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0萬到50萬的“歸鄉政策”

自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中國不少知名人士紛紛移居香港，其中最為人所熟識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她與友人於1939年在香港成立了“保衞中國同盟”，同盟會總部設於香港島西摩道21號，以向外和華僑宣傳抗日救國訊息，爭取外援支持抗戰為成立宗旨。

除了知名人士以外，當時亦有大量的內地難民湧入香港，令香港的人口大幅增加。據統計，香港於1921年的人口為60多萬，至1931年已增加至80多萬。⁽¹¹⁾從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的短短一年間，香港的人口就增長了25萬人。⁽¹²⁾為了控制人口的增長，香港政府於1939年10月13日頒佈《限制外人入口緊急法令》。但是，內地戰事蔓延，香港政府根本阻擋不了難民的湧入。到了1941年底，香港的人口已達160多萬。

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投降，香港宣告淪陷。由於政局急劇變化，一些知名人士大多被迫滯留香港，他們包括陳濟棠、陶希聖、何香凝、廖承志等國共兩黨人士。他們為了躲避日軍的追捕，在東江縱隊等組織的協助下，紛紛逃離香港前往內地。1942年1月9日，文化界人士鄒韜奮、茅盾夫婦、胡繩夫婦等人，就是在俗稱“蛇頭”的人的帶領下，分乘多艘木船從香港島偷渡往九龍，再喬裝成難民，避開日軍耳目，逃離九龍市區前往新界。⁽¹³⁾

日軍佔領香港後，香港市面陷於混亂之中。日軍一方面搜捕抗日份子，另一方面與居民爭相搶奪英軍遺留下來的軍用糧食。麥錫邦憶述當時情況：

當日軍到達九龍之後，我們所住的油麻地區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鄰近的九龍倉則受到衝擊，由於倉內儲存了很多白米、麵粉和糧食，所以有很多人到貨倉內搶劫白米和麵粉，我的父親也搶了兩袋麵粉回來。在這個情況之下，九龍倉派人守着柯士甸道和佐敦道這條通往九龍倉的道路。廣東道和柯士甸道附近是一片空地，往上便是軍營，守門人就在空地攔截那些往貨倉搶米的人。由於這些守門人都是持槍欄截搶米人的，所以當時有不少人命喪槍管下。另外，湧入貨倉搶米的人，亦有不少被米包壓死。因為貨倉內的米差不多堆放到20呎高，他們搶米的時候，不像拿麵粉一樣一包一包的抬走，而是用刀割開最低層的米包，然後用袋盛載流出來的米。當低層的米流走的時候，高層的米包便會因失去承托而塌下來，所以有不少人被塌下來的米包壓死。⁽¹⁴⁾

另一方面，日軍又全面查封各處倉庫和店舖，嚴禁任何人士進入，即使是物主也不例外。

一些大的店舖都給封了門，門口釘上“大日本軍陸軍管理”，或者是“大日本軍海軍管理”的牌子……許多華人的店舖都給封了，那都是比較大一些的舖子，包括永安、先施、大新……沒有經過“皇軍”的允許，一切的物品，都不能自由搬動或買賣。⁽¹⁵⁾

所謂“查封”，實際上就是掠奪，據記載，其中“捷和製造廠”就因被“查封”而損失了700萬元的財物。⁽¹⁶⁾除了查封之外，不少工廠和商店為了能夠繼續經營，在無可奈何下，唯有將股份免費給予日本人。⁽¹⁷⁾日軍將大量搜刮回來的糧食和物資，騰出少部分流入黑市市場圖利，其餘均運返日本或留作軍隊自用。⁽¹⁸⁾資料顯示，戰前香港庫存的白米共有95萬擔，其中80萬擔被日軍掠奪為軍糧。⁽¹⁹⁾據知，當時位於銅鑼灣附近的軍用倉庫，就積存有白米數萬包，以及堆積如山的罐頭牛肉，全都是英軍在撤退時來不及搶運的軍用物資。⁽²⁰⁾最後，香港市面的糧食供應幾乎斷絕。

據記載，日軍佔領香港不久，市民為米糧發瘋般在街上跑來跑去，隨着糧食和燃料供應更日趨緊張，市面經常發生掠奪事件。⁽²¹⁾如何解決香港160多萬居民的糧食供應，成為日治政府必須解決的急切問題。為此，日治政府推行了“歸鄉政策”，鼓勵香港居民離港回鄉，以舒緩香港糧食短缺的問題。從日軍佔領香港初期開始，就有大批的居民為了解決“溫飽”問題而加入了“歸鄉”隊伍。

1942年1月，以酒井隆為首的軍政廳正式實施“歸鄉政策”，目標是將160多萬的人口減少至50萬左右。第一期目標是疏導30萬人，並特地成立了“歸鄉委員會”，後來改名為“歸鄉指導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香港居民返回內地的家鄉。除了“歸鄉指導委員會”外，軍政廳同時發動了一批香港的紳商組成“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又稱“香港新生委員會”），由著名華商羅旭龢擔任主席，周壽臣擔任副主席，羅文錦、李冠春、李子方等人出任委員。它的成立主要以解決當時香港的社會民生問題為目標，其中處理歸鄉事宜即屬於其主要工作之一。1942年2月25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後，設立了“歸鄉事務部”，繼續貫徹軍政廳時期所實行的“歸鄉政策”。

在地方層面上，日治政府透過分區制來貫徹“歸鄉政策”。日治政府將香港劃分為三大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每區下再設分區，共計28區，分別設置區役所。各區役所由一位日籍人士主管，日常工作則由一位華籍所長和一位華籍副所長管理，下設6至10名區役委員。區役所的其中一個職能，就是簽發“歸鄉證”。當九龍區役所成立時，英文報章“Hongkong News”曾作了如下報道：

除了處理環境衞生外，九龍各區的區役所正忙於簽發“歸鄉証”給予為數過千的歸鄉人士。⁽²²⁾

早在1942年1月3日，日軍便貼出通告，勸喻香港居民返回家鄉。為了鼓勵香港居民離港回鄉，日治政府除了在廣播和報章上大肆宣傳“歸鄉政策”外，甚至以送贈米糧和安排客輪、列車接載歸鄉者等措施來利誘居民離開香港。當時日治政府曾安排免費船隻疏導返回台山、澳頭、寶安、唐家灣、淡水、石岐等地的香港居民；並公告居民，凡自願從九龍步行回鄉者，日軍可為他們安排免費渡輪從香港島至深水埗。⁽²³⁾陳君葆就曾在日記中記載當時有“免費歸鄉一事”。⁽²⁴⁾結果，不少香港居民“響應”了日治政府所推行的“歸鄉政策”，相繼從海路或陸路離開香港。

除此之外，日治政府又發動同鄉會、慈善機構、宗親會、工會及商會等民間團體協助組織大規模的“歸鄉團”。這類民間組織會各自組織歸鄉隊伍遷返內地，其中以同鄉會的角色至為主要。以旅港三水同鄉會為例，當軍政府宣佈“人口疏散政策”後，旅港三水同鄉會隨即成立“三水邑僑歸鄉指導委員會”，為有意歸鄉的僑胞登記，並代政府簽發“歸鄉證明書”。同鄉會並派員在碼頭協助邑僑，以減省憲兵的阻擾。雖然免費歸鄉只歷時一個多月，旅港三水同鄉會已成功協助3,723名邑僑歸鄉。

免費歸鄉計劃於1942年2月底停止，但歸鄉工作並未因此完結。相反，旅港三水同鄉會自發地繼續協助邑僑遷返原籍。邑僑乘內河輪船經珠江往廣州，再轉乘廣三鐵路回鄉。同鄉會的工作除組織歸鄉團外，更會資助貧困鄉民，資助項目包括：1．往廣州船票一張，廣三火車票一張，過海船費二十錢（軍票）；2．代辦申請免費檢便及種痘等醫療服務。⁽²⁵⁾

除此之外，該會更租用祺生客棧、萬安棧及廣州的金門旅店，免費招待邑僑，以便他們在歸鄉途中可稍事休息。同鄉會甚至安排居於廣州及太平的邑僑首領照顧歸鄉僑胞。自1942年11月至1943年3月，該會曾組織了10次歸鄉團，共幫助341名鄉民回鄉。

香港江浙同鄉會亦登記同鄉姓名，然後將他們送回上海。⁽²⁶⁾香港淪陷後，唐海曾親身前往江浙同鄉會查問回鄉的情況：

我曾經跑到江浙同鄉會去參看一下登記的情形：那個辦公室設在四層樓上，登記者從第四層樓的扶梯口站起，一直擠滿了下三層扶梯，然後再拖開了，伸長到人行道上，到另一條馬路。登記的手續並不麻煩，不過填一張姓名年齡職業住址的條子，可是人口移動卻異常的遲緩，有早上站到晚上的，有一連來了三天沒有登記到的。未登記的人，多半在午夜十二點來到辦公室的門口，後來甚至有人就一直坐在扶梯上不走動，晚上伏在原來的位置上打瞌睡。⁽²⁷⁾

除了同鄉會等一類民間組織外，宗教團體亦積極安排本地居民離港返鄉。例如位於九龍城嘉林邊道的伯特利教會，便曾多次組織自己的師生回鄉避難。

（1942年1月7日）清晨，由三十五位師生（包括幾位來自其他神學院的師生）組成的一個回鄉小組，啟程前往廣州。所有返鄉的人，必須事先領取日方簽發的通行證。他們得輕裝上路，每人只能隨身攜帶幾件替換衣服，一張毛氈，一本聖經，還有學校發的三斤白米。（我們本想多發一點米，但生怕他們負擔過重，因為“遠道無輕載”啊！）至於隨身帶的錢財，則由各人自行設法收藏：有人放在貼身內衣的暗袋裏，有的縫進衣服裏，也有塞進鞋底的……。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換成不起眼的舊衫褲。青春漂亮的年輕姑娘和學生哥，一下子都變成惶恐還鄉的難民。有兩個化妝得太賣勁，以致看上去簡直和真的叫化子一樣。大家一齊做了禱告，出發的人背上包袱，彼此揮手告別。我不禁暗暗下淚，在淚光中目送他們上路。⁽²⁸⁾

（1月14日）第二批組隊還鄉的學生出發了，目的地梅縣，比去廣州遠得多，遇險的機會也相應倍增，參加的人十分踴躍，總共有四百多名，不過有些並非各校師生，其中還有不少老弱和幼童。可想而知，比上一批要麻煩得多，每天充其量只能走上十英哩。看到這樣子教人怎麼能放心？我們天天為他們代禱，直到從梅縣傳來他們全體平安抵達的消息。⁽²⁹⁾

（8月14日）我們這一隊有二十八人，是最後離開九龍的一批，要坐船去廣州灣，需要不少錢。上岸後還要步行六天，才能到達目的地。如今我們日夜趕工收拾行李，買船票之前，必須注射防疫針，以防天花、霍亂和傷寒等疫症。由於所需打交道的部門都設在港島區，我們每人都要乘渡輪過海好幾次，連嬰兒也不例外。從伯利特（神學院）步行到天星碼頭便要兩小時，為了趕時間，不得不乘搭搖晃不定、十分擁擠的公車。⁽³⁰⁾

1942年初，香港市民的歸鄉路線主要分為陸、海兩路。陸路方面，是沿新界經羅湖，再轉往深圳。海路方面，則經澳門轉往廣州灣。⁽³¹⁾市民離開香港前，須得到日治政府發出的“渡船證”才能離開。為配合日治政府推行的政策，個別社會士紳被強制離港。

返回內地的市民，大多數採用陸路離境，他們多沿廣九鐵路沿線向北行，經沙頭角公路回鄉。期間，大量老弱婦孺支持不住，在途中死亡的不計其數。⁽³²⁾當時的市民除了因歸鄉政策返回祖籍外，亦有大量家庭是基於對香港失去信心而選擇離開的。香港大學畢業生張奧偉憶述其家庭的情況如下：

1942年8月，家庭可說是一貧如洗。曾在蜆殼公司工作的父親亦失去工作。儲存在銀行的存款，日本人亦只准許提取四分之一。（離港）事情亦因貨幣眨值而變壞，港元跌價了百分之五十，及後，再下挫百分之二十五，四元港元只能兌換一元軍票。父親有見及此，決定離開香港，前往廣州灣，因他相信當地的蜆殼公司可幫到我們。⁽³³⁾

淪陷九個月後，香港的人口已減少了42%，約975,500人仍居於香港。民治部（負責庶務、商業、文教和衞生課的部門）所做的人口普查，詳列了各區的人口分佈：

到了1943年底，隨着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中節節失利，香港的糧食供應就更加緊絀。於是，日治政府又規定，凡繼續留居本港的居民，一律要向日治政府申請“住民證”，並將無業者一律遞解出境，日軍就曾經將乞丐、流浪者、無業遊民約一萬人遞解出境。甚至在街上隨意逮捕居民，然後將他們強行押解出境。據統計，當時平均每天有一千人被日軍強行用船隻押解至廣東省沿岸，然後由他們自生自滅。⁽³⁴⁾1942年5月17日，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就曾目睹日本憲兵在香港島快活谷一帶逮捕遊蕩者及失業者，並用貨車將他們押走，據說，他們會被送到大嶼山或深圳的沙魚涌。⁽³⁵⁾1945年5月27日，陳君葆於早上出門時，在海軍船塢附近見到十多個“鵠形茶色”的饑民被分成兩隊，每隊七至八人，分別用一根繩子綁在一起，然後被憲兵押走。⁽³⁶⁾這反映出日治政府開始以強制手段迫民眾歸鄉，代替鼓勵的方式來減少人口。

“歸鄉政策”從日軍佔領香港初期開始，一直實施至日治時期結束為止，是日軍統治香港期間的重要政策之一。

據1941年3月一項非正式的人口統計，當時香港及九龍的華人人口約有142萬、非華人人口約有2萬3千；新界的人口則約有20萬，總人口約為164萬。⁽³⁷⁾到了1943年底，香港人口已銳減至80萬。⁽³⁸⁾由此可見，在“歸鄉政策”下，香港人口數目迅速下降，至1945年年底日本投降時香港的人口只約有60萬人。這說明了日治政府所推行的“歸鄉政策”取得預期的“成功”。

可是，由於日軍在內地戰場處於膠着狀態，加上太平洋戰事的爆發，阻礙了日軍在糧食方面的生產和運輸，因此，即使香港的人口比原來的減少了一半以上，仍然無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所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大部分香港居民都過着三餐不繼的生活，因饑餓而死亡的人就更是多不勝數。

陳君葆在日記中曾留下這樣幾句話：“街邊橫着許多餓斃了的人，而少奶奶姨太太們仍在急於趕辦唇膏香粉絲襪一類東西。”⁽³⁹⁾“連日以來路上每發現餓斃的市民，一個多禮拜前電車經過跑馬廳前，那裏躺着一個餓死已久的苦力，這種情形不圖竟出現於我眼前，不禁為之心酸一陣。”⁽⁴⁰⁾這正是當時香港社會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