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习得性人格

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训练”，而是“习得”。

和心理动力学理论或特质理论皆不一样的是，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格不过是一套习得的（受制约的）对刺激的反应。心理动力学和特质理论以不同的方式把人格看作可决定行为的、连贯性的个人特性，行为主义者不屑一顾，认为这些说法是“神秘主义”，不应在科学心理学中享有任何位置。斯金纳以其一向不留情面的风格将人格或自我叫做“一种阐释性的虚构……一种策略，表示反应系统在功能上的统一”。他说，特质只是一组相似反应，会在不同情境下导向相似的强化。它不引发行为，只是一套相似的条件反应的标签。

可严格的行为主义观点在解释众多人类行为时总不免捉襟见肘，甚至在解释一些动物的行为时也无法自圆其说。尽管托尔曼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他看到，他的老鼠面对迷宫中的左右选择点时，表现得就好像它们在记忆、权衡信息，然后作出决定。甚至在20世纪中叶之前，他和其他行为主义者就在尝试将内部的心理过程囊括进刺激-反应模式之中。

耶鲁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在此方面颇有建树，一位是社会学家约翰·多拉德，另一位是心理学家尼尔·米勒。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合作研究出一套“社会学习”理论，作为对行为主义的扩展。在一定条件下，他们说，老鼠表现得与桑代克的实验相反，它们会彼此模仿，显然不是通过刺激-反应式的条件反射进行学习，而是通过认知过程。多拉德和米勒认为，人类的很多学习带有社会性，不但发生在构成动机的内驱力和需要中，还发生在高级的认识过程中。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他行为主义者继续进行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认知方面。在所有版本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人类的人格和行为不仅形成于得到回报的动作，而且形成于个人的预测或期盼。这些预测和期盼基于他们的观察，即某些具体的行为方式将得到一定的回报。尽管这个观点比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更具认知性，但它并不等同于特质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原因在于，它仍将经验和情境——外部的影响——视作人格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但在20世纪50年代，朱利安·罗特（1916—2014）对人格的社会学习观点进行了特质式的修正。他当时三十五岁左右，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罗特既是心理治疗师，也是实验主义者。尽管他在实验室里是位行为主义者，但作为一位治疗师，经验却让他更尊重认知的过程和情感，而这一点是天天与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们常常缺乏的。跟大多数临床医生一样，罗特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产生于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有好有坏。若按行为主义的术语对其进行重塑，那就是，当某个特别的行为得到或没有得到回报时，人们会对某种情境或行为能否产生回报形成“总体期望”。一个经过认真学习而得高分、得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预测，即在其他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一个经过认真学习但没有得到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任何好处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即总的来说，努力也是白搭。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这些总体期望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在一项典型研究中，他或他的合作者会告诉志愿者——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他们接受的是超感实验（这是掩盖真正目的的幌子）。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一个圆圈，让志愿者猜测是哪个，而后由实验者评判对错。进行一组10次实验后，他让志愿者预测在下一组10次实验中能猜对几个。一些学生通常预测说，他们将猜得更差，因为，如后来在问卷和面试中所显示的，他们自认为是凭运气猜中的。其他人则预测，他们将猜得更好，因为他们将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能，他们预测，技能会随着练习而提升。

约在同时，罗特督导一位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医师E．杰里·费里士。费里士有位二十几岁的单身病人，他总是抱怨自己没有社交生活。费里士敦促他参加一个免费校园舞会，他去了，而且有几个女孩跟他跳了舞。但他告诉费里士：“这次完全是撞大运——这样的事再不可能发生。”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萦绕在后者脑海里的一个念头突然明朗化。30年后，当他回忆起那个时刻时，他说：

 

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实验中，总有受试者和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即使成功，也不能产生期望。我和我的研究生先前进行过各种实验，对受试者的成功与否进行操纵——我们在超感系列实验中和在角度匹配实验中都是这么做的。在角度匹配实验中，我们能控制可能“正确”或“错误”的反应的数量，因为角度非常接近，看起来差不多，志愿者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告诉他是对是错，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实验中会表现得更糟。另一些人，不管我们告诉他什么，他总认为自己下次会干得更好。

就在此时，我把自己工作的两个方面——作为执业医生和科学家——合并起来，得出假设说，有人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由一种或另一种外部力量决定的，另有人则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自己的努力加技巧的结果。我和费里士于是编制出一套测试法，用以测量一种程度——任何个体认为是否得到回报是自己的行为结果，还是与自己的行为毫无关系。

 

罗特将这一重要态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称作“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他和费里士为测量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量表（Internal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 I-E Scale），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每个项目都由两句话构成，凡接受该项测试的人都要说出每对陈述句中哪句最适合自己。

下面是一些典型的项目：

 

2．a．人生不幸多为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多为自己犯错所致。

4．a．从长远意义上看，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b．不幸的是，不管多么努力，人的价值经常遭到埋没。

11．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关。

b．得到一份好工作主要依靠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时机。

25.a．我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相信运气在我的生活中起过什么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表明，受试者感到他或她对事情无能为力；选择其他选项则表明受试者感到自己可以主宰生活。在外部控制点得高分者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他人的力量，在内部控制点得高分者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或其他人格特质。控制点是影响人格和行为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与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心特质”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源特质”相似。

控制点概念和I-E量表在人格心理学家中引起很大反响。自从1966年该量表出现后，约有2000多份研究报告使用该量表。在此后的至少20年中，它都是很受欢迎的人格测试法之一。后来，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更复杂的测试法所代替，但控制点理论仍是人格评估的主题。许多使用I-E量表的研究体现了控制点期待是如何影响行为的。比如，在小学里，内在型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将高于外在型的学生。“无助的”孩子（外在型）在某次包含困难问题的考试中考砸后，将表现得越来越差，而“能把握自己的”孩子（内在型）将更努力，也会做得更好。在一些实验中，志愿者将面对困境，内在型的人多半寻找有用信息，而外在型的人大多依靠他人帮助。在患结核病的住院病人中，内在型的人对其病情的知情度更高，向医生提问的次数更多。内在型的人刷牙、用牙线洁齿的次数比外在型的人多。与外在型的人相比，内在型的人坐汽车时更易系上安全带，他们接种疫苗，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有效的生育控制。

在消极的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内在型的人比外在型的人更不可能同情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在型的人相信，这些人咎由自取。而且，内在型的人在成功时虽然感到自豪，却可能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负疚。相比较而言，外在型的人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则不那么强烈。（有些研究认为，拥有正常健康人格的人会在内在型和外在型之间寻求平衡，往往用某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生活。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好事是我努力的结果，坏事是外力强加于我的”。）

社会学习理论和控制点研究使人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意的进展。其中一个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仅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人的特质和行为。被心理学家乔治·凯利称为“个人建构”的东西是人格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它包括个体对自己能力和人格的一系列有意识的想法，不同情境下人们对我们行为的预测，他人可能对我们作出怎样的反应，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此观点为基础的研究活动已有了有趣的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和史蒂文·伯格拉斯进行了一项有关自我保护策略的实验室演示，他们称其为“自我设障”。自我设障者面对一个可能失败的情境时，会作出一些安排，让别人以为失败是由不可控的力量造成的，以此保护自尊。一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也许只选择水平明显比他高的人做对手，这样一来，即使输球也算不了什么。一个面临期末考试的学生，可能不去学习，而是突然背上许多校园杂务，这样，如果考不好的话，也能找到自我辩解的理由。自我设障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打败自己。

控制点理论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副产品，它可以解释一种叫做“习得性无助”的失能现象。大家知道，绝望和消极的人，即便拥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也无法努力解决问题。许多临床医师对这种消极情形的成因进行过猜测，而在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1岁的研究生马丁·塞利格曼突发奇想，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想法成为对上述消极性的有价值的理解。

塞利格曼第一次来到教授的实验室，发现教授及其研究生助手异常苦恼。他们的实验狗总是不按指令行动。他们对狗同时使用音调和电击两种条件刺激，直至它们能将音调与电击联系起来。然后，这些狗被关在一个“穿梭箱”里，即一个大笼子，里面被一排矮隔栏分成两段，它们在这里只接受音调实验。当狗被放进这样的箱子，且在一个隔间里受到电击，而在另一边不受电击时，狗很快学会翻过隔栏以逃避电击。实验的目的在于查明它们在听到声音而不被电击时是否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然而，狗听到声音后，仍旧蹲着不动，呜咽着。没人能理解这种现象，但年轻的塞利格曼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当听到声音并被电击时，狗无法逃避电击，它们已经知道无论自己干什么都无济于事。现在它们虽然处于一个能够逃脱电击的情形，但仍像以前一样行事，似乎不管自己干什么，都没有用。

塞利格曼进行了一系列创造习得性无助的实验。他的合作者起初是一位名叫史蒂文·梅尔的同学，后来是同事布鲁斯·奥弗米亚。他们所做的一项核心实验是，把狗一次一只地放进笼子里，将它们拴上，使其无法逃脱。然后，他们通过金属地板对狗爪子施以电击。接下来，他们将这些狗及其他几只没有经过电击处理的狗关在一个穿梭箱里，关狗的那一端有一只灯不时打开，之后10秒内会有一次电击。所有的狗都很快将灯光与即将到来的电击联系起来。当电灯打开时，没有经过电击处理的狗狂躁地爬来爬去，并很快发现可跳过隔栏跑到笼子的另一端以逃脱电击，而那些曾遭到不可避免的电击的狗，只是待在原地，听任电击的折磨，根本不去做任何努力逃避。它们已形成预测，即不管做什么，终究难逃被电击的下场。它们已习得了无助感。

这个实验似乎可以解释人类和狗身上的习得性无助现象。然而，奥弗米亚和塞利格曼继续深入探索。他们大胆假设，人类存在的抑郁感，可能更多是由于这种习得性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看法，而不是因为真的无法应对问题或伤心事。这个理论立刻遭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反驳，他们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时从不感到无助；有些人的确感到无助，可很快又会恢复至以前的状态；有些人不仅在给定的情形里感到无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里同样产生这种感觉；有些人将不幸归咎于自己，有些人则把不幸归咎于他人。

塞利格曼与他的评论人之一，英国心理学家约翰·蒂斯代尔及另一位同事合作，着手寻找更好的办法以解释人类的抑郁感。他们提出一种新的假设，将习得性无助和控制点理论结合起来。当人类有了痛苦的经历时，他们不是将其归咎于外力，就是归咎于自己，而后者这种错误想法往往导致抑郁。这个小组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控制点问卷来验证这个假设。结果，所得信息支持这个假设。1978年，他们的研究公之于世，引发了许多类似研究和确认性研究——接下来的20年内，此类研究超过300种——受试者有狗，也有老鼠，人们通过实验确认并扩展了这一理论。

比如，有一例研究基于人格测试对一组孕妇进行评定，将其归类为内在型或外在型两种。他们发现，在内在型的人中，产后抑郁症发病率较高。这些妇女把这一时期的困难归咎于自己的个人特质；而那些外在型的妇女往往声称环境不好，她们虽也感到无助，但不会特别抑郁。

后来，塞利格曼进一步扩充其理论，形成他称为“解释风格”的东西，用以解释表现为总体乐观或总体悲观的人格中的基本方面。按塞利格曼自己的话说：

 

以一个糟糕的情形为例，如生意或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将它归咎于长期或永恒存在的原因，它们将影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而所有这些全是自己的过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且只限于目前这件事，并认为是环境不好，运气不佳，或他人从中作梗所致。

乐观主义容易产生远高于悲观主义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的人寿保险代理员的销售业绩要远远优于悲观的代理员，坚持做这个行当的时间也更长。乐观的奥运会级别的游泳运动员在被打败后会游得更快，悲观的游泳运动员在被打败后则游得更慢。乐观的职业棒球队和篮球队的成绩要好于悲观的球队，特别是在其被打败之后。

 

在这个基础上，塞利格曼发展了他自己独特的看待人格的方式：无助和悲观主义可以被习得（一如狗习得它一样）——但是反过来也一样，乐观主义也可以被习得，人可以习得心理技能，改变人生态度，积极自主地生活。“习得性乐观主义”成了他眼中的一种新学科——积极心理学——的基础，这种新学科旨在研究积极情绪、积极人格特征和能够获得这种情绪与人格的疗法。自2000年起，这个学科就成了塞利格曼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着一个培训和研究机构，机构的名字就叫“积极心理学中心”。

社会学习理论引发的另一个新见解是，男人和女人有着人格方面的差别。自古以来，表面上非常聪明的人就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其中多半是男人，他们称赞自己的性别，诋毁另一种性别。他们上引柏拉图对女人的微词（柏拉图认为，自然赋予两性的东西是差不多的，但总的来说女人比男人要低等），下引亚历山大·克雷芒关于女人罪恶本质的长篇大论，还引用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居高临下地对女人的心理和人格进行嘲笑的话：

 

女人只是长得体积稍大一点的孩子，她们只会说些笑话逗人，有时候略有一点智慧；但要得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合理的推断，我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哪个女人具有这个能力……有头脑的人只是跟她们逗乐，与她们玩耍，逗她们笑，奉承她们，就好像他在逗一个活蹦乱跳着往前奔跑的孩子。

 

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质——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善养育、敏感、善变等——一直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均相信是女性激素、生物禀赋和由这两者引发的特殊经验使女性拥有了这些特质。直到1936年，刘易斯·特曼和同事C．C．迈尔斯才以自己的实验为依据，发表了一篇大受欢迎、影响力强的研究报告《性别与人格》，就男女人格进行了论述。给受试者的打分方法建立在对性别差异的传统看法之上。例如，在这项测验的词语联想部分，如果受试者对tender（嫩、温柔）一词产生的联想是meat（肉），该答案被评为男性化；如果联想到kind（仁慈）、loving（温情），则被评为女性化。爱读侦探小说并喜欢化学，被评为男性化；爱读诗歌或喜欢戏剧则被评为女性化。

尽管在今天看来它很离奇，但在以上假设被质疑之前，特曼和迈尔斯测验法被使用了很多年。随着近几十年内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人格的许多方面变化也很大。另外，社会学习理论家和其他学者得出的大量研究结果，也对传统假设提出了挑战。在研究文献的几百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个例子：

——女孩的确比男孩更怕老鼠、蛇和蜘蛛，这主要因为她们早就知道，由她们而非男孩来表达害怕更容易被容忍。

——女孩比男孩更自发地玩布娃娃，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就是证据，可证明女孩天生更喜欢养东西，更喜欢帮助他人。但女孩也总是收到布娃娃作为玩物，这是一种社会训练的形式。女孩更喜欢养育的特质至少部分是后天学来的。

——在小学里，女孩要比男孩更具同情心，我们可根据她们更愿意给生病住院的孩子写慰问信作出判断。但男孩乐于用一些被人视作具有阳刚之气的行为帮助他人。在成人阶段，女人比男人更乐于帮助一些闷闷不乐的人，但这主要发生于在传统中被认为需要女性援助的场合，如照顾受伤的孩子等。男性更乐于在需要冒险或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帮助他人。总起来说，在助人时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部分或主要归因于社会学习。

女权主义者一度极端地认为，在男女之间，几乎所有的人格和智力差别都是社会不平等、压力和条件作用的结果。但随着研究证据的积累，显而易见的是，特定的认知差别和人格差别的确受生物学影响。例如：

——妇女在体育运动中、商业活动中和实验室环境中已变得更有进取心了，但在社会生活中，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没有男人那么有进攻性。在家庭暴力、强奸、杀人等案件中，在通常所说的罪案中，犯案者大多数是男性。男子的这种进攻性在人生早期就已出现，远不是社会影响的结果。这些发现有力地说明，社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它作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内置差异，并强化了这一差异。

——平均而言，女孩和妇女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略胜于男孩和男子，但在空间识别能力方面略逊一筹。口头表达能力上的差别出现在人生早期，而空间识别能力上的差别则出现在青春期之前，到了青春期，社会因素变得最有影响力。因此，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大脑的结构差异。最近一项关于大脑的回顾性研究提出了一些存在于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之间的微小差别——其中一个差别是，女性的左右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可以解释女性在口头表达能力上的优势——但总的研究结论却是“几乎没有数据能将大脑结构差异与功能性的性别差异联系起来”。

——在感知非语言情绪暗示的意义方面，如姿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女人远胜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后天学习的技巧，但一些证据，如这些差异在儿童期就已显现，表明这些差异具有进化引起的生物预先倾向性。解读身体语言可能对女性的生存更重要。

——在最近一项费尽心力的数据调查当中，英国重要的神经内分泌学家梅利莎·海因斯报告说，巨大的差异存在于“核心性别认同”（感觉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方面，但是在其他被深入研究的方面，差异相当小。她列举了三维旋转能力（对物体的图像进行心理旋转，以确认它们是否和其他物体一致）、数学能力、言语流畅性、空间知觉，甚至还有打闹的能力和身体进攻性。这些标准有的有利于男性，有的有利于女性，但是总体而言，与男女在身高上的平均差异相比，男女在以上方面的差异是较小的。无论如何，海因斯给出结论说：“巨大的差异存在于每种性别内部，每一种特征分布的顶部和底部附近，都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结论是，尽管上述研究结果未能证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但许多传统观念，如男女人格天生有别等，也是站不住脚的。男女差异中的大多数现已归因于社会学习，或被认为是社会力量与生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部分差异的确是天生的。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凯·多克斯对这方面的研究观点作出如下总结：

 

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不一定就是科学家所看到的……在学术和大众层面上，“否认”性别差异存在的企图，已让位于认为差异的确存在的论点。然而，承认差异的存在不应制约我们对性与性别影响人类行为这一过程的探究。

 

凯·多克斯较为温和的结论并未平息长久以来的争论。在过去20多年里，许多论述男女人格差异的研究问世。有的研究认为，男女在人格方面的差异微乎其微；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男女在人格方面存在天壤之别；一些研究认为，上述差异是通过文化习得的；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差异大部分是与生俱来的。由于篇幅关系，没有必要对上述观点一一举例说明。然而，著名研究人员斯蒂芬·科斯林及其合作者罗伯特·罗森伯格新近得出的结论值得与读者分享：

 

总的来说，男女在人格方面的差异不是很大，尤其与同性之间的巨大差异相比，更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社交焦虑、控制点、冲动、深思熟虑方面，男女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然而，一些一致性差异的确存在。女性在反映“社会联系”的特质中得分较高，“社会联系”关注关系的重要性，而男性的得分点则在个性和自主性方面。在与异性同伴相处时，女性更易动情，更喜欢照顾别人，也更善于发现对方的“口是心非”。

在神经质指数方面，男女有别，男性得分较低。而在发怒和进攻性方面，女性得分较低。

事实上，男女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这并不等于告诉我们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还是生物因素在起作用？尽管有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塑造了性别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差异也确有其生物学上的解释。

 

这一说法很好地解释了一个关于心理学的普遍真理。随着故事的进展，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种程度上，针对许多心理现象的敌对或互不相容的理论，彼此攻讦已达2500多年，但随着知识的积累，人们最终发现，敌对的双方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