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综述

1.4.1 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

1.4.1.1 国内外学术研究进展综述

西方学界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网络聊天的兴起，网络语言作为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最早关注网络语言的是与互联网接触密切的计算机专家，他们从网络语言的交际功能等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为网络语言认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随后许多语言学家进入了网络语言的研究领域。1997年，美国哈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artford）世界语言问题研究和资料中心主持召开了一次“网络和语言”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学家。学者们就网上语言、英语作为网络通用语的地位问题以及基于网络的语言教学问题展开了探讨。2001年，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出版了著作《语言与因特网》，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互联网是如何影响人们日常使用语言习惯的。克里斯特尔认为，互联网在鼓励语言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方面影响重大，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该著作2006年被翻译成中文引入我国，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影响重大。2002年至2003年间，Language以及ELT Journal等专业期刊上频繁出现关于网络语言研究的书评和论文。2003年9月，第一届国际网络语言研究大会在西班牙举办，参会者包括Naomi S.Baron教授等知名语言学家。同年，西班牙著名学者圣地亚哥·珀施特圭罗教授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有关网络语言学的专著——《网络语言学：网络中的语言、话语与思想》，该著作对网络语言学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2005年，克里斯特尔教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网络语言学的范围”的报告，就网络和信息技术对当代语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英国《西方邮报》杂志刊登了此报告的缩写本。此后，网络语言学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2007年，珀施特圭罗教授与其他两位学者合作出版了《网络中的话语：网络语言学的发展》一书，书中对网络语言学的进展情况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2011年，戴维·克里斯特尔出版了著作《网络语言学：学生指南》，探讨分析了网络语言的演化现象、语用案例以及网络语言学的热点问题，受到语言学界与教育界的一致好评。2012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新西班牙语基金会和埃菲通讯社联合推出一本名为《写在网络：新媒体与社交网书写指南》的手册，内容包含了网络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即时通信、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和交友，也包括了对话语表达和网络设计等方面的建议。该书出版的宗旨是为了规范和引导网络语言，同时也对网络语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国内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可以上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当时的网络在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都很低，但国内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关注网络语言现象。1998年，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讲授的《语言与文化》公选课中，就引入了对网络语言的研究。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网络传播学院，其中设立了网络语言应用系，有关网络新词新语的研究课题也同步展开。同年著名的《科学》杂志第九期刊登了知名学者周海中教授的文章《一门崭新的语言学科——网络语言学》，文中对于网络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学科属性和定位等问题做了精辟阐述。这是网络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次在学界被正式提出，也标志着网络语言学的诞生。

从2000年6月开始，围绕着《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网络语言概说》两部专著的出版，媒体与学术界对网络语言展开了为期一年左右的三次大讨论，时称“三个冲击波”。

第一阶段：2000年6月26日《文汇报》刊登驻京记者吴娟的记者见闻《网络语言不规范引起关注》，很快形成了第一波讨论。《文汇报》次日就以“怎样看待新的网络语言”为题，发表了三篇讨论文章。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耀晶在《网上词语的规范有待时日》中说到，“网上出现的词语有一部分看上去确实很怪，但是也很有表现力，能够反映出部分网民的性格和他们对新时代的敏感。至于这些网络词语是否能被大众所接受，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他认为网络时代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批网络词语，这些词语很可能会与现有的规范和观念产生摩擦和冲突，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会形成新的规范。

在此期间，《语文建设》杂志于2000年第10、11、12期连续刊登了有关网络语言的研究和讨论文章。王均的《网络时代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学》认为，在国际联网时代，包括外语借词缩略语在内的新词语的猛增，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必然趋势，语法的精密化也是一种进步。语文保守主义和语言“净化主义”是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

这期间还有一些批评性质的文章，言辞也很尖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新浪网转载《中华工商时报》的《网络语言“说都不会话了”》。文章认为网络语言是怪词、错字、别字的天下，也是数字与字母的世界。网络语言与正常的汉语杂糅在一起，极大影响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汉语的纯洁性。在文章中更是将这种影响放大至对国家历史的尊重和民族价值观念操守的高度。

第一阶段的讨论主要围绕网络语言产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否应当对其规范和如何规范等问题展开的，其间也出现了一些对立性的观点。此后见诸媒体的相关探讨有所增加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从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讨论没有形成集中的议题，影响并不是很大。

第二阶段：2000年12月12日，吴娟在《文汇报》发表的报道《网上会话不再雾里看花》，引起了第二波讨论的热潮。该文报道了《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即将出版的消息。此后，大量的媒体纷纷转载并报道此消息。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1月5日刊登的报道《网络词典六月问世，新新话语该捧该贬》，《北京晨报》2001年1月15日刊登的《网络语言你懂吗？》等。有的媒体也同时报道了质疑的意见，但还是予以肯定的居多。

第三阶段：2001年2月13日，《南京日报》刊登记者李芳的《网络词典是黑话词典吗》，同年2月16日《北京科技报》刊登记者阮帆的《网络语言“敲出新天地”》，这两篇报道开启了网络语言的第三波讨论。媒体上出现了不少激烈批评网络语言和网语词典编纂的声音。2001年1月3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网络词典”就像黑话词典》的文章，该文认为网语词典的出版是对毫无意义的游戏词汇的整理和注释，客观上会对语言的规范产生负面影响。2月1日，《文汇报》刊登了记者邢晓芳的报道《为“网语”编书是否有必要？——有关专家对即将出版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提出质疑》。文章援引部分专家的意见，认为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现象，具有极其不成熟、不稳定的一面，将这种未定型的语言现象以工具书的形式“固定”下来，它的必要性和学术价值值得思考。

此后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开始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认为把网络用语按照不同类型和功能进行释义，有助于读者认识网络语言，还能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资料。2001年8月2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周洪波的评论文章《网络语言的位置》。周洪波认为，语言的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新词新语（包括网络词语）这些活跃部分来实现的。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应当是宽容理解、加以引导，而不是横加指责。只有更新才能推动语言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探讨是不同意见的交锋，媒体、学者和网民都积极参与论辩，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后网络语言的讨论依然热度不减。2001年9月7日，《北京科技报》刊登了记者阮帆的文章《“第四次冲击波”》，预言《网络语言概说》一书的出版将会引发第四次冲击波。2004年4月24日，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在北大中文论坛发起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引起了曾少波等语言学界人士和普通网民的热议。钱乃荣认为，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代表了21世纪语言发展的方向。虽然对这一观点许多人持保留意见，但多数人都认为网络对现代生活和汉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2006年5月22日，教育部发布我国第一个《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2007年8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发布了当年的171条新词语，其中一部分被看做网民才使用的网络语言。2013年10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出版。这一系列报告的连续发布与出版，既是中国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的大事，网络语言也日益由小众的使用转为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

三次网络语言冲击波及其后的探讨催生了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涉及语言功能、语言规范、新词新语、外语词的使用等方面，引起了人们对语言传播学说有关问题的总体反思，也对后来网络语言多样化的研究起到了开拓作用。

1.4.1.2 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国内对网络语言的研究由早期的陌生到熟悉，由初步接触后的抵触到逐渐理解、接受，由对汉语纯洁性遭受破坏的担忧到认可语言的变化发展是适应网络时代的必然。这期间的道路艰难而曲折。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理性研究的系统化，十几年的开拓性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词典的完善、专著的系统性和论文的多样性三个方面。

1）词典的完善

网络语言中的多数词句具有特殊的含义，必须经过释义才能理解。因此有关网络语言方面的专有词典就应运而生了。有代表性的词典主要有以下几部：

《网络时尚词典》（海南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网络语言词典。该词典收录了时尚网络词目千余条，很多是其他计算机词典所未涉及的。词典按网络用语的类型对词语进行组合，分为网络时代暗语、俗语、网络专业术语、机构与公司、数字语言等五个类别。通过这些词语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当时互联网技术、文化的历史。

《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这部词典的出版备受瞩目，直接引发各界对网络语言问题的大讨论，这也是第一部由语言学界编写的网络语言词典。该词典共收录网络词语1305条，按照辞书编纂的体例进行编辑，词条用汉语拼音排序，释义简明通俗。既收录了一般性的网络术语，也收录了聊天室常用的词语及常用外语词和缩写，便于新网民较快克服词语方面的障碍，也便于有关人士了解网络用语。

《金山鸟语通》（2003年6月）。这是由众多网民编辑的一部网络专用词典，也是我国首部由网络语言的使用者编纂的网络语言词典。这部词典收集了千余条网络聊天专用词语，在形式上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这是一部非正式出版的动态形式的词典，以开放的网络文本为载体，可以直接输入词条进行检索查询，同时提供超链接供人转载和补充。

《最新网络交际用语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这部词典收录的主要是网络交际中使用较多的词条，按照汉字、字母、数字、符号四个部分依序排列，便于检索和查找。书中所列词条释义简明、例句详尽，有些条目还附有“知识窗”以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这部词典不仅可以作为网民熟悉网络交际用语的工具书，还可以作为网络语言研究的语料库。

此外，业已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网络词典还有周宛润主编的《网络时代的48个关键词》（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顾晓明主编的《网界辞典》（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李康、张阳主编的《网络流行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亢世勇、刘海润主编的《实用网络用语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以及汪磊主编的《新华网络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出版）等。这些词典的编纂填补了中国辞书出版方面的一项空白，也标志着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现象进入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2）系统性专著的出版

关注网络语言的学者相继出版了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著，使得网络语言的研究向着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方向发展。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部：

《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网络语言的专著。于根元教授在书中梳理了互联网与网络语言的发展历史，并就网络语言的特征、“网语”与其他媒体语言的异同、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及网络语言的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对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网络用语进行了比较研究。该著述内容丰富详尽，堪称国内网络语言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网络语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该书从总体上归纳了网络语言的性质和语境，详细描述了网络语言的总体风貌及生成方式，并就网络语言的规范化以及“网语”与社会生活语言的联系等问题做了阐述。

《网络语言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部专著以言语交际的理论为指导，阐释了“网语”交际的性质、特征及具体过程，并就网络言语交际中出现的一些独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还对“网语”交际与日常言语交际的差别做了阐述。该书着重探讨网络语言中的言语交际问题，为网络语言的细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此外，刘能镛、马长安的《网络语言与语文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分析了网络语言对当代语文教育、教学所起的正面推进及负面影响的双面作用。张云辉编著的《网络语言语法与语用研究》（学林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对网络语言做了语类、语法和语用方面的研究，并从模因理论视角探讨了网络语言与网络文化。汤玫英的《网络语言新探》（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从多学科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了审视，并对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进行了探讨。安志伟的《网络语言的多角度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在回顾网络语言十年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网络语言中的词汇类聚和修辞现象做了探讨。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网络语言研究著作近20部，这些专著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有关网络语言各方面的问题。随着网络语言研究层次的提高，各级别的有关科研课题也纷纷立项并硕果不断，这表明网络语言研究已经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

3）学术论文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网络语言”作为一个专业名词开始在文献里出现，最早是从计算机编程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据文献研究显示，立鑫在1998年发表于《语文建设》杂志第1期上的《谈谈网络语言的健康问题》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在专业期刊发表、从自然语言的角度分析网络语言的文章。2000年以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语言研究开始成为语言学新的增长点，其研究也日益拓展和深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哲学与人文科学”目录中以“网络语言”为关键词、以篇名为检索项的精确检索，从1998年至2013年我国共发表网络语言方面的论文1493篇，其中硕博士论文124篇。2003年以前共发表学术论文60篇，2003年至2007年发表论文418篇，2007年至2013年共发表学术论文1015篇。显而易见，网络语言受研究者的关注程度在逐年提高，其研究视野从最初的汉语语言研究，延伸至中英、中韩等网络语言比较研究，研究的领域也由网络媒体本身拓展至跨媒体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从最初的语言学、教育学角度逐渐扩展至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文化等不同视角研究和探讨网络语言，并且研究的内容也从简单的概念界定、语料的搜集和整理、类型归纳等向语音、语义、语用、语体、修辞等更加细化的方面拓展。

十几年的开拓性研究业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网络语言的研究也将会按照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深度纵向化、研究态度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趋势继续向前发展。

1.4.2 关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是伴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而演变的。但由于网络流行语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产生略晚于网络语言，因此国内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也相对较晚，大致开始于21世纪初。从相关论文来看，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为文献来源，以篇名为检索项，以“网络流行语”为检索词的精确检索，从1994年至2013年我国共发表网络流行语方面的期刊论文419篇，硕博士论文64篇（见表1-1）。

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文本数量特征上来看，关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相较网络语言的研究明显滞后。最早的研究始于2001年，且2008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很少，硕博士论文更是鲜见。从2008年开始，网络流行语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论文数量呈倍数增长，直到2011年前后相关研究探索渐趋稳定。从这一研究状况可见，2008年是网络流行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已“正式成为Web2.0强国”。网络语言使用群体的不断扩大，使得网络流行语由少数人的“暗语”逐步转为被大众所接受，并日益渗透进日常生活用语中。同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时提出，“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因此，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为网络流行语研究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4.2.1 网络流行语的类型及特征

1）网络流行语的类型

上文简要概述过网络流行语的定义问题，由于现有的定义普遍存在界定不清、混用等问题，导致学术界在对网络流行语类型的划分上也存在较大争议。当前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划分方式如下。

（1）语言学视角的类型划分。

按语体划分：梅艳将网络流行语分为语音谐音型（数字型谐音和文字型谐音）、符号象形型和英汉简略型三种类型。谢亚军认为网络流行语主要有首字母缩略、数字谐音、符号语言、汉语谐音词、语码混合、词义迁移这六种类型。从网络流行语的外在形式上进行分类是早期类型研究的主要方式，此种分类方式将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进行研究，并从省力原则的角度对网络流行语进行解读。

按构词方式划分：伍凌借用王希杰的“零度偏离理论”将网络流行语分为语义偏离、语法偏离和借形赋义三种形式。这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流行语做出的类型划分。杨朦萌进一步从构词方式上将网络流行语分为符号构词型、象形构词型、缩写构词型、谐音构词型、借代构词型、夸张构词型、比喻构词型和仿造句式型八种类别。

按生成来源划分：谷向伟借用许光烈的汉语造词理据模式，从网络流行语的生成理据角度将其划分为形象理据之摹状型、特征理据之特性型、关系理据之掌故型、修辞理据之仿语型、修辞理据之反语型、修辞理据之拈连型及语源理据之译音型七种类型。此种划分方式从形象、特征、关系、修辞和语源等汉语造词的理据角度出发，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来源做了较为细致的分类。汤玫英首先从外在形式上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单纯流行语和格式流行语两大类型。前者是作为完整的词语广为传播并整体复制，而后者具有一定的“原初格式”。她认为格式流行语的来源主要有走红的网络作品、畅销的书籍、风靡的广告语、流行的歌曲、热播的电视剧和著名的电影对白。此种划分方式也应和了网络流行语发展的一种趋势，即由最初的语汇流行逐步转为较为固定的格式流行。

（2）传播学视角的类型划分。

杨萍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一般网络用语，主要是以象形、谐音、缩写等方式表达某种特定含义的语汇。此类别主要出现在网络流行语早期阶段。第二类是网民自创且流传甚广的网络俏皮话。此类流行语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某种社会情绪的蔓延，并体现了网络文化的特点。第三类是基于社会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流行语。这是网民在对公共事件进行自主解读后所创造出来的。陈绍富基于传播学视角，以来源为标准把网络流行语划分为源于方言词语、源于外来词语、源于影视文学作品、源于网民的个性创造、源于新闻事件等五种类别。王仕勇根据流行语在意义指向上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利益诉求类流行语、情绪宣泄类流行语及价值追求类流行语三种。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网络流行语类型的划分十分庞杂，研究者多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在对网络流行语的某些特征加以强化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式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每位研究者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分类体系，因此学理性并不是很强。

2）网络流行语的特征

基于研究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网络流行语特征的归纳也有较大差异。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具有时代性、创新性、调侃性、简明性、形象性、娱乐性、不规范性等特征。从传播学视角来看，陈绍富认为网络流行语具有生成来源的多样性、使用群体的区分性、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以及使用目的的多元化等特征。从符号学视角来看，黄碧云认为网络流行语具有现实性与象征意义、周期短与蹿红快、反讽性与隐喻性、派生性与推广性等特点。

1.4.2.2 网络流行语的主要研究范式

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网络流行语问题的研究和应用，已有的文献资料和分析形成了四个主要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1：在语言学研究框架内，讨论网络流行语在形式上、语义上的演变机制以及语言编码特点等问题。

刘念（2004）探讨了网络流行语所遵循的语言经济学原则，认为网络流行语的动态发展体现了语言的网络效应和趋同原则，网络流行语的构词法体现了省力原则，网络流行语的泛洪传播体现了言语交际的经济均衡原则。周漫莉（2011）根据象似性理论从语音、字形、词汇、语义以及结构象似性等方面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修辞效果。她认为网络流行语的修辞效果来自修辞形式以及修辞意义的象似性关系。李迅（2011）以ABB式网络流行语为研究对象，从指称、陈述、确指、泛指等方面探讨了它们的语用机制及修辞特征，认为其体现出网络流行语修辞的“戏仿”倾向。杨昊（2011）对流行语“伤不起”进行了语义层面的个案研究，认为该语汇是利用现成的言语模板，在新旧词语之间建立起了语义上的联系，从而产生了新的含义，同时阐释了它的句法和语篇功能。丁加勇（2003）认为流行语包涵丰富的细节，而类推机制可以赋予词语以新的意义，也可能导致词语内涵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崔颖（2010）借助模因论阐释了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原因及作用机制，认为网络流行语的复制传播符合强势模因的标准，即高保真度、多产性和长寿性。方毅华、罗鹏（2011）采用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解析了2011年“十大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编码特点和编码变化轨迹，通过不同时期量化结构的比较分析，展现了该年度流行语的发展过程，同时强调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凸显了网民争取话语权的意识。

基于该范式的研究，为我们探讨网络流行语提供了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解释，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大部分研究文献立足于单独一个或一类流行语的纯语言学视野，分析其运用规则与技巧等，未能将这种语言与社会、意识形态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研究范式2：在传播学、符号学研究的逻辑框架下，重点就网络流行语的符号特征、传播机制和效应进行分析和探讨。

李宝珊、成晓丽（2012）运用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理论，从传播者、受众、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四个方面分析了流行语广泛传播的原因。伍文忠（2011）运用“沉默的螺旋”理论，从新媒体作用、受众影响以及语境关联的角度阐述了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机制。涂海兰（2012）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过程分为“共鸣”和“溢散”两个阶段，认为流行语在网络传播中易于引起网友的“围观”，并在“围观”过程中不断得到引申，从而促进其传播范围的扩大，起到一种舆论发起的作用。张晋升等（2010）以“躲猫猫”事件为例，认为此流行语随着传播过程的推进逐渐成为一个渗透着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具有了不同的所指，其意义的内涵被不断地延伸和拓展。将流行语的内涵和意义从抽象层面上升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层面之后，会产生更大的传播价值。黄碧云（2011）对网络流行语表现出的现实象征性、衍生推广性、隐喻性和周期性做了符号学的解析，认为新生代网络流行语凭借与现实生活中新闻事件的天然联系，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传播符号能指的“第二次”诠释，并在培育扩大后反射进入全民语言，再次介入现实生活语境。

基于该范式的研究，为网络流行语研究提供了经典传播学和结构主义的视域，形成了传播学者研究传播方法，符号学家则专注语法结构研究的取向。但是，此类研究并未体现出网络流行语与社会变迁、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特别是传播现状的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研究范式3：在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框架内，探究网络流行语兴盛的心理动因、社会功能以及价值评判等问题。

刘国强（2009）等认为流行语的生产动因源于以后现代主义为精神标签的当代中国文化表征，反映出多元、狂欢、草根崛起、权威消解、道德虚无等文化现状。顾源（2009）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流行语具有提高人们在网络上的沟通效率以及自由表达意志的正面功能，同时也有增加不同年龄人群间沟通障碍、影响语言规范化等负面功能。王清杰（2011）认为网络流行语表达了网民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普遍关注和基本评判，体现了网民对社会现象的另类表达和情绪宣泄。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过程蕴含着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也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复杂的社会心理。韩玉花（2010）认为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和传播是特定时期内社会群体心理的反映，折射出社会生活的现实状态和某种集体情绪。同时，网络流行语也具有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为人们的情绪提供了表达方式和渠道。甘露（2011）阐述了网络流行语对社会、语言文化和媒体的影响作用。社会影响方面：加速了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推动了新闻事件的发展和信息的公开并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语言文化影响方面：活跃了民间语文生活、影响了语言文化发展的方向。媒体影响方面：促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形成舆论监督合力；丰富了媒体的表达方式，成为媒体吸引眼球的重要元素。

基于该范式的研究，重视流行语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活动，为本书的深层探索提供了有效途径。但从内容上来看，理论与现象深入结合的探讨不多；对于网络流行语产生的政治、媒介环境，以及它与权力、大众心理等方面的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有所欠缺。

研究范式4：在舆论学、政治学的研究框架内，讨论网络流行语对社会舆论表达、网络舆情发展以及社会管理的影响作用。

薛国林、刘志杰（2009）认为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折射出网民参与公共事件、表达意见的隐衷。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使网民享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政府的信息控制更为简易和普遍。网络流行语作为人们寻求真相、摆脱舆论一律和话语霸权的一种方式，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捍卫着社会的正义。姜胜洪（2010）从舆情的角度对网络流行语进行分析，认为网络流行语不仅体现出网民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而且流露出人们对公权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期盼和渴求。政府部门应当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关注民生问题、提高政府公信力、畅通各种诉求渠道，切实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力。傅国春（2012）在阐述流行语恶搞性、时政性、焦点性、个体性等特点的基础上，从解构权威、社会责任、生命意识三个阶段梳理了网络流行语的嬗变过程，认为网络流行语的自我意识体现了网民群体对特定事物的整体认同，也反映出舆情和舆论的变化。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刘德良（2010）认为网络流行语现象是网络时代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民众言论自由和舆论表达的一种形式，网络流行语也是公民实现舆论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因此网络流行语有助于培养公民素质以及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

基于该范式的研究，将网络流行语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网民的意见情绪表达归同于社会舆论的表达，这其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不仅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同时也应当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

以上四种研究范式基本概括了当今社会科学对网络流行语的主要研究议题，涉及了众多学科和研究领域。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教育学、文化学等视角探讨网络流行语的规范化及文化表征等问题。如钟志奇（2008）等分析了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教育的影响以及就如何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流行语提出了对策。车春艺（2011）强调流行语的文化建构和价值导向，认为在网络流行语的发展中，应当坚持义利、理欲、德力、法教的对立统一。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网络流行语的基础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均有所涉猎，研究方法也比较多元。尤其是近五六年来，网络流行语现象已引起学界、媒体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于促进网络流行语研究向着更加理性化和纵深化的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从总体来看，网络流行语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对象，其发展历程虽已历经二十年的跨度，但由于得到关注时间过短，研究起步也比较晚，因此网络流行语研究缺乏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性回顾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