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时代基本矛盾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路径转型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变化反映的是由低层次矛盾向高层次矛盾的变化，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数量短缺型”矛盾向经济发展高级阶段“质量缺乏型”矛盾的转变。因此，进入新时代，在社会基本矛盾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路径也需要进行转型。

（1）经济发展战略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转型。新时代我国经济尽管进入中速增长，但是依然处在追赶期，只是追赶的目标不同，过去是数量追赶，进入新时代要转向质量追赶。从2011年开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需要从“长个子”转向“长肌肉”和“长脑子”。“长肌肉”就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长脑子”就是从血汗型发展转向智慧型发展。因此，追赶不再是数量追赶，而是要进行质量追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追赶战略转向质量效益战略。质量追赶与数量追赶相比，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都有所不同，需要进一步激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支持高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形成以市场为导向，激励有效、效率高超的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高基础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的效率。

（2）经济发展方向从高速经济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时代突出的是现代化目标，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新时代有着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要求由过去注重速度和数量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化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方向要向着集约、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体现在：在经济发展理念上，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淡化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的过分追求，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在经济发展动力上，通过质量、效率、动力“三个变革”来培养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产业结构上，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在产品结构上，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突出产品的质量和品牌。在经济效益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上，以生态文明为目标，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努力实现绿色发展。

（3）经济结构从多样化向合理化和高级化转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但是没有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了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资源误配的局面，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要从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向高级化转型，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以结构多元化求速度转向以结构高级化求质量的转变。首先，改造传统农业，转变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科技化水平；建立完善的农产品信息交流渠道，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减少盲目生产；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建立农产品绿色通道，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加强对农产品的价格调控，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涨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我国应当加快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以及各类僵尸企业，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培育新能源、互联网等高技术新兴产业，增加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最后，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由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向注重用户体验的高端个性化定制的现代服务业转变。

（4）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动力向新型动力转型。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是要素驱动，要素驱动下的资源禀赋条件是要素缺乏稀缺性，但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原有的构成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的稀缺性不断增强，要素价格不断攀升，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加大，产品竞争力不断减弱，同时还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资源的稀缺性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因此，新时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成为当务之急。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主要来自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但随着要素稀缺性的不断增强，要素价格不断上涨，这些产业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不断被削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在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应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改变的现实出发，坚持供给侧改革，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扭转资源误配，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实现劳动力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转变。同时进一步加强科研力度，加大科研投入，以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水平，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队伍，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促进前景光明、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快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经济行为角度来看，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新时代背景下，外需疲软、投资与供需结构失衡，削弱了传统的“三驾马车”的拉动力，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重要原因之一。调整出口结构，由能源资源与初级加工产品的出口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深度加工品出口转变；调整投资结构，引导资本由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以及新兴产业转移；调整供需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强高端消费品的有效供给，是新时代下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力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有效举措。

（5）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转型。通过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升产出效率，通过改革提升制度效率，通过资源整合、要素整合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经济发展的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关键是要大力发展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现代产业部门。首先，进一步深化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继续深化户籍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农民工提供与市民均等的基本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延长农民工在城务工时间，提升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促进农业传统部门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其次，加快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建立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部门；进一步促进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集群，实现集约化生产，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增强创新能力与科技水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释放新一轮深层次的改革红利。

（6）社会分工从旧的分工体系向新分工体系的转型。社会分工体系和企业内部分工体系僵化，造成了供给结构失衡，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造成了这些行业产能相对过剩。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培育新的发展动力，着眼于新领域、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以新技术、新机制、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形态出现来培育新动力。使得经济发展的要素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低端要素转向人力资本、技术、制度、信息等高端要素，使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部门向较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动力体系。

建立符合地区比较优势，富有特色、竞争力强、前景光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促进旧分工体系向新分工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区、各行业都应从我国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现实出发，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因地制宜地发展互联网信息产业、新能源以及节能环保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根据熊比特的创新理论，产品创新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之一。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呈现出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消费持续疲软与大量需求外流共有的局面，这一状况从本质上讲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鼓励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促进资源向高端制造业与现代化服务业的流动，提升高端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增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高端需求的能力，减少需求外流，是新时代背景下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1)　刘相，刘德军．聚焦中共一大到十八大[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5：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