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荒废岁月

印度的分裂——全德大动荡——总理继任者施莱谢尔的失败——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质量上的裁军——军备均等——“麦克唐纳计划”——“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遇险——我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远东危机——日本侵华

通过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硬的政府，但实际上却是最软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工党决裂，而这个政党是他花费了毕生心血创建的，此时麦克唐纳和工党双方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保守党占优势，因此，虽身居政府首位，却并无实权，他只得在首相之位上苦苦挣扎。鲍德温先生则与之相反，宁要实权，不在意是否为首脑。他退居幕后但大权在握。约翰·西蒙爵士则为外交大臣，也是自由党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工作，不久后将接替斯诺登先生，出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饱受英国民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责领导。1931年8月—1935年11月，在该政府执政期间，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新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政府要求对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事件，我当时提出了如下修正案：

该政策并没有规定本院必须按照《威斯敏斯特法案》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特别时期，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议会将为此而担负根本职责。

我借此机会说了长达一个半小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但对于这个问题，同之后的国防问题一样，不论怎么商议，结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在与这个相比之下不是很重要的东方国家问题上，我们已经走到了极端可怕的地步，眼看着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深陷厮杀，原本他们只是希冀在和平公正之下谋得生存。于是我冒险向对此一无所知的同僚们讲述了一些情况：

只要英国在印度的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仇就会死灰复燃，并且变本加厉达到极致。这是一种我们无法轻易理解的仇恨。在这种仇恨的影响下，许多比邻而居的民众彼此相互厮杀，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童。由于英国大有失去对印度统治之势，人们相信只要提出要求英国就会撤离印度，因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恶化已达近一百年之久。

在议会休息室里，我们能说服的人仅有四十多个，明显无法与下议院三个政党抗衡，这势必成为标志着英国在走下坡路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 * *

与此同时，德国全国处于动荡之中，各种重大事件接踵而至。

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解散，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谢尔都一直企图利用手段和阴谋获取德国统治权，但现在这种机会已经溜走了。巴本继布吕宁之后任总理，他渴望获得兴登堡及其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派别的支持。于是，7月20日，巴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迫使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下台。当普鲁士社会党领袖力斥只有武力才能逼他屈服时，得到的回答却是：“需要多少武力？”，令这位社会党领袖在办公桌旁气得差点昏迷。此时，巴本的对手施莱谢尔也在积极谋划夺权之事。施莱谢尔打的如意算盘是：在希特勒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背后，隐藏着一股冲击德国政治舞台的阴暗而隐蔽的力量，这才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他希望希特勒发起的运动能为德国陆军所用，借此将两者都掌握在手中。于是自1931年起，施莱谢尔开始与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接触，到了第二年，发展为与希特勒本人甚为私密的接触。施莱谢尔与希特勒这两个人要夺取政权，共同的障碍似乎就是巴本和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了。

1932年8月，希特勒奉密召来到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开口，相信显赫的官职便唾手可得，希特勒现今的处境，真可谓和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前夕所处的地位几乎一样。可是，巴本对最近意大利发生的事根本不屑一顾：只要有兴登堡做靠山，他就不用辞职；并且年事已高的元帅见过希特勒之后并无好印象。“那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让他当我的邮政局局长，好让他舔舔印有我头像的邮票。”可见，在上层人物的圈子里，希特勒比不上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有权有势。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们躁动不安，迷茫彷徨。1932年11月，这个国家迎来了这一年的第五次大选，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利，席位由二百三十席减至一百九十六席。希特勒失去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优势，施莱谢尔或许也认为他已完全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这位将军已经获得了兴登堡及其亲信们的支持。11月17日，巴本辞去总理职位，施莱谢尔走马上任。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于是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联合起来反对他，导致施莱谢尔的统治举步维艰。在这个关键时刻，巴本借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总统的影响力，向兴登堡进言，何不把希特勒推出来执政，这样既安抚了希特勒，换掉了施莱谢尔，又收拾了这个烂摊子，岂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兴登堡最后终于勉强同意，于是，在1933年1月，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

很快，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就要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了。2月2日，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被禁止，并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共产党秘密武器的搜查行动，这场搜查于1933年2月27日达到高潮。当天，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褐衫军、黑衫军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包括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四千人被捕。这一切都是出自新任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之手，目的是为下次选举打好基础，以确保打败新政府最强大的对手——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正是戈培尔的拿手好戏，他这个人，既不缺手段，也不缺热情。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不满希特勒主义的势力，有的不愿接受，有的坚决反对，甚至是极力反对。许多人在混沌彷徨中把票投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总共获得了八十一席，社会党获一百一十八席，巴本和胡根堡联合操纵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五十二席，相比之下，希特勒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选票，二百八十八席。他们通过欺骗德国民众，获得了多数选票。其他政党席位总和为二百五十一席，纳粹党比这些少数党派的总和还多出三十七个席位。原本，在一般文明国家议会中，这样数量庞大的少数派，对国家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然而在新纳粹德国，少数派们现在要明白的是，他们手里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毗邻腓特烈大帝陵墓的地方，召开了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就座的有陆军代表，这是德国军力持续发展的象征；还有褐衫军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他们是德国新崛起的显贵人物。3月24日，国会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授予希特勒总理紧急措施权力的决议，以四年为期。当宣布决定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喊道：“我再也不需要你们了。”

这次选举非常隆重热闹，欢欣鼓舞的纳粹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希特勒的面前时，他们向领袖行了异教徒式的敬礼。对德国人来讲，这是一个漫长挣扎的过程，那些外国人，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战败痛苦的外国人，是无法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同时来的还有从战败的屈辱沼泽中唤醒的德国人内心深处的愤怒，这个愤怒潜伏在欧洲这个人数最多、最有成就，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中为时已久。这愤怒犹如一个要吞噬一切的莫洛克神，而希特勒则是这个神的祭司和化身。至于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是如何建成的，用了多么难以置信的残忍凶狠手段才将这个机构升级完善，那就不在我要叙述的范围内了。在此，我有义务告诉读者的是，在这个还并未完全成熟的世界上，已然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德国已沦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如此严重的不祥之兆在德国出现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认为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大幅度削减或限制已经为数不多的军备。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与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一起，热衷于胜利者的裁军，认为战胜国必须裁军，使之缩减到与《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军备数量相等才合理。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还向国际联盟施压，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提出一系列建议。在法国，虽然他们的政权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法国政府坚定地保住了法国陆军，把陆军看作是保证法国和所有盟国生存的中流砥柱。法国的这种态度激起了英、美的联合谴责，而报纸的意见和公众的舆论也完全不能面对事实，一股逆流强势而来。

1932年5月，当下议院各政党对裁军的美德大肆颂扬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项关于武器划分的新界线，认为武器可分为“准许保留”和“应被废止”两类，并称其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很不容易的。确实如此，原因在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都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受害者用于反抗。为了阻止侵略者入侵，重炮、坦克和毒气将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个罪恶的范畴，然而1914年德国对法国的入侵达到最高峰时，也并未使用以上这些武器。尽管重炮被列为进攻性武器之一，但在要塞堡垒中配备重炮是完全合理的，此处的重炮其性质是正义和善良的；但如果将其推往前线——如果必要的话肯定会推往前线—那么，重炮马上就会沦为滥用兵力且不受控制的罪恶之源，是人类文明所不能容忍的。再比如说坦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后深挖战壕，短短几年就枪杀了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英法士兵，为了对抗德国抢占法国领土使用的机关枪，坦克应运而生，坦克为驱逐侵略者、挽救同胞生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显而易见，德国为了守住占领法国的十三个省而使用的机关枪将被看作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武器，而协约国试图用来保住性命的坦克，却将被那些所谓公平公正的人责备咒骂置于非难之地。

因此我认为更加合理的分类方法，或许应该限制那些有可能会被滥用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会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会导致远离战场的那些男女老少平民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个国家满怀希望通过协商想要探寻的方向。

最后，我对即将来临的战争首次提出正式预警：

德国军事力量与法国很接近，对此我深感担忧。所有那些认为这种状况好像有道理，甚至是公平的人，其实远远低估了欧洲形势的严峻性。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在同一水平的人，我只想说：“难道你们还想打仗吗？”就我而言，我个人希望德、法军备接近的情况决不要发生在我这一代，甚至我的下一代。我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民族的优秀品质，但我确信，一旦德、法军备等同的言论得以实现，我们将会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空军军备预算，暴露出政府和反对党，也就是工党和自由党，完全不了解局势的发展。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非常遗憾地听次官说：我们的空军军力只不过名列第五，并且十年计划又被拖延到下一年实行。他们宣称本年内空军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并以自豪的口吻宣布这一消息，对此我深感忧虑。随着局势发展，他们的想法变得越来越荒谬，而我们应该接受的忠告是要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空防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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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联合政府的统治下，英国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只有在德国单方面解除武装后，各国再随后实行普遍性裁军，这是个一般性的保证，并没有构成条约义务，更谈不上是不管任何时机任何形势都必须要执行的强制性义务。然而1932年，当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在裁军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发言说，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的一切限制时，竟然得到了英国报界的大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及时补救”，《新政治家》报则将此举誉为“对各国平等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意味着七千万德国人理应被准许重新武装，准备再次打响战争，而在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中深受其害、苦苦挣扎的战胜国，却没有资格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就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地位的平等，三千九百万法国人和人口近乎两倍的七千万德国人之间的平等！竟是这样的平等！

有了英国政府撑腰，德国变得有恃无恐，他们认定英国的这种态度有其根深蒂固的软弱性和劣根性，是民主和议会制对北欧民族影响下的产物。以希特勒民族运动为后盾，德国人走上了一条更为傲慢的路。7月，德国的代表团收拾好公文包，退出了裁军会议。于是用好话来劝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战胜国的首要政治目标。11月，在英国持续的强大压力下，法国出台了一份名不副实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是要重建整个欧洲的防御力量，将其改编为短期服役，并精简人数，承认各国的平等地位，但不要求实力平等。结果是，既然承认了各国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还是事实上，实力也必须平等。协约国政府因此向德国做出了保证：“做为同一体系下的平等权利，这个体系可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面对这个令人怀疑的保障条款，法国极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这项毫无意义的提议。这样，德国才同意回到裁军会议的谈判桌上来，而这件事竟然被鼓吹为是和平历史上的辉煌胜利。

1933年3月16日，受舆论风向的蛊惑，英国政府提出了“麦克唐纳计划”，很明显，发起和鼓动推行的人就是麦克唐纳。这个计划接受了法国提出的短期兵役制概念（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了确切人数：法国陆军在和平时期的军队编制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裁减为二十万人，德国军队则应增加到与此相等的规模。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备军队，因为这只能通过每年定量招收入伍人员才能达到，但也许已有总数超过一百万的半武装的志愿兵，他们当中有些人已配有武器装备，其中不乏许多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大多来自改装过的或部分改装过的武器工厂。

一战结束时，法国和英国一样持有大量的重炮，德军的大炮则已按照协议炸成了碎片。为了弥补这一“明显”的不公平，麦克唐纳先生提出要将所有可移动大炮的口径限制在一百零五毫米，或者四点二英寸；现存的大炮口径如果是在六英寸以内，暂时可以保留，但之后都要用四点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取而代之。英国的要求和法国的不同，1935年新的海军会议召开之前，英国只需要维持合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就能取得安全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允许拥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的空军也必须将各国的飞机数量裁减为五百架。

面对这种削弱法国军事力量的做法，我感到非常不满。在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发表讲话：

现在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对此深感怀疑。我认为法国不会接受这个计划，它们一定会密切关注德国事态的发展，以及邻国的态度。我敢说，在这令人担忧的几个月里，许多人都在说着我这几年一直在说的话：“谢天谢地，幸好我们有法国军队！”当我们得知德国的近况，当我们怀着惊讶悲痛之情看着因残忍凶狠的好战之心而引发的骚乱暴动，看着被冷酷虐待的少数派，看着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保障被抛弃，看着仅仅因为种族背景就遭到迫害的一大批人——当我们看着在这个世界上最天赋异禀、最博学多识、科学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中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不禁感到庆幸，庆幸这一切暴怒之火的宣泄还只是自我宣泄，没有殃及其他国家。我认为，在此关键时刻，提出让法国裁军一半，而德国军队增加一倍，并且，法国空军必须削减一半，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的这个提议，在法国政府看来，至少是现在看来，多少是有些过分了。计划中，法国所能保留的军备和飞机数量只能和意大利相等，而对于德国的空军力量，则完全没有考虑给予限制。

到了4月，我再次申明：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海军编制平等，有人说“这样一个大国，不能一直低人一等，别国有的，他们也必须有”。这般言论，我实在不敢苟同。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德国获得了和邻国完全平等的军事实力，只要德国的愤恨和不满仍旧存在，还怀着我们不幸见识过的那种怒火，那么，亲眼看见整个欧洲大陆再次卷入战争就指日可待了。

一战过后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德国将成为一个民主议会制国家，这一转变将会使我们享有安全的保障。但所有这些话现在都已是空话，有的只是最冷漠残酷的独裁，有的只是呼之欲出的军国主义和崇尚各种形式的好战精神：高等院校重新引入决斗制度，教育部建议小学使用棍棒式教学；有的只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先暂且不谈德国，来说说法国。法国不仅是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制国家，同时还拥有一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我很高兴地说，法国是许多国家及政治体系的领头羊。从比利时绕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一整个月牙状地区的各个小国都依赖法国的保卫，他们视法国为保护神和救世主。如果英国和其他国家采取任何可能削弱法国外交或军事安全的措施，这些小国们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害怕保护他们的中坚力量被削弱，导致他们不得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于那个日耳曼霸权。

既然大家认为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一个由令人尊敬的先生们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边倒地支持，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就像被一床厚厚的羽绒闷得透不过气来一样。当我在下议院说“幸好有法国军队”时，所有写在议员们脸上的那种痛苦和反感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所有的话在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一定要在四年后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立刻签署销毁他们的大炮的文件。法国同意，约翰·西蒙爵士于1933年10月12日参加了裁军会议，会上他先抱怨了一通前几周德国态度的反复无常，然后提出了建议草案，但结果却令人始料未及。希特勒已成为德国总理并掌握了实权，他认为自己如今大权在手地位稳固，于是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军备制造都无须顾忌，大胆向前。他甚至懒得理会法国唐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命令德国政府直接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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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找到像英国政府一样愚蠢和像法国政府一样软弱的政府了，但在这个灾难时期，他们的意见的确可以代表两国议会。美国在这段历史中也难辞其咎，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本着置身事外的立场，仅专注与本国利益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对于这场欧洲巨变，他们认为事不关己，因此袖手旁观。虽然美国官方人士中也有不少明察秋毫、训练有素的有识之士，他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但美国政府毫无远见地选择了漠视欧洲形势，在这个政策背景下，他们自然不愿出来扭转局势。如果美国当时能站出来主持公道，那么就会影响和激发英、法政客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虽自成立以来就屡遭挫折，但仍旧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组织，这个组织就可以添上国际法的羽翼，联合制裁希特勒试图发起的新战争。在此危急存亡之时，美国耸肩看戏的态度，只会导致几年后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无数的鲜血和大量的财富，以求自保和免于灭亡。

七年后在图尔，我亲眼看见了法国的苦难，当时所有这些想法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和解时，我也只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所幸这些安慰鼓励已经付诸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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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我安排了一次去美国的旅行，其间打算做一些演讲。然而在纽约，我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事故，差点把命送掉。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稳后，我错误地在靠马路的一边下了车，当穿过第五街时，由于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行车靠右的规则和欧洲刚好相反，也没有注意到红灯信号，因为当时在英国还没有使用红绿灯，结果被汽车猛地撞倒了。我两个月都不能动，很虚弱。后来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我才逐渐恢复，慢慢可以下地行走。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之下，我的足迹遍布整个美国，我做了四十次演讲，白天在火车上睡觉，晚上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讲。总之，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这一年，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国家，生活却是在无声无息地走下坡路。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鲍德温先生采纳并支持了麦克唐纳先生有关《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上任的印度事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将法案提交下议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则完全被遗忘在侧，没有得到在议会辩论的机会。因此，我和其他约七十位保守党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印度保卫同盟”的组织，在之后四年间，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我们的“印度保卫同盟”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据理力争。我们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相当大的支持，尽管偶尔票数比较接近，甚至还经常处于少数。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就像裁军问题上一样，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因此，印度问题也成了执政党和在野党领袖们之间联合的桥梁，他们的追随者占了绝大多数，联合反对我们的“印度保卫同盟”，把我们斥为“冥顽不化派”。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成了德国的主要统治力量，德国武装力量迅猛发展，这一切都使我与政府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1931—1935年这几年，除了经常为大局操心外，我的个人生活还是非常愉快的。我以口述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发表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在希特勒尚未给全欧洲蒙上阴影前，还刊登在十六家欧洲各国的报纸上。事实上，我的生活确是既动嘴又动手。《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完成的，同时，我还一直在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恰特韦尔庄园，过着惬意的生活。庄园里的两座小屋和宽阔的菜园围墙，大多是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修筑了各种各样的假山、喷泉和一个大游泳池，这个泳池可以过滤使水变清，还可在阳光不足时把水加热。因此，从早到晚，我既忙碌而又充实，同家人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几年里，我常与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会面，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该由天不怕地不怕的驾驶员来进行的，目的是解决当时由于“螺旋下降”产生的致命危险。1932年开始，我们的接触更为频繁，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与我相聚。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可能悄然逼近的危机，经常一聊就到深夜。林德曼“教授”，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有关现代战争科学方面，特别是空防以及数据统计问题上，我的主要顾问。我们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保持着这种愉快和有益的友谊。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陆军元帅黑格挑选了一些刚从战场回来的年轻军官，充实自己的幕僚，当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优秀人才被推荐给了他。德斯蒙德曾在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炮兵，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但这还不是他最特别的荣誉，在一次战斗中子弹穿过他的心脏，并残留在他身体里，但德斯蒙德依旧活得很好。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常以总司令客人的身份访问前线，那时德斯蒙德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同行，一同参观许多战线。无论是在有些危险的行程中，还是在总司令的办公室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又勇敢的军官的尊敬都是由心而生，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在担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马上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同时他也是我的邻居，他的住处距恰特韦尔只有一英里的距离。德斯蒙德得到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和我自由交谈，这使我了解了许多事情。自那时起直到战争胜利结束，他一直是我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他当时是外交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是外交事务办公室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升到了能对政策发表意见的地位，并有权自由处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接触。他非常有魅力，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的信念是建立在深奥的学识之上，这成了他生活的主导力量。威格拉姆同我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恐怖的险境正向我们压来，但他有比我更为确切的情报。我们之间的共识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我们常在他位于北街的小房子里相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我在恰特韦尔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满怀充分的信任同我谈话。和他的谈话促成和加强了我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当时我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都有所联系，使我能够给他一定数量的情报，并且共同研究。

1933年后，威格拉姆对英国政府施行的政策和事态的发展深感焦虑和痛苦。虽然他的能力越来越受到上司器重，在外交部也越来越有影响，但他还是几度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且又得体，凡是和他有过业务合作的人，以及接触过的人，都越来越重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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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与大家进行坦诚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对于国家，我认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我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国外情报，因为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伊恩·科尔文，那位《晨报》著名作家的儿子，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刻挖掘和研究了德国的政治，同德国几位重要将军和一些具有高尚人格和品质的人，建立起了极为秘密的联系。他们看出了希特勒的图谋不轨将会把国家推向深渊，有几位重要的德国人从德国赶来找我，向我倾诉他们内心的苦水，这些人大多在战争时期被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查证和得到了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和其他许多内阁大臣一样，我对情况就可以了如指掌了。我从各方收集来的材料，尤其是从与国外得到的资料，我都会随时向政府汇报。我与各位大臣、许多高级官员的私交也是非常密切，而且无所拘束。我经常批评他们，但保持着同志般的革命情谊。从下面的叙述可以得知，正是他们，让我之后知道了许多极其机密的消息。我长期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也知道一些国家绝密资料。通过这些，我可以不看报纸就能确定和坚持我的见解，虽然明眼人从报纸上也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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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我又继续提出有关印度和德国这两个主题的意见。我经常在议会发表具有警告性质的演说。这些演说虽然引起了注意，却没有唤醒那些拥挤在一起的两院听众们采取实际行动。关于德国构成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的做法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不过成员组成与“印度保卫同盟”有所不同，有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我们常常定期聚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我们收集的情报汇总在一起。各大臣们对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但并非不友好的团队都比较重视，毕竟组成人员是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曾经的同事或者上司。我们随时能引起议会注意并发起大规模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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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原谅，让我心情愉快的讲述一件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题外事。

1932年夏天，为了写《马尔巴罗传》，我走访了马尔巴罗曾战斗过的古战场，地点是在荷兰和德国。我们全家连同“教授”一同出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来到对岸。一路走来，我们经过了许多美丽的地方，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这个时候，我总是自然而然地去询问有关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也是德国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了一股弥漫在德国每一个角落的希特勒的氛围。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后，我开车前往慕尼黑，在那儿待了大约一星期。

在里吉纳酒店，一个不速之客拜访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介绍自己是汉夫施腾格尔先生，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德国领袖”的事情，看上去他和领袖的关系很密切。他是个精神饱满又非常健谈的人，讲着流利的英语，我邀请他共进晚餐。餐桌上，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着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像入了迷一样。他很有可能是受人之托来接近我的，明显是要讨好我。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弹唱了许多首曲子，果然别具一格，使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十分快乐的享受。他似乎知道我所喜欢的所有英国歌曲，极会应酬，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希特勒面前的红人。他提出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安排起来非常方便，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会到这家酒店，他肯定很高兴和我见面。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没有任何民族偏见。他的理论和著作我只是多少有些了解，对于他这个人，则知之甚少。一个在国家战败时奋起努力的人，我是佩服的，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他想要成为一个热爱德国的德国人，自然是他的自由和权利。我一直主张英德法和睦相处。在和汉夫施腾格尔聊天时，我随口说道：“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仇恨那些干过坏事或损害国家利益的犹太人，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如果他们想在各个领域实行垄断，而对他们加以制裁，这我也能理解。但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犹太血统而对他加以迫害，这是为什么呢？谁能决定自己的出生呢？”这位先生一定是把我的话转告给了希特勒。第二天中午，他面带严肃地到了我这儿告诉我说，原本说好与希特勒会面的事情已无法实现了，因为希特勒那天不能来酒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尽管我在那家酒店又住了几天。就这样，希特勒错失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后来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都借口推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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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美国仍旧一心关注处理急剧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大陆和遥远的日本关注着德国军事的崛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对此也越来越恐慌不安。法国得到了有关希特勒运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更是深为焦虑。我得到消息，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详细记录在案，然而我不理解为何法国不向国际联盟提出要求，传令德国前来做出解释，老老实实地说明它到底在干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绝对不会赞成这个惊人之举。于是，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大力支持下劝说法国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另一方面，德国的军事实力在飞速增长，他们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我认为有必要为保守党说几句辩护的话。自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的人都会提出这个议案——要求马上加强军备以对抗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每次都几乎全票通过。只是此时，下议院执政党的领袖完全控制了议会，政府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都是那么愚钝不堪，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国内支持者的警示，时局的各种迹象，情报机构得到的各种证据，都无法引起他们的重视。在这个历史阶段，不幸接踵而至，一向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云端跌落，理智和目标丧失殆尽。对外来危险懦弱不敢应对，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时，还在谈一切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最卑微的情感都能得到各个政党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在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的学生，在一位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羞愧万年的决议：“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在英国国内而言，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笑料，但在德国、苏联、意大利和日本，英国世风日下萎靡不振的看法已成定论，并影响了他们的一些决策。那些通过了“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决议的傻孩子们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们注定要卷入接下来的这场战争中去，要么凯旋，要么光荣牺牲，他们必须要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迄今为止英国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们连在战场上弥补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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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我们在下议院又有一场辩论。我回到了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关于德国的各种消息，首先是超乎寻常的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其次，这个国家举国盛行军国主义精神；还有，这个国家正在向青年灌输一种血腥杀戮的哲学，这是自离开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后前所未有的。看到这些蠢蠢欲动的力量，我们别忘了，这是强大的德国，曾经与整个世界为敌并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的德国，这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生命的德国。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做这些准备，在灌输这些理论和公开施行这些主张，就可以理解德国周围的邻国为何感到如此的惊慌失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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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军事实力发生可怕的转变时，在远东地区也出现了侵略者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完全失去协调的现象。远东事务就是欧洲事态恶化的翻版，事情发生的原因都在于协约国和之后的同盟国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迟钝。

1929—1931年爆发的经济风暴，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力度不亚于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从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但物价也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萎靡不振，而进口粮食又非常昂贵。对原材料的需求和对国外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期，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迫切感到必须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来抵制日货，理由是其生产标准和生产条件与英美的不同。中国不仅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而且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成了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冲突为借口，占领了奉天（即现在的沈阳）以及南满铁路沿线。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所有反日团体，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国际租界北部登陆。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虽然缺少飞机、反坦克炮等现代装备，但仍然奋力坚持抵抗了一个多月。2月底，在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内陆十二英里处。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伪满政府。一年后，中国的热河省沦陷。1933年3月，日军长驱直入，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地区，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显示出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展示了它已在海洋方面取得了全新的地位。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引起了美国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主义使其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外交政策。如果当时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那么美国一定会带领国际联盟反对日本，并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英国政府不愿和美国联合行动，也不希望卷入反对日本的事件之中，毕竟这是国际联盟宪章义务规定之外的事。英日同盟的结束，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以及长久以来的权益造成了损害，这使部分英国人士深感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为严重的财政问题和紧迫的欧洲局势而不知所措，美国并未在欧洲事务方面给予英国政府相应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愿在远东问题上站在美国一方也是情有可原的。

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命令日本从满洲撤军，并于12月指派了调查团赴中国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主席，他出身名门世家，曾担任过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对东方事务有多年经验。调查团最后得出的调查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也是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都在报告中进行了详细陈述。报告得出的结论清楚明白：“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谋划的产物，是一个傀儡国家，并非根据人民的意愿而成立。李顿勋爵以及他的同僚在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且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具体建议：宣布满洲地区自治，满洲仍是中国的领土，受国际联盟的保护，中日在满洲地区的利益则应签订一份综合全面的条约予以协调。尽管国际联盟并未采纳此建议，但李顿勋爵的报告仍具有很高的价值。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对这个报告做出如下评论：“这份报告极为公正，已成为报告所涉问题的权威文件，并且直至今日仍旧如此。”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承认“满洲国”，但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或采取任何其他行动，然而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了国际联盟。德国和日本在上次大战中相互对立，而这次却以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态度结成了联盟。此时的世界非常需要一个像国际联盟这样的机构发挥积极作用，但国际联盟却只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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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此时此刻，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不仅是主要由保守党执政的英国联合政府，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所作所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在动听的花言巧语里，不愿正视残酷的现实；一心只想获得选票，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虽然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平，但却不愿付出代价，认为仅仅是内心的呼唤就能造就和平。显然，英国联合政府的两党领袖均缺乏智慧。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使他们不愿付出任何代价；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昔日战时的伟大领袖劳合·乔治不能继续为国效力；而这一切却得到了两院压倒性票数的支持：英国呈现出一派消极昏沉的景象，虽然没有诡计，但难辞其咎；虽然并无邪恶与不道德，但对世界陷入绝望的境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其程度而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真可谓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