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治理与近代技术革命：以英美国家为例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英国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技术创新频率本质上是概率问题，关键要看提高创新发生概率的因素是什么。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蒸汽机的出现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加速器，而不是最初诱发因素。工业革命最早开始于英国的纺织业，但实际上在176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英国的纺织业就已经有较高速度的发展。图1展示了1728—1780年英国进口原棉的数量。从当时原棉进口量看，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英国纺织业就已经有了较快发展，瓦特改良蒸汽机是英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

学者成伟明从纺织业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蒸汽机及其改良是英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成伟明指出，纺织工业的关键是要保证加工纺织过程（飞梭）中，纱线的线头尽量不断。这需要非常合适的湿度和温度。他强调，并不是将手工纺织变成机器纺织，纺织业就能腾飞。中国的新疆、非洲的埃及都因盛产地球上最优质的长绒棉而闻名世界，但它们都不是纺织品生产基地，因为它们的气候炎热、干燥。手工纺织可以在这些地方存在，但若是换成机器生产（在没有强大的空调的前提下），则根本无法进行。

而英国自然气候的相对湿度一般略大于纺织厂空气参数的要求，这对于纺织工业是最有利的。因为空气进入工厂后，温度就会上升，这是由于纺织工业是多机台、多人员、高散热的行业，温度上升后，如果空气绝对湿度不变，相对湿度就会有所下降，这样刚好达到最佳工艺要求。一般的纺织厂接近露点送风，二级喷水室相对湿度保持在95% ~ 98%，麻纺织厂往往直接喷雾，就是为了克服升温带来的相对湿度下降，尽量提高车间的相对湿度。因此，没有这种高湿度的空气环境，“飞梭”飞得越快，纱线断头率越高，生产越无法进行。这种优质的空气环境是近代工业革命率先从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开始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

除了适当的温度和湿度以外，英国还有丰富的煤炭和水力资源，这也是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重要前提。蒸汽机的改良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顺应强大的需求而产生的。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技术革新先在棉纺织部门完成，但毛纺织机械化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技术革新显然听从市场的安排，必须是在消费强大的需求刺激下，技术革新才应运而生。”

相对稳定的产业发展环境与1688年“光荣革命”后形成的第一个现代国家政体是密不可分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创了君主立宪政体，实现了皇室与议会权力制衡。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形成了公民权保障体系和议会选举制度。这一系列改革是后来英国棉纺织业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东华大学纺织学院胡霄睿等人在系统研究英国纺织工业兴衰后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棉纺织品市场不断扩大；二是棉纺织业在当时不是传统工业，有更宽松的创新环境和技术需求；三是棉纺织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积极支持和鼓励棉纺织业发展，并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保证英国本土制造的棉纺织品对国内市场的绝对垄断。除此之外，政府还对棉纺织业的专利发明者和创新工厂主给予奖金和封爵赏赐。

我们同时注意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技术创新浪潮是从1760年开始的，不仅涉及蒸汽机改良，而且科技发明飞速发展。1771—1780年颁发专利297项，1781—1790年增加到512项，1791—1800年则达到了655项。

1760年距离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已经过去了71年，正如之前所论述的，科技创新的突破需要保持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能够面向大众提供稳定的普及教育，但前期的积累过程很容易被人忽视。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对棉纺织业的扶持和保护，是出于资产阶级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在历史的叙述过程中是不需要过多强调的，所以也容易被忽略。

但事情总是呈现两面性，过于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从1856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到1973年，英国经济发展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9%的平均水平。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和日本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大不列颠从未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在英国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交锋时，个人利益总占上风。

美国的国家治理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革命

美国领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北战争后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二是美国西进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原料、资金和无比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美国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四是美国19世纪末普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五是相对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如果进一步看，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美国的工业会得到迅速发展？二是为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的科技发明如此踊跃？

1860年英法签署的《科布登-薛瓦利条约》标志着一个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在欧洲初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却走向了与欧洲相反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保护政策一直持续到1934年。特别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贸易保护联盟在政治上全面获胜，工业制造业的关税保护诉求在国会政治中长期占据上风。与此同时，美国从农业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国，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重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一个新的强大的城市工业阶级兴起，而种植园主则逐渐走向衰落。早在1791年，汉密尔顿就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建议政府通过保护性关税法令，限制重要原料出口，对美国急需的原料免税。在汉密尔顿时期，美国的制造业发展面临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提供支持，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使美国无法建立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针对这一现状，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提供公共设施等11项基本原则，为之后贸易保护与产业扶持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到南北战争时期，1862年和1864年两次通过的关税法案把当时的关税税率提到了美国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南北战争后，关税税率依然保持在战时水平。表2是1870—1897年美国平均关税率，最高时期接近50%。美国真正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彼时它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领导者。学者姜达洋在系统研究了美国的贸易保护历史后指出：“早期美国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贸易保护，在美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恰恰是最坚定的保护主义国家，这也是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所以，无论是因为次贷危机，还是因为最近几年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都会放弃长期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正如托拉斯所论述的：“从一开始，美国资本主义就向人民昭示了后来被称作‘混合型经济’的许多成分，无论在哪个层次上，政府总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尽管有时候也会使事情变得更糟……19世纪美国各州和美国联邦政府所规定的政策不仅随意性强，而且互不衔接，但如果将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它们又能组成协调一致的合理政策模式……这一政策模式应该叫作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以企业发展为基础、以市场发展为导向的进口替代模式。”托拉斯在对福特等美国大公司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美国一直为企业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如同造就经济发展的温室。他比喻道：“（美国）私有企业的鲜花在此盛开，最后许多鲜花组成了花束。但如果没有这座温室，如果没有足够的阳光、温度和湿度，这些鲜花不可能绽放得如此绚烂多姿。”这种论调与强调自由和竞争、强调资本主义力量的西方主流历史叙事模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从这个角度却能看到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腾飞背后隐藏的力量。

此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开始强力推行“双重标准”的专利保护制度，一方面保护本国专利，另一方面纵容“山寨”他国技术。美国是全球第二个颁布专利法的国家（见表3）。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以及配合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它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山寨”国家。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专利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人或团体”都可以申请专利，到了1793年，该法案修改为仅美国公民可申请。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从1790年到1835年，美国颁发的9 225项专利中没有一项是授予外国人的。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授予的专利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对英国等工业发展较早国家同类技术的“山寨”。对于这段历史，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莫里斯2012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称：“今天，中国就是那个新兴的上升力量（即19世纪的美国），而美国却成了防范年轻崛起者的霸权国家。对中国而言，美国扮演的角色同200年前的英国毫无两样……”

与此同时，美国对本国专利的保护却日趋严格。美国的《专利法》在1793年进行过一次修订，在1836年和1952年又分别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订，特别是1836年的修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专利申请数量井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表4是19世纪末欧美各国专利费及期限的比较，美国的专利费和保护年限较其他四国有明显的优势。图2是1860—1920年美国专利数增长图，美国专利申请的高速增长与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专利保护制度和实际操作中的“双标”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