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提问之道

2019年，在我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之际，新华社人工智能主持人问世。“他”中文标准，英文流利，将来讲上百种语言也不在话下；“他”断句准确，没有口误；还有“分身术”，可以同时出现在数个新闻现场。“他”会不会抢走我的饭碗啊？

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主持人应该更适合有固定脚本的新闻播报。对于提问、采访、对谈、论坛等需要互动与即兴的主持形式就不一定能胜任了。这两年我正好在制作《探寻人工智能》第二季，在采访人工智能科学家、曾经主管过谷歌大脑的吴恩达时，他突然说：“我觉得你们记者的工作很有趣，要做那么多功课，研究专业领域的知识，还要了解我个人的背景，然后把有针对性的问题提炼出来，并不断追问。这中间一定有一些规律，是可以用算法来表现的。”他越说越兴奋，眼睛里闪着亮光。我却出了一身冷汗：曾经让机器“认”出猫的他，是想创造一个会采访的人工智能主持人吧！

那他得先从人类的好奇心开始算起。

“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

“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宝宝。”

“那我是怎么到你的肚子里去的呢？”

“嗯……”

面对孩子的热切追问，多少父母无言以对？

如果你仔细观察儿童，就会发现，他们对世界和对自我的认知几乎都是从提问开始的。他们刨根问底的十万个为什么正是构建智慧大脑的一砖一瓦。

研究表明：人类跟黑猩猩98.5%的基因是相同的，有1. 5%的基因不同。随之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跟黑猩猩的基因只有1. 5%是不同的，可是我们和黑猩猩的现状却有如此大的差异？答案之一就是：语言对于大脑进化的巨大促进作用。对人类的孩子而言，2—6岁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它与儿童智力发展的关键期重合，绝非巧合。在生物进化的漫长历史中，语言能力，正是人类智能发展超越其他动物的重要转折点。我把它称为智能进化的撑杆跳。

有了语言，人类组织起来围猎、耕作；有了语言，人类向下一代传授经验和技能；有了语言，人类坐在篝火边，讲起祖先的传说和故事，从而有了共同的身份；有了语言，人类汇聚起来，有了氏族、村庄、民族和国家；有了语言，人类既能娱乐、八卦，也能够表达出抽象的概念：道德、价值、信仰……以语言为载体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塑造了人类文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甚至就是思维本身。

人类智能的发展，是认知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我们看待世界、解释世界，看待自己、解释自己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提问的历史。

两千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一口气问了170多个问题，没有一句回答。“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从天地万象，问到存亡兴废，从吉凶善恶，问到神仙鬼怪。其思想之开阔，文辞之奇美，酣畅淋漓，令人击节。

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人因为爱提问而送了命，罪名是“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他做了什么呢？无非是用连续提问的方式启发人们反思自己的知识和观念是否可靠。“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一般有四层：“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所以呢？”“还有别的可能吗？”比如他问学生：“欺骗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答：“是恶行。”苏格拉底问：“那么如果欺骗前来进攻的敌人，算是恶行吗？”年轻人答道：“是善行。对朋友行骗才是恶行。”苏格拉底追问：“在战争中，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们说援兵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援兵，请问这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无语。苏格拉底不过是想证明，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往往经不起推敲，而真正的智慧，是“自知其无知”。但他的提问方式让不少人觉得难堪、恼怒、羞愤，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承认无知，挑战已知，正是科学兴起的原因。这种思维方式，给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极大动力和野心。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郊区有一个叫罗卡角的地方，那里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诗人卡蒙斯的诗句，被镌刻在悬崖之上的石碑：“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大海有涯吗？如果有，大海的那边是什么？海浪拍打着崖壁，发出深沉的嘶吼，告诫每一个向未知出发的人，也诱惑着每一个冒险的灵魂。1492年，那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带着对黄金和香料的渴望，以及“地球是圆的”的信念，离开欧洲大陆，率船队一路向西行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一个叫麦哲伦的葡萄牙人说：“教会说地球是平的，但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因为我在月亮上看到了地球的影子。我对影子比对教会更有信心。”他毅然离开大陆的怀抱，投身于海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当他们扬起风帆，把大陆远远抛在身后的时候，心中没有恐惧吗？海洋的尽头会不会出现断崖深渊，就如人们所预言的那样？他们会预料到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命丧他乡吗？

科学的昌明起源于一个又一个好奇和提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会出现什么改变？”“还有什么可能？”“那个没有被问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提问—假设—证明—新知，人类的认知图谱不断扩充着。真理是成功的假设。地理大发现，生物进化论，蒸汽机的鸣响，飞行器的诞生，人们潜入海底，遨游太空……还有那些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宇宙的起源，意识的产生，生命的密码……人类对世界的探究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问起来就没完没了。不是说宇宙是无限的吗？而宇宙又在膨胀着，那么它的外面又是什么呢？所知越多，问题就越多。这就像一个圆圈，直径越大，接触的未知领域就越大。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双翅膀。自然科学往往引导我们寻找唯一正确答案，但一涉及文化和艺术，答案常常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艺术家们并不急于提供答案，他们甚至鄙视轻率的结论，而更热衷于呈现人性的矛盾和人类的困境。即使盲信让人幸福，提问让人痛苦，他们也选择后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代的元好问看到大雁殉情而发出这样的感叹；“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自己心里的悲伤吗？”卡夫卡可是一个执着的人；“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无从抉择；“你到底是什么人物？有一种力量，它总是想作恶，又永远想造福。”歌德长诗里的浮士德自我叩问……人类以创作对抗孤独和死亡，又因为最终无法逃脱而拥有某种悲壮。

什么是艺术？不同时代人类的回答大相径庭。毕加索的《梦》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展现的美有什么不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布里奥盒子》，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小便池凭什么被称为“艺术”？摄影术出现后，人们问：“绘画已死吗？”人工智能软件“创作”的肖像画出现在拍卖市场，人类的艺术是否又死了一回？倒是中国艺术家徐冰说得干净利索：“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艺术干预生活的方式就是提出问题，而宗教和哲学试图回答问题。

最简单的提问，回答起来却最费周章。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需要搬出整部宗教史和哲学史。当佛陀还是悉达多王子时，他看到人间生老病死的诸多苦难，就问：“如何才能消除痛苦与烦恼，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他抛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离开了父母妻儿，用了六年的时间艰苦修行，形销骨立，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哲学家们忙活了几千年，试图回答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考问。我们的意识从何而来？有没有天赋的知识？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肉体与精神是什么关系？……他们竭尽一生，试图从不同角度解答这些问题。而他们也因此用各自的方式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提问：最要紧的问题是，你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质疑权力常常是叛逆的开始。陈胜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问：“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先生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不包括占人类一半的女性，还算不算真正的平等？”青年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设问：“我们为何不能再等待？”并且自答道：“因为忍耐的杯盏已经溢出，人们再不愿被投入绝望的深渊。”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往往来自一个个不肯向常规就范的倔强的提问。

政治家们特别擅长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观点。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说中，说出了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英国第二位女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卸任时，说出这样一组数字：在任首相期间，她在议会用140个小时，回答了4500多个问题。

明辨始于善问。人文主义作家蒙田在《随笔集》中写道：“我知道什么？”在他生活的16世纪，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直接来自上帝的真理，但蒙田却劝他们“请好好想想自己是否有可能错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说：“我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是依据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他给予的答案。”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提问的能力比回答的能力更重要。”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和客户之间的问答，不断启发对方找到真正的愿景和使命。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断追问团队的问题是：“这就是你能做到的最好了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跟学生们说：“如果在一个领域里已经提不出好的问题，就果断地放弃。”

2012年，在《自然》杂志上，牛津大学数学家，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以连续提问的方式为人工智能先驱阿兰·图灵（Alan Turing）叫魂。

“必须成为一位伟人，才能被赦免身为同性恋的罪孽吗？”

“如果是这样，那多伟大才够资格？”

“在二战中破译纳粹德国恩尼格密码足够伟大吗？”

“或者还需要发明计算机，顺便再发明人工智能，这样够不够？”

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阿兰·图灵在42岁决定剥夺自己的生命时，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在自己的著作《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开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会思考吗？”

机器真的会思考啦。随着算法、算力、大数据的迅猛发展，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的话题越来越热，也前所未有地挑战了我们对人类智能的认知。究竟什么是人类智能无法被机器取代的部分：记忆，计算，认知，判断，预测，想象，共情，创造……？

有一个能力常常被低估：提问。

机器通过大数据学习可以比人类更“聪明”地回答问题，选择解决方案，但它很难问出连续深入的问题。人工智能如一面镜子，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人类智能。什么是智能的核心？一种定义是：它是探究、管理与预测不确定性的能力。人类探究未知的脚步永不止息，而这种核心能力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

被称为“数学界的恺撒大帝”的丘成桐教授，27岁就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人类的智慧在于，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能在成千上万个问题中找到最重要的最相关的问题。”“人的思维轨迹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比如我一开始是想证明卡拉比猜想是错误的，但做了几年，发现不对，就转过头来重新开始，最终证明了它的正确。这样的过程，机器很难做到。”

当机器在记忆、计算、博弈、预测等诸多领域超越人类，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把决策权，从叫一碗牛肉面到看什么新闻，都交给机器的时候，提问，这个古老的技能，还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今天或许可以改为：我问故我在。问，就是人类探究精神的体现，是人类智能的核心。

机器能拥有价值观吗？当人类想把自己的道德输入机器时，才真正意识到，人类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动物。我们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吗？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一个伦理领域的思想实验：一辆电车高速行驶无法停下，而它前方的两条轨道上各有一个人和三个人，请问你会怎样搬动道岔？在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伤害的时候，你依据什么做出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把这一难题放到网上，场景变成了无人驾驶汽车。如果前方一边是儿童，一边是老人，行车软件该怎么选择？一边是女人，一边是男人呢？一边是流浪汉，一边是科学家？一边是罪犯，一边是守法的公民？……数百万网友参与调查，人们的回答千差万别。也有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如果路边的行人多于车内乘客，无人驾驶汽车应该优先保护谁？”大多数人都回答：“行人。”但是，“你会买这样的车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不会。”

如果人类尚且无法就价值观达成一致，我们又如何将它赋予机器呢？也许这个问题应该改为：“如何让无人驾驶汽车尽一切可能避免‘电车难题’？”

提问是一种人生态度。总体上来说，成人比孩子的问题少。那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如何逐渐失去了提问的能力的？

“哪来的那么多问题啊！别胡思乱想！”父母说。

“把我说的标准答案记下来！”老师说。

“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上司说。

“问这个有什么用？会改变什么吗？反正不会让你多挣钱。”朋友说。

当一个个提问被制止、扼杀、贬低，久而久之，人们懒得去问，甚至懒得去想了，好奇心被压制，独立思考和批评性思维的能力也进入休眠。好消息是，今天我们的观念和教育模式正在被重塑。从偏重教知识，教答案，到教方法，教提问，鼓励终生学习。还包括突破边界，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思维，把审美带入科学……打开观念的束缚，我们的孩子正变得更善于提问。通过提问，我们探索新知，启发想象，增进自知，达成共识，去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

提问是一门手艺。它既是天赋的能力，也是习得的本领。记得我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到北京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的市场部接受面试。面试官在询问了我的学业表现和兴趣爱好等一系列问题后，问：“杨小姐，我需要问你的问题都结束了，现在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我愣住了：怎么，被面试的还需要提问吗？慌张中急不择言：“请问，你们市场部是卖什么的？”我还以为市场部是酒店大堂里的小卖部呢！所幸的是，我的传媒生涯让我的提问能力得以复活和强化。在三十年的媒体工作经历，二十二年制作《杨澜访谈录》的过程中，提问不仅成为我的职业，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上千次的深度采访，数万次的提问，让我不断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问。美国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写道：“只有天才而没有手艺，就像只有燃料而没有引擎一样，只能像野火一样暴烈燃烧，但结果却是徒劳无功。”写作的秘密在于不断地写作，提问的秘密在于不断地提问。我强烈地意识到：提问是认知与沟通的语言方法论。而且提问是一种底层能力，每个人都用得上。

提问有它的质感。这不仅是某一个问题的语言表达的品质，也包含着提问背后的视野和格局，包含着事实的准确和思考的深度。我一直认为，在采访和沟通中固然需要临场应变与发挥，但事先扎实的“功课”才是真正靠谱的朋友。简单做过一个统计，每次专访前，我都要阅读十万到二十万字的书籍和资料，以期对受访者和他所在的专业领域有基本的了解。有时，看一本书并不保证能够产生一个好问题，但起码让我避免了十个愚蠢的问题。这也让我自觉不自觉地始终在学习，积累下来的阅读量有上千本书。当然，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就像食粮，喂养的是想象和创新。

提问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罗伯特·麦基在总结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创作规律时，提出：“故事有它的普遍形式，但没有什么公式。任何兜售商业成功范本和故事速成模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提问也有自己的普遍形式。有时有闭合的大情节，有时是开放的、拼贴式的小情节。采访者要考虑提问的结构：首先，要找到主线，贯穿整个采访的脉络是什么？提问与提问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和联系？其次，提问是有其背景和参照的。如何为观众带来故事背后的“意义”或“意味”，就需要把一个人和一件事放到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揭示其代表性和相关性。最后，提问的顺序怎样最有效？无论是线性提问，还是闪回跳跃的非线性提问，都有人物，有场景，有冲突，有悬念，有发展，有危机，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局。采访者要吸引观众，诱导他们跟随自己去探秘，又要让他们有意外的发现和惊喜。

提问有事实型的问题（Who, What, When, Where, Why）探究前因后果；也有假设型的问题（What if）打开想象，这也被称为“反事实思维能力”，是人类思考世界存在的其他可能性的能力。如有记者问任正非：“如果特朗普（Donald Trump）给你打电话你会跟他说什么？”再如：“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一年，你将如何度过？”我在采访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时问他：“如果你和邓小平换个位置，你们的命运会有什么改变？”他哈哈大笑说：“我相信他依然会成为伟大的领导人，而我，可能还没有走到他的一半，就被打倒了。”通过虚构的极致化的场景，逼近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我们被带进一个个并不熟悉的世界，而在那里的深处又发现自己的人性。

提问是一种“流”。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犹如音乐，有起承转合，迂回曲折，也有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提问的节奏感非常重要，如果“包袱皮”太厚，观众不明白你到底要问什么，疏离感就产生了。过急过快，没有给受访者充分的时间回答，就会让人有匆忙赶路、疲于奔命的感觉。一个问题表面的意思是什么，潜台词又是什么？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是刨根问底，还是戛然而止，是酣畅淋漓，还是意犹未尽，都是火候和分寸的把握。提问有其品味的高低。这些分寸的拿捏，与提问者的审美能力息息相关。我喜欢的一种提问路径，是在故事高潮处，突然变换一个思路，反向提问，其意象就像李白写的“碧水东流至此回”。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人生最大的悲剧有两种：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我试图在完成一个人的主线故事后，揭示命运的反讽。那就是，当历经磨难，梦想成真的时候，他是否就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呢？这样的戏剧感会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空间。

提问还是一种游戏，有种种制约条件。通常受访者不会给予超过一天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十分钟。他们还可能给出一系列前提条件，比如私人感情不能问，一些经历不愿被提起。采访当天的天气、交通、身体状况、情绪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有限制反而激发好胜心，随之而来的紧迫感和压力，让人的精神处于高度集中和兴奋的状态，有时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了解到每一次采访都有其局限性，时间，背景，话题，情绪……提问都必须取舍。背景越宽泛，提问者的知识越稀薄，提问就充满陈词滥调。越聚焦，越有深入的体验，就会产生新颖的提问，带给观众意外发现的新鲜感和愉悦感。提问的魅力还在于无论你做了多少精心的准备，总有你无法控制和预测的情况发生，而其中之美，让你充满生机，保持活力。

吴恩达先生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能对他写出关于提问的算法有所帮助，我不知道。如果他果真创造出一个善于提问的人工智能主持人，我很愿意跟它比赛一下。可是，输赢的标准是什么呢？

从业45年的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写过一本书《拉里·金沟通现场》。我喜欢它的原文标题：How to Talk to Anyone,Anytime, Anywhere: The Secrets of Good Communication。很霸气，是不是？

我没有那么大的企图。我的读者大概也不需要以提问为职业。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提问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学习提升这种底层能力，改善自己的认知与沟通的品质，甚至改变人生的轨迹。如果一定要为提问之道加一个副标题，我愿意这样表述：“认知与沟通的方法论——如何更好地提问。”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