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根据

我们要理解西塞罗的哲学，就得看他如何看待哲学的“根据”或“基础”。西塞罗认为，可以在区分善恶时找到这些基础（in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字面意思就是，好人和坏人的限度，见《论预言》2.2）。西塞罗由此揭示出他为何要带给哲学实践视野。这是立足于日常经验的苏格拉底式的理由；比起上面提到的辩证法，这个出发点反映出西塞罗与苏格拉底更为深刻的一致。这种实践视角充斥于西塞罗的哲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据此理解他思想的一致和连贯。西塞罗所谓的“义利观”就是这种一致性的关键或根源，这种“义利观”似乎符合西塞罗对苏格拉底的另一看法：西塞罗至少两次提到，他支持苏格拉底谴责那些首先分开利（utilitas）和义（honestas et jus）的人。[15]

西塞罗以哪种方式理解必须与利一致的义或者善，他也就以哪种方式理解哲学的基础。西塞罗认为，义与利组成了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主题。《论义务》主要教导：不管最初关注利或义，一旦你全面正确地理解了两者之一，你会发现真正的利就是义，或者说真正的义就是利。为了论证这点，并且排除义利的表面冲突，西塞罗必须继续充实他的义利观。为此，他谈到义利学说（或者看法）的基础或者来源。

我们只有探究常人赞扬的那些基本（或主要）美德——智慧、公道、豁达以及节制，才能找到义的基础或来源。一般情况下，单独讨论各种美德，不至于模糊西塞罗的学说，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善行或义举都一样。西塞罗强调，所有真正的美德同一或者说同质，区分各种美德只是通常不严谨的说法罢了；准确的意思是，“具有一种美德之一必具有所有美德”（《论义务》2.35）。西塞罗把美德或义（honestas）理解成本质上得体或者合适（decus）。

在基本的美德中，节制（或者中道，temperantia）跟合适（decus）与义（honestas）最接近（《论义务》1.93-94，100）。美德（或义）就是在所有事情上秉持中道。顺应坏事或者社会需求，放任自流，无法促进人们潜在和特别的长处。我们认真看待以上行为，会发现这些行为并非中道而是过度。节制（或中道）出于得体（verecundia）的感觉或者爱好（inclination）；[16]我们把这种爱好看成是种羞愧感或道德感。这不仅仅是具体美德（也即节制）的自然基础或来源，而且是道德和义的基础。[17]这种道德感解释了，人们和社会中还未出现论美德的成形哲学意识或学说时，为什么会存在美德。西塞罗认为，这种美德弥漫在罗马帝国早期辉煌历史之中。

人性的不同侧面组成了道德感（verecundia）。自然则将各种爱好置于人当中。这些爱好包含生物的自我保护、合群和人类的特性——求知。[18]显然，某些爱好比起其他爱好，直接就是基本美德的来源（智慧即追求真理）。因为美德唯一且一致，各种爱好在人类道德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道德感就是美德的基础。人类思想，即理性，以各种爱好为基本要素塑造了全面的道德框架。当这种塑造自然而非人为地发生时，这种框架就能称作道德感或是非感（verecundia）。当这个框架经受住哲学的检验而得到确认时，这个全面的框架就是全面的义（honestas），它由基本的诸义组成——也即人类的基本美德，智慧、公正、节制和豁达。

在《论义务》卷一，西塞罗指出了义的基础或者来源，所以他在卷二指出私利或者利的来源。在此之前，他先强调了义务（officia，也即具体的责任）不仅起于义也起于利（《论义务》2.1）。逐利也是人类的爱好。人们追求我们通常所谓的私利或者利，都自然而又高尚（《论义务》3.35）。西塞罗认为，我们平常认为的利，比如安全、住所、食物、武装等等，都是人类天性的需求。人类生来就关注财富与权力。所以，追名逐利作为人类合理的需求，也有助于理解义，并且会适当提升正派人的道德感。

西塞罗允许利（而非彻底享乐）作为正当的道德考量，此外，利也符合真正而又全面的人性需求。根据西塞罗的宽泛定义，追求合群、追求中道、追求智慧，这些都是人性的需求（《论义务》1.54以下，158；《论共和国》1.39-41）。因为义利有共同来源，所以它们一致；义利与上面的基本爱好都出自人性各个层面的需求。但是，由此来看，义利的协调似乎太过简单。我们仍然留有重要的问题，难道人们通常认为义利之间的牴牾只是种幻想？追求私利都正确或高尚？人们如何能在道德抉择中结合义利？西塞罗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要了解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全面更紧密地考察，西塞罗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如何对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