩降下来，天地间阴冷憋闷而且湿嗒嗒的。一辆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将湿嗒嗒的雨雪的混合物溅了我一身一脸。仿佛压死了一个冷血的活物，脑浆和冷血溅向了我似的。那一团梦魇好像具有强大的吸卷力，要把我吸卷到更阴冷更憋闷也更黑暗的地方去。而我僵坐在那儿乃是能避免的唯一方法。
叫阮桑的是翟子卿宴请过的那位记者。他约我在一家歌厅会面。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在这里。那一次他高明地赚了十几万，甩出一万请朋友们玩玩，高兴一番。他自己也借机会轻松轻松。其实我和他又算是什么朋友呢！这个红火的时代，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们之间，反而没空儿也没情绪聚聚了。常往一块儿聚的，说穿了，都是彼此需要常利用利用的关系，也可以叫作‘互相帮助’吧。今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有了另一层注解。不过我还是挺感激他的。通过他，我才深入到了他那个圈子里。他上次宴请时你见到的几位，其实都没资格成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他那个圈子的边缘人罢了。他那个圈子，是他真正的精神王国，是我们这座城市，也是我们中国当前社会一个特殊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的圈子……”
记者的口吻，似乎比博士的口吻更权威，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谈论到翟子卿，都像医学院的教授谈论动物或人的某一脏器。他们并不轻蔑他。我丝毫也没感到他们流露着对他的轻蔑。他们既不乏谈论他的兴致又对他完全没有对一个熟悉之人的任何感情，还仿佛都希望有人倾听他们谈论他。似乎谈论他是他们对这时代这社会能进行的一次准备最充分最自信也最得意的答辩……
“都是些所谓‘款爷’。当然其中也没什么真正说得上是‘大款’的人物。他在他们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了。其余的各有五六十万、四五十万、三四十万不等。他在他们中并非最年长的，有几位比他还要大几岁。由于他钱最多，他们一律称他为‘大哥’，在他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无论什么事，哪怕打算离婚打算养妾打算贿赂哪个有权者打算勾搭哪个女人，似乎都愿听听翟子卿的看法。他这位‘大哥’，被公认是他们中最有头脑最有思想最不感情用事也不意气用事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翟子卿这小子的头脑绝不比你我差，也许还是一个在天赋和智商两方面比你我都高得多的人，对时代对社会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深度，显然高过你我的水平。从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返城知青，混成一个曾拥有过二百来万的人物，那会是一个笨蛋吗？只要他说出了他的看法，他们都会予以高度的重视。但他们决不在怎么赚钱方面请教他，他也决不在这方面义务提供经验。这是他们中的一条规律。在他们之中，一个人可以告诉你别人如何诱奸了他老婆或他老婆如何委身于别人这种难以启齿的事，但决不会向你透漏他如何赚了一大笔钱的过程。”
这时有人踱上歌台唱歌。我赶紧朝歌台扭过头去，唯恐对方发现我脸红了。唱歌的是个时髦女郎。她在一吟三叹地轻唱《小芳》。
时髦女郎也唱《小芳》，而且唱得情感那么投入，使男人，至少使我这一个男人听了，觉得恍如活在一个性别倒错的时代似的。
《小芳》使我想到了她……
我的心在暗泣……
“翟子卿还是他们中某些人的孩子的干爸。总之一句话，我觉得他在他那个精神王国里，简直就是一位国王，起码也可以说是他们全体的一位教父。他这位教父，站立在用他的钱垒成的“圣坛”上，我想他内心里肯定是很累的。他肯定会时常感到，他站的是不稳的。每知道他圈子里的哪一个人又赚到了一大笔钱，我想他内心里必会惴惴不安，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唯恐他们中哪一个人某天突然宣布，拥有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他了。那样，他在他们中的教父地位，就只有让给别人了。在那一个圈子里，谁应该更有地位，谁应该更受尊敬，不看别的方面，就看你是不是钱最多的一个。你不是，你就不配，没什么可商量的。在别的圈子里，在别的人们中，他并不能真正获得他已然获得的尊敬。他没资格充当什么教父式的人物。光凭有钱是不行的。比如你或我，可能暗暗羡慕过他，可能嫉妒他，嫉妒得要命，可何曾尊敬过他呢？尽管他是你早年的挚友，你因为他有钱而更尊敬过他吗？”
我沉默。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必须倾听他谈论翟子卿。如果我不尽量充当一个使他发生好感的基本听众，我怕他未必真肯告诉我翟子卿在哪里。那么我也就无法知道老人家和她究竟是死是活。只有翟子卿亲口证实，我才会最后相信。
“他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只能依赖于他那一个小小的圈子。其实咱们这号人，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样的。也是心理上精神上只能依赖于这个‘坛’那个‘界’的，还不都是些小小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圈子吗？举个不恰当而又很恰当的例子——好比黑社会的圈子吧。当然啰，在咱们中国，更准确地说，在咱们主体中国也就是大陆，目前还没形成什么具有组织规模的，内部结构比较成熟的黑社会。那干脆说是流氓团伙吧。谁被剃过头，也就是坐过牢的次数多，谁的团伙地位就越高，就越受尊敬，就越有资格目空一切颐指气使。当一个社会只剩下了一种价值观念取向——金钱的时候，那就跟在流氓团伙里只崇尚暴力及典型的暴徒道理是一样的。”
歌台上，时髦女郎不知何时已经下去，正在唱着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痴肥男子。五音不全，节拍不准，唱得别提多糟，像一头生了重病的河马在呻吟。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阮桑无法谈下去，我也无法听下去，我们都皱眉望向歌台。我望向歌台皱着的眉皱得更紧了，他望向歌台皱着的眉却顿然舒展……
痴肥男子唱完后，竟获一片掌声。还有两名少女奔上台，向他献花，一左一右当众吻他。如今的某些少女看去太像少妇，如今的某些大姑娘却打扮得天真烂漫的少女似的。她们究竟是少女，是少妇，还是所谓“大姑娘”，其实我也不能判断得很准确，不过认为她们是少女罢了。
痴肥男子捧着两束鲜花，在歌台上骄矜地说：“感谢诸位鼓励，再露一手！”
于是他又唱起来。不再是河马的“病中吟”，而是狮子的“发情吼”了。
五谷子那个田苗子，
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
数上蓝花花好……
我以手势招来侍者小姐。她不得不朝我弯下腰，我冲着她耳朵大声说：“小姐，能不能请那胖子小声点儿？”
她摇摇头，也冲我耳朵大声说：“不行的，人家那位先生预付了钱。”
阮桑向我探过身，同样大声说：“何必呢，他总有唱完的时候。”
侍者小姐用更大的声音对我说：“两位要图安静，可以每人再加一百元，请到楼上的小单间，是封闭的，那就不受干扰了。”
我则急忙摆手。
痴肥男子终于唱完，可是却并不愿从台上下去，四面向为他捧场的男人们抱拳致意，向为他喝彩的女人们从肉嘟嘟的两片肥唇上刮下些吻乱抛乱撒。
记者阮桑说：“我认识那胖子。翟子卿圈子里的一个。原先被认为最没赚钱本事的一个。可也正是最没本事的他，设下圈套，坑了最有头脑最有本事的翟子卿三十多万，使翟子卿在那个圈子里当不成大哥了，给了翟子卿一次终生难忘的惨痛教训。这就叫‘大意失荆州’嘛！如今他反倒取而代之了。为他捧场的，也都是他们那一个圈子里的人和他们豢养的一些女人。也应了翟子卿那句话，只要你钱多，你唱歌不好听也好听了。典型的一个‘坑友族’，当他们在圈子以外赚钱难上加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互相坑骗……”
“你能告诉我翟子卿他现在何处吗？”
“我怎么知道他现在何处呢！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没闲工夫总追踪他这种人的行迹！”
“可，余博士对我说，你肯定知道。”
“这家伙！你别听他胡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通讯录上，只记下我某一时期感兴趣的人的电话和住址。一旦不感兴趣，就干脆画掉了。我早已经对翟子卿不感兴趣了。”
“那，关于他，不……我的意思是，关于他的家，你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不？”
“家？只剩他一个活人了，还有什么家可言？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他老娘千真万确是死了，他妻子千真万确也是死了。我们报社的一位记者，曾打算追踪报道，可我们主编大人说，新闻报道不要总围绕着些大款们的生活炒来炒去的。我当时只听了一耳朵，根本没兴趣问问都是怎么死的。如今，人连好奇心都疲软了……哎，你为我写篇文章吧？”
“写什么？”
“现成的素材，翟子卿啊！你不是最有写他的内容吗？我还替一家刊物任着特邀编辑哪，长短由你，我给你开高稿酬，每千字一百元，如何？”
他一边说，一边频频望向歌台，仿佛怕错过了什么美妙的发现。
那痴肥男子终于也从歌台上望见了他，照例朝他抛送了一个飞吻。
他立即受宠若惊地站起，大鼓其掌。
对方在台上招了招手，他便离开我，笑嘻嘻地鼓着掌朝对方走去。
“诸位，现在，我向大家介绍我的一位记者朋友，一位鼎鼎有名的记者朋友。”
对方在台上亲切地搂着他的肩——看他那笑样，一时很有些飘飘然似的。
我起身匆匆离开了那张小圆桌，并没忘向侍者小姐交了足够我们两人该付的钱。
我不知究竟为什么我要走到松花江桥上去。
一个男人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步态和背影，非常像翟子卿。
我朝那背影呆呆地望着，终于高叫起来：“翟子卿！翟子卿你站住！”
那背影急匆匆地只顾大步往前走。
我断定那是他无疑。
人在松花江桥上是不可以追跑而过的。违反了必被守卫在桥头的卫士扣住无疑。否则我一定会追跑起来的……
我眼睁睁地见那背影通过桥头，折下路基，于荒草中抄近路消失在一片杂树林。
我也从荒草中穿过，抄近路赶到那片杂树林。终于我又发现了那熟悉的背影，刚欲开口叫，从一株树后闪出一个女人，迎向了那男人。我更加断定那是翟子卿无疑。只有翟子卿才那样子拥抱一个女人，那样子亲吻一个女人——仿佛要把一个女人整个儿塞入到自己胸腔里去，仿佛要通过一个女人的口，将她的五脏六腑都吸吃了。
我冲过去吼道：“翟子卿，你这头畜生！你还我爱的女人！你还我儿子！”
他们顿时吃惊地分开。他们僵立了许久，才先后心怀骇悸地缓缓朝我转过身。
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男人恼火透顶地瞪着我。分明，我见他两只手渐渐攥成了拳……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我嗫嚅着，后退着。
那女人倒还宽厚，柔声劝止着男人：“别跟他认真，他又不是存心的。”又对我说，“还不走哇？快走呀！”
她刚一说罢，又迫不及待地投入了那男人的怀抱。
我仓皇而去。
“金钱就是旺盛的性欲，就是充沛的情爱，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最实在的实在之物！就是最美丽的女人的脸庞和笑靥！就是最生动的男人的灵魂！点钞票的手是在表演多么优雅的手指舞，用乘法计算拥有的钱数是多么快乐！”
我忆起了，翟子卿曾带我来过这一片树林。他的声音，仿佛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传来，仿佛是一首莎士比亚古典风格的、独白式的戏剧诗，听来那么具有欣赏的美感。
我一边仓皇而去，一边朝四面八方旋转着身子。这儿那儿，一棵棵大杨树和小杨树上的眼睛，这样子或那样子瞪着我。
除了小嫘，所有那几个当初曾给我留下过名片的男人，我都一一找到了他们，还经由他们找到过另外一些认识翟子卿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能向我提供出他的准确下落，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妻子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们有的和他过从多一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关系亲密一些；有的和他过从少一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没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只不过仅和他有过一次来往，谈到他像谈到另一个国家赛狗场上奇怪失踪的狗。对于他的家庭的不幸，我觉得他们中有些人是耳闻过一些情况的，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心理障碍，知道也不愿讲给我听吧。其中不排除某些人是出于善良，怕我听了加重悲伤。另外一些人基于怎样的原因，我则猜测不到也不想费心猜测。当然，有的人无可奉告，乃是因为的确不关心，甚至的确不想也不愿知道，因而也就的确不清楚。正如他们中一个人说的——谁下落不明就下落不明，谁怎么死就怎么死，与我何干？有那关心的工夫，还不如逛逛股票交易所呢。即使不玩股，感受感受那现场氛围也不失为一种收获嘛！
当然，也有人表示出了对民间新闻的好奇、兴趣、震惊和继续传播茶余饭后谈资的浓厚兴趣。那乃是因为他们一无所知，闻所未闻。他们反而向我问东问西。
只有一个人我对他心怀感激。他是某重点中学的一级教师，教化学的。一位看去严肃得近于刻板的中年人。
“谁让你来找我问的？”
我说好几个人都让我来找他问。
“你上当了。他们是在愚弄你，也是企图使我难堪一次。”他注视着我，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翟子卿这个人。”
我看出他说的是实话。
我讷讷地说：“无端打扰您，真对不起了。五天来我竟一无所获——这是一座浪费人感情的城市。”
“好吧，那就让我告诉你句明白话吧——我爱过她。我爱过那个翟子卿的妻子。不过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同在一座城市里，一个有妇之夫与一个有夫之妇的暗恋，是没法儿成为长久的秘密的。在一段时期内，我们陷入风风雨雨的议论之中，彼此发誓不再相见。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发展到一些人议论的那么深，只不过幽会了几次。我想，那几个人，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才怂恿你来找我问的，但我并不因此而在你面前感到可耻。你肯定也见过她的吧？”
我说：“见过。”
“难道她不是那种男人一见之下就会钟情，就会倾心迷恋，就会深深爱上的女人吗？”
“是……”我低声回答，怕他没听清，又说，“她是那样的一个女人。”
同时我心里对那几个怂恿我来找他问的男人充满了憎恶。在一个女人死了之后，还要以她的死触疼曾爱过她的一个男人心口的伤疤，证明了某些男人本质上是多么冷酷的丑陋动物。
“你这样说，我很感动。”
他注视着我的目光变得亲近了些，脸上有了一种忧戚的表情。
他掏出了烟。
“吸吗？”
“不，这几天总在吸。”
于是他又将烟盒揣入兜里。
“你不吸，我也不想吸了。”
由他口中，我才知道，当年她曾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才女，后来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一心希望她继续攻读博士，而她却不知为什么，忽而对文学和历史厌倦了，于是诀别校园生活，回到哈尔滨在某妇女刊物当记者。后来对记者职业也厌倦了，于是退而当编辑。再后来连对编辑业务都厌倦了，干脆当起但凡有个学历的人都不屑于的“通联”来。
“你了解她多少？”
我说很少。
“你知道她父亲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于是他说出了她父亲的名字。
那名字使我肃然起敬——是一位早已辞世的文化人物的名字。
“你知道她祖父是谁吗？”
我摇头。
他说出了又一个名字，使我不但肃然起敬而且……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问我有何感想？
我呆呆愣了半天，才嘟哝出四个字——“真想不到”。
“这是一个古老的书香门第的最后一个女儿，一个文化世家的最后一个传人。从明至清，至民国，至解放初年，她的前几代人，在文化和历史的书页中，留下了一行行足迹。文化曾带给她的家族种种荣耀，也曾带给她的家族种种厄运。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带给她的家族不同的荣耀和不同的厄运。荣耀和厄运都记载在不同版本的历史典籍中，成了一种强加给她似乎她必须有义务继承的遗产。而她根本不需要这太巨大的一宗遗产，也不愿再对它肩负起继承的义务。这大概就是她最终厌倦了历史厌倦了文学及至文化的主要原因。她与翟子卿的结合，未尝不是出于一种叛逆的激情。尽管她并没对我这么说过，只不过是我个人的推想，但我认为我的推想是有一定道理的。像她这样的女人，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男人的英俊和一个男人的钱财而做他的妻子。她当初和他结婚，大概以为是逃避文化和历史的双重压迫的最彻底最简捷的途径。她和她的家族连在一起，本身就意味着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否则根本没法解释，她为什么要和一个只有‘文革’前的初中学历的，只崇尚现实中的赤裸裸的金钱法则，而鄙薄历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的男人结婚。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她所犯的一个大错误。我想如果我是她，大概我也会产生叛逆之心的。然而她为她的叛逆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因为她对现实中的赤裸裸的金钱法则，是比对文化对历史更厌倦的。她的灵魂已经早就被中国的文化传统预购了……我每想到她，就有种不祥的感觉……”
“厌倦了文化，厌倦了历史，也厌倦了现实中赤裸裸的金钱法则，一个这样的女人，如果干脆是农妇还好，可她又不是农妇，那么她在今天可怎么活呢？”
“她……死了。”
“……”
“还有翟子卿的老母亲……”
“……”
“其实，我到处询问翟子卿的下落不是真实目的……我的真实目的……是想知道……她究竟怎么死的……五天来问了那么多人，却……到现在也不知道。”
“死了？”
“起初我也不相信，但这一点，已是一个事实。”
当时，我们站在操场的篮球架下。一名体育教师正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围绕操场跑步。
他瞪大眼睛盯着我，盯着我，忽然往地上一蹲，身子蜷缩一团，双手抱头，发出了一个男人竭力抑制而又实难抑制的哭声，哭得那么难过又那么悲怆。从我们背后跑过的男女学生纷纷回望。
那名体育老师也望向我们——他犹豫了一下，朝我们大步奔来，还跟来了几名身体强壮的男学生。
我想，我是该离开他，离开这所中学了。
我说：“我也爱过她。”
说罢转身就走。
也许，我只不过希望自己能够坦白又真诚地告诉他那一点，而实际上并未说出口。
回到宾馆，我首先在总台预订了三天后返回北京的车票。一进入房间，就开始收拾东西。收拾好东西，就坐下吸烟。
我不打算继续寻找翟子卿的下落了。她死了，他的老母亲死了，我未出世的孩子也死了。那么，我和他的一切关系就真的被彻底扯断了。亲情也罢，芥蒂也罢，怨隙和彼此的轻蔑彼此的嫉妒彼此的嫌恶也罢，似乎一下子全都没了什么意义，也将从此根本没了耿耿于怀的理由。
我迷恋她，进而要求自己用心去爱她，按照她的愿望，想象自己是爱织女的牛郎一样去爱她，却又对她了解得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少得接近一无所知，尤其在她活着的时候。
我还自以为是一个多情的善于理解女人体恤女人心的男人。
那位化学教师，却对她了解得真多，真多，真多啊！然而他和她却又没能实际上以爱相予过。是因为他们之间缺少一种“缘”吗？
他为此遗憾过吗？
她呢？
在他和我之间，那“缘”对他又显得多么不公道！
谁能用金钱复制出一个值得男人迷恋值得男人像爱织女的牛郎一样去爱的女人？谁？
如果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要像翟子卿那样去赚钱，包括不惜卖自己的血、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肾……卖一切自己身上能卖又有人肯买的一切。
忽然我也哭了。像那位化学教师一样难过一样悲怆一样地双手抱着头……哭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刷牙，听到有人轻轻敲门。
我咬着牙刷打开门一看——竟是小芹！
我立刻让入她，关上了门。漱了漱口，不待她坐下，劈头便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她说：“我总觉得你会再回来的，所以我总向一些人打听你。”
“小芹，你都知道些什么？快讲给我听！”
“狗……”
“狗？……坐下说！”
她坐下了。
她告诉我，一九九三年是翟子卿损失最惨重的一年。他在黑河被罚了一大笔款，后来被他那圈子里的人坑骗了三十多万。年初炒美元赔了十几万，年终玩股票又赔了二十多万。总之在一九九三年他损失了近百万。他的整体金钱基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而他圈子里的人，一个个在一九九三年却都照样赚了不少钱。他成了他们中钱最少的一个。他们在对他说一些安慰的话时，他十分清楚他们骨子里其实是幸灾乐祸的。
“不是俺叔疑心，事实就是那么回事儿。他们中的许多人我都认得，常到俺叔家来嘛！他们那些人，俺叔要是赚了一大笔钱，他们就会围着俺叔，向俺叔说些恭喜发财的话。其实背转过身去，准像烈酒烧心似的嫉妒。俺叔要是赔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会围着俺叔，说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其实心里暗暗高兴透了。那些日子俺叔瘦了，吃不下睡不着，整日长吁短叹，愁眉不展的。你知道俺叔是个经得住事的人。俺佩服他，主要也就佩服这一点。可是俺看出来，俺叔有点儿经不住了。有天他低声低气地对俺说，‘小芹呀，钱不好赚了啊！’俺当时直想替他哭。后来他听说山东那边儿有一个全国最大的狗市。他就去了。干那营生虽然有点儿让人瞧不起，可也能赚大钱。贵的狗，一条值几万呢！大狗生小狗的，不是一本万利嘛。他花一万四千多元，买回了两条大狼狗。俺叔说一条是纯德国种，一条是纯日本种，叫什么‘黑背’‘狼青’的。俺叔就给它们都起了乖名，叫‘贝贝’和‘青青’。”
小芹穿的虽然并不破旧，甚至可以说还算体面，却够脏的了。一眼看去就知道许多天没换洗了。头发有些蓬乱，脸儿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明亮那么水灵了。
“俺叔可宠那两条狗了！整日里‘贝贝’‘青青’地呼来唤去的，还腾空阳台给它们当窝。‘贝贝’爱吃半生不熟的猪肝，‘青青’爱吃不肥不瘦的牛肉。奶奶就看不惯，总嘟哝着骂是‘孽种’，也不知骂俺叔还是骂狗，还常举拐杖喝吼狗。两条大狗哪儿怕奶奶呢。奶奶一喝吼，它们就龇牙。俺叔就跟奶奶吵，奶奶就生气，就掉泪。俺婶怕那两条大狗，住到自己那边房子去了。俺婶那时肚子都大了。俺就整天两边跑，照料俺婶和俺奶奶。俺叔一门心思只照料两条大狗，天冷了，又腾出一间屋让狗们舒舒服服地住。两条大狗，小马驹子似的，呼哧呼哧这屋跑到那屋，那屋跑到这屋。大年初一夜里，‘贝贝’生崽了。俺叔守着，顾不上干别的事儿。外边别人家放的爆竹，噼里啪啦地那个响！俺给奶奶煮了一包方便面吃了，又赶紧往俺婶那边儿去。后来小狗崽断奶了，长大了些，俺叔就一次全卖了。总共四只，赚了多少俺也没问。反正俺叔那些日子又高兴了些，不长吁短叹也不愁眉不展的了。可两条大狗，一下子没了四只崽儿，变得好凶，对谁都想下口咬。一个来月前，俺叔又去山东买狗，说不买大的了，要买几只小的，养着也省心些。奶奶不让俺叔去，俺婶也不让俺叔去，俺也劝俺叔别去了。俺叔谁的话也不听，还是去了。”
小芹双手掩面，说不下去，呜呜哭。
我说：“别哭别哭……”除了这么说，不知还说什么。
我倒了一杯水给她。她双手抖抖的，竟没接住。杯子掉在地上，水全泼在她膝上。那是早晨服务员刚送来的开水，她穿着一条单裤，我想一定是把她烫伤了，慌忙间抓过枕巾，替她挽起裤腿，直挽到膝盖以上——果然双膝都烫红了。
我也只有一边用枕巾吸着她裤子上的水渍，一边问：“小芹，疼吗？”
她仿佛并不觉得被烫了，只呜呜咽咽地接着说：“那天，婶体恤俺，把她自己住处的钥匙给了俺，让俺……去休息一天，睡一大觉。她替俺在这边儿……陪着奶奶……奶奶也体恤俺，也让俺去……俺就……去了……俺那阵子太辛苦了，一睡下……就没……就没按时……醒……第二天早晨，才回……这边……刚……刚一开门……两条大狗就呼地扑上来……满狗脸……都是……血……吓得俺把门一关，就……就瘫软……了……”
她不但双手在剧烈地抖，整个身子也抖了起来。一时间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似乎眸子也大了。从两颗眸子的深处，投射出巨大的恐怖的余悸。她瑟瑟地越抖越不能自制了，分明地就要从沙发上一头栽倒在地……
她那种样子使我觉得可怜极了。我不禁地紧紧搂抱住她，一只手不停地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她的背，同时像抚慰一个受了极度惊吓的孩子似的，反反复复地只管说：“别怕，别怕，别怕。”
“俺对不起奶奶，对不起……俺婶呀……她们是……活活地被狗……咬……死……死……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而又欲哭无泪。
小芹她则在我怀里晕厥过去了。
我将她抱至床上，赶快去请来了宾馆医务室的医生。几分钟后我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用疑问的目光把我拷问了一阵。
人们纷纷离去后小芹才渐渐苏醒。
小芹流着泪告诉我，据分析过现场的公安人员讲，她当时显然在另一个房间。如果她闭门不出，是不会死的。她肯定是为了保护老人家才从那个房间里冲出来的，而一个身怀有孕的女人，除了再搭上两条人命，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一种结果。
另一条人命是她腹中的胎儿。
那也是我的孩子，一个未出世就遭到了惨运的孩子。
那原本极安全地活在母亲腹中，不焦不躁地期待着降生的小生命，被两条大狗从母腹中咬拽出来，吃得只剩下了一只刚成形的小手……
我一边听，一边以头撞墙，然而哭不出声，流不出泪，觉得被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像一层层茧衣似的缠紧着裹紧着。
小芹她翻下床，双膝跪地，抱住我一条腿，哀哀地乞求：“叔叔，反正他家已经没人了，只他自己在疯人院里了。您是他唯一亲近的一个人，您若能做主，让俺服侍他，俺保证他比在疯人院里享福。您可以代他和俺立字据！几十万元押在疯人院，还莫如成全了俺小芹！甘愿为他当一辈子牛马……俺决不悔……决不嫌他疯！一半儿归你也行！您今后再回来，抬举俺的话……俺服侍您也心甘情愿啊！俺家穷……很穷很穷……那样俺家也脱贫了，日子有指望了！叔叔呀，求您发发慈悲了！俺小芹给您磕头了。”
她咚咚地磕头。
那天晚上，我让小芹住在了我的房间。半夜三更，我像一个野鬼孤魂似的，满城市到处盲目地走着，转悠着。
我真想从胸膛里发出嚎叫——鬼一样的，狼一样的。
第二天上午，我只身前往精神病院去探视翟子卿。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还要去探视他。像发生在一切人身上的一切说不清的事一样，说不清。仿佛觉得有一条无形的绳索拴在我身上，另一端攥在他手里，他一段一段地朝他最后的人生码头那儿拽我，使我没法儿不去。
我见到的已不复再是那个英俊的、帅气的、自信的、曾被他周围的一些男女媚称为“华哥”的翟子卿。
他穿着白底蓝条纹的病员服，裤子肥大，而上衣短小。被剃了光头，头茬这儿长那儿短的，显然是被马马虎虎剃过的。
他神情呆痴，目光迟滞，流淌着鼻涕和涎水。
护士说那是用药造成的。
我说：“子卿，我来看你。”
他睇视我良久，脸上毫无反应，呆痴之状依然。
护士从旁问：“翟子卿，你不认识他吗？”
他摇头，旋即狂笑，继而大唱不止，反复一句——“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边唱，一边朝我伸手。
我问护士：“他要什么？”
护士说：“烟。”
我立刻从兜里掏出烟，他刚要夺去，护士却横身在我和他之间，郑重地对我说：“这可不行，医院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探视者随便给患者烟吸。”
我歉疚地望着他，只好将烟又揣了起来。
护士对他说：“既然你不认识来探视你的人，那就回病房吧！”
一个至今仍有五六十万的人，竟想吸一支烟都吸不上了。
一阵大的悲哀如盐碱沸水煮着我的心。
护士将他推入病房后对我说：“你是第一个来探视他的。”
我说：“也许还是唯一的一个。”
护士说：“他是这儿的重病号，时常发作。一旦发作起来，几个人都治不服他。所以，也不敢给你太长的探视时间。”
我说：“明白。”
护士送我离开时又说：“放心，物价再怎么上涨，他的钱也够他舒舒服服地住半辈子精神病院了。我们将他当特殊患者优待，享受局以上干部待遇，生活方面决不会委屈了他的。”
我说：“我放心。”
我觉得，他尽管疯了，但似乎还是认得我的。因我见他被护士推入病房那一刻，眼中分明有泪在噙着。
我说，我也许还是唯一的一个探视他的人。这话是说得未免太武断了。因为在精神病院大门外，我碰到了小嫘。
“是你？”
她还是一位时髦女郎的样子，怀里抱着一个小月孩儿。
我说：“他不会认识你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
她说：“我是让他看看他儿子，不管他认不认识我，这也是他儿子。我给他生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码该享有部分继承权的。”
我苦笑道：“小嫘，别胡搅了——这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呢？如果是，在黑河你就该是个明显的孕妇了，可你当时并不是。”
她一言不发地瞪了我片刻，一字一句地说：“你别编瞎话，我和你什么时候在黑河见过来着？”
这时一辆私人汽车里钻出两个男人，从两侧一步步向我走来。
我左右看看他们，又看着小嫘说：“是我记忆不佳，记错了。”
不待他们接近我，我一转身拔脚便走。
归途路过霁虹桥，我下了出租车——小时候，我们曾一块儿在桥坡下等着有“拉小套”的机会，为了挣两角多钱买一本由屠格涅夫的《木木》改编的小人书，还给那开小人书铺的老人。
那自称有相面学问的老人，曾对翟子卿的人生作出过分良好、当年令我暗存嫉心的预言。
一列火车从桥下驶过，喷出一阵湿淋淋的浓雾——雾气中，童年时期的、少年时期的、青年时期的翟子卿，朝我女孩儿般羞涩地友爱地笑着，他默默注视着我，仿佛有许多许多人生的憧憬、向往、理想和目标，正打算从容不迫地对我倾诉。
雾气散尽，他的幻影倏然而逝——雾气只在我脸上留下了一层湿淋淋的水珠儿。
我想擦拭，又懒得擦拭。
一个汉子神神秘秘地凑向我，低声兜售：“要虎鞭吗？绝对真货，比啥都壮阳。”
托了一层层人情关系，经了一系列繁琐手续，离开哈尔滨前，我从有关部门讨回了一些业已封存的东西。有她的衣物，那份去年的挂历，那个镶在镜框里的工艺品裸女，那册手工装订的诗集，那件银狐大衣。还有老人家活着时经常把玩的两颗核桃，两颗互相磨砺得油亮油亮的核桃。银狐大衣费了不少口舌和周折，最后我不得不写了字据，说是我给我妻子买的，去年寄放在翟家的。
我将她的衣物和银狐大衣全给了小芹。交代她银狐大衣是完全可以卖的。另外我借了一万五千元现金给她。我想，这也就算是变相地归还了翟子卿的钱吧。
至于小芹她回家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里另谋出路，我则觉得自己操不了那么多心了。
我带着几件纪念物回到北京。
妻看了那镜框里的工艺品裸女说：“真美！你买的？”
我说：“是，买的。”
妻看了那挂历说：“可惜去年的，这不会也是买的吧？”
我说：“朋友家挂过的。我喜欢，朋友就替我保留到了今年。”
妻说：“我也喜欢！挺值得保存的。这一页最棒！”
于是，那个单膝跪地，一手持盾，一手紧握短剑，裸体披着锈迹斑斑的铠甲，冷漠而镇定地准备做殊死搏杀的女人，从此就固定在我家的一面墙壁上了，仿佛一位冷艳的驱邪镇魔的守护神。
唯有那册诗集我未让妻发现，悄悄藏匿在我的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物之中了。
两颗核桃我送给了母亲。
母亲问：“你大娘身体还好？”
我说：“好，很硬朗。”
母亲又问：“子卿媳妇，也是个好女人吧？”
我说：“对。人好，长得也好。”
母亲在手中把玩着两颗核桃，沉思半晌，语调缓缓地说：“人命这才有点儿公平。”
我病倒了，一病就是三个多月。三个多月内，几乎没出过家门。
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望着那挂历惊愕得屏息敛气——它竟一片空白！
我缓缓移动目光，再望向那工艺品相框，竟也是一片空白！
妻对我的样子极其吃惊，连连问我怎么了怎么了？
我指那挂历，继而指那相框。
妻扭头看看，更加奇怪地问，都是你带回来的呀，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啊？
我蹦下床，翻出那诗集——它页页空白，一个字都没有！
然而妻拿过去，却能念出上面的诗。
当天我彻底失语了，说不出话。
妻陪我去医院，而医生认为我根本没什么病。
在我眼里，那挂历，那相框，那本诗集——至今仍是空白的……
我渐渐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在说出的人话中，总夹杂着一串串怪诞的叽里呱啦。
于是有一位友人将一位气功大师请到了我家，大师断定我那种怪诞的叽里呱啦乃是“宇宙语”。
从此我觉得有什么附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