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中国政治的价值取向

——基于缘由的探析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丁婧

一、时代要求：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价值取向

中国进入新时代是十九大报告做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在奋斗目标上，由实现“三步走”战略走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生产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生产关系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意识形态上，由相对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更加注重解决“思想分化”；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由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战略上，由“回应挑战”走向更加积极作为、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正确性，证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符合世情党情国情。在政治价值的指引下，中国政治保持长期稳定，为中国经济腾飞打下坚实政治基础，提供重要政治保证。

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致力于恢复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伟大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把西方在软实力方面的支配地位视为理所当然。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地位随之提升，国际事务话语权大幅提升，推动世界和平和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日益加大，中国在世界媒体和学术研究中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体现了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成为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稳步上升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作为经济引擎，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地区经济输送了强劲的增长动力；科技发展由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由数量规模走向质量效率，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外交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由旁观者、跟随者成为全球参与者和领跑者；中国在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树立符合中国政治传统和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尤为迫切。中国由跟跑、并跑逐步走向领跑，其中，价值引领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政治价值取向能够加深政治认同，达成政治共识，凝聚社会力量，实现有效社会动员。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现象，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基础。政治系统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其前提和基础就是要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古往今来，政治稳定是世界各国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理想追求。政治认同使人们产生政治归属感，这意味着人们认为一定政治系统及运作符合他们所选择的价值标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就会支持和维护该政治系统及其运作过程，而对于与该政治系统相矛盾、冲突的价值和行为，能够予以抵制和反对，从而有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实现。这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政治认同问题，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还是广大社会成员，都难以避免地产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方面的差异甚至逆反。面对这样一种现状和趋势，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来增进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首要基本要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主体，才能获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认同和强大推进力量。

二、理论意蕴：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与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延续性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怀揣宽广的人类情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站在人民立场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治国理政的人民性特质，是事关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制胜法宝。是否实现人民利益是评判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由此可见，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一直延续民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从《礼记》中的“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民本主义价值取向延续至今。可以看出，中国民本思想自萌芽之日起生生不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执政者的统治方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思想上爱民、重民。古代圣贤们从历代的亡国教训和残酷政治斗争中认识到民众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在政治上安民、顺民。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政治上要实行仁政，安抚民众；在经济上要主张富民、利民。政治安定与否同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是否得到保障有着直接的关联，“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执政者应考虑人民的利益，实行利民、富民政策，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理念，是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的核心思想。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注解，也是当代执政者治国理政的新要求新境界。“得民心国家必安、失民心国家必危”，习近平总书记“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述，道出了数千年来人类社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深层镜鉴和历史真谛，给人以深刻启迪。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本为怀、关注民生、改善民生、顺应民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亲民为民爱民的政治情怀，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批判继承民本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特别是中国政治价值取向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政治价值取向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三、实践呼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破除西式民主价值崇拜

民主不是判断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它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手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破除西式民主价值崇拜。

第一，从起源角度来看，西式民主是建立于经济掠夺基础之上的。民主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46年）。古希腊人以航海业为生，有一部分人是海盗，海盗的生存方式是掠夺，掠夺回来的东西需要分配，而分配就需要大家相互协商，或以某种形式（如投票）决定最终分配方案，这些决策方式就是民主，是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根源。民主的持久生命力就在于“我方”对“你方”的不断掠夺，没有掠夺，便不需要民主。西方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一直是一个不断掠夺的过程，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发现新大陆开始，通过贩卖奴隶，无偿占用奴隶的劳动成果，完成财富的不断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仁”与“义”的，他们推行种族灭绝、占用奴隶劳动成果、不顾奴隶死活，这种财富“输入”型发展模式，是其民主制度重要的经济基础。第二阶段就是西方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后，综合实力空前强大，从而过渡到全球范围内的殖民阶段，大量占有殖民地人民创造的财富，进一步拉大与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与发展水平。这个阶段还是以直接掠夺为重要标志。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一方面，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直接掠夺殖民地财富；另一方面，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达国家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殖民地国家，工业能力与教育水平也远远高于殖民地国家。这使他们拥有了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通过所谓的公平贸易，仍然可以维持原来财富“输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现在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最大的危机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可以（间接地）掠夺的对象越来越少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和平博弈，财富“输入”是其博弈的基础，没有财富“输入”，就成了相互间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游戏，西方政治制度危机由此产生。

第二，从发展角度来看，西式民主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笼络农民和工人的产物。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前，西方大陆仍然实行帝国体制，甚至古希腊也仅仅是统治整个巴尔干半岛，其他区域仍然采用专制体制。在17世纪及以后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出了明显的软弱性，一方面积极对帝国体制妥协，一方面借助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期盼与工人、农民联合推翻封建和教会专制。为了调动下层工人和农民参与革命和改革的积极性，资产阶级赋予工人和农民作为实现政治文明手段的民主，希望他们能够为革命和改革贡献力量。由此可见民主仅是作为资产阶级取得革命和改革胜利的手段而非政治价值取向。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作为西方社会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越来越支付不起当初为了寻求阶级之间合作建立的民主制度带来的“账单”，他们对当初所达成的协议苦不堪言。这是伴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呈现出来的。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将西式民主价值观向其他国家强制推行，把政治价值观念异同作为判断外交亲疏的重要标准。发达国家为何热衷于把西方民主制度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呢？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看，民主制度使一个国家政治权力从一元变为多元，从而为发达国家拉一派打一派创造机会，为其间接掌控他国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掌握着民主化的标准，哪个国家是民主的，哪个国家不民主，是由西方国家任意评判的，因此哈马斯当选后西方国家不予承认，而埃及军方推翻民选政府西方国家却给予默许。因为只有符合西方利益的政党才允许当选，所以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成了西方利益的代言人。民主政治是强者的游戏规则，是强者通过“和平”的方式逼迫弱者做出让步的利益博弈手段。作为财富“输入”型的西方国家，只有分赃多与少的问题，不是零和游戏，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主才能继续推行下去。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就是赤裸裸的零和游戏，同时还要满足西方国家的利益要求，被迫向西方国家输出利益。即便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与地区，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后，也面临着新的发展难题。西方民主政治以实现和平政党轮替为成熟的标志，如果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考察那些民主化的地区与国家，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中国台湾与韩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后，经济都面临停滞困扰。这说明对于中国台湾与韩国而言，其财富获取模式受外界影响较大，并不能完全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能做到财富完全“输入”。

第四，实现民族复兴与破除西式民主价值崇拜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中国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于西方政治体制，西方是定期换人换党，中国是换人不换党，既保持灵活性，又保持稳定性。一党执政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保证。西方民主制度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全球大掠夺而逐步辉煌，也必将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没落而没落。西方没落的根源就是中国这一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复兴。随着产业逐步空心化，西方国家依托高附加值产品轻松赚取发展中国家巨额财富的模式逐渐衰退，也就是说财富“输入”型模式慢慢走不通了。由此可见，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发展双重优势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中华民族的复兴理所当然要树立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以人民为中心”，进而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奠定良好基础。