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陶渊明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

陶渊明（365年—427年），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东南）人。他去世后，友人私谥为靖节，故后世称之为“陶靖节”。又因曾任彭泽县令，后人称为“陶彭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陶渊明是一位人格高洁的隐士，而其诗文则不甚有名。自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之编集并作序之后，他的诗文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所喜爱，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陶渊明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二十九岁以前为家居读书时期，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为时官时隐时期，四十一岁至六十三岁为隐居不仕时期。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曾任安城太守，但去世很早。外祖父孟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至陶渊明时家道已经衰落。他自己的诗文中也曾言及“少而贫苦”（《与子俨等疏》），“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年轻时他曾学过琴书，读过儒家的六经，也喜欢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这时他的思想中已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想干一番事业，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者即是；另一种倾向是想清高自守，不与世俗同流，所谓“少无适俗韵”（《归园田居》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者即是。这种矛盾，一直到四十一岁时才算解决，退隐田园以保持高洁人格的思想占了上风。

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这一阶段他曾三次出仕：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出为江州（今江西九江）祭酒，不久即自行解职归家，州里召他为主簿，他也不去。居家务农，积劳成疾。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三十六岁，再出为荆州刺史桓玄幕僚，充任军职，约两年时间。桓玄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军阀，陶渊明对此可能有所觉察，因此决心归隐，避免自己卷进去。《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说“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即暗示了仕途风波之险。又说：“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决心就这样下定了，恰好这时他母亲去世，可以借故离开。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桓玄果然发动叛乱，至元兴三年才被刘裕等平定下去。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他第三次出仕，先后做过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时间都不长。四十一岁那年，他当了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去职的原因，《宋书·隐逸传》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从此以后，他一直隐居，不再出仕。安帝义熙末，朝廷曾征他为著作郎，不就。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是一位著名的隐士。历史上士大夫归隐的原因不外这么几个方面：（一）因为官僚世袭、门阀制度的存在和士人以从政为惟一职业选择，造成了虚假的“人才过剩”，许多贤良正直的士大夫虽然能勉强跻身仕途，却长期得不到晋升，只能沉屈下僚，他们又不愿逢迎长官，于是愤而隐退。（二）因为处于乱世，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士大夫担心误入歧途，给自己招来不测之祸，于是退隐自全，以保持个人名节。（三）由于受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道家“以自隐无名为务”思想的影响，因而鄙薄功名利禄，不愿仕进。（四）因为功成名就，又怕晚节不保者，往往也退而隐居。（五）借隐居之名，行招摇之实，“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走“终南捷径”者。魏晋南北朝隐士极多，上述各种情况都有。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大致与前三者相合。在隐士当中，他是人格人品最高洁的一个。

陶渊明性格中最为后世称道的有两点：一是他的刚直，他自己也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正是他刚直性格的集中体现。二是他的真率。真率与虚伪是相对立的。陶渊明极端痛恨虚伪，他称他所处的时代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要与之决裂，即导源于他追求真率。真率的人也是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真善美的人，他面对大自然，赞叹“此中有真意”，便是如此。真，是一种人格追求，也是一种美学追求，陶渊明正是把这两种追求结合起来的人。他所追求的境界，是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结合。

陶渊明一生非常坎坷。他五十四岁时所作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各种天灾人祸，他几乎都遭遇到了。完全隐居之后，他的处境更为艰难。在艰难困踬之中，他从古代的贫士和隐士那里寻找过精神支柱，更从酒、琴、田园与友谊中寻找过精神寄托，但对他最有意义的是亲自参加了劳动。在他晚年构思的桃花源理想境界中，他既要求“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也要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他希望人人都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没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更没有阶级和等级制度。这种理想，显然是与小生产者的利益一致的。

陶渊明对儒、道两家思想都有所继承。从儒家方面说，他接受过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曾一度希望建功立业，有所成就。其《读史述九章·屈贾》云：“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但他也接受过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其《有会而作》曰：“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隐居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是他始终坚持理想、坚持独立人格的重要精神支柱。相对而言，他受道家的影响，特别是受庄子的影响更多一些。他追求真朴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他鄙弃官场、傲视世俗的为人作风，他高逸飘洒、简静闲淡的人品格调，他的无君理想，甚至他思想中始终充溢着的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都与庄子有关。庄子这些方面的思想，魏晋的士大夫特别是玄学家们都有所继承，经过他们的吸收消化，然后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影响到陶渊明。

陶渊明的思想是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他思想中消极的东西也不少。比如乐天安命的思想，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的虚无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要慎重分析对待的。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

陶渊明今存诗歌凡一百二十多篇，辞赋、散文凡十二篇。最早为陶渊明编集并作序的是萧统，所编之集为八卷本；后北齐阳休之增补为十卷本，但混入了他人之作。北宋宋庠重新刊定刻行十卷本，为陶集的最早刊本。以上各本均未流传下来。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至元初的刊本。最早为陶集作注的有南宋汤汉的《陶靖节诗注》四卷。较为流行的有宋巾箱本、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收入《四部丛刊》。清人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十卷较为完备，收入《四部备要》注10。

注10今存的陶集注本主要有：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清《拜经楼丛书》本）、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四部丛刊》影印宋刊巾箱本）、明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明刊本）、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崇祯刊本）、明张子烈《笺注陶渊明诗集》六卷（崇祯五年刊本）、清蒋薰《评阅陶渊明诗集》四卷（同文山房刊本）、清丘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五卷（乾隆间丘步洲重校刊本）、清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康熙间拜经堂刊本）、清马《陶诗本义》四卷（与善堂刊本）、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嘉庆丁卯刊本）、清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十卷（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陶本在年代、本事、名物、典制、诗义、字义等方面的考订，多有可取之处，比同类注本高明一些。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二〇〇三年中华书局出版袁行霈的《陶渊明集》，都比较完备。

陶渊明写过一些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辞赋和散文，但主要成就是在诗歌方面。他历来都是以诗人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的。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包括：哲理，如《形影神》；赠别，如《与殷敬安别》、《赠羊长史》等；家训，如《命子》、《责子》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田园诗和咏怀、咏史诗。

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优美的田园自然风光的描绘、对自己劳动生产的体验和闲居交游、读书饮酒等三个方面。

陶渊明以描写田园自然风光为主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他把田园看成是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看成是一种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完全对立的理想境界，因而他竭力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人生人格理想对象化，使田园与自我精神融会为一。例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当作十三年）。羇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称现实社会、官场为“俗”，把它比作“尘网”、“樊笼”，可见对此憎恶之深。但这种对现实和官场的否定，不只是一种情感的否定，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否定。诗人看到，在那种庸俗、卑污、没有人身自由的环境里，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天真纯朴的本性，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善美属性。这是陶渊明把追求目标转向田园的根本思想原因。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田园也并不是那么充满诗情画意的，这一点诗人并不是没有看到，而且也在诗中写到过。《归园田居》其四云：“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这可能才是诗人看到的田园真相。如果以这一幅画面来权衡田园生活，则田园未必就真能成为人性解放的理想世界。陶渊明的可贵就在这里，他不是以悲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和人生，而是以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来对待它。因而在诗人眼中，那宅旁的十余亩田地，八九间草屋，房前屋后的榆柳桃李，远处的袅袅炊烟，近处的鸡鸣狗吠之声，是那样的充满无限生机，又是那样的恬静和谐。它使人心灵得到解脱，并由此获得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人的本性，就在这种至真至美的审美境界中得到恢复。又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心远地自偏”正是诗人能从苦难的现实中找到诗意的原因。陶渊明正是凭着一种心灵的超越才升华出诗的。“采菊”两句历来为诗歌评沦家所激赏。苏东坡想像陶渊明的情境是：“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题陶渊明诗后》）这种想像最为近情。

陶渊明称自己所发现的诗意为“真意”。所谓“真”，即《庄子·渔父》中所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真”就是人与万物的自生自成、自在自为性，是一种真朴无伪之美。陶渊明是带着一种哲学与美学的眼光来看待田园风光、田园生活的。在田园中他领悟到一种最佳的审美境界，却无法用语词或概念表达出来。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他特别强调劳动对人生、对自己坚持隐居的重大意义。作为一个不再追慕荣利、依赖官府供给的士大夫，他最可贵之处莫过于自食其力。为了坚持他退隐独善的理想，他对孔子“忧道不忧贫”的态度是有所改变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他决心老老实实去种地了。《归园田居》其三写他去为豆苗除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他去搞收割：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是把劳动与坚持隐居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劳动是艰辛的，而且劳动所得未必就真能丰衣足食。陶渊明就是在力图自食其力却仍然“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甚至于乞食（见《乞食》诗）的田园生活体验中，认识到“田家岂不苦”这一田园生活真相的。封建时代有很多士大夫也因为种种原因隐居，但他们大多不愿意或者不屑于亲自去参加劳动。如谢灵运就曾慨叹：“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陶渊明的可贵就在于他不仅亲自参加了劳动，而且还在于他能承受劳动生活的痛苦。陶渊明的这一部分田园诗正如《诗经》、汉乐府一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具有歌食歌事两方面的内容。

陶渊明还有相当一部分田园诗是写闲居交游、饮酒赋诗等生活的。例如《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连雨独饮》等。《和郭主簿》描写他闲居时的生活状况是：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这里写到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书和琴是他的主要文化生活。《宋书·隐逸传》称：“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从他的诗来看，他是相当善于捕捉生活的韵律节奏的。酒也是他诗中常写的。萧统《陶渊明集序》称：“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家庭生活方面，他写到了小孩在他身边嬉戏，牙牙学语。这些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是他的精神寄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感情的丰富，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可以体味到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移居》写到了他与隐士、农民朋友的交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这种真诚坦率、不拘形式的自由交往、谈吐，与官场那种勾心斗角、装腔作势的生活相比，哪一种更接近人性是再清楚不过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可以说是在上述各类田园诗基础上的一个升华。其中所描写的“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桑竹垂余阴，菽稷随时艺”。这正是他诗中经常出现的恬静和谐的田园风光的概括。它所表现的是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而“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则进一步描绘出一个人人劳动、生活富裕且“怡然有余乐”的理想社会。而且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劳动成果不受统治者的剥削与掠夺；甚至没有帝王，也没有王朝的更迭，“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这一桃花源已经不仅仅是隐士躬耕的小天地，而且多少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要求自食其力、不受剥削的理想和对劳动者不得食的现实社会的否定。

当然，桃花源诗中所表现的理想也受到过老子、庄子、阮籍、鲍敬言等前辈思想家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小生产者和诗人自己的某些局限，如否定智慧，小国寡民和复古倾向。

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有《杂诗》、《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咏怀诗中一些作品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苦闷。如《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里所表现的孤独、悲愤的心境，显然与阮籍《咏怀》诗相接近。封建时代，士大夫都以出仕为建功立业的惟一途径。隐居，除了一些人把它当作做官的捷径外，多数人显然是出于不得已。隐居以后，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人生价值的失落感，同时会激起一种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陶渊明正是这样。《杂诗》中几乎篇篇都在慨叹人生易老，壮志难酬。“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其一），“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其五），“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其八）情调是极其悲怆的。读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我们会觉得他内心很平静，很达观；一读他的咏怀诗，才知道达观与平静只是一种表面的或暂时的现象，悲怆才是他的真实内心。

陶渊明的咏史诗中颇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咏荆轲》写荆轲刺秦王之事，极其慷慨悲壮。朱熹曾评：“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其实，陶渊明的性格本来就有刚烈的一面，他并不是一位缺少斗争精神的人。《读山海经》歌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这种诗在晋、宋文人中是很难看到的。

陶诗的艺术风格前人已有定评，多概括为平淡自然。这同东晋玄言诗人所倡导的清淡文风有一定的联系，但陶诗的平淡不是思想内容平淡，而是思想内容贴近生活，富于真情实感，语言平易，不假雕饰，且意境鲜明，耐人寻味，与玄言诗根本不同。他的诗尤其注意对意象的整体把握，注意构图的和谐统一，因而能创造出一种似浅而实深的意境，给读者再创造的余地。例如前面提到的《归园田居》其一、《饮酒》其五即是如此。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造诣。

刘勰曾称宋初的文风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人创作，多好锤炼个别句子，而未能从整体着眼去加以把握，结果产生“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现象，如谢灵运的一些诗即是如此。陶渊明则不然，一切都以他所要表达的意境为目标，而不以雕章丽句为能事。他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眼见耳闻的事物，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因而用的也是平平常常的生活语言、词汇。例如“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今日天气佳”（《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之类。他也炼字，但目的也是为了增强表现力，丰富内涵。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的“贮”，“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的“翼”，“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的“扇”等等，就都是能以少总多、增强形象性的平常的字眼。

平淡自然本来就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美的境界，陶渊明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美学境界。他的诗平淡中自有深厚，朴实中自有华采。苏东坡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正是这个意思。

陶渊明的诗中还常常带着一种理趣，这与他喜欢对宇宙、社会、人生作哲学思考有关，也与魏晋玄学及玄言诗的发展影响有关。陶渊明诗中的理趣往往与景物、情感结合在一起，因而来得不觉，且绝无说教气。诗是以情景为主的，没有情景的哲理诗必然淡乎寡味，令人生厌，一些玄言诗就是这样。但如果理趣与情景很好地结合起来，情况就大不一样。它可以更好地诱导人们的理性和悟性，把人们引向深沉而高远的境界，起到按之愈深、恢之愈广的积极效果，这也是陶诗经得起咀嚼、涵泳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渊明还善于捕捉那些能表现自我、表现个性的景物来增强诗的内涵。诗中经常写到孤松、秋菊、白云、归鸟，这些都带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着自己孤高傲岸、不拘世俗的品质与情怀，这是对诗骚比兴的吸取和发展。

陶渊明的诗有五言与四言两种主要体式。从五言说，他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特别是对阮籍的咏怀传统有所继承和发展。从四言说，他上继《诗经》，下继嵇康而又有所发展。他的四言诗像他的五言诗一样，以自然而有情韵为特色。王夫之称他的《停云》、《归鸟》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绝调”（《古诗评选》卷三），如从四言诗发展的历史看，嵇康以后，渊明之作确可称为绝调，但四言的表现力毕竟不及五言，故就陶诗的整体看，还是五言诗的成就高。

第三节 陶渊明辞赋和散文

陶渊明不但是晋宋之际最为杰出的诗人，而且也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辞赋散文作家，明人张溥评其文章曰：“《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渊明文今存十二篇，计辞赋三篇，散文四篇，韵文五篇。诚如张溥所言，陶文兼擅众体，但陶文价值之所在，并不在于其题材与古人相类似，而在于它们具有与古人同类之文却体现出并不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

《感士不遇赋》是继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的传统而作，主要抒发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现实的激愤不平，表明自己“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的生活态度。这就与一般的贤人失志之赋很不相同，而与陶诗中的《述酒》、《读山海经》等作思想基本一致。

《闲情赋》继承了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的传统，“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而赋的主体，即所谓“十愿”部分，把主人公对所爱女性的热情追求描摹得十分痴情而又大胆，以致引起萧统的不满，称陶集中“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陶渊明集序》）。而苏轼则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赋何异？”（《题文选》）这不过显示出在陶渊明的隐逸人格中，也还有着真挚多情的一面注11。这两篇赋，一言志，一写情；一明白畅达，一华美婉曲，体现了其赋作风格的多样性。

注11萧统认为《闲情赋》主题在于写情，并从封建正统观的角度加以批评。类似看法尚有宋俞文豹所说：“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返，故防闲之。”（《吹剑四录》）清代方熊亦曰：“此自比，言情不可止。”（《陶靖节集评》）今人周振甫、许延坦、杨鲁溪等均赞成写情说，但不持否定态度。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此赋非言情之作，而是有所寄托。如明张自烈提出：“或云此赋为眷怀故主作。”（《笺注陶渊明集》）清丘嘉穗说：“如《离骚》‘怨美人之迟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赋正用此体。”（《东山草堂集陶诗笺》）清刘光说：“此篇乃渊明悟道之言……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既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托为闲情。”（《陶渊明闲情赋注》）今人许结、李健、王振泰、高光复均撰文赞成比兴寄托之说。这些争论实质上是承不承认这是一篇单纯的写情之作。今人黄瑞云认为“它是一篇正大光明的爱情赋”，并提出陶渊明自己“说不定他会赏识萧统，而反对刘光。因为萧统把作品读懂了，只是不赞成；而刘光的说法刻意求深，离真实反觉更远”（《历代抒情小赋选》）。

《归去来辞》作于辞去彭泽令的第二年（405年），这是一篇摆脱仕宦、回归田园的宣言书。主要抒写田园隐居生活和脱离官场羁绊的自由心境，文章句句真心，绝无半点矫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作品骚体与赋体兼用，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熔为一炉。语言清新，词采淡雅，音韵和畅，志趣萧散，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此论虽欠严谨，但此文成为传诵千古、至今不废的名篇，却是客观事实。

陶渊明的散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他为其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与子俨等疏》是他在一次大病中写给五个儿子的家常语，与其韵文《祭陈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都抒发了亲属之谊，颇具真情实感。尤于父子之间，谆谆嘱托，如见肺心。而《五柳先生传》则是用史传的形式所写的一篇自叙传，但不以叙述生平事迹为内容，而重在表现其生活情趣，寄托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故《晋书》本传说他“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桃花源记》乃是陶渊明文中的另一名篇，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运用想像勾勒出的一幅理想社会的图画。“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在桃花源中，只有父子无君臣，人人劳动无剥削，大家平等无压迫，和平幸福无战乱，这些正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否定，尽管这一切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以“世外桃源”当成心目中理想社会的代称，由此可见此文影响之深远。文章还以渔夫与桃源中人进行对比，揭示了“淳薄既异源”的两种人格状况，肯定了桃源中人的淳朴热情，婉讽了世俗的背约寡信和邀名好利。文章还在虚构的情节中杂以真人姓名，以增强其真实感，情节曲折新奇，故事首尾完整，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叙述简洁明畅，语言清新省净，文风真率自然，毫无雕饰，体现了陶渊明文章疏朗清淡的风格。

元好问评陶诗曾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陶诗固然如此，陶文亦如之，无论是他的辞赋还是散文，都显得真淳朴实，一反当时偶俪和繁缛的文风，而复归于自然。这正是陶渊明特立不群的人格，决定了他的这种特立不群的文风。

第四节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宁愿穷困也不肯屈事权贵的精神在当时就已为人所称道。萧统《陶渊明传》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诗人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主要就是从他光明峻洁的人格角度来缅怀他的。陶渊明可以说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一个耿介正直、孤高伟岸的人格模范，具有相当动人的示范力量。唐代诗人高适不愿拜迎长官，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都与陶渊明精神一脉相承。

陶渊明的真率性格对士大夫也影响极大，他那种不拘形式上的礼仪、讲求真情实感的生活作风常成为后世士大夫效法的榜样。这种真率性格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就是一种豪放超迈的风格。当然，它多少也助长了士大夫的隐逸心理，把一些人带进逃离现实生活即所谓“独善”的精神世界之中。

陶渊明的桃花源社会政治理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唐末的《无能子》、南宋康与之的《昨梦录》、邓牧的《伯牙琴》中都曾憧憬过相类似的理想境界。《昨梦录》中所描绘的异姓一家，计口授地，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公有均分的思想，尤与桃花源境界相似。后世文人对桃花源的性质的理解虽有不同，或以为是仙界，或以为其中“虽有父子无君臣”（王安石《桃源行》），但都把它看成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则是共同的。历史上很多诗人如王维、韩愈、刘禹锡、王安石、汪藻、赵孟、王恽等，都曾根据他们对桃花源的理解作诗加以赞美。他们都把桃花源理想境界看成是一种与现实社会对立或不同的社会加以憧憬，本身就具有否定黑暗现实的意义。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在当时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宋齐惟鲍照、江淹稍效其体。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认为他的诗具有“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等特点，但却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显然不公允。刘勰作《文心雕龙》，竟对他只字未提。他的诗受到重视，是在萧统为他编集并作序之后，这时已是他死后八九十年了。萧统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这个评价就比较符合实际了。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唐代的王维、孟浩然及韦应物、柳宗元都是田园山水诗的优秀继作者，世称山水田园诗派。宋以后山水田园一直是历久不衰的诗歌题材。田园生活是后代许多士大夫都曾经历或接触过的实际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陶渊明的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大量地发掘这一生活素材，并在艺术上卓有成效。经过他的发掘，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田园生活的确有着世俗生活所没有的那种特殊的美感，并继续致力于对这一领域的开掘。

陶渊明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也是使他历代影响不衰的重要原因。从南朝鲍照、江淹开始，历代“拟陶”、“和陶”相沿成风。许多著名诗人都以陶渊明创造的艺术境界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如杜甫说：“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陆游说：“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读陶诗》）又说：“学诗当学陶。”（《自勉》）

陶诗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沈德潜曾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卷上）但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他那种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后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明人许学夷谈自己的学陶体会说：“靖节诗甚不易学，不失之浅易，则伤于过巧。予少时初学靖节，终岁得百余篇，率浅易，无足采录。今间一为之，又不免类白、苏矣。因遂绝笔，不复为也。”（《诗源辨体》卷六）唐顺之概括说：“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答茅鹿门知县》）这些都可谓会心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