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朝诗人

南北朝指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420年—589年）的一百七十年时间。这时，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则自北魏统一北中国（439年）起，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代，最后均为隋所统一。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南朝文人诗歌，其成就远远超过北朝，并成为唐诗全面繁荣的必要准备和过渡阶段。

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是第一阶段，即山水诗逐渐从东晋以来的玄言诗中独立出来，并蔚成风气的阶段。这个变化以东晋晚期的殷仲文、谢混等人为先导，而完成于谢灵运。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被称为“元嘉三大家”。其中“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诗的发展与繁荣开拓了道路。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形成、兴起的阶段。当时的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求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梁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廷生活，风格轻绮柔靡，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北朝文人诗相对南朝远为逊色。后来，由于北人学南与南人入北的双向努力，北朝诗坛才有所变化，特别是庾信入北朝之后，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由前期的绮丽转向刚健，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初步融合。

第一节 谢灵运与山水诗

晋、宋之际，山水诗大量出现，并逐渐替代玄言诗而取得重要地位。这是南朝诗歌的一个显著变化。

山水诗在此时的兴盛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文人士大夫崇尚山林隐逸生活的反映。士人隐居避世、托身山林，由来已久，魏晋兴起的隐逸之风，更是延续不衰。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得势失势，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因而在诗歌中描写山水之美，借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其次，它也是当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南渡的士族地主，在江南修建园林别墅，过着优游山水的生活。秀丽宜人的自然景物，闲适安逸的生活状况，使士族文人有条件更多地注意并欣赏自然美。同时，它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汉赋中已有专写山水的篇章，魏晋以来五言诗的成熟和民歌中描写自然的艺术经验，更为山水诗的兴起做好了形式上的准备。东晋以来盛行的玄言诗，也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玄思理致，因而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山水成分，如孙绰的《兰亭》诗、《秋日》诗，或写春景，或绘秋色，表现出一种以外物为描写对象的趋势。到东晋后期谢混的《游西池》，玄言色彩较淡，已经较集中地刻画山水景物，令人耳目一新了。此外，“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当谢灵运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而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时，立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模仿。于是，山水描写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一个崭新的诗歌领域出现在人们面前。而谢灵运则成为确立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著名诗人。

谢灵运（385年—433年），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晋室南渡后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他是谢玄之孙，十八岁袭爵为康乐公，人称“谢康乐”。他出生后不久便被寄养在钱塘杜家，一直到十五岁，故小名“客儿”，后世又称之为“谢客”。谢灵运出身于高门士族，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名，亦热衷于政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后，实行抑制士族的政策，将谢灵运的封爵降为康乐侯，他内心非常不满，据《宋书·谢灵运传》，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永初三年（422年），他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于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他辞官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并常常出入深山幽谷之间，探奇揽胜，出游时从者动辄数百人。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派他担任临川内史，因被人弹劾谋反，流放广州。他在《临川被收》一诗中写道：“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表示了他的愤激与反抗。元嘉八年，他在广州被杀。其著作多种，已佚。今存《谢康乐集》四卷，系明嘉靖间沈启原所辑，包括赋十四篇、诗九十一首、杂文二十四篇。诗有近人黄节注本。

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带着一种高门士人的闲散情调，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清新之感。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的手法写山间美景，云石相依，筱涟互映，白绿两色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有层次的动人图画，并从中透出一种萧散、淡远的氛围。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写暮春的素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天的寒峭等等。这些散见于各诗中的“名章迥句”，清新流畅，确“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功。

然而，谢灵运诗虽多名句，却较少佳篇。主要是他的一些诗仍不免借山水以谈玄理（包括佛理），而其谈玄之处，常不免显得滞重或迂拙。后人批评谢灵运山水诗后面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正说明谢诗没有摆脱山水描写加玄言的传统结构模式。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窥见他山水诗的基本模式与风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棲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作于永嘉任上。全诗先叙官场失意的牢骚，次描绘春天景色，最后写决意隐居的愿望。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描写细腻自然，历来为后人所激赏。据他自己说，是因梦见从弟谢惠连而得。结束处既写到离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无闷”的哲理自遣，意似曲折，其实颇不自然。不过，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有情景浑然一体的，如《石门岩上宿》之类即是。

刘宋诗坛，不再有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激情和正始诗人忧惧祸患的苦闷，况且谢灵运又具有高门士族、玄学之士和佛教徒的三重身份。这就决定了他的诗作内容单薄、感情平缓，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南朝高等士族文人的精神风貌。

谢灵运山水诗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他以自然山水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而不是将它作为主观感情的载体。它不像陶渊明的诗歌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中去，而是对山水进行客观的细致刻画，力求形似逼真。可以说，陶诗侧重写意，谢诗偏于写实。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前者情景统一，后者情景多不免割裂。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进行精雕细刻的描绘，尤擅长写静态画面，往往以精练准确的动词出之，故静而不壅，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以上所引名句和“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均是如此。但由于语言上过分雕琢，意象过于满密，追求新奇、对偶和用典，故就整篇而言，存在冗繁生僻的弊病。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概括宋初山水诗的特点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谢灵运正是这种诗风的代表。谢灵运山水诗通常还采取“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三段式结构，单一而少变化。前后两部分往往枯燥乏味，有价值的主要是中间的写景部分。这样的结构必然带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缺陷。谢灵运山水诗的总风格是富艳精工，典丽厚重。

山水诗以外，谢灵运还写过一些咏怀诗和赠答诗，其中有些不乏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杨柳行》其一和《白云岩下经行田》都以沉痛、愤激的笔融写农民的痛苦生活，《酬从弟惠连》五首表现他与谢惠连之间的真挚情谊，均有较强的情感力量。他还学习南朝乐府民歌，写过像《东阳溪中赠答》二首那样的爱情小诗，也隽永可诵，并起了某种开风气的作用。

总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他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当时和后世的不少诗人如谢惠连、谢庄、汤惠休、谢朓、唐代的王维等，都曾受过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作风，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为永明新体诗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称之为“元嘉之雄”（《诗品》）是有道理的。

在宋代，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有颜延之，世称“颜谢”，然其诗的内容与风格均与谢灵运不同。

颜延之（384年—456年），字延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因宋文帝时曾任光禄大夫，故后世又称“颜光禄”。其集已佚，明人张燮辑有《颜光禄集》五卷，在《七十二家集》中，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亦有《颜光禄集》。

颜延之今存诗二十九首，除应诏之作外，多为朋友赠答与即事咏怀之作，未见有山水诗，其成就亦不如谢灵运。语言雕琢，喜好用典是他诗歌的主要特点，所以《诗品》引汤惠休语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其诗较为人所称道的是《五君咏》，分别吟咏阮籍、嵇康等五位反抗世俗的不羁之士，以寄寓自己遭谗被黜的怨愤之情，自有一种清拔深沉之气。此外，长达九十句的叙事诗《秋胡行》描写细致，刻画生动，在同类题材的诸多作品中较有特色。

第二节 鲍照与七言诗

鲍照（414年？—466年），字明远，东海（今山东郯城）人。他出身“孤贱”，少有才名，且功名心很强。二十多岁时，他为了谋求官职，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任国侍郎。后又出为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大明五年（461年），担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刘子顼被赐死，鲍照也死于乱军之中。其著作现存《鲍参军集》十卷，今人钱仲联有注本。其中诗歌两百多首，《拟行路难》（十八首）等为代表作。

鲍照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作品在当时颇负盛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他的乐府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充实，刚健昂扬，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很好继承。

鲍照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七言乐府《拟行路难》：

写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其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其六）

这两首诗抒发了作为寒士的诗人在仕途中备受压抑的痛苦。语言质朴，情感激愤。特别是后一首，拔剑击柱的动作、丈夫垂翼的呼号、归家隐居的向往、贫贱孤直的感叹，一气呵成，将作者压抑、奔放、悠闲、悲怆的情绪变化表现得细致淋漓。悲哀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反映了作者愤慨不平而又自尊孤傲的精神状态。

鲍照有些诗歌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诗开头渲染敌军入侵的紧张气氛，中间描写行军途中的严寒艰苦，最后赞扬将士们为国捐躯的英勇气概。郭茂倩《乐府诗集》收此诗入“杂曲歌辞”，于题下引曹植《艳歌行》“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四句，可知鲍照这首诗是模拟曹植的，“代”即拟之意。这篇拟乐府堪称一首出色的边塞诗，特别是“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四句，写边地苦寒景象，语言奇警，描写精粹，唐代岑参等诗人深受其影响。

此外，《代东武吟》、《代苦热行》等写征人在战争中历尽艰辛，最终却得不到统治者顾惜的不幸遭遇，如前者云：“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昔如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流露出对朝廷薄情寡恩的不满与怨恨。

反映黑暗现实、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鲍照也写了不少。《代贫贱愁苦行》写贫贱之士屈意就人的悒郁沉痛，《代白头吟》写“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的炎凉世态，均反映了当时下层士人备受压抑的痛苦。而《拟古》其六则不仅写他自己的农耕生活，抒发他不能施展才能的愤懑，也流露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鲍照还有些诗歌反映了游宦之苦和乡关之愁。前者有《行京口至竹里》，后者有《还都道中》三首等。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学习南朝民歌的小诗（五言四句），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等。较谢灵运的此类小诗，更觉清俊而有情致，对齐梁以后小诗的大量出现有重要影响。其《中兴歌》十首亦此体，不过，它是替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没有什么价值。这是诗人思想中庸俗一面的反映。

“才秀人微”（《诗品》）是对鲍照一生最准确、最简练的概括。刘宋时期，虽然对高门士族有所抑制，但社会上仍然注重门第出身。作为一介寒士，要想凭才能长期得到重用，是极为困难的，故鲍照在《瓜步山揭文》中感叹道：“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壮志抱负与严峻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使诗人感到压抑、痛苦和愤激，因而在诗歌中抨击门阀制度，抒发愤慨不平。又由于富有功名心的诗人生活在南北长期对峙的形势之下，既关心国事，又向往通过军功得到重用，故以充沛的激情描写边塞战争，歌颂将士的爱国情怀。同时，出身的寒微与自身的不幸，使鲍照不同于养尊处优的高等士人，因而能较多地关注下层百姓的苦难，并在诗歌中寄予深切的同情。当然，其中有时也难免夹杂着不太健康的情绪，如《拟行路难》中“君不见柏梁台”、“诸君莫叹贫”诸篇即流露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在鲍照诗中不占重要地位。故总的说来，鲍诗与谢灵运诗歌中的贵族情调不同，它是当时寒士生活、心态的典型反映。

笔力雄肆，感情充沛，音节错综，是鲍照诗歌的主要特点。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评鲍诗曰：“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鲍照确实善于用自由豪放的笔调，倾诉自己如火的激情，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作品便是典型的代表。此外，他还工于写景状物，造语奇特瑰丽，因而形成了俊逸豪放、刚健凌厉的艺术风格。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赞曰“俊逸鲍参军”，正是就此风格而言。鲍诗是建安诗风的隔代嗣响，在颇以文采著称的刘宋诗坛上显得那么卓然超拔，风骨不凡。

鲍照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朗健奇矫的诗歌继承了建安以来诗歌反映现实、抒写真情的优良传统，代表着诗歌发展的健康方向，也不仅因为他描写边塞战争的诗歌对后世边塞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汲取民歌的丰富养料，创作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渐趋成熟的七言乐府诗，他现存的两百多首诗歌中，包含部分杂言的七言乐府诗共计达三十多首。其中还有七首属于完整的七言。例如：

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绮幕。中有一人字金兰，被服纤罗采芳藿。春燕参差风散梅，开帏对景弄春爵。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拟行路难》其三）

这是一首闺怨诗，诗人极力描摹女主人物质生活的豪富，目的是反衬其精神生活的痛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而且，全诗基本上隔句用韵，一韵到底，这些都对后来七言诗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鲍照在古代诗人中第一个大量写作七言诗，并为后来七言歌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白等唐代诗人的七言歌行，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我国七言诗的发展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先秦、两汉时已有七言韵语，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谣写成的七言、杂言体韵文。《楚辞》中更是存在大量的七言句型，从而成为孕育七言诗的胚胎。《汉书》载东方朔、刘向均作有《七言》（今尚存残句），又该书所记《楼护》、《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亦为七言，可见它在西汉即已初步成形。东汉以后，文人开始创作七言诗。张衡《四愁诗》是趋向完整的七言抒情诗，但各章首句还是参用了骚体句式。《吴越春秋》所依托的《穷劫曲》与曹丕的《燕歌行》才可说是完整的七言诗。以后很长时间内，除北方民歌中时有出现外，文人并不重视，傅玄曾仿张衡作《四愁诗》，还说七言是一种“体小而俗”的形式。鲍照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他以后，七言体就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逐渐发展起来。

第三节 沈约、谢朓和新体诗

齐梁时期，我国诗歌形式出现了重要变化，产生了新体诗。所谓新体，意指新的形式，是相对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而言的，其最大的特点是开始讲究对偶与格律。对偶诗句，《诗经》中就已存在，后经曹植、陆机等历代诗人的运用和张扬，这种风气至南朝大盛。魏晋以后，我国的音韵学也有了新的发展，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晋吕静作《韵集》五卷，二书均已失传。据考证，它们虽未区分韵部，但已用宫、商、角、徵、羽五声来区分字音。另有曹魏时孙炎作《尔雅音义》，初步创立了反切。齐永明年间，周颙在前人音韵学的基础上，发现了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著《四声切韵》（今佚）；诗人沈约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毛病必须避免，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四声八病”之说，虽或失之烦苛，又不够完整，难以遵行，但其强调音韵的和谐变化，却深化了汉语语音的内部规律，在诗歌的格律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因而使诗的韵律呈现出一种新的体貌。《南史·陆厥传》曰：“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瑯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可见，永明体是指南朝齐代永明年间由谢朓、沈约等诗人所创造的一种讲究对偶、声律的诗体。后来，王闿运《八代诗选》卷十二至卷十四，专选齐至隋百余年中的这类诗歌，名曰“新体诗”，因此，后人又称永明体为新体诗。永明诗人大胆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和革新，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

永明新体诗的出现，揭开了我国诗歌史上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转变的崭新一页，为唐代格律诗的最后形成和发展在形式上奠定了基础。

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是沈约、谢朓、王融。

王融（468年—494年），字元长，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诗品》称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从后人所辑《王宁朔集》中的存诗来看，他的诗确如钟嵘所说，词句精美简净，但内容较贫乏，情韵亦不足，殊不及其文。至于沈、谢二人，则沈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大，谢的创作成就较高。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他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时封建昌县侯，官至尚书令，领太子少傅，谥曰隐，故后世称“沈隐侯”。有《沈隐侯集》辑本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沈约是齐代及梁初文坛领袖。齐永明中竟陵王萧子良好文学，立西邸招文学之士，沈约与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即梁武帝）皆从之游，号“竟陵八友”。（见《梁书·本纪第一》）沈约在诗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倡导前面已提到的声律说，对一代诗风和文风有深刻的影响，并为隋唐以后律诗的形成开拓了道路。除八病说外，其《宋书·谢灵运论》、《答陆厥书》都是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献。此外，沈约还提出了有名的“文章当从三易”的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见《颜氏家训·文章篇》引）。这当是针对刘宋颜延之等人过于雕琢其章，好用冷僻典故（虽谢灵运亦不免），不注意文辞的朗畅与音节的流利而提出的，对当时和后世的诗风、文风影响也颇大。齐梁以后，虽出现过以秾丽为尚的徐庾体，但就总的趋势来说，无论是诗和文的语言都是向清新流利的方向发展。前人往往因沈约提倡声律对偶，而对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注意不够，是失于考察的。

沈约论诗文，亦颇注意内容，强调继承风骚和建安时期的“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传统，但他同魏晋以来的许多文人一样，都不注意文学的讽喻和教化的功能，加之他长期为地方大僚掌书记，后又长期在宫廷任职，与民众少接触，故其诗多为抒发个人的情愫和朋友之情，此外则为写景、咏物与应诏、应制之作，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然其抒情之作亦颇有佳篇，如《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对朋友的殷切之情，溢于言表。钟嵘《诗品》称其诗“长于清怨”，当指此类诗而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沈约的《岁暮愍衰草》等诗作，将五言诗句、《楚辞·九歌》的“兮”字句、六言赋体句糅合在一起，句法多样而灵活变化，形成一种亦诗亦骚亦赋的特殊新体，表现出在诗歌体式方面的创新精神。

倡导永明体的诸诗人中，成就最高者当推谢朓。

谢朓（464年—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谢灵运同族，故有“小谢”之称。他曾任南齐诸王的参军、功曹等职，得到过随王萧子隆、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建武三年（495年）担任宣城太守，故又称为“谢宣城”。后迁尚书吏部郎，因事牵连，下狱而死。其作品现存《谢宣城集》五卷，包括赋九篇、乐歌八首、四言诗二十八首、鼓吹曲三十首、五言诗一百零二首。近人郝立权曾作《谢宣城诗注》四卷。

谢朓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他的作品继承谢灵运而更趋成熟。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乌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这首诗开头用王粲望长安、潘岳望洛阳的典故，引出自己回顾建业、留恋京城的心情，中间描绘长江夕景，最后抒写离乡远去、还归无望的伤感。中间部分写春江暮色，色调鲜明，动静结合，境界开阔，堪称大手笔。“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更为历代所传诵。

和谢灵运一样，谢朓也有不少写景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写天边疏淡的归帆树影；“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写鱼游鸟飞的初夏景色；以及“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等，清新淡远，如同一幅幅水墨画，给人以极大的美感。

谢朓的山水诗学习谢灵运，刻画景物都细致逼真，但相比而言，谢朓的山水诗又有所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谢诗中的山水与官场生活是背离的，他往往有意地去寻找山水，以忘怀世事；小谢诗中的山水却总是与主体情感的抒发相统一，殿阁池榭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彼此交融，钟惺在《古诗归》中说“玄晖以山水作都邑诗”，便是指的这种情趣。第二，大谢的山水诗总是在记游、写景之后，抒写理思，拖着一条玄言尾巴；小谢的山水诗则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使山水诗达到了比较完整的艺术境界。第三，与大谢诗的富艳精工、典丽厚重不同，小谢诗较少繁芜的词句，形成一种自然平秀、清新流丽的艺术风格。

谢朓的诗歌也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永明乐》十首、《夜听妓》二首，便是典型的谄上、无聊之作。此外，《观朝雨》、《答王世子》等篇，还明显地存在钟嵘所说“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有“意锐而才弱”的缺点。

谢朓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这一观点贯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使他的诗歌能做到“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沈约《伤谢朓》），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词藻秀美，对仗工整，体现了新体诗的基本特点。他新体诗中多篇幅短小的精品，尤以模仿南朝民歌的五言四句式小诗值得注意。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诗写宫女的孤独幽怨，语言精练，流转圆美。又如《王孙游》：“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等等，艺术上比乐府民歌有所提高。他的这类新体诗，对唐代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很重视谢朓的诗，特别是李白，更是多次称引其佳句，故有人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论诗绝句》），可见谢朓诗影响之深。

第四节 梁、陈诗人和宫体诗

梁、陈两代的诗，以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萧统逝世、萧纲继为太子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基本上沿宋、齐余风。萧统集文士刘孝绰等编《文选》，所录诗歌大体皆以雅丽为准，于冶艳、绮靡之作，不论是民间歌诗或文人创作皆摈而不录，虽反映萧统本人的文学观，也反映当时的诗风。上节已讲过的沈约及江淹、吴均、何逊等是这时的主要作家。后一阶段，则由于萧纲及其东宫文人徐摛、庾肩吾等人的提倡，盛行轻靡、冶艳的宫体。萧纲令徐陵编《玉台新咏》，广收汉以来描写女性生活的诗歌，虽不遗雅正之作，而靡丽、冶艳之作皆大量收入，即标示他们所提倡的趋向。这对梁后期及陈代诗坛的影响颇大。

梁前期诗人中，江淹以模拟著名，何逊及晚于他们的阴铿则以山水诗成就最高，而吴均则既善写景，也善模拟，特别是对乐府古诗的拟作，尤为人们所称道。

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济南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历仕宋、齐、梁三朝，有《江文通集》十卷。他入梁时间很短，主要活动在宋末和齐代。江淹是以善于模拟著称的诗人，其《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自汉代《古离别》到刘宋汤惠休的三十家诗体，并能做到形神颇肖。如《刘太尉伤乱》写出了刘琨的爱国忧愤，《陶征君田居》拟陶渊明的田园诗，深得陶诗意境。另外，他的《效阮公诗十五首》摹拟阮籍《咏怀诗》，不仅风格近似阮籍，而且还在表现阮籍的矛盾痛苦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江淹的拟古诗立足于学习古代诗歌遗产，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史发展的另一侧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游黄蘖山》、《铜爵妓》等作品，便显得笔力矫健，气调高古。此外，“云色被江出，烟光带海浮”（《从萧骠骑新亭》）、“山川吐幽气，云景抱长怀”（《冬尽难离和丘长史》）等，情味悠长，均为写景名句。不过，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辞赋创作方面。

吴均（469年—520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仕梁为郡主簿，又被建安王萧伟引为记室，后被任为奉朝请，有《吴朝请集》。他出身贫寒，诗文有清拔之气。文名虽盛，但鲠直不阿的性格却为统治者所不容。梁武帝就曾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南史·何逊传》）因此，他的诗多写失意士人的不平。如《赠王桂阳》：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弱干可摧残，纤茎易凌忽。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这首诗表现了寒贱之士的雄心与骨气，沉郁愤激，明显受左思、鲍照的影响。他的诗还有乐府《行路难》等，已似后代七言歌行。

何逊（？—518年），字仲言，东海郯（今属山东）人。曾仕梁为尚书水部郎，著有《何逊集》二卷。他的一些山水诗和抒情小诗，描绘入微，讲究声律，颇得谢朓的风致。如《相送》：“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写与友人惜别的忧虑和惆怅，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表现对朋友的深挚情感，平易自然而又韵味深长。何逊也有许多写景佳句，如“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赠诸游旧》）、“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赠王左丞僧孺》）、“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疏竹”（《答高博士》）、“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慈姥矶》）等。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赞曰：“何仲言体物写景，造微入妙，佳句实开唐人三昧。”

阴铿（？—565年），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仕梁为湘东王萧绎法曹参军，入陈后官至员外散骑常侍，著有《阴常侍集》一卷。他年辈虽较江、吴、何等人为晚，但其诗与何逊齐名，风格也接近，世称“阴何”。阴铿诗歌以写景见长，尤善于锻炼字句，如“山云遥似带，庭叶近成舟”（《闲居对雨》）、“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开善寺》），都是在修辞、声律方面颇见匠心的写景佳句。故沈德潜认为他“专求佳句”（《说诗晬语》）。但他也讲求谋篇布局，注意通篇的完整。如《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

此诗写江边送别友人，因迟到未及相见，伫立远眺，心情惆怅，于满目萧索中见出真情，堪称佳作。

何逊、阴铿既是谢灵运、谢朓之后著名的山水诗人，同时多运用新体诗的形式，在斟酌音韵、锻炼词句、开拓意境上用过苦功。他们的一些新体诗，已接近唐人律诗，如阴铿《晚出新亭》：“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惟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基本上已是一首合格的五律。杜甫曾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又说：“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可见其对阴、何的推重。

从梁后期到陈代（531年—589年）诗坛上，特别在贵族和宫廷中流行着一种风格轻艳柔靡的诗体，时人号之曰“宫体”。“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宫”即太子所居之东宫。《梁书·简文帝纪》载萧纲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徐摛传》则说，徐摛作诗“好为新变”，他任萧纲的太子家令时，其“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可见宫体诗是一种“新变”的文体，具有“轻靡”的特点。至于其具体内容，《隋书·经籍志》说萧纲之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可见，宫体诗主要指梁陈时期以描绘女性体态与生活为重要内容、风格绮丽轻柔的宫廷诗。后来，由于递相模仿，陈、隋以至唐初的同类诗作，习惯上就也称为宫体了。

宫体诗主要是南朝君主、贵族声色娱乐生活的反映。刘宋时，谢灵运、汤惠休乃至鲍照都写过艳情诗，永明体作家沈约、王融、谢朓等人，更写过不少艳情之作，如沈约《梦见美人》、《夜夜曲》，谢朓《夜听妓》二首之类。在齐时即开始诗歌创作的梁武帝萧衍也有此类作品。永明体讲究对偶声律和刻画精细，则为宫体诗人提供了相应的形式。宫体诗的兴起，与南朝描写男女恋情的民歌也有密切联系，《玉台新咏》多收民间情歌及文人拟作，即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民歌质朴自然，宫体却颇多彩饰；民歌感情真挚泼辣，宫体则不免带上贵族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有的甚至流于浮薄骀荡。这是其不同之处。

宫体诗的代表作家是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508年—555年，有《梁元帝集》）及其周围的文人庾肩吾（487年—553年？）、庾信父子，徐摛（474年—551年）、徐陵（507年—583年）父子，陈后主陈叔宝（553年—604年）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庾氏父子和徐氏父子的诗作又被称为“徐庾体”。

萧纲（503年—551年），字世缵，梁武帝第三子，因长兄萧统早夭，被立为太子，并继位为帝，后为侯景所害。今传有《梁简文集》辑本，在《七十二家集》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萧纲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放荡”即无拘检之意。从现存二百多首诗来看，他对主观感情和所写人、物都刻意描绘，其病则多为内容单薄，情韵不足。他所作艳情诗，也多比较含蓄，故其《乌栖曲》中“芙蓉作船丝作”、“浮云似帐月成钩”两首甚至为颇有道学气的王夫之所激赏，称之有“远思远韵”、“不入情事自高”（《古诗选》）。但他确有一部分艳诗写得比较“放荡”，如《咏内人昼眠》、《倡妇怨情》、《咏舞》、《美人晨妆》等即属此类，至于个别诗如《娈童诗》之类，则不只是放荡，而是表现封建文人腐朽的生活情趣了。现举《咏内人昼眠》为例：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写女性的睡态，文辞艳靡，描绘精致，体现了某些宫体诗的特点。宫体诗为后人所诟病，正是指这类诗而言。

宫体诗发展到陈代，更趋轻靡，如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乌栖曲》，江总（519年—594年）《宛转歌》、《闺怨篇》等，都显得内容空虚，风格浮艳。

宫体诗虽然格调不高，但它的出现，作为诗歌发展史中的一环，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意义。例如，它对人体美的集中描绘与表现，就拓展了审美对象的领域，对后代文学，特别是宋词有相当大的影响。又如，宫体诗人对美的细腻感受和精微表现，也是超越前人、启迪来者的。至于它继永明体之后，使格律、对偶等诗歌形式更趋圆熟，从而推进了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那更是不可否认的。据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就更多了。宫体诗对于后来律诗、特别是五律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 北朝诗人与庾信

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文人诗歌远不如南朝。北魏末至北齐时，出现了号称“北朝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人，他们的诗歌模仿南朝诗风，学习沈约等人对偶、用典的诗歌形式技巧，尽管还十分稚拙，但他们的探索与努力，毕竟朝南北文学融合的方向迈开了第一步。王褒、庾信由南入北，则不仅给北朝诗坛带来了转机，而且大大推进了南北文学融合的历史进程。其中尤以庾信的影响和作用最大。

庾信（513年—581年），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西晋末徙居江陵（今属湖北）。他是梁朝著名宫廷诗人庾肩吾之子。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尤好《左传》。十五岁做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十九岁做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深得萧纲宠信。侯景之乱，他任建康令，全军溃退，逃奔江陵。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灭梁，他正出使西魏，被扣留在长安，屈身仕魏。后又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后人称为“庾开府”。他地位虽高，却时常怀念故国，内心非常悲苦，最终老死于北方。他的诗文集《庾信集》二十卷，系北周滕王宇文逌所编定，但后来散佚。今存者均为明人重辑本，最早的有正德十六年（1521年）《庾开府诗集》四卷本，收录不全，且无文集。较完备者有万历间屠隆校《庾子山集》十六卷本，后收入张燮《七十二家集》及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庾信集作注者有清吴兆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及倪璠《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吴注较简略疏漏，倪注引征丰富，体例详密，后收入《四部备要》。今人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集前人注释精华，并附收佚文，可供参考。

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总结魏晋六朝传统并“启唐之先鞭”（杨慎《升庵诗话》）的著名诗人。他在把南方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带到北方的同时，又吸取了北方文化中刚健的精神，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趋势。

庾信今存诗二百五十多首，其中少数作品如《咏舞》、《奉和示内人》等，是他前期作为宫体诗人创作的，形式绮丽，内容贫弱。他现存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后期作品，其中虽也不乏奉和应酬、歌功颂德、宫体艳情之作，如《周祀宗庙歌》、《和赵王看妓》之类，但那些抒写身世之悲、仕北之痛、故国之思、乡关之愁的诗作，才真正反映他后期诗歌的面貌和成就。《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二十六写道：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秋，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

前四句描写北国景色，萧索而阔大；后四句抒写一己愁怀，沉郁而悲壮。诗中连用别苏武、送荆轲和项羽自刎三个典故，表达了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这正是庾信后期诗歌的中心内容，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现，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拟咏怀》之七），“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奉和永丰殿下言志》之八），“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怨歌行》）。可谓触事即发，无时或忘。孙元晏《咏庾信诗》曰：“苦心词赋向谁谈？沦落咸阳志岂甘！可惜多才庾开府，一生惆怅忆江南。”对庾信后期的心境和诗赋作了高度的概括。这些抒写故国乡关之思的作品，是他诗歌中最感人、最有价值的部分。

由于思想内容的变化和北方文化的熏染，庾信后期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期的绮艳贫弱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如“阵云平不动，秋蓬转欲飞”、“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弰”（均见《拟咏怀》），“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和赵王送峡中军》）等诗句，都是南朝诗中罕见的。庾信还善于用典，能贴切而不露痕迹，起到了扩大诗歌容量、启发读者联想的效果。运用对偶也是他诗歌的特点，如上引诗句及“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拟咏怀》之十一）等，就是工整而自然的对句。这在他的诗作中随处可见。

庾信对新体诗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突出成就，因而成为唐代格律诗的直接开启者。如：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绵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夜啼。（《乌夜啼》）

凄清临晚景，疏索望寒阶。湿庭凝坠露，抟风卷落槐。日气斜还冷，云峰晚更霾。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晚秋诗》）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二首》之一）

前二首已近于唐人七律、五律之体，后一首则已具唐人五绝格局。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总之，庾信是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继往开来，初步融合南北诗风，为唐诗的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杜甫赞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都是对庾信后期作品的正确评价。

与庾信命运相同，亦由南入北的另一位重要作家王褒，也以其文笔遒劲、情调悲凉的作品，提高了北朝诗歌的水平，促进了南北诗风的交融。

王褒（？—572年或577年），字子渊，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生长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曾仕梁至吏部尚书、左仆射，有《王司空集》一卷。庾信到北朝不久，他也因江陵城破被西魏掳至长安，后仕北周，累迁至太子少保、小司空，在北朝文坛上颇有声名。他的名作《渡河北》寄寓了他的故国之思：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风格质朴刚健，与他在南朝时的作品颇不相同。另如《关山月》、《饮马长城窟》等，皆语意豪壮，骨劲气寒，表现出意义深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