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网络治理的历史形态是自由与秩序的网络态均衡

在人类历史尤其是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与秩序的均衡一直是社会治理所隐含的主题，其具体表现形态依托于生产力的性质并且与“工具脱域”保持着大致同步的递进关系。事实上，人类所取得的每一项划时代的技术创新都会带来工具跃迁并将其转化为社会治理形态演进，而每一种社会治理形态的确立都是自由与秩序关系的再一次平衡。在人类早期阶段，不同地域的人群借助于简陋的手工工具孤立地从事着初级的社会实践，那时的工具仅仅是人手的简单延长，因而其社会治理方法是传统且富有价值理性的。以这样的生产力性质和“工具逻辑”为基础，“在古典世界，一方面是‘集体性自由’，另一方面是个人为共同体所吞没。不过，如贡斯当所言，当时人们觉得承认个体对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与这种自由之间没有什么不容之处。”⁽¹⁵⁾

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机器时代，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机器”工具似乎可以把人类之手延长至无限远，其时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以“主体性”“工具理性”等所谓现代性为内核的。起初，是划时代的蒸汽机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工业用具，并且开始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形态逐渐步入现代文明阶段。到了19世纪，电气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工具的自动化程度，人类社会治理形态也因其更高的智慧因素而步入所谓的第二次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学者们曾经将美国称之为“汽车上的国家”，并以汽车加高速公路的网格式执法来理解美国的社会控制方式。更深层的意义在于，“19世纪不仅是‘伟大的错位、解脱、脱域（Disembeddedness）和根除（Uprooting）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不顾一切地试图重新承负、重新嵌入、重新植根的伟大世纪’。西方在英国和法国革命后，随着自由的成长，建构相应的新秩序便成为不能不完成的主题”。⁽¹⁶⁾通过一次次的社会转型，人类确立了“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禀赋，自由与秩序在城市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样态。

如果说，机器时代的百年统治创造了如马克思所言“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历史奇迹，那么互联网时代短短几十年就带来了社会生活范式和人类合作模式的颠覆性变革。这是因为，网络作为笼罩于全球的巨型工具已不再是人类之手的继续延长，而是人类之脑的扩展和增量。这就意味着，与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人类工具相比，互联网的内在规定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从历史形态上说，网络治理是自由与秩序的网络态均衡。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在虚拟社会语境中理解社会治理问题，而且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寻找自由与秩序的时代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