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互市

互市中，蕃商按交易方式的不同，分为行商和坐贾，坐贾中有的进行商品贸易，有的经营货币贸易。

一是与中国商人直接进行大宗的商品交易，以换取中国商品。蕃客们到中国后，多不久留，一旦成交，即刻卸下货物，再装载中国本土商品驶往本国或他国贸易，因此成交的数额通常是比较大的。史载“大食商人也频繁地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向中国贩运香料、药材、犀象、珠宝、琉璃、火油（石油）、鸦片、豌豆、丁香等。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则深受大食官民的喜爱”(50)。大宗商品的交换十分盛行。

二是蕃客自己开设店铺，买卖交易，政府对此是允许的。“招辑商胡，为立店肆。”(51)“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52)唐宋时期，西北许多城市都开有“波斯店”、“波斯邸店”等，由阿拉伯人、波斯人自己经营。波斯邸店，当是阿拉伯及波斯人经商之所，他们与中国商人一样，在市上开设店铺，出售来自海外的商品货物，同时收买中国的珍宝玉器。如唐时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僧人持“宝骨”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值一千万’。遂与之”(53)。有关此类故事，《太平广记》中记载甚多。尽管许多情节十分荒诞离奇，但多与大食国胡人、波斯商人及西域胡商在长安及西北其他地区的商贸有关，反映出回族先民的经商活动。

商人的地位很多时候取决于交易物品的多寡。以珠宝为例，在交易过程中按珠宝的多寡排定坐次，“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54)。

三是蕃客凭着丰厚的资金，在居留地还与当地人产生租赁、借贷关系，有的蕃商“举质取利”(55)，也有当地人为“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56)。更有甚者，在长安及扬州等各大城市开设钱庄，进行大宗的金融交易。

李生经营橘园不善，欠折官钱数万贯，在扬州遇到得道的卢二舅，卢二舅了解李生情况后，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57)

贫困潦倒的杜子春在长安东市西门遇到策杖老人，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58)

这种波斯邸无疑就是钱庄，卢二舅的拄杖就是金融交往的凭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存折或支票。这些钱庄管理完善，并且讲究信用，是一种规模较大，且制度比较完善的金融交易机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蕃客胡商所经营的钱庄来往资金额巨大，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唐政府规定借贷双方要制定契约，凡违约者将遭到严惩。据阿拉伯蕃商回忆：“在商品交易上和债务上，中国人都讲公道。放债是这样进行的：放债人起草一张票据，写明放债数字，借贷人也同样写好一张票据，写明借债数字，把中指和食指合拢在署名处按上手印。然后，两张票据叠在一起，在连接处再写上几个字，然后把两张票据分开，把放债人起草的又经借债人同意的那一张票据交给借债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守信用，就会让他拿出票据来。如果借债人假装说没有票据，或者自己另写一张并签了字，即使放债人的那一张票据失掉了，人们也会告诉借债人说：出一张字据，声明从未签署这一债务。但是如果放债人拿出证据，证明确有你所抵赖的那笔债务，那么你就要挨二十背杖，并罚款铜钱一千法库……我从未见过有人接受这种方法，放债人和借债人之间总是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59)《唐律疏议》中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60)

“蕃客们通过贡赐贸易或互市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一方面，为了享有更多的在华贸易的优惠政策，更快捷地掌握市场行情，更有力地获得当地政府官员的保护和支持，往往会由行商变为坐商，坐商需要购买土地以用于扩大交易场所、囤货居奇等，只有在积累了一定的实力之后才能办到；另一方面，在商业活动中积聚的财富，通过自置产业，承种地亩或自行垦荒，一部分人变成土地占有者，即地主，这也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才能做到。无论是转变为坐商，或是地主，他们均在当地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编入中国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