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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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家治理与技术革命的关系

从已有的研究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掩盖了国家治理的作用

研究技术创新驱动力的主要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广泛关注技术创新与经济的关系。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更多关注技术创新投入总量与企业总利润增加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大发现:一是技术创新降低了成本,这是公司生产最大化和市场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变量Salter,W. E. G. “Productivity & Technic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Monograph 6,1960:20-75.;二是除了成本控制的因素以外,资本和市场需求结构也是引发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David,Paul A.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175-231.因此,除了降低产品成本,企业也会增加对生产过程效能改良的研发投入。Dosi,Giovann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 Research Policy,1982,11(3):147-162.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企业短期效益回报的要求,企业对改良产品的渐进式创新的关注,会明显高于对于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激进式创新的关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对渐进式技术创新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但对于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的解释相对较少。

“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将“发明创造”从技术革命及其扩散中分离出来,对那些由企业家承担巨大的失败风险从而推动的激进式创新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破坏旧的工业和生产方法并代之以新的工业和生产方法而不断发展”。唐·E.沃德曼,伊丽莎白·J.詹森. 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388.尼尔森指出,竞争性市场会偏好具备某些特征的公司,例如能够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对产品进行有意识的技术创新,而不是被动、随机性地发现问题和修正等。Nelson,Richard R.,Sidney G. Winter,and Herbert L. Schuette. “Technical Change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118.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了企业推动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的原因,但难以解释市场上不需要或者不能产生具有吸引力效益的技术创新行为。对于难以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利润,但对国家长远战略发展有利的技术创新投入,需要从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语境下,传统的经济学视角较少提及国家治理的作用。1700年以前的1 00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在1820—1990年的170年里,英国人均收入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其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资本的逐利性在工业革命等几轮技术革命中显露无遗。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下,现代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的胜利以及人们对资本与市场光环的信仰,掩盖了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与国家创新矩阵

从1945年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大量政策以推动技术创新。OECD,Technology in a Changing World.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1.国家推动技术发展经历了由政策驱动向投资驱动的转变,先后经历了改革税制推动技术发展Webre,Philip and David Bodde. “High Technologys Stake in Tax-Reform” . TechnologyReview,1986,89(5):27-34.、政府制定标准和购买科技服务Thurow,Lester C. “The Economic Case Against Star-Wars.”Technology Review,1986,89(2):11.、生态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技术创新导向Brown,Mark B.,et 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Policy:California’s Zero-Emission Vehicle Regulation” .Public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Review,1995:77-93.、政府直接投资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等阶段。Lederman,Leonard 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ivilian Technology Strategies Among Some Nations”. Policy Studies Journal,1994,22(2):279-295.

技术变革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是由蒸汽机发明触发的,引领西方进入工业生产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电力应用为标志,催生了流水线与规模化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计算机革命为主要标志,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大型计算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个人计算机和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带来的革命。克劳斯·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 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6:21.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正式讨论是由克劳斯·施瓦布(曾任达沃斯论坛执行主席)在201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推动的,他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该论坛上引起关注。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数字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代表了技术嵌入社会甚至人体的新方式。“What i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Retrieved 2016-12-12.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what-is-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2018-03-12.他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囊括了大数据时代、机器人时代、物联网时代、零边际成本时代等前沿“标签”。吕慎.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后的制度博弈. 光明日报,2016-01-24,第8版.目前学术界对于怎样划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存在较大的争议。

虽然关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从技术革命的角度看,时间线却是非常清晰的。如表1所示,国家治理与技术革命之间存在一个“创新矩阵”,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市场、社会革命、公共管理模式等。从信息传播的规律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之前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改变,由单向传播为主向低成本的、可移动的即时反馈互动传播方式转变,即时互动性信息传播正在对整个社会组织以及生产生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增加了复杂度,促使组织结构发生转变。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治理模式的改变,促使创新体系的形成。在国家治理层面,科层制改革促使国家走上了专业化的治理道路,并且在创新推动模式上逐渐由国家政策驱动转向国家投资驱动。

表1 国家治理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创新矩阵”

资料来源:公共管理模式参考Clarke,Amanda,and H. Margetts.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Open,Closed,and Big Data in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Policy & Internet,2014,6(4):393-417.其他部分为作者自己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