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及一般因素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总结到：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体的禀赋特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初始禀赋结构的差异，也会出现最优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路径的不同。他将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力设施等硬性（有形的）基础设置和制度、规制、社会资本、价值观体系等软性（无形的）基础设置都纳入了初始条件和禀赋约束的范畴⁽²⁾。同时，参考任保平等主编的《现代发展经济学》（2013）一书中对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分析，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归纳则从以下三个维度，即要素条件、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展开。

一、要素条件

要素分析是经济学从古典时代以来的基本特征，劳动、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土地（或自然资源）和技术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那里，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³⁾。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可靠的市场价格体系，不能给企业家和微观主体提供足够的约束和激励，使得政府通过“大推进”促进资本积累、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起飞”的必由之路⁽⁴⁾，特别是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强调，将投资比例的提升（让投资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主导产业的率先增长，以及政府为资本形成提供制度保证视为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⁵⁾。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对增长要素的强调，遇到了“两个剑桥之争”、索洛余值等一系列度量问题的挑战。前者主要涉及如何对资本要素进行精确度量的问题，后者主要是研究为什么除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外还有大量经济增长的“余值”得不到有效的解释，测度问题和逻辑问题的双重尴尬催生了后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经济增长理论试图用干中学、人力资本等拓展替代劳动要素，用R&D、中间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升级等拓展替代资本要素。这些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索洛余值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黑箱”，使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要素的理解日益深入。

但在经验层面，基于美国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归纳，能否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并产生实际价值？著名的“卢卡斯之谜”就提出：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大约是美国的58倍，但是资本将从美国流向印度的情形并没有发生。伊斯特利（曾经世界银行的成员）也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2005）和《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2008）等著作中指出：一方面，国际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上万亿美元的援助；另一方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将资本要素视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在理论建模和实践检验中遭遇了双重尴尬，让发展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目光逐步从要素分析转向分析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差异问题。

二、制度条件

无论是传统的结构主义还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都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归结于结构刚性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相对市场价格），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基本共识。与此相关的实践问题是：这些结构刚性背后的制度因素是什么？通过对这些制度因素背后原因的理解，采取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管制或者放松管制，可以减少市场价格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损失？

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要素分析的重视所不同的是，诺斯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2009）一书中写道：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就是增长本身⁽⁶⁾。也就是说，如果一国的资本积累增加，那么此国的经济必然增长。资本积累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是同一过程。因此，讨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描述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应该更深入地去讨论：为什么一国资本投入在某一时点会增加，而以前没有？为什么国与国之间资本积累（储蓄率）会存在差异？深入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因素，才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甚至西方世界兴起背后的真正原因。

诺斯等将这些原因归结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差异——对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和研发人员的激励和约束的差异。合理的制度激励是指让要素投入者的成本和收益、权利和责任保持一致性，即通过产权界定和法律保护，尽量减少或避免社会其他成员“搭便车”的行为，从而激发经济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诺斯曾反复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产权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诺斯之后，对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条件考察，也逐步进入现代发展经济学的视野。

三、文化条件

文化是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念和偏好，它通过家庭、同辈群体、种族群体、阶级和其他群体一代一代地传下来⁽⁷⁾。正是因为文化对个体偏好、个体行为和社会制度建立、维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化条件才作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之一为现代发展经济学所关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停滞和落后与其思想、观念和相关价值偏好等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中国家这些与生俱来的文化因素，对其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都有着明显且深远的影响。

特别值得重视的研究有：刘易斯（1999）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把人们对财富的态度、节约的意愿、工作态度、冒险精神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佩雷菲特（2001）则把文化作为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因素，他研究了荷兰、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国崛起的历程，认为文化对竞争的鼓励以及人和人之间信任文化的建立，是这些国家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诺斯在其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8）一书中也写道：个人形成的能够解释和理解周围世界心智结构的部分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部分是从他们面临的局部日常问题中产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⁸⁾。

因此，对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探讨，不能忽视其文化条件的影响。但讨论文化条件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条件中包含正面和负面两种因素。正面因素鼓励竞争、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信任，从而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07）一书中指出，正是西欧的宗教改革把世俗事务与天职联系起来的做法，将禁欲主义转化为限制消费、主张节制和可计算性（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崛起创造了信仰条件。格雷夫（2008）认为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一方面缓解了因遵循共同社会规范带来的压力，培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推动了市场范围的扩展，成为中世纪晚期地中海地区热那亚人商业与贸易崛起的重要因素。

负面文化因素阻碍着要素积累、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比如韦伯认为，儒教对“君子”理想的追求和对外在的客观目标（职业分工、专业训练和追求利得）的排斥，使儒家文化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⁹⁾。格雷夫等（2011）也认为，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对血缘关系以外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缪尔达尔（2001）在南亚诸国进行了15年的实地考察和调研之后总结到，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消除不合理的信念及相关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