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

韩茜

【摘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主张的环境私有化、环境产品价格与投资自由化、环境产品市场化、排放全球化等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与自然能够在实践基础上达到和谐统一，并且主张遵守自然规律，尊重和热爱自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对于处于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在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韩茜，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环境领域的延伸，认为产业要发展，很大程度上就要以环境为代价，榨取环境背后的经济价值。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随着生态危机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生态实践活动的拓展而拓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快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开始在全世界推广采用与新自由主义环境论截然不同的中国环境治理方案。

一、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表现与实践

（一）从商品私有化到环境私有化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正如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一代已经忘了的是：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他认为如果国家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生活过度干预，就注定会将一个试图变成天堂的国家反而变为人间地狱的“乌托邦”；个人对产品的私有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代表人弗里德曼也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大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提倡政府应该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想在环境领域主张反对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干预，推崇通过市场以及自由贸易来解决环境问题。将无所有权、国家所有以及公共所有的资源例如森林、水流和生物资源私有化和商品化，为环境服务支付费用，对环境管理的公共支出削减或降级；环境治理分权给地方团体或当地政府机构进行管理。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环境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环境背后的生态价值及其附属价值则不值一提。因此，珍稀物种可以被出售，公共水源可以被私人占有，就连空气也可以被贴上私人标签……

（二）环境产品价格与投资自由化

如果说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环境论的基础，那么绝对自由化的主张则为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让资本家在产品定价、市场划分等方面拥有更多的权益提供了动力。由于环境及环境产品在维持人的生命及生产劳动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家在对环境以及环境产品进行私人占有的同时，也拥有了庞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丝毫不担心环境产品滞销和被排斥，而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产品价格、市场投机、货币兑换等方面任意作为。而同时，在经济自由的背后是为了更多的政治自由。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资本家在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之后，便可以将政治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在环境产品的定价与投资方面实现绝对自由。

1．价格自由化

资本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试图将产品的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据市场价值规律，商品价格是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的，市场供求影响商品价格，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在市场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当商品稀缺、供不应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当商品过多、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下降。资本家在对环境产品实现绝对占有之后，环境产品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环境产品例如空气、纯净的水源、珍稀的药材等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其价格必然受到资本家的操纵，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给越来越贫穷的人们，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财富。

2．投资自由化

“华盛顿共识”第六条明确提到“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第七条提到“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这对发达国家来说，不仅代表着自己对国内市场的绝对领导权，而且也代表着国外市场的扩张便利。在自由化早期，发达国家将目标投向国内市场，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实现商品交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当国内的自由化发展成熟并且国内市场开始饱和时，发达国家则开始将目标投向国际市场，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完全敞开国门，全面开放市场，放弃自己经济的独立性以及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发达国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并且在投资过程中获取原材料。以美国为例，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而且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但它对国外原料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加深。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美国进口的原产品对美国本国生产的原产品的百分比达20.8%，进口的矿产品对美国本国生产的矿产品的百分比达到24.5%（见表1），连续30年增长；80%～100%依靠进口的原料达到84种，其中天然橡胶、黄麻、天然钻石等原料的进口率达到100%。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工业所需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2）。

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完全开放，帝国主义永不知足地追求财富的掠夺本质就越发凸显，他们对原料的欲望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正如美国石油寡头在全世界疯狂地找石油，甚至钻到波斯湾畔英国保护下的迪拜酋长国，在这个极端偏僻的小国获得全部领土和领水的石油勘探权和开采权。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初，七大石油公司控制了经济不发达国家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的91%和原油开采量的87.5%。

（三）环境产品完全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哈耶克曾断言，从市场上得到的信息，比利用先进计算技术和数学工具所进行的集中决策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在实现对环境产品的私人占有之后，想要通过市场获取更多的消费者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偏好、购买力等，即“消费者主权”。而消费者对于越是稀缺的东西，购买的欲望也就越强。大部分环境产品比如动物皮毛、珍贵药材、矿物质等都是十分罕见的。资本家将这些商品置于市场之中，消费者必然会受猎奇心理和攀比心理的影响而争相购买这些商品。这样一来，资本家将资本的手伸到了原本无法触及的领域，市场被完全打开，并且具有向世界范围扩张的趋势。

（四）从资本全球化到排放全球化

全球一体化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新自由主义者“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体现，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掠夺。在“全球一体化”的口号下，发达国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要研究更适合消费者喜爱的商品，扩大生产规模。在利用完全市场化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丰富的原料市场之后，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由于工业发展带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的处理问题。在国内“绿色生态”的号召下，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废弃物的倾倒地点投向了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都是资本为全球一体化服务的必然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

（一）在实践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最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无论是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都必须要从实践出发，从人们的生态实践当中去理解。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作为最特殊的实践活动，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将利润作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势必会在资源抢夺、生产排放和废弃物处理中一步步破坏生态系统，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自然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新自由主义者也认同实践的重要性，却从实践中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发达国家在自然界倾倒废弃物，并且把有毒垃圾排放到了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之中。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保证了本国国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人民的健康水准。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沦为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

对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者提出，实践基础上对自然的破坏也可以在实践中实现对自然的修复，并且这种统一在当今世界的环保行动中具有可操作性。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所有对生态环境的倡导和理论的成效都必须在具体的生态实践中得到验证。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行动呼吁世界各国通过在特定的时间段关灯一小时的方式来让世界人民关注环境问题。这个活动从2007年发起到2018年已经举办了11届，覆盖了超过180个国家与地区、7000多个城市，吸引了数亿名支持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最佳证明。

（二）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优先性相协调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是以人为指向而展开论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人在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世界”。它强调在实践活动中，人作为能动的主体改变着环境，不断地把“自在之物”纳入属人的世界，使之变为“为我之物”，即人是可以自由自主地改造自然的。同时，他们又辩证地强调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对于人类活动具有优先性，是人类赖以进行劳动活动的对象和前提。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自然界又不是与人完全分离的自然界。正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自然界日益成为人的历史，而人的历史则日益成为自然史。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主体性与受动性的相互统一，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自觉遵循生态价值理念。而新自由主义者则只看到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自然的优先性，并且将人在市场之中异化。他们主张完全市场化，资本家完全跟着市场走的结果则是资本家抛弃市场竞争规则、商品储备量、商品质量等，对高利润的环境产品趋之若鹜。这样不仅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而且容易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况且由于市场的风险性和环境产品的稀缺性以及自然的不可抗力，部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入不敷出，债务缠身，更难以顾及所谓的环境责任。同时，由于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多主体的，复杂的生态网络系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生态系统只有在平衡的状态下才能够稳定发展。正如生态学家E. P. Odum所说：“生态系统是生态学中最大的功能单元，这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了有机体与非生命环境，它们的属性会相互影响，共同为地球上生命的维持提供保障。”新自由主义者将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完全割裂开来：在对海洋的原油进行开采之后，看不到由于原油泄漏引起的世界范围的海洋污染以及一些国家内陆河流的污染，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马孙热带雨林被破坏，直接造成了生物资源锐减，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

（三）遵循自然规律，尊重和爱护自然

马克思认为规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事物之间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因此，自然界之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规律。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可以让人类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将人类的物质活动保持在自然可承受的范围内。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伴随着不公平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基本上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换来的。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杀鸡取卵”式的发展、违背自然规律的发展。而少数人因为追求利润而违背自然规律所造成的后果却要由大多数人承担。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尊重和爱护自然，他们对工业污染河流表示深切悲痛，认为“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提示人类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来爱护自然。新自由主义虽然也主张人在自然面前是自由的，并且这种自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但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是极其不对称的：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卖和竞争；对于多数人来说，留给他们的只有被剥削的被动自由。在价格自由化方面，资本家掌握环境产品价格的制定权，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给越来越贫穷的人们，这样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在投资自由化方面，帝国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疯狂开采资源时并未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并且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应急措施、环境立法、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用于房屋建造、交通运输的木材绝大多数来自拉美地区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因此在发达国家借着投资自由化带走他国全部资源之后，留给东道主的只有满目疮痍的“垃圾场”。

（四）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消灭私有制，克服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解放，而且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他强调必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复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代表人物戴维·佩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不仅决定了人对人的剥削，还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然而新自由主义认为环境产品可以实现私人占有。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看来，当环境作为产品被私人占有之后，资本家便可以完全根据市场配置资源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并且在销售环境产品的过程中抛弃伦理道德。随着商业主体的增加以及环境价值的被挖掘，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和企业将环境私人占有，这样势必就会增加商业主体间的争夺。他们都宣称对环境拥有所有权，却没有人能够阻止其他人使用。每个人都想追求最大利润而对资源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枯竭。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地悲剧”。严重污染的河流、过度捕猎的物种、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等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继续使用资源的结果是资源枯竭，却没有人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而且在资源濒临枯竭时，每个人都还抱着“捞一把”的心态。这种心态在新自由主义环境论中更是被无限放大，其实质是资本家对资本的野心和对财富的贪婪。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在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推进生态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自由主义虽然主张全球一体化，但其实质不过是资本的全球化，其目的是方便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掠夺。在提倡保护生态的世界潮流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现了自身的生态文明。这与马克思主义环境理论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反生态”“伪生态”相一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甚至具有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入侵的趋势。为了保护我国不受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腐蚀以及促使国内的环境保护机制有序进行，在国际范围内应当积极推动建立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物质资源的掠夺，倾倒废弃物来转移工业垃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用了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拉美国家贷款美元购入工业原料的方式积累全球资金，使拉美地区最后倒在美国“剪羊毛”之下，最终引发了拉美经济危机。以此为鉴，中国要想反抗隐藏在自由主义环境论之下的霸权主义，必须建立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全球治理。只有在平等的国际秩序下，所有的生态治理安排才会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必须坚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中共十九大指出的那样：“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现实表达，实现了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维护后代人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对工业文明下的新自由主义环境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取用”的批判和超越。无论是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还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中国高度的国际责任担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总的来说，只有在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打破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固有藩篱，才能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冲突的“公地悲剧”等行为模式的最佳解决途径，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得到维护和延续。

（二）发挥政府在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上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延伸，其理论阐释是以市场为中心展开的。哈耶克强调彻底的市场经济，要求给予私人经济最充分的自由，并且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运行充满敌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纳。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推行趋附大资本、背离群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美国的城市治理问题，生态弊病也在产业的垄断发展中显露无遗，成为当代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治理环境的反面典型。就我国而言，虽然采取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但在生态治理方面却遇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难题。近几年来出现的雾霾、土地荒漠化、洪涝灾害、水污染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过去长期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用传统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模式——“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所有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片面追求工业生产值，忽视经济规律，结果使得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改变我国失衡的产业结构已经是改变我国环境状况迫在眉睫的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相反，治理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坚持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尤其是要突出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定作用。首先，强化政府的法律制定，用法律武器震慑环境违法行为。2015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根据《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一年后，环境治理效果明显，像区域限批措施的实施促使地方政府担负起了污染总量削减和提升区域环境质量的管理责任。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必将进一步在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三）坚持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完善生态环境责任制

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宣扬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以及私人占有之后的自由支配、市场交易，这成为资本主义进行不对称竞争和新殖民主义的护身符。这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而且在实践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以及抵制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消极影响，我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坚持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严厉追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但仍然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自然资源使用权权利体系不健全，国有农用地等部分所有自然资源使用权权利基础缺失，海域使用权等部分已有使用权权能不完整，不利于充分体现资源价值，也不利于保护产权主体产权利益”。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坚持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必须明晰产权，加强权利使用监管。严密的监管体系是保护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重要前提。根据2017年我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评价体系、责任追究等监管机制，加强有偿使用全程动态有效监管，并且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然资源交易时，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保护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时的逃避和推卸责任问题。

总之，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批判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借鉴中外生态理论和生态思想，在生态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对其他国家解决生态危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编辑：敬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