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慕尼黑暴动——希特勒和德国陆军——施莱谢尔的阴谋——经济风暴的冲击——以德法军备均等为前提的谈判——施莱谢尔的干扰——布吕宁下台
1918年10月，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一名德国下士在此次袭击中遭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躺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接受治疗时，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烽烟四起。这位下士，一个卑微的奥地利海关官员的儿子，年轻时曾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然而最终维也纳艺术学院考试失败，他只得在维也纳过着贫穷的生活，随后辗转来到慕尼黑，有时干油漆工，但常常是给人打零工，生活上穷困潦倒，这使他心中愤愤不平，认为世道不公才使他一事无成。他开始对德国和日耳曼民族形成一种畸形的种族忠诚感，充满狂热与痴迷。战争爆发时，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军队，在西线作战的巴伐利亚团服役了四年。这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期人生经历。
1918年的冬天，他躺在病床上，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不由地感到他个人的不幸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融为了一体。这位团传令兵虽伤势渐愈，内心却痛苦万分，德国的溃败，法律与秩序的瓦解，法国的大胜，无不令他寝食难安。与此同时，一种异常的、无可估量的，甚至足以决定人类命运走向的精神力量逐渐在他的体内形成。他认为德国的失败是无法按常理解释的，这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这位小兵内心孤独、压抑，他冥思苦想，企图推究这场溃败的原因，然而这一切思考仅仅建立在他个人狭隘的生活经验之上。他在维也纳曾与一些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小组接触过，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一个种族：犹太人，他们被认为是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敌人与剥削者，进行着一些邪恶的破坏活动。他扭曲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对犹太人变得愤怒，再加上对富人及成功人士的嫉妒，最终汇集成了一股无法抑制的仇恨。
这位籍籍无名的病人最终治愈出院，他仍然穿着军装，对军装他似乎带有一种学生似的崇拜之情。而当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到的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他的周围萦绕着一片绝望与狂热的氛围，处处都有红色革命蠢蠢欲动的气息。溃败的震荡令人害怕。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逃亡的路人分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曾经与他共事的同事，在制服的臂膀上佩戴着红色袖章，以示抗议，他们高呼口号，反对他在世界上所在乎的一切。他恍然大悟，是犹太人，他们在后方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并阴谋通敌，是他们在背后捅了德国一刀，并将其打倒在地。此刻，他仿佛看到自己的使命在向他招手，他要拯救整个德国于水火之中，替它所受的不公待遇报仇雪恨，带领这个“生而为王”的种族回归到它久已注定的命运中去。
他所在军团的长官们对部下那种煽动性的革命热情早已深感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希特勒下士渴望待在军队，他为自己谋得了一份“政治教员”或者说特务的差事，并乘职务之便，收集了一些关于叛变与颠覆行动的情报。不久之后，他的上司，一位负责安全的官员要求他参加当地各种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表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都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同年9月16日，他加入了这个政党，随后不久，他开始担任该党的宣传工作，与他在军队的工作齐头并进。1920年2月，德国工党的首次大会在慕尼黑举行，阿道夫·希特勒完全控制了这次会议，并为德国工党的党章制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至此，他已经成了一名政客。他救国运动的宏伟计划就由此开始了。同年4月，他从军队复员，便全身心投入到扩大该党的规模和影响力上。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该党原来的领导人一个个赶出了党内，并以自己的热情与才能征服了其他党员，在党内形成了个人“独裁”，一步一步登上“领袖”神坛。他购买了一家经营不善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使它成为该党的党报。
共产党人很快就识破了这个敌人。他们竭尽全力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末的几天里，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至此，一切活动都是在巴伐利亚地区内进行。但是，由于战后几年里，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听这个人传播的新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整个德国对此愤恨不满。德国马克的崩盘，也摧毁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根基。
从一开始，希特勒便毫无隐讳地表明，夺取政权之路必须从武装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入手，其原因在于魏玛政府是战败的产物，是耻辱。1923年11月，这位“领袖”身边已有一群坚定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佼佼者有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们认为夺取巴伐利亚州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享有盛名的鲁登道夫将军支持这次冒险行动，并走在这次暴动的最前面。德国国内在战前有一句名言——“德国不会有革命，因为德国严格禁止各种革命。”慕尼黑政府当局在这次事变中用行动兑现了这句名言。警察向游行队伍开枪，但他们都小心地避开了鲁登道夫将军，他径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受到了警察的敬礼。游行队伍中大约有二十人被杀，希特勒顺势扑倒在地，借机和其他主导这场暴动的人逃离了现场。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稳住了事态，法院也对肇事者施以惩戒，然而全国上下都认为当局是在打击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以牺牲这个国家最为忠诚的公民为代价，无疑是为了取悦外国人。由此，希特勒刑期从四年减为十三个月。在兰茨贝格狱中服刑的这十几个月，给了希特勒充足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本书是他政治思想的阐释，并以此献给那些在这场暴动中死去的人。当他最终获得政权后，没有一本书能够比《我的奋斗》更值得让各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研读。德国复兴大计、党政宣传技巧、抗击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概念、德国理当享有世界最高的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给出了透彻的解释。这本书是关于信仰与战争的新《可兰经》。尽管有些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它孕育了这个政党。
《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十分简单，以下是书中的主要内容：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而国家作为一个战斗者的集体，是一个战斗单位。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追求生存的战斗，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难逃灭亡的宿命。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种族纯粹性，因而必须剔除外族的污染。鉴于犹太人遍及全世界，犹太人必定是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和平主义是一个致命的罪恶，因为它意味着这个种族在生存的斗争中选择了投降，因此，任何国家的首要责任便是培养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个人的聪明才智并非最为重要的东西，意志力与决心才是最重要的品质。领导天赋比其他数不清的从属品质显得更为珍贵。只有暴力才能保证一个种族的生存，因此采取军事手段是必要的。一个种族要想生存就必须战斗，一个不战斗的种族必定会倒退与灭亡。如果日耳曼民族能够及时团结起来，它早已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竭尽所能，将散居在整个欧洲的日耳曼人全部团结起来。一个经历过失败的种族唯有重建信心才能复兴，这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军队必须学会相信他们是战无不胜的。要实现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坚信只有通过武力才能重获自由。贵族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推崇知识并不重要，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即使经过有限的训练也能成为一名战士。如果没有巨大的狂热与激情作为驱动力，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变革根本不可想象。和平与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美德，在这种美德的影响下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现在，一个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正在形成，而新的日耳曼国家一定要切实做到：日耳曼种族时刻准备着，要为这个世界做出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决定。
外交政策难免会不择手段。外交的目的不是使一个国家英勇地倒下去，而是要确保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格兰和意大利有可能成为德国的同盟国。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的国家主张以怯懦求和平，没有一个国家会和这样的国家缔结同盟。如果德国不能自保，不会有人站出来助其一臂之力，因此德国要想收回失去的领土，祷告上天或寄希望于国际联盟都无济于事，一切唯有依靠武力。德国绝不能重蹈向敌人同时开火的错误，必须选出最危险的一个，竭尽全力对其攻击。这个世界决不会停止对德国的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平等权利，重获在阳光下的国际地位，世界才不会再继续反对德国。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绝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纯粹是因为意气用事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需要扩张自己在欧洲的领土，应该放弃战前错误的殖民政策，德国必须寻找机会向苏联，特别是波罗的海诸国进行扩张，但绝不允许与苏联缔结联盟。联合苏联向西欧发动战争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苏联的目的就是帮助国际犹太主义获胜。
以上论点就是希特勒政策的“基石”。
阿道夫·希特勒坚持不懈的奋斗使他在德国国内声名渐起，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战胜国的注意，因为他们深陷于党内斗争的烦恼之中，自顾不暇。一段时间后，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纳粹党”，开始牢牢地掌握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这时，“纳粹党”已经成为德国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获得了世界的瞩目。1924年底，希特勒刑满出狱，获释时他说五年之后他将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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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德国每两年进行一次国会选举。此项条款旨在确保德国民众对议会享有完全和永久的控制权。当然，此时这个选举条款的实际意义只能是让德国人生活在一个永无休止的政治狂热与选举的氛围中。希特勒和他的发展之路可以用数字准确地记录下来：1928年，希特勒在国会只拥有十二个席位，1930年增至一百零七个，1932年已达二百三十个。此时，德国的整个社会机构都充斥着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特务，德国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也都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纪律的束缚，各种对犹太人的恐吓威胁、辱骂与暴行也随之猖獗。
国家社会主义党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它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的欲望与罪恶，在此我们无须按时间进程详细描述。《洛迦诺公约》苍白而短暂的光亮瞬息即逝。大量的美国贷款给人一种繁荣复兴的错觉。兴登堡元帅当选为总统，主持大局，施特雷泽曼任外交部长。绝大多数深沉而高贵的德国人，本着对伟大而庄严的权威根深蒂固的爱戴，至死不渝地效忠兴登堡元帅，直到他们心目中的神生命垂危、崩溃倒塌。既然魏玛共和政府已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安全感和民族荣耀，更不能为他们报仇雪恨，那另外一些强大的力量就在这个纷繁混乱的国家变得积极活跃起来。
战后，胜利者强加给了德国所谓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在这个带有失败耻辱色彩的体制背后，实际掌握德国政治权力以及这个国家的长期性机构则是陆军总参谋部。总统上任与下台，内阁的组建与遣散都操纵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为兴登堡元帅是德国权力的象征，是他们意志的代理人，但是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高龄，他个人的影响力与智力已逐渐衰退，变得越来越偏激、专横与独断。战争中兴登堡为自己树立了伟大的形象，现在爱国者俨然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偶像，一尊犹如“木制的泰坦神”的偶像，用钉子挂在墙上以示对他的崇敬。尽管如此，总参谋部早已意识到，必须要为年老力衰的元帅寻找一位满意的继任者。然而，寻找继任者一事被声势浩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耽误。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公开宣布了一项严格符合魏玛共和国法律制度的纲领，与此同时，他积极鼓励并策划扩张纳粹党的军事与半军事组织。最开始的冲锋队或“褐衫军”以及人数很少但纪律严明的核心组织党卫队，刚开始力量很薄弱，逐渐在数量和声势上壮大，最后其潜在实力发展到了让魏玛防卫军大为恐慌的地步。
冲锋队首领是一位幸运的士兵——恩斯特·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僚和多年共同奋斗的好友。罗姆是冲锋队参谋长，英勇善战，但此人野心勃勃，又是一个性变态。他的种种劣行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在攀登权力顶峰的艰险之路上与他合作。正如布吕宁抱怨说，冲锋队吸纳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组织以及钢盔团的国家退伍军人组织。
在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新局面审时度势后，魏玛防卫军的陆军将领们十分不情愿地承认，作为与“纳粹”运动对抗的军事阶层和组织，他们已不能再继续统治德国了。他们双方的共同心愿都是要将德国从地狱的深渊中解救出来，都想报仇雪恨。只是魏玛防卫军代表古罗马帝国的旧秩序，庇护德国社会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富裕阶层；而冲锋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革命运动，是由那些性情暴躁或愤怒的颠覆分子与那些绝望的穷途末路之人掀起的一场革命运动。他们和自己谴责的布尔什维克人之间的分歧，犹如地球的南北两极。
对魏玛防卫军的陆军将领们来说，与纳粹党争斗无疑会让战败的德国四分五裂。在1931—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虽然刚毅严谨的陆军总参谋部曾强烈反对过纳粹党的主张，但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整个国家，现在必须与纳粹党联合起来。就希特勒而言，尽管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政权，但是在他面前的是那些曾经领导过伟大德国的领袖们，是那些他年少时就崇拜与敬佩的领袖，所以，希特勒和陆军参谋部就顺理成章地互相达成了协议。陆军部的将领们逐渐意识到，纳粹党的势力在全国发展迅猛，似乎只有希特勒才能够取代兴登堡，成为德国的领袖。希特勒也意识到，要完成复兴德国的大业，必须要跟陆军总参谋部的骨干力量联合起来。双方的交易完成后，陆军总参谋部将领就开始劝说兴登堡把希特勒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军的活动，并将其交由陆军参谋部管辖，甚至在万不得已时可以解散褐衫军。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成功获得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拥护，得到了行政管辖权，并稳稳地攥紧了德国国家元首的继承权。这个下士出身的军官越走越远，步步高升了。
然而，德国国内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如果说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联合的钥匙，那么，好几双手都在想获取这把钥匙。施莱谢尔将军此时发挥着一种十分微妙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作用。他是那些谨慎冷静且颇具实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派对他都抱有很强的怀疑态度，并认为他是一个处事圆滑、能力出众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高于军事教科书，非一般军人所能及。一方面施莱谢尔早就断定纳粹运动必会产生巨大的威力，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另一方面，他又从这场巨大的暴动中看到，希特勒亲手扶植起来的不断壮大的冲锋队是一个武器，如果陆军总参谋部利用得当，这个武器说不定能够帮助重振德国，甚至帮他稳固地位。抱着这个目的，施莱谢尔从1931年开始与冲锋队参谋长罗姆秘密谋划。于是，两起重大的事件同时展开了：一方面陆军总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另一方面施莱谢尔暗中与希特勒的得力助手和潜在劲敌罗姆勾结，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谢尔与纳粹党的革命派，尤其是同罗姆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人被希特勒下令枪毙。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剩下来的人也就很好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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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也开始受到经济风暴影响。由于美国各银行在国内的投入日益增加，他们为长远考虑拒绝追加对德贷款。美国各银行的这一举动摧毁了德国赖以和平复兴的基础，导致德国工厂大量关闭，众多企业一夜之间破产。1930年冬，德国的失业人数攀升至二百三十万。此时，一战赔款问题也进入到了新阶段。在过去三年里，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一直代表协约国向德国收取协约国所要求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给英国的赔款，经我手直接转交到美国国库。然而这种模式注定不能持久。1929年夏季，美国赔款事务专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拟定并商讨提议了一份减款方案。该方案不仅规定了赔款的最后期限，而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摆脱了协约国的控制，此外还撤销了赔款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为了阻挠这份方案，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一些商业利益团体狼狈为奸。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表人物是好斗但昙花一现的商业巨头胡根堡，他们发动了一场野蛮但徒劳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意义深远而心怀善意的缓和方案。德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才在德国国会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杨格计划”。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此时病重，生命垂危，他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促使协约国完全撤出莱茵兰地区，这比《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期限提早了许多。
对于战胜国竟然如此爽快的让步，德国民众普遍反应冷淡。在早些时候或者更乐观的时期，这种让步或许会被视为走向和解重返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会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眼下，德国民众担心自己随时会失业，没人会关心这些事。资本外逃将中产阶级摧毁殆尽，迫使他们走上暴力的道路。国际经济压力逐渐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趁机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最终把他赶下了台。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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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他本人非常爱国，一心想借着现代民主的外衣，复辟以前集权专制的德国。他一方面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遇刺前拟定的工业计划，另一方面不得不在日益混乱的国内形势中竭力维持财政的稳定。然而，他的经济计划和削减公务员人数及工资的举措并不受欢迎，怨恨的潮流反而更加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反对他的国会，然后在1930年的大选中取得了多数席位。很容易看出他现在想竭力号召德国的残余旧势力反对死灰复燃的民族主义者骚动，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暴力激进且品质卑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吕宁首先要确保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统，他必须得想出一个新对策以确保兴登堡再次当选。兴登堡是保皇派，布吕宁提出只有复辟帝制才能让德国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恢复以前的荣光。但如果年迈的兴登堡元帅再度当选总统，布吕宁能否劝他让自己在其最后任期中代行其政呢？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等兴登堡一死，布吕宁就可以借机复辟帝制，以填补目前希特勒跃跃欲试想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综合考虑当前形势，布吕宁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把德国引到这条路上去呢？虽然现在倾向于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许会因帝制的复辟而回心转意倒向布吕宁一边，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势力肯定不会乐意看到老德皇或王储重新掌权，所以布吕宁认为不能再建立一个德意志第二帝国，而是应该仿照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然后在王储的儿子中找一位担任立宪君主的合适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秘密向兴登堡陈述了自己的计划。这位迟暮的元帅反应十分激烈，他非常惊讶并极力反对，理由是他只受德皇委托，任何与此相违背的做法都是在冒犯他做军人的尊严。他虽然信奉君主政体，但反对从皇子中挑选一人立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皇位的正统和尊严是不能被亵渎的。同时，德国人既然不愿意德皇返回国内，因此国内就只剩下他自己了，他不愿再继续提及这个话题，和布吕宁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我既然在这里，我就要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老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布吕宁的理由是：除非兴登堡愿意接受这个不很正统的君主立宪政体的解决办法，如若不然，就肯定会有一个热衷革命的纳粹专制独裁者出现。双方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能否说服兴登堡回心转意，兴登堡再任总统势在必行，因为这至少能让德国避免顷刻间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计划的第一步是成功的。1932年3月，德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在第二次投票中，兴登堡以多数票击败了劲敌希特勒和台尔曼，再度当选总统。于是，又到了不得不应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的时候了。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一事件又给了希特勒机会。他再次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耻辱。
经过深思熟虑，布吕宁草拟了一份修改《凡尔赛和约》的远大计划。1932年4月布吕宁来到日内瓦，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备均等”，但这个原则会有见仁见智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令人吃惊。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步——十分睿智的一步—那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取消赔款。假使这种解决办法能够实行，布吕宁就一定会被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大使诺曼·戴维斯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来日内瓦同布吕宁谈判。但塔尔迪厄此时得到了另外的消息，这对布吕宁来说可真是不幸。这时施莱谢尔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劝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理由是布吕宁政府即将倒台。同时塔尔迪厄也可能是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也于5月1日返回柏林。布吕宁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两手空空返回柏林，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为了应对德国内部威胁巨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是破釜沉舟的手段。但布吕宁的政府已失去民心，没有力量采取行动，扭转乾坤。布吕宁在5月份整整挣扎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尔迪厄也在变幻莫测的法国议会政治中，被赫里欧取代。
新任法国总理宣布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敦促德国总理布吕宁立即返回日内瓦，不能有片刻迟误。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电报，但此时施莱谢尔的努力已大功告成。兴登堡听取了他的意见，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天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希望但措辞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时，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成定局；中午时分，布吕宁提出辞职，以免被下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或许能够帮助德国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如果中途没有施莱谢尔的阴谋和塔尔迪厄的延误，那么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的建议，肯定能挽救布吕宁。然而，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