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博丹论主权

王权君主制

——《国是六书》中的“绝对”主权

威尔逊（John F.Wilson）著

钟裕成 译 林凡 校

引论：国家的范式

学界通常认为，博丹（Jean Bodin）的政治哲学同时催生和倡导了（现代）国家学说和主权学说，产生这个错误解读的原因在于将博丹的思想抽离了他的语境。有些是历史和知识背景问题；不过人们很少在这方面犯错。到目前为止，被忽视的最重要的语境是博丹本人的整体思想。现代学术无情的、简化的研究习惯，不会用博丹自己的术语去表达他的思想，而是用那些所谓有益的进步论的术语强行勾勒。这种片面化的做法来自思考现代进程的理论家的直接兴趣，他们将博丹定义为国家理论和学说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位“早期”人物，尤其视他为“绝对王权论”的构想者。^[1]更坦白地说，《国是六书》一直极受忽视，或者至多可以说，学界的阅读非常具有选择性。

不过，拙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纠正一个知识史的不公正行为。同时，我也想表明，对博丹《国是六书》片面的、选择性的阅读所导致的实践后果。仔细审视博丹的主权学说，就会揭示出这个悖论：主权只有在最传统因而也就受到限制的环境下才是“绝对的”。相反，在最具现代特征的环境中，主权最不完整也最为弱小。“合法主权的概念”，特别是博丹的政治哲学，“[如果]不去除中世纪的观念框架和惯例，就无法理解”，这一说法没有正确评价博丹思想“框架”本质上的保守主义。^[2]实际含义如下：国家普遍地、明确地拥有绝对主权这一学说展示了一幅误导人的、错误却令人满意的画面。更直接地说：它使国家比起实际所是显得更具权威，更加独立；而且，当国家真正的脆弱和限制在实践中显示出来时，绝对主权学说将会导致广泛的怀疑，这种怀疑具体而言针对的是国家，一般而言则是怀疑政治生活。

进入博丹的哲学语境需要一次范式转换，或者更适合的说法是，在智识上要远离目的研究范式。当下研究范式的基础假设在于，国家是终极的统治实体（ultimate governing reality）。对博丹来说，这一傲慢的假设十分怪异而又陌生。他预设了一个更高的、更有活力的统治力量，并称之为“最强大的国王”。这个国王治下的“国家”就是宇宙，他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关切对象。如此理解，这个国王的统治领域就是一个存在之国，囊括了各个层面的存在，从精神的、形而上的到物质的存在。正是对各种存在进行有序的安排构成了统治，并且作为有死的国王的模范，尤其是那些被称为“王权君主”（royal monarchs）的模范。他们治下的国家，首先是灵魂和知性（understanding）之国，然后才是政治存在和物质存在之国，这个国家要尽可能接近那个广泛的、普遍的国家。

所以，博丹以神圣政府为范式进行思考和书写。就其暗示了一种教士般的统治而言，这个政府更接近一种神义论（theodicy）而非一种神权政制（theocracy）。善恶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一如善之先于恶。最重要的是，因为确立善是不必要的，并且（尝试）消除恶是不可能的，因而消除也就不可取，所以，统治行为就总会处于既定的视野和见识之中。既然人类国家不是终极目标，那么，虽然重要但并非最终决定性的就是，博丹同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说法：“政治科学或明智不是最高等的知识，因为人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者。”^[3]换言之，在（灵魂的）国家中做出的决策，要在全面反思整体性的、包含的秩序之后才能做出。从一种特别的道德意义上讲，这大半是“神学”反思。最高等的人类知性会得到扩展，不仅包括道德德性，同时也包括信仰的促进，正是关于信仰问题发生了范式与范式之间的碰撞，有人以为这是健康的，但有些人则以为这并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