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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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

一件平常的T恤,一句非凡的提问。

2016年,《杨澜访谈录》开启了全球范围的探寻人工智能之旅。当我来到人工智能研究重镇斯坦福大学,见到时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的时候,我立刻被她所穿的灰色T恤所吸引,并非这件T恤有很独特的设计感,而是印在上面的两行英文,翻译过来就是:AI改变世界,谁来改变AI?她说:“我很想让笛卡尔转世,问问他是否会重写‘我思故我在’这句话。”

一句饱含人文内涵的提问,一件平常的T恤,让我读出了李飞飞作为科学家的哲学思考。她在人工智能领域“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凝结为“AI改变世界,谁来改变AI”,这句话也启发了我,一位文科生采访和探究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问题,即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智能的是什么。李开复先生曾用“社交性”和“创造性”作为坐标衡量人工智能时代不容易被机器替代的工作。而同理心是其中的关键词,人与人交往的情感连接,浓缩起来就是一个字:“爱”。所以我在节目中提出“科技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爱决定了我们奔跑的方向”。

相比眼神、语气、体态、动作,服饰语言以一种更为显性的方式存在着。作为非语言,服饰语言从来不可小觑,关注受访嘉宾的服饰细节很少会让提问者无功而返。


罗启妍:我觉得相称不一定要(对)称,这个不平衡也可以达到平衡的感觉。

杨澜:其实这是一种现代的感觉。

罗启妍:对,不一定要相称的,所以用颜色来平衡也可以,用重量来平衡也可以。我为什么要自己增加自己的麻烦呢?所以我不(对)称,上面不(对)称、下面不(对)称,什么都不用(对)称了。

杨澜:那这个结果是要多花钱呢,还是少花钱呢?

罗启妍:我真的不知道。

杨澜:比如说你这样一双鞋一定要买两双吧,对不对?

罗启妍:我就是买鞋,也不是随便看到好看就买,我一定问他:你有没有至少三个颜色?


采访珠宝设计师罗启妍,我没有从她的珠宝作品谈起,而是被她左右脚颜色各异的穿鞋方式吸引,提问就从鞋子开始。对她外在信息的解读,恰恰引出也印证了罗启妍设计珠宝所遵循的理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与艺术家的浪漫与奔放不同,政治家们的高冷体现在发言分寸和表情控制方面的滴水不漏,但由服饰、发型、妆容等组成的非语言信息同时在“泄露”着他们的秘密。

2001年,我在美国华盛顿采访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前,就了解到她对胸针的喜好。一枚得体的胸针,往往非常醒目,不仅点缀色彩,让沉稳的套装多点灵动,也能体现主人的心情和品味。在奥尔布莱特身上佩戴的胸针还带有国家意识,她在出席国际谈判时常常佩戴美国国会白头鹰的胸针,相当强势;她与金正日会谈时戴着星条旗的胸针;在与伊拉克前外长阿齐兹(Shaukat Aziz)见面时戴着蛇形胸针(因为伊拉克媒体曾形容她像蛇一样狡猾);参加中东和谈时又换上和平鸽的胸针。

杨澜:作为国务卿,您很在意穿着,旁人也同样很关注您的服饰,特别是您的胸针。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些伊拉克人称您是蛇一样的女人,您就干脆戴上个蛇形的胸针。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奥尔布莱特:那时我刚到联合国,我的一位前任金·帕特里克告诉我,“人们会很注意您的穿着打扮”,所以我就有理由买新衣服。那个蛇形胸针我很早就有了,它也是我的收藏品之一。从那以后我觉得用胸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常有趣,别的书好像还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我在我的书中则有描写,有机会的话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杨澜:看来您已经在为新书做促销了,那么您今天的胸针又可以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奥尔布莱特:眼下正是春天,这是个珊瑚胸针,我觉得那是种“中国红”。


如同奥尔布莱特“胸针”的特殊意味,在彰显个性化风格时,女性领导者也更爱用非语言的方式去表达。

2019年9月26日,当英国最高法院院长何熙怡(Brenda Hale)用平稳的语调,宣布英国首相“建议女王陛下‘暂停议会’的决定”为“非法”时,比这条新闻更为震撼的是她佩戴的那只硕大的“蜘蛛胸针”。因为它“太过耀眼”,几乎是瞬间点燃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热议。《纽约时报》特别指出,这枚胸针是一只肉食的“驼蜘”,并用“Big Spider Love:The Brooch That Ate Brexit(吞了脱欧的胸针)”来做标题,“一语双关”。与此同时,同款“蜘蛛胸针”被很快印到了某服装品牌的网售T恤上,一小时就卖出了1500件。

作为女性,何熙怡喜欢佩戴胸针,只不过她的胸针远比奥尔布莱特来得更为夸张,也更偏重“爬行动物”的特殊造型,从“青蛙胸针”“甲壳虫胸针”,再到“蜘蛛胸针”,这些具有强烈形式感的胸针以“非语言”的方式,与她作为大法官严谨有加的语言表达,共同组成了她本人个性化的观点和立场表达。

有人愿意以服饰类非语言发出“特殊意味”,也乐见媒体的“配合式解读”。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媒体对女性领导人服饰形象的过度关注。比如英国女王曾在2017年在英国议会演讲时戴了一顶天蓝色的帽子,纯属偶然,却被解读为“这是欧盟旗帜的颜色,女王希望英国留在欧盟”,而对女王当天的演讲内容未做深入报道。这种过于关注并解读女性领导人服饰的习惯也常常让当事人不悦。如爱尔兰前女总统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在任职期间准备出访时,记者就会问新闻发言人:“总统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而男性国家领导人从来不需要回答这种问题!于是,爱尔兰的新闻发言人不卑不亢地回应:“如果你先告诉我你们总统穿什么服装,我再告诉你吧。”

从T恤、鞋子、丝巾到胸针,受访者并未明确言说的信息通过服饰语言一一传达给我以及屏幕前的观众。而我作为采访者,同样也在以这种独特的非语言,与嘉宾、与观众进行着微妙的互动。

电视采访对访谈者服装有一定要求,比如纯白色会显得肤色黑,纯黑色不反光的面料会看上去沉闷,细条纹或碎格子的衣服会在屏幕上“闪”,直到数码高清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服装式样、颜色与环境的关系,与受访者的色彩关系(想想如果对方穿绿色而你穿黄色)。当然还要考虑季节温度与服装的材质(达沃斯论坛的采访常常在白雪皑皑的室外做,那时的天气非常寒冷)。

服装与采访内容也有直接关系。采访政要,相对严肃,记者的服装应尽量选单色的套装,配饰更要简洁。如果对方是男性政要,几乎可以肯定对方会穿深色西装,那么我就可以穿带颜色的套装,让画面不至于太呆板。如果是女性政要,那就要提前询问她的助理有关服装颜色的事。如果得不到信息,可以查查她以往的照片,琢磨一下她的着衣风格。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就是选米色或灰色的服装,怎么都不会太突兀。同时避免穿太高的高跟鞋——访谈是谈话,又不是比海拔。

采访艺术家、设计师的时候,穿衣最难。过于拘谨严肃的套装明显不适合采访对象自由灵动的气质,从头到脚是完整一套也会显得过于刻意、沉闷。这时混搭是较好的方式,随意但要有想法。棉质衬衫、T恤加素色外套,搭瘦腿裤或牛仔裤,都是比较安全的穿法。

何谓安全的穿法?敬一丹给予了这样的定位:在屏幕上,主持人的服饰是一种语言。也许我还没开口,我的发式、化妆、服装就让人读出了某种意味。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在服饰上大方、朴素,给人稳定感,这是最基本的。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让服装成为妨碍人们接受信息的因素。敬一丹:《99个问号——敬一丹漫谈主持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第23页。

芭芭拉·沃尔特斯的着装原则是:在节目里我从不穿性感撩人的衣服。新闻部里谁都不会那样穿,都只穿套装,或是高领长袖的裙子。肌肤很少裸露出来,除非是穿短裙子。当时这是条心照不宣的规矩——职业女性要想受人重视,唯有抹杀性别特征。如今状况已有所改善,但是对新闻节目的女主持人来说,并没多大变化。我们基本上还是穿套装。只是在近几年,我才开始在正式采访中穿长裤,而不是套裙。

无论是裙装出镜,还是长裤出镜,“处理好细节”是拉里·金对于仪表的要求:上电视的时候,你的仪表也非常重要,因为你不仅仅是在代表别人讲话,更是在代表你自己。你要穿一身好看的套装或者正装,打扮齐整,包括一些细节,比如指甲缝里面干不干净都要注意到。我倒不是在这里讲个人卫生课,只不过电视摄影机真的是不会撒谎,它会老老实实地把你的真实形象拍出来。如果你的衬衫第三颗纽扣没扣好或者休闲衫没有扣,观众都会看到。如果你在录制节目的那天下午替自己的汽车换油而在指甲缝里留下了黑泥,观众也会看到。而反过来,如果你的头发整整齐齐,全身上下也都很整洁,那么你本人以及你所代表的组织都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尤其是在电视上。拉里·金、比尔·吉尔伯特:《拉里·金沟通现场》,方海萍、魏青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83—184页。

在一个男性愈加讲求颜值的时代,女性访谈者需要处理的关乎服饰的非语言信息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从妆容的浓淡到香氛的使用,应对不同的社交场合,已然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给予建议和方案。作为职业的访谈者,我秉承的倒是简单而有效的“睡觉原则”:只要让女人睡一个好觉,她就无所不能!虽然相似的忠告芭芭拉·沃尔特斯也说过。

在这里,我推荐她的版本,因为更加详尽,而且更具有可执行度:


1.好好睡一觉,是我们化妆的最好“底子”,然后再搽软面霜或面乳,因为它们看上去如此自然,再画眼线。

2.年轻女孩不要使用苍白的口红。我们年纪大的,需要更浓的颜色。在电视上,我使用红棕色眼影,走下电视我使用淡一些的眼影。我的眼睛总是如此装扮。

3.我一般在到达《今天秀》工作场地两小时之后,才会喷洒香水。

4.我提议要沐浴、洗澡,这样会除掉异味,呼吸起来畅快,可以进行长时间的美妙对话。这一切会让你看起来韵味十足、友善可爱,甚至在你开口之前,人们就会被吸引到你身边。当你对一位领袖人物说:“您相信永远吗?”——你会赢得一切。芭芭拉·沃尔特斯:《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戴欢、韩世元、王子岚编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第286—287页。


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说:“我们以我们的发声器官发声,却以我们的整个身体交谈。”案头阶段对语言到非语言的探讨和研究,会帮助提问者与受访者得以超越文化、宗教和信仰的藩篱,实现广泛、深刻而精确的对话与交流。

其实,选择合适的服饰,梳妆整齐,精神饱满,不仅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是一个进入工作状态的“必要仪式”,这个过程让采访者身与心都逐渐进入最佳状态,而后就将这一切抛诸脑后,专心致志于交谈本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