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形成集群？

在许多方面，今天还有集群存在是令人惊讶的事。过去，群落的目的是方便沟通，因此，你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些集群成功的原因：非洲之角的香料路线，波斯西北部的织毯，腓尼基的玻璃吹制，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的黑曜石产业。它们完善了当地的艺术水平，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令人迷惑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有效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流程和先进的全球通信技术，为什么这样的群落今天依然存在？

在许多方面，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把早些时候一些作者说的“地理的终结”、“距离的死亡”所包含的全球化的意思给普及了。然而，即便当今世界有高效率的全球供应链、即时通信、全球电子金融业、自由流动的知识和高度的人口流动性，为什么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仍旧居住在城市里，而且还在增加？与这个趋势相呼应的是，大城市的经济领导地位变得更加明显。

很明显，城市是人类活动的集群，有非同小可的经济表现。人和企业的集聚说明，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发展多层面的基础设施就有经济必要性，这些设施包括物理层面（道路、桥梁、供水和污水系统等），能源系统（发电和传输），城市提供的多种多样、不同水平的服务（应急措施、卫生、机动性、娱乐、文化、教育）等。

集群的优势

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产业集群形成是因为其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集群成员之间的信任、隐性的知识交流、协作的环境、对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支持、现成的供应基地等。

信任

因为地理上的共生关系，集群成员都受到相同的文化环境、语言、习俗和法律制度的约束。共同的经历更容易让组织和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不管他们是贸易伙伴还是横向的合作者/竞争对手。通常，这种信任是工作环境以外形成的关系。因此，根据交易者的声誉和熟悉程度，好莱坞、华尔街和硅谷以容易达成交易而出名，因此相比外来者，它们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隐性知识交流

随着系统和服务越来越复杂，大部分知识及与之相关的开发与运行不能再以简单的手段呈现出来（比如，发给供应商的邮件附件）。隐性的知识交流有：和供应商进行专业讨论，和竞争对手交换基准信息，客户支持等。在集群里，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关系，所有这一切交流都变得更容易、更快、更便宜、更有效，特别是面对面地聊天或碰巧的会面。一个相关的现象是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Rodriguez-Posea和Crescenzi认为，“知识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外溢效应，会有很多潜在的（有意或无意的）受益者”。很多知识交流不是那么正式、中规中矩的，根据集群的类型不同，知识交流可以发生在程序员、交易员、技师、种植者等之间。知识外溢不像交易或基准测试那样正式，它的特点是个体之间的偶然互动。

协同

同一行业的公司集中在一起，有类似的需求和问题，自然能联合起来参与共同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游说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放宽监管、提供激励和其他政策；发展和参与促进集群发展的组织，如商会；设定面向集群的采购策略，所有成员都能得到更低成本、更高质量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和服务；面向集群的营销和品牌活动等。协作活动是集群企业之间在横向和纵向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波特把产生这些活动的组织叫做协作机构（institutions for collaboration, IFCs），它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研究与教育

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世界一流，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技术和工程也遥遥领先。因此，硅谷和“生物剑桥”的企业能便利地接触最先进的研究课题，有稳定的、受过尖端教育的员工供应。此外，教师和学生可以在他们的实验室工作，接触实际的问题，使用真实的数据。大学和产业集群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并不局限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索诺玛山谷以索诺玛州立大学葡萄酒商业研究所为荣，附近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则拥有美国最先进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学科。大学教授这些特种技能，邻近的商业社区则可以应用这些技能，相比佛罗伦萨的学徒制训练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许多集群支持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供给力度，升级技术能力。虽然网络培训和远程教育也可行，但相比学生向老师学习、学生互相学习的课堂，它的效用还是要打折扣的，而且，在真实的课堂上，学生们还可以向集群里面的企业高管直接讨教，这是网络教育不能比拟的。

供应基地

马歇尔在1920年提到，集群吸引供应商，因为他们意识到靠近客户的好处。即使是现在，非正式的、偶然的和客户互动、了解他们业务的发展方向，和客户建立牢固、信任、合作的关系，对公司的选址决定仍然非常重要。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多个供应商共存的强大供应基地，其价格十分具有竞争力，供应商会努力创新，这是提高客户自身竞争力的关键。

集群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集群在培育各种新的活动方面卓有成效，这些活动最明显的作用是创新、形成新企业，新的企业能够利用集群的资源去做市场，不断成长、形成规模，但集群的知识、技术诀窍、资金和相互关系并不仅体现在新公司。整个电影工业也需要众多的专家，可能是个人专家或是团队一起做项目，也就是拍电影。这些人包括编剧、制片人、动画师、摄影师、编辑、音乐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演员、音响工程师、特效特技师等。好莱坞有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更易于整合电影生产所需的各种剧组。同样，波士顿更容易发起新的共同基金，华尔街更容易推出复杂的金融产品。不管在公司内部或者另起炉灶，专业知识和支持因素的存在使得创新成为可能并得到延续。

让集群运转

尽管有些经济学家和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不得不承认，政府在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便是掀起了创业高潮的硅谷，也在二战期间、战后得到了国防技术开支的帮助，政府拨款对这个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公共部门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

“国家支持”的集群

有些集群有明显的“国家发起”的传统，通常是军费开支或政府研究实验室。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电话销售集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空军。美国空军担负着美国核威慑战略的重任，决定把战略空军司令部（SAC）放在奥马哈。SAC有美国第一条光纤电信，因为光导纤维不受核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影响。这个政府项目让奥马哈的承包商基维公司学到了很多新技术，于是他们开始铺设私人光纤网络，从奥马哈开始，逐步向外延伸，最后建成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光纤网络。因为积累了一定的电信经验，光纤呼叫的成本又极其低廉，奥马哈逐渐成为呼叫中心（call center）集群。截至2011年，6个光纤网络在这个城市交汇，23家公司的呼叫中心设在这里，每天要答复2000万个电话呼叫。

使集群运作的基础设施

政府提供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使经济体系、尤其是独立的企业首先能生存下来。因此，实体基础设施、监管体系、专利法和执法机构、贸易协定以及社会、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是经济体系的基石。当然，政府在帮助企业成功方面可以深度参与，或者袖手旁观。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世界银行的《商业难易度指数》（Ease ofDoing Businevs Jndex）等全球性分析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与这些国家开展业务的难易度排名。

教育和研究

在政府的支持下，教育和研究可以帮助集群发展。教研机构培训熟练的劳动力，拓展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培育企业家的一种方法。

集群中的高等教育鼓励创业，美国加州的研究机构中80%的科学家有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就是例证。同样，考夫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麻省理工学院衍生出来的公司仅在马萨诸塞州就雇用了超过100万名工人。因此，教育创造了正反馈的激励机制，大学毕业生留在当地，加入当地的企业或者在大学最强的研究领域进行创业。这些创业的校友之后支持他们的母校，资助研究，进而支持员工的教育。

文化

一个地方的文化塑造经济行为，比如冒险、合作精神和信息共享，这些对集群都很重要。前面说过，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的高科技集群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开放性和对失败的包容性方面差异较大。这种文化差异也是加州集群更为成功的原因。同样，虽然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研究在全美居于突出的领先地位，但在这所大学的所在地巴尔的摩市尚未形成强大的生物技术集群。有人觉得，是当地根深蒂固的不欢迎创业的文化造成了这个局面。

关于“文化”的影响，我自己有亲身经历。2002—2003年，作为剑桥—麻省理工研究所（CMI）的一分子，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学术休假。CMI由英国政府出资，明确的目标是帮助英国大学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创业。麻省理工学院在这方面有悠久的传统，看起来是与这个目标非常般配的合作机构，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催生了2.58万多家活跃的公司，雇用了超过330万人，这些公司在全球的年营业收入超过2万亿美元。

在剑桥做研究的时候，虽然我的研究项目与创业无关，但我和英国几十个政府、学术和商界的领袖谈到了创业文化。我自己创办过5家公司，在这个领域有第一手的知识和经验。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不管是剑桥还是英国其他的大学，都克服不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主要是对不成功的企业家的态度。对美国的风险投资家、高管和学者来说，一个失败的企业家往往经过了艰难拼搏的历练，因此被认为是个经验丰富的人。相比之下，在英国，这种经历似乎是毁灭性的。失败的企业家想要在英国重新筹集资金、组建团队、拿到头几个销售合同，要比在美国困难得多。简而言之，尽管积累了经验，但一个曾经失败的英国企业家却很难再把另一家新公司办起来。

为什么不“全面开花”？

既然集群有那么多好处，既然公司之间离得近有那么多好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集群中的公司不能互相收购，形成更大的企业？交易成本经济学告诉我们，成为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可以有很多好处，因为目标更一致了，不再需要正式的合同，可以更快地决策等。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最可行的解释是，集群里面的成员提供了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所说的“实质选择权”（real options），即集群成员的身份赋予了这些公司选择的权利或者机会去和集群的其他成员做生意，但不是强迫他们去做生意。

很大程度上，集群可能是优化平衡的结果。一边是复杂性、官僚体系、挣脱不了的内部供应商、工会、大企业阻碍创新的缓慢决策过程，另一边是小公司缺乏规模、能力、影响，发展受到限制的弊端，集群可以恰如其分地平衡这些可能的矛盾。在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创新和快速的市场反应是竞争优势的关键，小公司（以及员工之间，员工们分享文化和广泛的个人联系）之间的隐性沟通和信任关系，能让他们共同学习、提高，并采取最佳的方法。集群里面各个公司是分开、独立地做决策，又可以减少“群体性思维”，让集群能采用新技术、创新工艺流程，从而自我更新、保持竞争力。因此，集群是一个有优势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平衡了灵活性和快速决策，另一方面有现成的资源、有规模、有能力。用波特的话说，“集群能让各成员受益，每家公司就像有了更大的规模，或者好像正式加入了其他公司一样，但是却不必牺牲每家公司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