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戰後的顛沛流離

廣州失陷之後，我已預料日軍會攻打香港。我於1939年結婚，女兒於1940年出生，一家人住在北角馬寶道一幢房子的四樓，可以眺望啟德機場。1941年12月8日早上8時，我在家中聽到幾聲巨響，一時不知是甚麼聲音，便隔窗觀看，才知是日本軍機轟炸啟德機場。我知道戰爭已經爆發了，於是立刻趕回魚雷廠報到，之後就不能回家了。我在魚雷廠其實也無事可做，只是看守着魚雷，以防有人偷走。12月10日，我們收到報告指英國在新加坡的兩艘戰艦被擊沉，包括巡洋艦“卻敵號”（HMS Repulse）和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⁴⁾那一刻我覺得英國的氣數已盡了。那天晚上，我獲准回家探望快要臨盆的太太；但只能在家留一個晚上，第二天又要回到魚雷廠報到。當天早上我10時離家，12時才能到達九龍。坐渡輪的時候，碼頭有警察駐守，要有通行證才可以坐船。回到魚雷廠已差不多下午1時，此時收到上級要我們撤退的通知。廠內的人把魚雷廠的機器合力搬上驅逐艦運走，但還剩下幾十枚魚雷帶不走。為了安全計，我們在魚雷上放了炸藥，準備在我們離開之後引爆。直到下午4時許，我們才登上驅逐艦離開。

我們從魚雷廠前往柴灣，航程原只需大約5至10分鐘。但這次驅逐艦航行速度很慢，行駛了不遠就有炮彈打過來，驅逐艦必須迂迴前進閃避炮火。我們本來好像遊船河般坐在甲板上，但日軍的炮火接連打過來，艦長便命令所有人躲在戰艦的下層。船泊岸後，大家聽到哨子聲便馬上離船上岸。走的時候甚麼也不准帶，連軍備和槍械都不准拿走。到了下午6時許，天已經黑了，指揮官命我們躲在附近一個貨倉裏。但日軍的炮火也一路跟着打過來，大約發了20炮，我們被打中了，12個人裏死了10個，只有我和另一個同胞幸存，但都受了傷。我被炮火打得暈頭轉向，背上流了很多血。我們逃走出貨倉後，四處都找不到人，只好坐在路邊等待救援。後來混亂中有人把我們兩人送到由香港仔工業學校改成的救傷站救治。⁽⁵⁾第二天早上救傷站便要求我離開，回到自己的部隊，因為病床還要讓給其他傷兵使用。

當時香港已經進入作戰狀態，所有車輛都被徵作軍用。只要穿着軍服，在路上隨時可以把車截停，要去哪裏都可以。我當時穿着軍服，就在大路上截車回魚雷廠。但回到魚雷廠卻被拒諸門外，我便只好回家。不久日軍登陸香港島，我馬上把所有和英軍有關的東西棄掉，甚至連委任證也不要，因為這些物品如被日軍搜獲的話，我們一家必死無疑。

這時我太太差不多要臨盆，當時我的大女兒只有一兩歲，跟隨外婆居住。由於我老家還有祖母、父母親和姊妹，為了方便照顧，我便把太太送回老家，等待生產。我們在開戰前，買了不少白米和罐頭等食物儲備。12月21日清早，我把太太送到灣仔鵝頸橋的留產所，準備分娩。留產所的助產士是馬來亞人，人品很好，她說我們有錢就給錢，沒錢就拿些米來支付醫藥費。第二天兒子就出生了。12月23日早上6時許，我抱着剛出生的兒子經銅鑼灣霎東街回家，沿途已經有加拿大士兵埋伏。⁽⁶⁾我用英文跟他們說太太剛生完孩子，他們就讓我通過；我妹妹則扶着我太太緊隨而行。

日本佔領香港後，我的積蓄只剩下100多元。淪陷第一個月我不敢輕舉妄動，甚麼地方也不敢去。由於岳丈是永安百貨公司的董事，故此家裏儲有很多糧食。當時他住在跑馬地山光道21號，我老家就住在銅鑼灣禮頓道71號，步行的話，來回只需20分鐘。待兒子滿月後，我便帶着兩個小孩搬到岳丈家居住。那裏地方大些，又有很多罐頭，糧食很充足。

雖然家裏有老有嫩，女眷又多，但也沒有甚麼保護措施。日本人也有到我家裏查看，幸好只是隨便看看便離開。我的老家和外家都沒有被日本人騷擾過。

駐守九龍的英軍在12月11日撤退了，但日本人要到12月12日才進城，有些流氓便趁火打劫，自稱為“保衞隊”，強行向附近的居民要錢。他們一般向人索取100至200元，看見有錢的人就要1,000元。這些“保衞隊”也向街上的商店收取保護費，這種情況在香港島就沒有發生過。

日治初期，頭半年巿面情況沒有受到很大影響，還有人做生意。當時雖有無線電廣播的技術，但廣播頻道沒有人廣播，故此獲得的新聞資訊不多。由於父親在《華僑日報》工作，⁽⁷⁾所以我們可以從他口中獲知一些新聞消息。我於農曆正月至二月之間出來找工作，後在中環德輔道一間由朋友開的雜貨店找到一份差使。那時開始有電車行走，但非常擠迫，於是我便用100多元買了一輛自行車代步，天天由跑馬地騎車到中環上班。雜貨店賣高級的菜，也賣啤酒；我四處打探甚麼地方有啤酒賣，然後通通買回雜貨店囤積，再高價賣出去。當時專門經營省港澳客運航線的“白銀丸”，⁽⁸⁾船上的船員常常來雜貨店買啤酒，雜貨店因而賺了幾千元。

當時我們在街上遇見日本人是不需要鞠躬的，但見到站崗的日軍則必須要鞠躬。皇后大道東近司徒拔道，亦即現時鄧肇堅醫院前面的鄧志昂樓便有日軍站崗。我由中環騎着自行車經過時一定要下車，一面扶着自行車，一面鞠躬，鞠完躬才可上車離去，站崗的士兵會向我鞠躬回禮。我住的地方則沒有日軍站崗。當時日本人也聘用香港警察做事，日軍在街上巡邏的時候總會帶着幾個香港警察。

當時巿面雖仍有電車行走，但巴士則因為全被日軍徵用，所以巴士服務就停頓了。打仗初期由於日軍燒了發電廠，因此導致全香港停電，大約兩星期後才恢復供電。後來也曾經缺煤、缺水，但日本人馬上在別處運煤到香港，盡量為巿民提供水電等基本服務。最初市面的情況還不算太壞，後來逐漸有人拿東西到街上擺賣。一般是售賣家裏的東西，例如鐘錶和罐頭等，後來連衣服也賣。當時可以四處擺擋，而且光顧的人也很多。中環士丹利街就擠滿了購物的人，後來才有警察來趕。我的自行車也是從街上買來的；買賣的手續很簡單，賣家只要在自行車上張貼出售告示，買賣雙方便可進行買賣。那時候人人都想要自行車代步，所以只要車胎完整，附加一個打氣的氣泵，準能高價賣出。不過，那時候最重要的還是解決吃飯的問題，所以我也不敢亂花錢，除了必須的開支外，把錢全都拿回家買糧食。

我在雜貨店工作了幾個月後，雖然賺了一些錢，但也不夠家庭開支。由於岳丈有幾個物業的住客搬走了，為了減輕我的負擔，他就讓我們一家搬到其中一個物業居住。後來我覺得留在香港也沒有發展機會，於是把自己手裏的錢全留給太太，再問岳丈借了1,000元路費，便離開香港到內地尋找機會。

我從香港坐“白銀丸”到廣州灣，再由廣州灣往其他地方，1,000元的路費幾乎都用在交通上。和平後，我從內地返回香港，於1947年獲英國政府頒發一枚勳章，勳章由香港總督頒授。⁽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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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仁書院前身是中央書院，創立於1862年，孫逸仙（孫中山先生）曾於此唸書。1889年，學校遷往位於中環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新校舍，校名更改為維多利亞書院。1894年，校名再更改為皇仁書院。日治期間，皇仁書院被逼停辦，校舍初時更曾成為日軍總部，其後完全被戰火摧毀。重光後，皇仁書院於1947年重開。1950年9月22日，位於銅鑼灣鄰近維多利亞公園的校舍正式啟用並沿用至今。

(2)早在19世紀中葉，已有華人為駐紮在珠江河的皇家海軍工作。1905年，駐港皇家海軍為成立“本土登記人員”組別（Locally Enlisted Personnel，簡稱LEP），正式在香港招募華人加入皇家海軍。

(3)中港城建成前，該位置為皇家海軍船塢。

(4)“卻敵號”和“威爾斯親王號”由海軍上將湯馬士·菲利普（Admiral Sir Thomas Spencer Vaughan Phillips）指揮，1941年12月初抵達新加坡，用以加強新加坡的防衞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軍憑着空中優勢，於1941年12月10日在馬來亞外海，將威爾斯親王號及卻敵號擊沉。詳見Martin Middlebrook and Patrick Mahoney, Battleship: The Loss of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the Repulse（London: Penguin Group, 1979）。

(5)香港仔工業學校原名為香港仔兒童工藝院，由鄧肇堅、周峻年及一班熱心人士合共捐出40萬港元作為興建校舍之用。院舍於1935年落成，並交由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被徵用作為英國皇家海軍總部及志願部隊之基地，於1941年改為英國皇家海軍傷兵輔助醫院。香港淪陷後，日軍亦曾徵用校舍。

(6)1941年11月，加拿大政府應英國政府要求，派駐兩營陸軍增援香港防衞，共1,975人。兩營陸軍包括溫尼伯榴彈兵部隊（Winnipeg Grenadiers）和加拿大皇家來福槍團（Royal Rifles of Canada）。由於大部分士兵並未完成訓練，且缺乏重型武器，最終有557人戰死沙場，餘者成為日軍的戰俘。詳見Brereton Greenhous, “C” Force to Hong Kong: A Canadian Catastrophe 1941-1945（Toronto: Dundurn Press, 1997）。

(7)《華僑日報》是香港一份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於1995年停刊。日治時期，《華僑日報》繼續刊印。

(8)年3月，珠江局部開放，日軍控制的廣東內河營運組合即派出“白銀丸”、“廣東丸”兩艘輪船行駛省港線，每三天來往一次。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日航商獨佔省港澳客運。淪陷期間，日人以“雲陽號”、“白銀丸”等輪船經營省港航線。

(9)編者按：馬迺光在淪陷期間返回內地後，曾服務於當地的英國軍事組織，因此戰後得到英國政府頒授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