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处于萌芽时期的是殷商甲骨文和殷商、西周的铜器铭文（又称“金文”）。就保留下来的有关资料看，算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在金甲文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演进，才出现了形成于西周的《周易》，其中运用了较多的韵语，写作技巧也有所提高，但仍然是只言片语，未能形成篇章。至《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的不同体例，代表了先秦历史散文的雏形。《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记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优良传统。

第一节 散文的萌芽和发展

散文是具有广泛实用性的文学形式，它的出现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后。十九世纪末（1899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文字已有三千五百个左右，证明在殷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已经有了基本成熟的文字。但是，这只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至于文字的起源，则可以上溯到六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据考古学家研究，在西安半坡原始部落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各种线条和符号，这些线条和符号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字。文字如语言的产生一样，应该是人们在劳动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长时期逐渐创造积累形成的。

甲骨卜辞是殷代王室占卜的纪录。从破碎散乱的甲骨中，可以清理到一些纪录较完整的句子。例如：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

意思很幼稚，形式却有点像诗歌。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简短散文，可算是散文的萌芽。除甲骨文外，古代的钟鼎彝器上也多刻有文字，称为铜器铭文或金文。商代铜器已有简单铭文，周代铭文篇幅加长，记事内容大大扩展。如康王时代的《康鼎铭》，铭文条理清晰，内容完备。至于周宣王时的毛公鼎，铸文竟长达四百九十七字，相当于一篇短篇散文。显然，周代的铜器铭文，较之甲骨文的记事是明显地进步了。从殷商到春秋，除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之外，散文方面还有《周易》、《尚书》、《春秋》三部重要著作流传下来，它们乃是散文的初步发展。

《周易》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卦象、卦辞、爻辞三部分组成。这部书的性质，传统的看法认为是占卜之书。但是，从内容看，卦辞爻辞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每个卦的内容有中心，六十四卦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部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说法不一，传统的看法认为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产生于殷商之末；当代有学者认为成书于西周后期。两汉时《周易》被尊为儒家经典，故亦称《易经》。《周易》卦爻辞是较甲骨卜辞有所发展的简短散文，记事生动，比喻形象，多用韵语，保留了不少成语、俗语和古歌谣。例如：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六二”）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

古代有抢婚的习俗，这是写一次抢婚的情况。抢婚的人队伍曲曲折折，骑着马徘徊不进，他们不是来抢劫的，是来求婚的，这个女子占卜了暂不嫁人，等十年再嫁人。女子终于被迫成亲，骑着马儿舍不得离开，哭得眼中带血。描述颇简要。又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以公羊触到篱笆，比喻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再如“虎视眈眈”（《颐》“六四”）、“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见《革》“九五”、“上六”）可能是当时的成语或者俗语，更加生动而形象。总之，卦爻辞在哲理思维方式上，在语言的凝练含蓄上，都表现出比甲骨文、铜器铭文具有更多的文学色彩。但是，它也同样只是支离片断的记载，不是完整成篇的散文。

我国史官建置很早，这与历史散文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说明早期的历史散文记言、记事是各有分工的。

《尚书》即上古之书，亦简称《书》，它被儒家尊为经典，后世亦称《书经》。自汉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存《尚书》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为今古文所共有，其余二十五篇为晋人伪造。《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和《夏书》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为后人根据传说追记，不能视为虞、夏时的史籍。

《商书》和《周书》是当时誓、命、训、诰的汇编，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的篇章记言也较生动，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商书·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殷前后的演说辞。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字，是一篇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在此之前，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及自然灾害的威胁，经过数次迁都，弄得臣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颇多怨言。盘庚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巩固并扩大商的统治，决定动员臣民由奄（山东曲阜东）迁都于殷（河南安阳西北）。这三篇讲话虽语言古奥，却也能表达出盘庚讲话时的语气和感情。例如：“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一连用三个比喻说明迁都的正确，告诫群臣必须统一行动，才有好的效果。又例如：“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告诫群臣不可用浮言惑众，否则就会像大火燎原一样，不可收拾，也用了比喻。这些来源于生活的比喻，生动贴切，很具形象性。

《周书》包括从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事关周公的尤多。《周书》散文记言记事较前更清晰而有层次，文学因素也有所增强。例如：“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牧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这些都是古代俗语的引用。又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洪范》）这是诗歌式的韵文。同时，叙事成分也越来越多，如：“秋，大熟，未获，天火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金滕》）描写一次风灾的破坏，气象逼真。总的说来，《尚书》散文尚处于古代散文的初步发展阶段，特别是时代久远，又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因而有些地方艰涩难读，故韩愈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不过，古人为了克服书写的艰难和便于记诵，往往在用词选语上注意锤炼，甚至杂以精警的韵语，这些好的传统已在《尚书》中显现出来，从而使我国散文形成了简要洗练、便于记诵的特点。

《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史料编写的一部史记。它以鲁国十二公为记事线索，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中经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十公，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简要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各国的史事。全书只一万六千余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纲要。它在汉代被列为五经之一，故亦称《春秋经》。

《春秋》记事十分谨严，一般是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发生何事、有何结果为顺序，有条不紊，有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春秋》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统一，反对僭越。这种思想倾向，只是在史事的记述以及用字选词中显示出来，往往以一字寓褒贬。比如“杀”的意思，就分有罪为“诛”，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又如写战争，有钟鼓曰“伐”，无钟鼓曰“侵”，轻行掩其不备曰“袭”。这些词语大都表现了作者的感情倾向。又如：鲁隐公元年，郑庄公同母弟大叔段持母宠，据京城叛，庄公伐之，段败入鄢。《春秋》书曰：“郑伯克段于鄢。”传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公有意成其骄纵，以遂其杀段之志，故称“郑伯”、书“克”以寓刺之。段叛兄，不遵弟道，故径称其名；不言出奔，均有责备之意。刺庄公，责叔段，这正是《春秋》通过用字选词叙事中显示出的思想倾向。这种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的写法，为后来的史书作者所遵循。《春秋》语言平浅、简洁，有的一条只记一个字，如“螟”或“饥”，表示发生了虫灾或饥荒；长的也只几句话，如僖公十六年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皆明白易懂，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来大有不同。

第二节 《左传》、《国语》

《左传》、《国语》这两部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史实。《左传》偏重于记事，《国语》偏重于记言，成书时间也大略相同，相传作者都是左丘明，《国语》因而也有《春秋外传》之称。

《左传》一书，司马迁称它为《左氏春秋》，后来的经学家多认为它是专门为孔子的《春秋》作阐释的，故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春秋》有关并流传下来的，还有公羊高所著《公羊传》及谷梁赤所著《谷梁传》，连同《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专为阐释《春秋》而作的，作者认为《春秋》包含了孔子许多“微言大义”而大加发挥，颇多穿凿附会之处；其于史实虽有补充，《谷梁传》且有某些颇为精彩的叙述，但语焉不详者多。《左传》则是一部虽与《春秋》相配合，而又自成体系的史书。它也利用“春秋十二公”的世次作为记事线索，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则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的史实，比《春秋》多十三年，为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而完整的编年史。它广泛地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活动，其中有同于《春秋》而加以详细叙述之处，也有超出《春秋》的所谓“无经之传”，内容比《春秋》丰富得多，篇幅为《春秋》的十倍（十八万多字），无论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超过《春秋》，也远非《公羊》、《谷梁》二传可比。

《左传》与《春秋》最初是“别本单行”，各自成书。《汉书·艺文志》载《左氏传》三十卷。至晋杜预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把三传与《春秋》合在一起，成《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注本。至唐代孔颖达依据杜注作疏，成《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亦称《春秋左传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清代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另外清初还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对史实作了些补充、考订和解释，并于每篇末写了史评。今人杨伯峻有《春秋左传注》。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明确地记载《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六朝以前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公冶长》中孔子提到的左丘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但是，唐以后许多学者都提出异议，认为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当今学者一般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初年智伯灭亡之后，作者已无法考定。

《左传》思想内容丰富，它忠于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进步的社会思潮，评人论事也体现了作者的进步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映了春秋时期日益发展的民本思想。由于社会变革较快，民的作用愈来愈引起统治阶层中一些有远见之人的重视，因而“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得到迅速发展，在神与民、君与民两重关系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在神、民关系上，强调民的作用。例如《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随国贤臣季梁的名言：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楚武王要伐随，随侯想凭借“牲牷肥腯、粢盛丰备”尽力敬神的条件去应战，而季梁则认为要先完成对人民有利的事业，然后再去敬神，才有效果，强调了成民比敬神还重要的观点。又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了虢国太史嚚的话：

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虢君要太史嚚去祭神，太史嚚则认为这是亡国的象征，这就把听于民与听于神进一步对立起来了。

《左传》在君、民关系上，也比较重视民的作用，认为政治得失、战争胜败都与民心向背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左传》闵公二年记载了卫国被狄人所灭的事：

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由于甲士们态度消极，建立在黄河以北的卫国就在这次战争中被狄人灭掉了。这是一次玩物丧志以致失国的惨痛教训，根源就在于失去了民心。又如鲁昭公时，鲁国大臣采取利民措施而取得了国政，而鲁昭公却因失去民心而被逐以致死于国外。这一事件引起当时各诸侯国的重视。宋乐祁评论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见昭公二十五年）晋史墨评论说：“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见昭公三十二年）说明民心向背的重要。正如陈大夫逢滑对陈怀公说的：“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这都是从社会变革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诸如此类重视民心向背的民本思想，是当时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而《左传》的作者能把这些事迹记录下来，无疑表现了作者对民本思想肯定的倾向性。

二、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及其残暴荒淫的本性。如《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间的明争暗斗。郑庄公为了消灭共叔段，纵容共叔段扩展势力以至于准备篡国，待其罪行彰明昭著便一举歼灭之。共叔段的贪得无厌，郑庄公的虚伪阴险，都被揭露无遗。文公元年，记载了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的经过。僖公四年，记载了晋献公夫人骊姬谋害太子申生及群公子的事。这些内部的权势之争，即使是亲骨肉关系也毫不留情。宣公二年，还记载了晋灵公不君的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

晋灵公这种荒淫残暴的行为，作者认为不像个君主，以“不君”二字概括。陈灵公也是个荒淫无耻的君主，《左传》在宣公九年、十年的记载中对他有所揭露：“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左传》里像这类秉笔直书的史事尚不少，体现了作者“不隐恶”的精神。

三、表彰了一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君主；如齐管仲、晏婴，晋赵盾、叔向，郑子产等人是有名的政治家，《左传》都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他们的功业和言行。如襄公三十年，作者通过舆人之诵对郑子产加以表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除了以上部分名君贤臣之外，《左传》还记载了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了郑商人弦高以机智犒师的办法解救了本国的一场兵祸。定公四年载：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感动了秦哀公，出兵助楚击退了吴国的入侵。

但是，《左传》作者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他强调“礼”，他借“君子”对“礼”解释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从治国治民到论人论事，都以礼作为准则。如认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伦理道德是符合礼的，而“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均见《左传》隐公三年）则是违礼的行为，体现了很深的等级观念。同时，《左传》中对天命鬼神、因果报应也记载得多，这些思想观念的存在，固然有其时代的色彩，但也体现了《左传》的进步思想和局限性是并存的。

《左传》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从文学角度看，也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前人认为“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是《左传》艺术性之所在。《左传》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故事性强，这是《左传》最主要的艺术成就。

《左传》记事，已善于对事件的曲折过程加以描述，展示其开端、发展和结局。如庄公八年记连称、管至父之乱：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適。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文中叙述连称、管至父叛乱的原因以及描写叛乱的过程，都曲折生动，特别是徒人费不计较齐侯的鞭打，当叛乱发动时，仍然机智地隐藏齐侯，自己身先斗死，一片忠心。这些描写都显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

《左传》除了写事件的全过程之外，还爱写一些偶然性的小故事以揭示事态发展的必然性，这些小故事也往往耐人寻味。如僖公三年记载：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短短几句，显示了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蔡姬喜好戏谑的性格中略带撒娇的情味。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遣送回娘家，可见他自恃王侯之尊不容冒犯。二言七句，音节急促，却揭示了两人不同的心态。这本是个偶然事件，但成了齐桓公侵蔡伐楚的前奏。又如宣公四年载：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

公子宋以为食指动，必有口福。而郑灵公却偏偏召食而不与，使矛盾激化，后来公子宋杀了郑灵公。这也是个因偶然事件造成的意想不到的结局。

以上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左传》的记载有故事化的特点。

《左传》中的人物描写尽管是片断的，却也写得生动形象，不乏鲜明的性格特征。如当晋先轸知道晋襄公放走了秦三帅之后，竟然怒气冲冲地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隳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最后还“不顾而唾”（僖公三十三年）。在国君面前竟然如此失礼，正显示了这位老臣高度的责任感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在“邲之战”前，嬖人伍参极力想交战，令尹孙叔敖则说：“昔岁人陈，今兹人郑，不无事矣。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说：“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宣公十二年）孙叔敖的矜持自重，伍参的幽默诙谐，实在值得玩味。他如楚伯州犁的“上下其手”（襄公二十六年），鲁哀公说的“食言多矣，能无肥乎？”（哀公二十五年）皆委婉有致。

《左传》有的地方还显示了人物成长的过程。如晋公子重耳最初是个只顾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任性的贵公子，在十九年的流亡中，由于备尝艰苦，增长了才干，政治上逐渐成熟，最后竟成为中原有名的霸主（僖公四年至二十四年）。

《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全书写军事行动四百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五大战役最为出色。

《左传》写战争，一般着眼于战争的背景介绍和成败的分析。诸如民心向背、实力对比、外交活动、战术运用以及战争的后果等，都不惜笔墨。至于战斗场面的描写一般着墨不多。因而在谋篇布局上，往往详于战前及战后，而略于战争本身。如齐鲁长勺之战，全文仅二百二十二字，却也完整地叙述了战争过程。战前的准备，着重写了人民的支持，即所谓察狱以情，“可以一战”；次写战争场面，主要写反击和追击的时机选择；最后对战争取胜进行总结。曹刿卓越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又如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通过这次战争，晋文公终于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全文完整地叙述了战争的始末，首写晋楚双方对战争的分析和部署，次写在城濮的正面决战，接着写践土之盟，天子策命晋文公为霸主，末写子玉的自杀，文公的欣喜。晋国在这次战争中所以能获胜，除了兵力较强、上下团结之外，战略战术方面也占了优势：通过私许复曹卫、退避三舍的办法分化楚的盟军，挫败楚军士气；选择对方薄弱环节进攻，先犯陈蔡，一举击溃楚右师；还伪装逃跑，然后伏击，一举击溃楚左师，从而取得整个战局的胜利。楚的失败，则主要由于君臣意见不一，楚成王不支持这次战争，使子玉陷于被动。同时，子玉也有点刚愎自用，在力量不足的条件下，为了“间执谗慝之口”，孤注一掷，未免意气用事。全文以战争过程为线索，以分析胜败原因为重点展开叙述，结构谨严，较少枝蔓，人物描写也比较鲜明。像晋文公急于求战的焦虑，临战时的犹豫及闻子玉死的欣喜，晋军大臣们的刚毅果决、老谋深算，子玉的刚强坚定、忠于楚国的责任感等等，文学趣味很浓。

《左传》除着眼于战争过程的宏观叙述之外，个别战役也有细致具体的场面描绘。如鞌之战写齐晋双方：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这里写齐军因骄狂轻敌致败，晋军以沉着顽强获胜，是一段有声有色的文章。原来郤克目眇，使齐时曾被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所笑，他发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他作为主帅，又抱着报仇雪耻的愤激心情来作战，所以血流至足也不绝鼓音。张侯和郑丘缓也表现得非常顽强，特别是张侯自己受了伤，还左手并辔驾车，右手代郤克援桴而鼓，带领大军冲锋陷阵，打败了齐军。这场紧张的战斗，的确写得惊心动魄。

《左传》还善于描写行人辞令。春秋各国外交使节往返频繁，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言辞发挥作用，除了充分寻找理由之外，还要讲究辞令的修饰、陈述的先后以及语气的缓急，从而活生生地表现出说话人的心理和感情。如烛之武说秦穆公，以秦晋利害冲突为核心，首述若亡郑只对晋有利，次言存郑则对秦有利，继而勾起对晋惠公忘恩负义的旧恨，最后说明晋必将在西边侵秦。一番言辞打动了秦穆公，立即撤兵，挽救了郑国（僖公三十年）。又如郑子家以书告赵宣子说：“‘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文公十七年）也是至理真情，委婉中表达出威武不能屈的意志，使晋人不敢妄动。又如城濮之战中双方在决战前的一段对话：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这是双方在剑拔弩张情况下的对话，一方请战，一方表示应战，但双方的言辞语气都相当委婉，反映了当时贵族士大夫在外交上彬彬有礼的风度。《左传》记载的外交辞令，有的含蓄，有的幽默，有的委婉，有的强硬，大都不卑不亢，随机应对，能揭示人物的心理，难怪脍炙人口。

先秦的历史散文，文史相结合。《左传》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刘知几称《左传》“文典而美”，“言简而要”，“事详而博”，正确地概括了《左传》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特色。《左传》的史学成就表现为鲜明的倾向性和富于文采的笔调，开创了历史散文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继承这一传统完成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左传》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无论写人、叙事、说理，都生动精练，有声有色，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典范。它丰富的史实情节，还为以后的戏剧小说所取材。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所以历来有许多人都爱读《左传》，研究《左传》，晋人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宋人虽“支枕据鞍”都不忘《左传》（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说明《左传》的影响是巨大的。

《国语》是一部分国记录的史书，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国别史。它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分记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共二十一卷。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二十一卷，其后有清代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左传》偏重于记事，而《国语》则基本上是一部记言的史书。

《国语》的作者不明。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由于《左传》、《国语》两书的作者都被认为是左丘明，而且记事年代也大部分相合，故《左传》又被称为“春秋内传”，而《国语》则被称为“春秋外传”。但两书的体例、组织结构和文章风格区别都很大，显然非成于一人之手，至于《国语》本身，也可能不是一人之笔。当今学者大多认定此书为战国时人依据春秋各国史籍编纂而成。

《国语》分国记事，各国所记也有所侧重。其中《晋语》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周语》次之，而《郑语》最略。全书记二百四十三事（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大都一事一议，由于不受年代限制，大体首尾完整，短的如《周语》“郭偃论治国之难易”只四十字，长的如《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完整地写了勾践与大夫文种、申包胥的谋划以及启程伐吴的全过程，成为后世纪事本末体的雏形，就写勾践而言，也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

《国语》的思想内容比较驳杂。如《鲁语》记孔子语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重霸术，《越语》写范蠡崇尚阴柔、功成身退，又带有道家色彩。它随所记对象不同而各有差异，没有贯串全书的统一思想。然而，各种思想的出现，却有助于思想史的探本求源。

《国语》记事总体上不及《左传》富赡详博，但有的部分却比《左传》记事详细，如“骊姬之乱”就可以为《左传》作补充。又如《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也多为《左传》所不载。因而《国语》的史学价值仍然不能否定。

就文学价值看，《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是有些片断也写得生动而思想又较深刻。如《周语》记载了周厉王监谤和被逐的重大历史事件：厉王是西周后期的暴君，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大肆搜刮民财。“国人”对厉王极度不满，纷纷议论，厉王便派卫巫监视，有敢议论政事者杀之，国人不敢说话，“道路以目”。结果发生暴动，厉王被流放到彘。由监谤始，到被流放终，揭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其他如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鲁语》下），比较正确地提出了对劳动的看法；叔向贺韩宣子之贫（《晋语》八），提出了贫而积德可以长久、富若失德终必灭亡的见解。至于齐姜智遣晋公子（《晋语》四），叔向谏杀竖襄（《晋语》八），叔向论系援（《晋语》九），皆故事生动，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堪称妙笔。如叔向谏杀竖襄：

平公射，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这里写晋平公射不死，命阉人襄去抓又没抓着，一怒之下，便要杀死阉人。叔向不是从正面劝谏，而是从反面讽刺，以突出平公杀人的无理，从而达到纠君之失的目的。文中平公的喜怒无常，叔向的机智善谏，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又如《晋语四》载重耳流亡到齐国时，他胸无大志，贪图安逸，说：“吾不动矣，必死于此！”于是，姜氏与重耳舅父子犯采取醉遣的办法：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氏走，且对曰：“若无所济，吾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子犯）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这段记述，人物言行，栩栩如生。《左传》于此处的对话则略而不录。以上所引皆说明《国语》能以极简洁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通过记言以写人，也有其独到之处。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神怪愚诬之说”（见《非国语·料民》），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文“深闳杰异”，足以“震曜后世之耳目”（引文见《非国语》序及后记）。陶望龄称：“《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经义考》卷209引）。以上所引，皆说明《国语》在文学方面亦有其特殊地位。

第三节 《战国策》

《战国策》为战国时期史料的汇编。最初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进行整理，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次序，编订为三十三篇，共四百九十七章，以其“游士所辅用之国，为之策谋”，始取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的注本和流传。《汉书·艺文志》载《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高诱为《战国策》作注。至北宋，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与高诱的注本均已残佚，曾巩校定其书，作了订补。南宋初，姚宏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刊印《战国策》三十三卷，为续注本。与姚本刊印的同时，鲍彪取曾氏本而改定原次序，作新注十卷。元吴师道补正鲍本谬漏，作《战国策校注》十卷。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含姚、鲍、吴诸人汇注之《战国策》，并附有一九七三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策》释文，资料最为完备。

《战国策》记事，上起智伯之亡，下迄战国末年，共记载了二百四十年左右的史事，为我国古代继《国语》之后的第二部国别史。但是，它写史不记年月，文章片片断断，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作为史书在体例上是有缺陷的。《战国策》的作者无法确定。《史记·田儋列传》记载：“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通传》所载也大体相同。近人罗根泽据此认为《战国策》最初是蒯通写成，后来刘向加以增补编次成为流行本。当今多数学者认为，此书可能是战国末或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成。它是反映战国史事的主要史籍。司马迁《史记》所记战国史事与《战国策》相同，说明出于同一史料来源。不过，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和刘向可能都没有看到，《史记》和《战国策》的部分史事还有待于帛书来订正。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更为激烈，各诸侯国都想“并天下，凌万乘”。秦国以其“地势形便”的独特条件，通过变法走向兴盛，并逐渐蚕食诸侯，企图兼并天下。因此尊秦与反秦在很长的时期中成为各国间斗争的主要内容。在这种形势下，除使用武力外，各国间的外交活动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成败的关键。故当时游士说客十分活跃，特别是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往往“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颇受各国君主的重视。《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主的游士说客的活动，包括他们的谋议和说辞。

《战国策》的思想，不同于《左传》和《国语》，突破了西周、春秋以来的某些传统观念，具有新的思想特征。这包括：

第一，不讲春秋时期的礼法信义，而重权谋谲诈。例如《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有这样一段话：

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苏秦以为在用兵时不要做首开战端的人，在结约后不要做被埋怨指责的对象，从理论上肯定了权变和时势的巨大作用。不顾礼法信义，一味地高诈力而贵顺权，可说是一种新的政治观。

第二，表现了“贵士”的思想。战国时期，政治活动之所以有生命力，主要是由于士人的参与。有些杰出的士人，往往能够起到“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作用，像冯谖为孟尝君“凿成三窟”，使孟尝君摆脱了失去相位的窘境。又如《齐策四》中所记载的颜斶、王斗在齐宣王面前论述“趋势”与“趋士”的问题，就表现了他们不平凡的胆识。其中王斗见齐宣王是这样记载的：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

宣王认识到“趋士”的名声远比士人“趋势”为好。再如燕昭王重郭隗的“致士之法”，亦在燕国产生了实效。这些记载都肯定了士人的作用，体现了“贵士”的思想。

第三，突出了士人追求个人名利的人生观。在这方面苏秦也是个典型例子，如《秦策一》载：苏秦连横说秦惠王失败，狼狈而归，家人十分冷淡，苏秦乃发愤读书：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苏秦发愤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玉锦绣和卿相高位，为了实现个人的追求，他的政治主张也由原来的说秦连横转而说赵合纵了。此外，如苏代（或谓苏厉）利用东西周的矛盾，两边讨好骗取重金（《周策》）；张仪发迹之前家里贫穷，他利用楚怀王好色及南后、郑袖好妒的心理，声称为楚王推荐郑、周美女，从而得到双方的赠金（《楚策三》）。这些策士的活动，不讲个人的品德和节操，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如陈轸的朝秦暮楚，苏秦的先连横后合纵，张仪被楚王认为“不忠不信”，但是这些都无碍于他们的事业，而《战国策》对他们都加以肯定。

第四，反映了一部分谋臣策士顾及国家安危，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思想言行。如触龙说赵太后，要赵太后对儿子长安君不要溺爱，不可让长安君过那种“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的安逸生活，应该为他计长远，为国立功。显示了触龙高远的政治眼光（《赵策四》）。又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事迹。鲁仲连大义凛然，在辛垣衍面前表示：假如让秦称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赵策三》）。又如：秦兵破赵长平后向赵索地，虞卿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同上）以上这些思想和言论，较之那些不顾国家安危只图个人名利的游士说辞，是大相径庭的。《战国策》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倾向，但所记不是一家之言，加上战国时学术空气自由，各家相互吸收和影响是必然的，因而造成思想较为复杂和倾向性的不一致。

《战国策》反映了游士说客的活动，当然也反映了游士说客的谈风，这种谈风体现在文章中就形成了《战国策》一书所独具的文风和艺术特色。

《战国策》文风的突出特色是直言不讳。《左传》中的行人辞令，一般比较委婉含蓄，讲究辞令的修饰之美，而《战国策》则由于当时的思想比较自由，很少约束，人们大多能畅所欲言，没有多少隐讳，如苏秦发迹时，说秦说赵，一败一成。两次回家，家人的态度一冷一热。失意时返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获得成功路过家乡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一》）

两相对比，苏秦坦率地承认，追求势位富贵乃是不可忽视的人生目的。

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还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如《秦策一》张仪说秦惠王，铺陈当时形势，提出连横的战略决策，并指出：

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在这种夸张而坚定的言词中，寓有高远的目光和强烈的感情，的确耸人听闻。又如《魏策四》唐且劫秦王时对天子之怒与布衣之怒的描写：秦王称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则以更犀利的言辞和紧迫的形势压倒秦王，称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秦王只好“长跪而谢之”，并承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惊心动魄的场面，夸张渲染的语言，突出了唐且作为布衣之士的英雄气概。《战国策》正是由于这类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使自身失去了信史的作用，然而却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富有强烈的气势也是《战国策》文章的重要特色。如《秦策一》苏秦开始见秦惠王的一段话：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大肆铺陈秦惠王具备了称帝的条件，分别列举了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丰富的物产、众多的士民以及精良的武备，通过排比句式详加陈述出来，读之确“如骏马下注千丈坡”，文势不可遏止。

《战国策》的说辞还杂有大量比喻和寓言，从而使文章具有形象性。如《秦策三》应侯范雎说秦昭王的一段话：

应侯谓昭王曰：“亦闻恒思（地名）有神丛（神名）与？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博，曰：‘吾胜丛，丛籍我神三日；不胜丛，丛困我。’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丛籍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今国者王之丛，势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无危乎？臣未尝闻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则病必甚矣。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诚舆瓢，瓢必裂。今秦国，华阳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称瓢为器则已，已称瓢为器，国必裂矣。臣闻之也：‘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国无事则已；国有事，臣必闻见王独立于庭也。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国者，非王子孙也。”

范雎指出了昭王权力分散的严重性。说辞中对问题的提出以及危害性的分析都通过寓言和比喻。神丛借神不归的寓言，说明昭王借权难归；百人舆瓢将裂，比喻权力分散有害于国家；“指大于臂，臂大于股”，都比得非常贴切，生动形象，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说辞。

《战国策》的比喻，俯拾皆是，类似神丛借权的寓言亦不鲜见，如江乙以狐假虎威说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楚策四》）等，都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邹忌更是以亲身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使齐王醒悟受蒙蔽之深，不得不广开言路，从而收到“战胜于朝廷”的效果。邹忌的体验可能实有其事，但是形成故事作为说服齐王的依据，则与寓言的作用相同。

《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策士之辞，不再像《左传》、《国语》那样如实地记言记事，而是沿用纵横家的铺张辞采和有意识的艺术加工虚构，更富有文学特色。有的篇目已逐步由写事转为集中写人，如《冯谖客孟尝君》便已基本成为冯谖的传记。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引《战国策》九十余事，并且学习它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赋的笔法，和《战国策》铺张渲染的文风有着血缘关系。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也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

先秦历史散文除以上所论典籍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尚有《逸周书》注5和《竹书纪年》，不过二书在文学方面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故略而不论。

注5《逸周书》，《汉书·艺文志》作《周书》。师古注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刘向说它是周代诰誓号令的汇编，可能是孔子修订《尚书》剩下的篇章。原为七十一篇，今存者并《序》实为六十篇。究其实际，多数出于战国时的拟作，但其中《克殷》、《世俘》、《度邑》、《作洛》等篇，所记周初事迹，当有所根据。刘知几说它“允明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史通·六家》）。姚鼐指出“其书虽颇有格言明义，或本于圣贤，而间杂以道家、名、法、阴阳、兵权谋之旨”（《辨逸周书》），内容驳杂，有的篇章夸饰怪诞，颇类传说，记事上起西周文、武王，下至春秋之灵王、景王，有与金甲文相合者，有较《左传》、《史记》为详者，史料价值颇高而文学性不强。今存有晋代孔晁注本，清代以来校注此书的，有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孙诒让《周书补》、刘师培《周书补正》、陈汉章《周书后案》等。

先秦历史散文由简单的记事记言，到记载比较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对话，发展成为成熟的记事散文，展现出了一个时代的记事散文风貌，形成了悠久的记事散文传统。这些传统大致是：

体例的开创。先秦历史散文开创了编年体和国别体的体例，如《汉纪》、《资治通鉴》等就是直接从《春秋》、《左传》的编年体继承而来。而《史记》、《汉书》则是先秦国别体的创新和发展。《国语》、《战国策》有些记事记人有始有末，完整成篇，又是后世纪事本末体和传记散文体的萌芽。

先秦历史散文饱含作者的倾向性。作者在记史时有是非标准，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固不必说，《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时也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倾向性。《左传》、《国语》有时还用“君子曰”或他人之口来对事件进行评述，态度更加鲜明。这种鲜明的倾向性足以激励后世的散文家关心时事，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散文创作。

先秦历史散文善于记事，也善于写人。这当然以《左传》的成就为最高。《左传》善于把复杂的事件，特别是战争，通过顺叙、倒叙、插叙、详叙、略叙等剪裁手法以弥补编年体之不足，把一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全过程完整地记载下来，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说明构思之精巧。《左传》不仅善于记大事，小事也同样为作者所注意，正是通过许多小事、琐事的描写加强了文章的趣味性，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

先秦历史散文在写人方面，已能初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突出的当然是人物的语言描写。由于先秦记言的传统开创很早，在记言方面也有很高的艺术技巧，通过记言能显示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场景的不同心理。如《左传》楚子与屈完的对话（僖公四年）、晋文公闻子玉之死时说的“莫余毒也已”（僖公二十八年）、齐高固的“欲勇者贾余馀勇”（成公二年）；《国语·晋语》写重耳以戈逐子犯以后与子犯的对话；《战国策》写苏秦发书夜读及衣锦荣归的感叹（《秦策》），唐且劫秦王时所说“布衣之怒”（《魏策》），比比皆是，都表现了特殊场面中人物的特殊心理，体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至于描写人物外貌和行为，《左传》等三书皆有所不足，不过也有个别的地方偶尔出现精彩之笔，如外貌描写，《左传》写华元的“睅其目，皤其腹”（宣公二年）、《战国策》写苏秦离秦归家时“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秦策》）的潦倒之状。又如行动描写，《左传》写先轸的“不顾而唾”（僖公三十三年），《战国策》写魏桓子、韩康子暗约攻知伯，“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就在“肘”（用肘臂触）、“跗”（踩脚背）之间决定了知伯灭亡的命运。以上这些描写对于加强人物的形象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记》继承这些写人的特点，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