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进入重工业化加速时期，各项要素的稀缺性不断增强，要素价格大幅攀升，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传统比较优势在不断削弱，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强，原有的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后劲不足，难以为继。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准确把握基本矛盾的变化，及时转变思路，寻找新途径，创造新红利，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当务之急。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以下问题。
（1）重塑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入新常态以后，我国地方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一些地方经济保持着稳定的中高速发展态势，而另一些地方经济则出现了负增长，形成了地方经济增长的分化现象。因此，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塑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增强地方经济增长对新时代的适应性。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速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外需疲软；重工业化加速时期，资源稀缺性不断增强，要素需求持续增加，生产成本大幅攀升，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增长步履沉重；改革开放进入后期攻坚阶段，原有的改革红利基本释放殆尽，深层次改革开始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改革阻力空前加大；劳动力、土地等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原有增长动能逐渐消退，但新动能尚未完全培育起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种种不利因素带来重重压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现阶段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
但是从地方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在经济增长总体下降的大势下，地方经济增长呈现出分化趋势。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呈现出现有经济增量“东高西低”、潜在经济增速“东降西升”的趋势。东部地区凭借其资源、区位以及政策优势，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经济总量，部分地区及城市已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驾齐驱，即使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期”，庞大的增长基数依然使其经济增长领跑全国，其主导地位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原有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总量基数较小，虽然部分地区在新时代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但其增量水平仍难以同东部地区相抗衡。
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无论是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角度，还是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历史来看，都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林毅夫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成功经验不可复制，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有迹可循。他的“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时可以将发展水平比其高出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可以将曾经的比较优势与其相似的国家作为模仿目标，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通过技术模仿、经验学习以及人才引进实现高速增长的跨越式发展。但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其缺乏可以模仿和引进的目标，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必须通过自主研发与创新取得，经验只能通过自身实践缓慢积累，人才则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培训自主培育，经济增速较低，发展进程较缓是必然的。
我国东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是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干中学”提升技术水平，不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取得的。但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东部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世界发达经济体，承接产业转移、进行技术模仿与人才引进的空间已经非常小，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成为实现下一阶段经济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思路。而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出台各项优惠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基本奠定了我国在新时代向西开放的战略布局，更是成为西部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契机。
新时代背景下，东部地区加快步伐跨越结构升级、动能转换调整期，推动经济尽快进入下一个持续、稳定、高质增长时期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加快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新兴高技术产业成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供需结构均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研力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带来的制度阻碍，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增强经济活力。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在承接产业转移、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期，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坚持五大新发展理念，着重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努力在环境保护、生态友好、持续增长培育的基础上，实现高效率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2）提高经济发展的有效供给，以解决供求结构的失衡问题。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在结构失衡方面，一方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增强有效供给是关键。一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新时代背景下，原有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只有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以科技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重塑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此外，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对数据的获取、挖掘与分析能力成为决定企业、地区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水平，才能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二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任何导致人与自然对立的发展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在新时代基本矛盾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在促进转变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新产业、新动力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发展“三新经济”，以解决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三新经济”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指包括总部经济、街区经济以及楼宇经济在内的经济形式；另一种更为广泛的解释是指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首先，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成为一种关键的新兴生产要素，对海量大数据的迅速高效处理、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深度挖掘、对市场发展趋势的精准预测，成为信息化时代竞争的决胜因素，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与传统意义上的三次产业之间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入，成为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此外，科技、交通以及通信等方面日新月异的进步也使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劳动力节约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过程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分工不断广化、深化和细化，生产过程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的虚拟交易使得消费的便利程度空前提高，同时催生了销售、金融、物流以及仓储行业的巨大变革，更加注重交易效率以及用户体验的新业态不断衍生，推动经济从大众化批量生产向个性化高端定制转变。
“三新经济”是兼顾速度与效率、数量与质量的新型经济形式，“三新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实，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新时代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变革，表面上看是增速的高低变化，实质是结构的深度调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要把发展“三新经济”作为新时代下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引擎，延长产业链，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
（4）以工业化为核心，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的不充分问题。经济发展的主体是结构性转变，结构性转变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两个方面。其中，工业化是主体，城市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在新时代下，要以工业化的思维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是新时代背景下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工业化的逻辑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路径，应是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机结合，以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为核心，以回归实体经济为思路，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当前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结构失衡；二是动力不足。结构失衡首先表现为供需结构失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端个性化消费需求与低端大众化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一方面导致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机器设备开工率低、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需求大量外流，没有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其次是产业结构失衡，供需结构失衡究其本质是由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拉动，产出效率低。进入新时代，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迟迟难以淘汰，占用了大量资源，而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研发活动高投入与实际生产力之间的转化效率较低等原因严重阻碍了我国新兴高技术产业的成长。最后是需求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长期以来投资需求旺盛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需求而相对忽视内需，以及新时代下对内以低端需求为主而高端需求外流等状况。
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工业化发展的后期，各类要素稀缺性不断增强，成本上涨，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原有动力后劲不足，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原因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现阶段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创新能力相对不足，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迟迟没有培育起来，形成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在新时代下难以为继的局面。
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仍是坚持工业化。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以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为核心，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推动力；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融入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创新引领高技术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不断完善金融体系，改善金融秩序，正确定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确保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
（5）以活力经济主体的培育为目标，以解决经济活力不充分问题。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新时代下要在搞好国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同时造就活力经济主体，特别是大力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是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此外，民营企业产权界定清晰、权责明确，员工晋升奖惩以绩效为标准，企业生产运行效率高，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机制使企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敢于承担风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与研发活动，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源地，也是提升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主力军，是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高质增长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背景下，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增强企业活力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完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为民营企业服务的能力。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难问题一直是阻碍其发展的一大障碍，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在缺乏营运资金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及地下钱庄等高利贷组织，极高的利率水平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拖累了企业的发展，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企业倒闭，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加强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的能力、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此外，转变政府职能、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出台优惠政策、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是促进其发展的另一重要举措。增强政府的服务职能，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减少行政指令对企业发展的干预；降低企业成立的准入门槛，给予小微企业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及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的平台；不断完善公司法律与合同法律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尊重契约精神，降低企业谈判成本；鼓励创新创业行为，培植锐意进取、不惧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减少市场摩擦与恶意竞争；建立高效、便捷的信息流通渠道，尽力防止由于不完全信息而导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不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建设，降低企业流通成本。总之，政府应不断强化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