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字及其传承与使用者

娄素有自己的文字，对文字的崇拜与文字的神秘性浸透在关于其产生的种种神话中。据说工匠的两名始祖——具有超凡神力的阿娄、阿德修天造地之后，天地间依然一片昏暗，“若不造文字，若不创文字，苍天无光彩，大地无光明，人难保性命”。于是够斯艺苦苦思索，创造出了无数的文字。从此九星、二十八宿出现在天空，“苍天花朗朗，大地明晃晃。”

自杨成志、马学良、丁文江等开中国彝文字近代研究的先河，迄今已80余年，然学界尚未对彝文起源达成共识。1972年，在黔西北的赫章县出土了一只重0.8千克的擂钵，据贵州考古所和省博物馆的专家鉴定，系汉代黄铜器具，钵上有一列竖书的五个阴文字符，据称是彝文，直译为“万根指擂是”，意译为“万古擂钵”。但即便所有鉴定与识别无误，亦不能完全肯定这是汉代的彝文，因为存在后人在汉代器物上刻写的可能。此外，大方县境内曾发现一块“妥阿哲纪功碑”，叙述水西娄素远祖妥阿哲随诸葛亮南征之事，上有蜀汉建兴年号，然尚无确切证据可证实此碑系三国时代所立。目前所能肯定的最早的彝文文献系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水西君长安贵荣所铸的铜钟铭文，字形同其他彝文献上的文字差不多，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成化时才出现彝文的结论。

1982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拦龙河岸岩石上发现了一方彝文碑记，系世袭布摩毕额穆所撰，记述德赫布诺等四人为了获取租赋的方便而修桥之事，今人译成汉文，其中写道：

南宋（）开庆（）己未年，午月初三一日始，庚申年亥月，初三一日桥竣。

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该碑记作于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距今七百余年，为最早的彝文文献。这个结论颇值得推敲，首先，南宋是后人的称谓，时人并不自称南宋。其次，南宋对今六枝一带鞭长莫及，甚至没有将其纳入羁縻州、县的系统，很难设想布摩毕额穆等人会奉宋朝的正朔。因此，如果翻译无误的话，这块碑记当系南宋以后的追述。但南宋时期的文献似乎暗示，今贵州地区当时确实已经使用彝文。上文曾引到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的两句话：

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

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

罗甸国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边地区，当时已粗具国家规模，并且其统治者即“罗罗”族，所以其使用的文字应该是彝文。此外，因为该地是“化外真蛮”，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县系统之外，不缴税，不服役，同宋朝廷的关系，仅仅体现在“市马”一类互惠的经济活动上。罗殿国统治者们学习汉文的情况当极为罕见，将之作为国家的公文似更不可能，到明代后，中央王朝才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要求君长国的上层人物接受汉化教育。

黔西北地区的彝文古籍堪称汗牛充栋。早在1930年代，丁文江便在当年水西君长的驻地（今大方县），搜集到《帝王世纪》《宇宙源流》等彝书，加上从云南、四川搜集的彝籍，汇编成《爨文丛刻》。截至1997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发现6000余部彝文古籍，仅翻译整理出113部227卷，共2600余万字，出版了其中的90部，共1400余万字。其中包括被学术界广泛征引的大部头巨著，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这两部巨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爨文丛刻》。113与6000的对比表明，现在翻译整理出的彝籍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并且6000之数远远未能涵盖黔西北曾经拥有的彝书数量，大量的彝文献已经在195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灰飞烟灭。

这些卷帙浩繁的彝书的内容主要包括：谱牒、创世及万物起始的神话与传说、祭祀与占卜经书、历史记录、政治制度、赋税册、天文历法、文艺批评、英雄史诗、情歌、民间故事、编译著作（如用彝语编译的《西游记》）等。此外，在田野乡村，还有为数众多的碑刻、岩刻与墓志。

彝文的使用与传承者系布摩（）与幕史（）。布摩简称布，在勾政权中掌管祭祀、叙谱。世袭布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先生告诉我，布即师之意，摩意为老，含有教的意思。在彝书中，布摩被描绘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创造文字、书籍、文化，编写历史，并为天地定秩序的人，正所谓“天地尊布摩”。《彝族源流》云：

哎哺先为布，哎阿祝布摩，奢哲吐布摩。吐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哺卧厄为布，厄洪遏为布，洪遏梯为布，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后为布僰氏，布奢哲为布，僰洪遏为布。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就有文，有布就有史……布摩创文史……布摩识天象，布摩识天文，布摩识地理，布摩能辨史……若有人生病，布来病即除，布摩到病愈……家道昌靠布摩，家规由布摩定，家兴靠布摩，家运由布摩护，家谱由布摩立。

因为布摩是彝书的主要创作者，借助文字将自己神圣化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这些带着神话色彩的描述依然折射出布摩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跻身君长国的统治阶层，为国君、大臣乃至一般百姓叙谱、占卜、祭祀——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这些全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各个阶层的人们亦承认布摩渊博的学识以及沟通三界四极的能力。

从某种角度上看，布摩的神圣形象与显赫地位源于彝族社会对文字、知识的神秘化与崇拜。在彝语中，知识写作，其实是两个词，意为知识，意为智慧，在黔西北娄素濮的观念中，知识产生于神圣的哎哺时代，“源于宇宙发展时”，其中娄师颖、郎多脑这两位亦人亦神的圣哲起了重大作用。知识的重要与神圣是不言而喻的。《苏巨黎咪》云：

天地之间，各种本领中，有知识为大，有威势为强，有机遇为妙。知识造就人，如苍天辽阔，如青松伟岸。

古代著名诗人布麦阿钮亦称：

有智者有力，无知枉为人。天下谁为大？大不过知识。知识力最大，万物它命名。

这些知识主要涉及万物起源以及祖先历史，它们关系着个人以及君长国的尊严——在外事活动中常常有知识方面的竞赛，因此很多君长对学问都很热心。阿芋陡部有四只哺古，无人能道出其来历，芒部君长米毕德诺到古口勾部做客时，曾专门问起此事，他走后，额合德乌用十五锭金银、十五匹绫罗作礼物，前往拜访博学的阿布阿借，请他指点迷津，阿布阿借果然给了他满意的答案。

对知识的崇敬与尊重在礼仪活动中同样有所体现。许多彝文专家如王继超先生等多次向我提及彝族的知识神，即知识智慧之神，也称书神。世袭布摩王子国先生称，每年除夕都要祭书神，其仪式是宰一只红公鸡，用鸡冠上的毛抹鸡血沾在书上。同举行其他祭祀活动一样，祭书神时要“打醋堂”——在妇女都没有去过的干净地方，捡三或六或九个石头，烧红后用清洁的水来淋，以表洁净。除每年祭书外，平时还禁止妇女碰书，不用的书要放在楼上，注意保持洁净，否则不利。布摩断代（因为无子，或儿子悟性不够，或一代比一代的知识差等原因）后，留下的书不准卖，不准送，而是要转给其他人祭拜，或放在岩洞里。

这种知识神崇拜其实亦是一种对文字及其载体——书本——的崇拜。我访问过的普通彝民都表示，布摩念经时，他们根本听不懂，但他有书，因此相信他有“根据”。有些人师从布摩，因为种种原因，布摩没有送书给他或让他抄书，其地位就比有书的布摩低了一大截，人们只会请他做些小事，大事绝不请他。因为没有书就没有根据。

知识、书本既然代表着神圣与威力，其创造、传承与使用者自然应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正如彝书所称：“知识足者居高位，见识广者得富贵。”这样，垄断着书本、象征着知识的布摩自然而然地跻身统治阶层，成为君、臣、布中的一极，有自己专门的领地，《彝族源流》云：

克博祖基业，君领地斯迤姆，臣领地斯迤若，布摩地斯妥卓，三位是豪杰，就是这样的。

后来诺克博之孙维遮阿默迁往西边，按同样的模式建立基业：

君领地堂琅，臣领地鲁宾毕，布摩地鲁兔垢。

中央王朝的官员、士大夫们很早就注意到布摩的特权地位。元大德五年（1301）任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的李京称：

（罗罗）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鸡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皆此类也。

从正统文化的观念出发，士大夫们很自然地将布摩称为“巫”，注6他们所从事的祭祀活动则属于对鬼怪的崇拜，是“做鬼”，嘉靖《贵州通志》卷三云：

注6：余弘模等学者认为，布摩（布慕）在汉文献中的译称有“奚婆”“觋皤”“拜”“白马”“鬼师”等。参见余弘模《古代彝族布慕刍议》，《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易谋远《彝族史要》，第770页。

（贵州宣慰司水西罗罗）图考云：古为罗甸鬼国，不晓汉语……病以羊革裹之，汗出则愈。信男巫，尊为鬼师，杀牛祀神，名曰“做鬼”。

黔西北彝人祭祀曰“嘎穆（）”，与鬼无关，“穆”即“做”之意，“嘎”与“鬼”音谐，“做鬼”可能是带有误解性的音译兼意译。至于“西南俗尚鬼”则更是想当然之语——娄素濮甚至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关于鬼的观念。熟读彝书的清代土目安国泰认为：

夷语谓巫为补（即布——引者注），最尊贵，丧祭用之，父子相继……其术惟祈禳、占卜，而无果报鬼怪之说。

《黔西州志》亦称：

夷之所祀者，皆其先祖名王，非鬼之祭。

其实，布摩并不仅仅掌管祭祀、叙谱、占卜，当战事发生时，他们甚至会持戟披甲，成为三军统帅。例如乌撒部第二代王依孟德执政时，受到其他支系的侵略，于是布摩鄂鲁默与额仇哺祭祖誓师，披上战袍，点起兵将，备上骏马大犬，“布摩鄂鲁默作帅，在恒恒凯嘎，凯凯觉楚嘎，益鲁侯阿嘎，三山头迎战”。又如明天启年间贵州巡抚王三善兵临水西，乌撒君长接到求援消息，立即召集布摩议事。清初吴三桂进攻水西，水西君长也是召集布摩谋臣商议。汉文史料亦有类似记载。天启崇祯年间奢安之变时，水西君长安位的“鬼师”倮嘠即在战场上被擒获，其鬼书、鬼杖、鬼帽也被明军作为战利品带回，鬼书、鬼杖、鬼帽可分别与布摩的经书、法杖、法帽相对应，这进一步表明汉文献中的“鬼师”即布摩无疑。

此外，君王及平民百姓生病时也常常请布摩诊治，这种诊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用法力驱邪的活动，其中绵羊、猪等牲畜经常被使用，所以汉文史籍中常称乌撒、水西的族类“病不医药，惟祷鬼神”。

幕史（又译作摩史）是另一类知识分子，据说彝文巨著《西南彝志》就是水西热卧地方的一位幕史编撰的。幕史的职能主要是在婚娶、外交等场合用朗诵、唱歌等形式宣讲历史、天文、哲学等知识。《黔西州续志》称：

幕史，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

《雄书安氏谱序》亦云：

（夷书）不惟一家有之，凡土司皆有之。掌其书者为幕施，每举大礼，则使幕施施颂于庭；两相宴会，各之幕施对颂之或作幕史。

彝族古代在君主或权贵出访时要讨论知识乃至举行摩久（），即由双方的摩（幕）史展开诗赋竞赛活动，大家口诵五言诗，相互盘驳，有吟诵古诗者，亦有即席创作者，内容涉及自然知识与历史、社会知识，胜利者获得荣誉和尊严，往往受到君主的重赏。正所谓“有缘叙一场，吟诗作应酬，展开了比赛”。摩久活动在彝书中记载颇多。如芒部君长国的阿额麻访问水西妥阿哲部时，阿哲部陪同他的有阿毕阿玛、折尼阿鸽、阿待厄哲三位年青摩（幕）史。濮妥珠溢家的朴娄阿怯访问古口勾时，对方安排了几个摩史同他论学。而南部的额卧热立、北部的恒略阿怒、中部的阿沽布借等三大名人曾在阿芋陡部赛诗，连赛三场，不分胜负。布史毕斗与额贷阿觉两位耄（幕）史则在举娄侯吐就教育、教化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现在留存的一些彝文献尚带有幕史们说唱、辩论的痕迹。例如在《地生经》《婚姻歌》的结尾，唱诵经文的幕史向对方打招呼：“客位幕（耄）史们，请听着啊。”《西南彝志》的许多章节中亦有“请幕（摩）史往下说”的句子。

民间的许多仪式同样离不开幕史，王子国先生告诉我，举行婚礼时，男女两家都要请幕史，双方幕史各就经典书籍的内容对唱、对话，互相提问，就像举行一场学术辩论，失败的一方要罚钱，由请幕史的人出。可以想见，除了渊博的学识外，敏捷的反应、伶俐的口齿同样是对幕史的基本要求。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的马昌达先生称，小时候他遇到的幕史平常说话都很富有诗意和哲理，如“既然你去采藤子，何必背起索子去”“何必背柴进森林”之类。

以上论述中央王朝大规模经营黔西北之前该地的制度与文明，由于彝书一般不注明著者及时间，使我们难以对其间的人与事做清晰的时间判定。此外尚须指出，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结合上文所引的《宋史》《桂海虞衡志》《竹洲集》《云南志略》《元史》《贵州通志》等宋、元、明三代的汉文献，可以肯定在宋元甚至更早，彝文字已经开始运用，而各种制度亦粗具规模。元明以降，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的开拓日益深入，在此过程中，朝廷在黔西北推行了哪些制度？它们与则溪制的关系如何？彝制是如何崩溃的？黔西北的社会经济与礼俗产生了何种演变？君长、布摩、土目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以下各章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