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历史研究
摘要：“立德树人”理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三不朽”人生理想以及管仲的教育思想，历经封建社会的漫长积淀，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到了近现代又体现出崭新的时代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既是对优秀传统教育理念的传承，也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今中国的教育提供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教育理念 人德共生 立德树人 历史渊源
一、“立德树人”的词源涵义及历史溯源
“立德树人”的基础是“德”, “立德树人”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立德”和“树人”，在5000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一）“德”的内涵及历史由来
从词源来看，“德”是一个会意字，其最早的甲骨文构型从“行”字，表示与行走有关，寓意行走时眼睛直视前方，双脚不偏离道路，直达目标。在西周金文中，加了“心”的象形，寓意为避免走弯路、邪路，走路要小心、用心。由此可见，“德”字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内在的品格、德性等道德范畴和由此外化而来的行为社会规范。
“德”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范畴之一，从古到今“德才兼备”一直都是对人的品行的最高评价。中华民族历来把道德品质作为人的培养的重要内容，把德育视为育人的重中之重。中国古代贤达文人有关“德”的内容及内涵有诸多论述。
关于做人的最理想标准最早见于《尚书》中提到的“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另外《易经》中提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进一步把人的高尚道德品质与天地自然容纳万物之气相提并论。以“德”为核心的礼一直都是儒家思想最推崇的道德标准，“厚德载物”历经锤炼、洗礼、积淀终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遗产。
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谈及“德”的地方多达38处，足见其对“德”的重视。例如，《里仁》中的“德不孤，必有邻”, 《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了道德教化的无上威力和重要性。在儒家眼里，“德”应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美德，并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儒家思想历经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逐渐成为大众的普遍认同，以谦和好礼、勤俭诚信、见利思义、仁爱孝悌、精忠爱国等为主要内容的“德”也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核心部分，相传至今。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道德，主张君主治国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以德化民。司马迁通过秦汉的政治比较，提示了为君之道，通过循吏和酷吏的比较，提示了为臣之道。司马迁既赞扬道德高尚建功立业的政治家，又在《史记·游侠列传》中颂扬处于下层社会的游侠，认为这些人虽地位卑贱，但其个人行为中的重情义、讲信义、助人、舍己、守诺、扶危、济困、刚直、不自夸、不图回报的美德，值得颂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人的道德品质进行了探讨，司马光论述了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能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一）司马光强调政治道德的德才兼备，认为君臣都做到德才兼备，政治才能清明，君臣无才无德，社会必定混乱。司马光提出“信义”是立国之本，主张：“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资治通鉴》卷二）
（二）“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历史溯源
“立德树人”, “立”就是“树”, “树”就是“立”, “立德”就是树立德业，“立德”为先，“树人”在后。“立德树人”是我国历代教育共同遵循的理念。
“立德”思想源自我国先秦时期“三不朽”思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强调以高尚道德和道德理想的实现，为后世效仿而不朽；其次是“立功”，强调为国为民建立功业，造福社会和民众，实现不朽事业；再次是“立言”，著书立说，以真知灼见传于后人而思想不朽。
“三不朽”思想蕴含了系统而完整的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是关于人生价值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观念的完整表达。从“三不朽”思想可以看到，先秦思想家对人生价值的设想表现为全面系统，包含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个方面。在这三者中，强调立德为最高，人要先立德，立德是修身之根本、价值之基石，其次才是立功和立言。立功、立言统一于立德，并从不同方面反映道德的要求。另外，先秦时期虽以立德为先，但并未否定立功和立言。孔子以强调仁德著称，认可管仲在功业上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认为能做到“民到于今受其赐”，即是不朽了。
以立德为上、为重的价值取向，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其一，将伦理原则的合理性夸大甚至绝对化，导致压抑和抹杀人的个性。其二，割裂个人道德与外在的社会规范的联系，片面地将道德责任归于个人修养，混淆“外在的社会规范”与“内在的价值之源”，导致社会公德体系建设长期被忽视。其三，忽视甚至排斥物质价值、经济价值、技术价值的重义轻利道德原则，导致现实生活与道德人格的分离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后期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与上述立德思想的弊端不无联系。
“树人”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权修》之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仲认为，培养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管仲看来，“树人”就是指培养和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强兵富国的人才。管仲把谷物、树木的种植与人才培养进行类比，强调人才的培养是根本的长远之计，而人才的培养具有神奇的效用，可以得到百倍的回报。同时，管仲也指出，人才培养并非易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好人才培养。
管仲的树人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有以百姓为对象的道德教化、道德教育，通过职业教育促进生产发展、稳定社会，与终身教育相关的废私立公、德法并重、“百年树人”等教育理念。在道德教育方面，管仲首先提出了道德教育内容的核心是“礼义廉耻”，强调“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指出，道德教育事关国家的兴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管仲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教育的问题，即以士、农、工、商分类，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家庭教育和行业教育培育专业人才，以实现农业生产、工商业发展、富国强兵的目的。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观点，认为道德教化要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使两者相辅相成。在管仲的教育思想中，其在继承先秦时期注重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同时，提出了更为全面的教育内容、更贴近实际的教育目的以及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弥补了先秦时期立德思想的不足，是对立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从古代到近代“人德共生”教育思想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是“重教崇德”，中国教育的基本传统则是“人德共生”。“德”与“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两个密切联系的价值支点。“人德共生”将“立德”与“树人”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教育最为鲜明的文化特质与历史传统。
从秦汉到明清，“人德共生”的教育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概括而言，两汉至隋唐时期，“人德共生”主要表现为儒家道德教化学说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完善，并力图探索解决“立什么德”的问题。这个阶段有三件有关儒家学说的大事：一是汉武帝时期初步确立了儒学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创立了“儒学治世”的治理典范，使“儒学正统”拥有了历史依据。二是董仲舒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的阐释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的创立，使“立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三是韩愈提出“以儒排佛”的思想，力图通过恢复两汉时期确立的先秦儒家“道统”，反对魏晋以来广为盛行的佛教“法统”，巩固了儒家道德教化学说正统地位。唐朝以至明清，“人德共生”主要表现为通过“理”“心”学说的发展，致力于探索解决“树什么人”“怎样树人”的问题。例如，北宋大儒张载在教育学生时明确提出：“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宋史·张载传》）这一观点后经程颐、程颢的继承和发展，到朱熹时已经基本成为教育教化的根本任务。但是与前人相比，朱熹对“圣人”的理解近似严苛，认为一切有违“三纲五常”的言行都是不符合圣人之道，应该祛除“人欲”，即“德修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朱子全书·与刘共文》）。这种机械教条的“立德”思想，已经背离了“树人”的人本色彩，并最终在宋代以后600余年间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思想障碍。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教育理念与传统教育体系逐步瓦解，这一时期“人德共生”思想的核心命题转变为“立新德”“树新民”。众多思想家开始对严重束缚人性的封建传统礼教进行猛烈批判。例如，龚自珍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传统道德，极力肯定人性中“私”的成分，强调道德是从一般民众中产生，培养和发展人的个性才是施行道德教育的目，不能死板地恪守“一祖之法”，不革新教育观念，不培养个性自由的新人，就无法改变国势的颓废。这种革新求变的道德教育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就是“培养新民”，而这一“急务”中至关重要的又是“新民德”，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新民说·论私德》）。辛亥革命之后，为建立与新生的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和道德品质，许多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主张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民主科学思想，大刀阔斧地改造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蔡元培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非常重视德育，认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因此，在人的全部教育中，“必以道德为根本”，而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这种健全的人格包括了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其中德育居于首要和中心地位，学校教育要以德育统筹协调“其他各育”的和谐发展。蔡元培思想中蕴含的“德育为先”思想实际上已经基本脱离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子培养门生的教育轨道，转而指向实现国家与人的现代化。这就为“人德共生”赋予了新的富有现代性的内涵和价值。
三、中国共产党人“立德树人”思想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文化大旗，积极革新了中国传统教育对道德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将教育的根本任务从“人德共生”发展为“立德树人”，形成了先进性、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新型道德体系，实现了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及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革命、社会改革进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始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理想。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德树人”思想
思想道德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立德树人”教育方面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更总结出深刻的思想教育理论。在毛泽东的德育观念中，强调道德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充分总结和吸收实践中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形成了“立德树人”丰厚的思想资源。
（1）在教育方针上，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质就是“立德树人”。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德树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革命时期就是要坚定政治方向，尤其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这对于整个革命事业具有重要意义。1939年，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就包含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理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依然坚持把“立德树人”放在教育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在德、智、体几方面都要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2）在教育内容上，毛泽东认为理论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共同构成了“立德树人”的整体。在毛泽东看来，“立德树人”作为一项系统工作，包括对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等内容。
（3）在教育方法上，毛泽东认为“立德树人”教育应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例如，对于青年善于学习、思想开放、对新生事物充满了热情和期待的特点，各级党组织要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在不抹杀青年人的特点的情况下，采用适合其特点的工作方法，发挥他们的力量。又如，对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采用说服教育法，只能在讨论、批评和说服教育中去解决，而采用压制、强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再如，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只能也必须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应该是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青年团、政府主管部门、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都应当齐抓共管。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德树人”思想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非常注重“立德树人”教育，其“立德树人”思想构成了邓小平教育理论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
（1）在教育理念上，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德育为首”。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开始，“立德树人”教育在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处于首要位置。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学校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质量标准，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道德教育和科学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德育是灵魂。邓小平深刻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因此，“立德树人”的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力开展“立德树人”教育，牢固树立“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2）在教育目标上，把教育目标确定为“四有”新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紧密结合，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要求，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这不仅明确了新时期“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的整体要求，还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在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上的一致性，对“立德树人”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与重视。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3）在教育内容上，在“德育为首”的教育理念和“四有”新人的德育目标指引下，邓小平还深入思考和阐述了德育的内容与途径，充实和拓展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例如，邓小平提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教育重要内容，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进的基本方向，“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此外，邓小平提出应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法制教育等。
（4）在教育方法上，邓小平提出了“青少年为重”和“三个面向”的原则。邓小平“立德树人”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青少年教育是“立德树人”教育的重点。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我们要针对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求知识、逐步确立世界观的阶段，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努力使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邓小平“立德树人”教育思想中的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原则，采用联系实际进行教育，民主教育和说服教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区别对待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教育等方法进行道德教育。
（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德树人”思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际，建构了颇具时代特色的德育思想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思想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1）在教育战略上，将“立德树人”教育纳入“以德治国”的战略体系。江泽民的“立德树人”思想首先体现在将“立德树人”提升到国家治理战略的层面加以强调，对于新时期的德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大背景下，江泽民通过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的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情况，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任务，从治国方略的角度阐述了“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21世纪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应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坚持以德治国。江泽民的“立德树人”思想的战略思考还体现在强调在教育的整体工作中“立德树人”是灵魂，决定着教育的内容选择、功能发挥、目标实现及其发展方向。
（2）在教育理念上提出“德育首位”的“立德树人”教育理念。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校教育轻素质重应试、轻德育重智育的现象，江泽民提出“德育首位”的“立德树人”理念。他指出，在各级和各类学校中“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德树人”教育在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中居于首要地位，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与核心。
（3）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立德树人”教育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江泽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德育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法制与纪律教育，创业教育，心理健康和人格教育，更应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的教育等。
（4）在教育方法上，提出了“四个统一”和“四以”的德育途径。所谓“四个统一”是坚持学好科学文化与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于祖国的统一，坚持实现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所谓“四以”，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四个统一”和“四以”的德育途径体现了江泽民关于“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深入思考，是对党的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重大创新。
（四）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德树人”思想
2002—2012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时期新阶段的教育工作和德育工作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论述，从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坚持、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德树人”教育思想。
（1）在教育理念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和“全方位育人”。胡锦涛认为，德育工作应该坚持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发展，把教育和人的发展、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尊严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胡锦涛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只有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是必须坚持和贯彻的党的基本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体，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工作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胡锦涛要求建立健全“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不断推进党的立德树人教育，提高我国教育发展质量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2）在教育内容上，提出了“一个核心、一个重点和一个目标”。胡锦涛指出，深入进行素质教育的核心是“理想信念教育”，重点是“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立德树人”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胡锦涛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教育以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这是立德树人教育的时代内容。
（3）在教育方法上，提出“六个结合”的“立德树人”教育方法。在立德树人教育方法方面，胡锦涛强调，要坚持做到“六个结合”，即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同时，社会各方面需要紧密配合，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合力，不断推进党的“立德树人”教育。
通过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立德树人”思想可以看出，“立德树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教育理念，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德育工作，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立德树人”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问题和永恒主题的重要意义，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德共生”到“立德树人”，是对中国教育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余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改革经验的系统总结与高度凝练，体现了中国教育与社会进步、个人发展的有机联系。从这个意义来讲，“立德树人”，不但赋予了“人德共生”以新的时代性内涵，而且其传承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传统道德的精华也与世界教育的人本回归和价值观教育转向的大趋势深度契合，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指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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